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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logy transforming culture

拋下福音派的社會道德教化議程,我們可踐行的公共神學選項是…

近年個人版面發表公共事務的評析,範疇皆專注在聖經研究和教會事務。對比先前,很顯著國際社會與本地社會的評論關注少了。

會做出如此轉換,最主要當然是因為我主要不再主從相關的媒體工作。我將後者視為有價報償的工作,但研究聖經與神學反思的分享,則是我自主信仰生活以及蒙召當作的一部份。

然而一段時間下來,卻又幾次收到隨機的教友讀者這樣的質疑:

為什麼放著外面社會更多的亂象不去針砭?而對教會許多也無甚傷天害理、甚至動機為善的事情要大做文章?

——上一段時間文章對於RPG禱告小組事工的論議,可作一例。一定有人期待基督徒有識份子,不是老找碴當「基督徒有事份子」,而是能帶著信仰原則在大眾媒體版面的輿論插旗撥亂反正。

▍關心公共的基督徒:教師 vs. 學生

對這樣的質疑和期許,或許你我會想快速地拉出聖經的一句話打發否定:「審判教外的人與我何干?」(林前5:12)

但「帶著信仰原則在大眾媒體版面的輿論插旗撥亂反正」不等同於抱持「審判定罪」態度。

退許多步說,我們的信仰傳統仍然勉勵信徒向社會發出真理公義之聲,同時信徒也須知曉合宜辨別是非、承擔一份公共責任、促成寬囿與復和。基督徒群體面向社會,既會浮上一層「教師」的自我承攬,也有一層「學生」的義務。

Bottomline: We know something better than the world to offer them. And the world also knows something better that we must learn from.

然而從什麼時候開始,「教師」和「教化」這個字眼或想法變得極為惹厭?這一層教學的平衡已經失去。而社會上觀感和對其信仰保持接納度最高的基督徒,往往是那些不帶任何教師姿態和教化議程,只在鎂光燈後將一切所信的做出來。

在個人切身觀察與媒體工作中,至少2016-2017年以前,將信仰原則鋪陳在持平、理性、友善大方的社論,仍然在不同理念光譜的園地能得到傳播和有耐性的對待。

然而那數年間,台灣社會基於性別婚姻議題修法,台灣的福音派信仰群體幾波動員進行政治衝撞,不單暴露了媒體素養嚴重不足(信謠、造謠、傳謠)、選舉及黨政工作也被不民主和急功近利的爭議做法腐蝕。幾波下來,在社會公眾事務,披掛基督教名義或有神職身份的人士,快速失去大眾信任的耳朵。

當時世俗主流媒體開始好奇:這群佔據社會人口 5% 的宗教族群,究竟是什麼樣的構造和文化?

個人除了在這個急遽升高也急遽收窄的空間中努力盤旋論述,促成互諒之外,也不得不推拒兩家大型新銳網媒(帶有解構視角)的邀訪(只基於先前的信任給《天下雜誌》記者訪問內容)。當然個人手上正在打磨一篇已先在美國AAR會議上發表、正在polish的紙本論文。叫我不自信的並非洞見的欠缺或話語權的僭越,而是在那時空當下,人們不是安靜等待拿麥克風的發言、而是期待雙方各自戴上拳擊手套,給對面來一頓胖揍。

就在一系列從歷史基督教視角看來膚淺又傻眼的操作中,台灣基督教的政治參與能量很快地被挑起、又極為迅速地耗乾它的社會信用。

近五年間,相似的理念乏人再提;而當初喊衝喊殺、以救國家於亡和挽社稷於妖孽的主事牧者們,也默默地回到各自堂會事工找重心。這一切似乎是要我們忘記那幾年的風波與乖謬。然而台灣基督教在社會上虧空的信譽資本,並不會就這樣跟著返還。

不僅如此,40載以來,那些肇至個別台灣基督教圈領袖如此自我感覺良好、對罪失去敏銳(卻對所謂「罪人」傳遞菁英倨傲的信息)、喜好搬弄軍事意象將擴張/佔領/得地為業/吹角出征…等聖戰語言琅琅上口……的敗絮和權責腐化,

才要一樁一樁地爆炸出來…。

▍宗教右派的歷史: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這與美國福音派社會形象衰敗進程或許類似:早先圈內有論者以1994年和2010年為大致斷代,其社會觀察主張是:1994年前,福音派群體在美國社會形象堪稱較為正面,視為第一階段。1994年至2010年間,是為下墜階段,福音派群體在美國社會形象是毀譽參半;而在2010年後,福音派群體的傳播形象已經多與貶意掛勾。

當然該作者有為他的斷代列舉一些關鍵事件,例如1979年保守基要的Jerry Falwell 出來組織「道德多數派」推行保守派的衛道議程,最初年間的確大有撥亂反正的勢頭,也挾著冷戰末期和美國社會反左的新自由主義紅利,將氣數延續到1990年代初。然而這也幾乎是它全部的利多了;從中我看見三大致命缺失,冠上基督教語言的宗教道德右派社會運動,哪怕一度擁有過半支持,內爆也是必然:

  1. 不謙卑:它很難避免滲出一份代言上帝、以真理自居的傲慢。驕兵必敗。
  2. 且寡恩:基督徒與世人都是「罪人」。許多教徒以「未悔改的罪人」定義向世界發話,真正忘記了上帝乃是以「蒙恩的罪人」姿態對你我說話。  祂乃是撇下圈裡99隻羊去親尋1隻迷羊的神。
  3. 真理偏狹:我們不會否認「美式福音派」的復興與成功模式,是上帝歷史工作的一種,卻遠非「唯一」方式。哪怕「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子孫滿堂」、「四肢健全」、「五子登科」十分符合主流幸福快樂指標的經驗路徑,那依然排除了社會上許多經驗和條件不適用的人。
    甚至,聖經中的救恩見證甚至基督自己的都是「非主流」、「反主流」。因此,順應「美式福音派」經驗推出的社會改造議程,往往真理偏峽、還存在嚴重的倖存者偏差;更關鍵的是:如果你仔細觀察,它傳遞的信息十有八九都instrumentalize 或 sideline 了基督十字架的生命。(但許多宣講的領袖卻對此缺乏敏銳。)

▍Religion-less Christianity perhaps?

易言之,面對今日懷有熱情抱負、想要依循信仰原則影響主流社會的使命工作者,個人此刻願意交流的心得和建言是:

  1. 遠離大型宗教組織:不論是自媒體、社會企業,請慎重考慮遠離宗教組織的權力架構,且不要披掛基督宗教信仰符號在身,找兩三益友和教牧導師諮詢遮蓋、默默踐行所信的正道即可。(這樣每每教徒或神職人員重磅醜聞傳出,你個人事工的形象及社會信任才不會一併蒙塵、無須裡外不是人。)
  2. 不斷保持學習:年輕人若要對教會的不平不公現象發批判之言,莫要讓質樸血氣和一己的衝動正義感駕馭。當須下功夫潛心鑽研神學學問,將有關歷史基督教及人類現象深刻梳理、排除片面和低級的盲點誤區。沈潛學道後在大公正統的教會脈絡下有根有基、能稱一家之言,對神對人負責地發聲。
  3. 認清事工組織化之後的妥協:對於攬信仰組織權力這件事,必須慎重。當你做出一點聲量,會有教內組織機構延攬你、會有一些牧長建議你將事工規模化/常態化/商品化/法人化。然而組織權力既是光環和聲量的利多,也是責任、人事包袱、外交和政治妥協的由來。一個人很難同時當一名深受內部信賴的組織工作者、又是陳義清高地講論純正福音的社會先知。
  4. 基督教本該視作一盤散沙:承上,不論是否牽掛組織名號,在我們個人的福音工作目標中,都不再建議把「基督教圈(Christian-sphere)」看作一個動員實體。今日世界之複雜,鮮少有一件事,是教會群體可以簡單統合出一個更佳的答案,供外界複製接收。基督教圈子怕是我們比做一個「國家」,也是一個沒有軍隊可以動員沒有稅收可以強徵的國家、更不應該是可以被任何人(教皇?)達成這種動員影響力的國家。
  5. 不帶優越感區分教內外人:相反地,基督教圈當被正確地重新評估視作一群文化語言有同質性、可以互通的生存群體。意即:受洗信徒在「信仰語言」上互通、名義上按著共同按著聖經契約,實際上卻是「麥子稗子混雜」的群體;因此不要對教內人和教外人有分別心。受洗信教與否,當下不過是兩群名義上按著不同「契約」生活的社群,而非所謂「選民」與「未得之民」的差異
    願我們自己先在神面前堅定我們的生命契約,也為穿梭於群體中相遇的生命過客,找到他們想要從心遵循的生命契約。當人們能在那個契約位置感受到工作與安息的內在平衡時,相信神的恩典也已在離他不遠的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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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and politics

國際經濟制裁 vs. 挾天然氣以令歐盟:烏克蘭如何與俄一戰

閱讀多數專家分析,大都不看好拜登此刻「經濟制裁俄羅斯」能停止烏克蘭的亡國危機。第一個主因是歐盟國家的自身利益要顧。這是拜登本質上無能為力的。一個人無法動用「不在他身上」的籌碼。

▍一、中共作為後路

自2021年下半歐洲天然氣漲了5倍,3、4成仰賴俄國輸入的狀況,要真想施壓就是面對自己民生產業經濟淪陷的風險代價。

當記者會上被問到:「為何不封鎖俄國的SWIFT?」拜登婉轉地表示,歐洲盟友有不同想法,這殺手鐧保留在作為「未來選項」。兩句話中後面那句是外交辭令,前面那句:歐盟夥伴沒有共識才是值得推敲。

分析師 Bill Browder 稍早受 CBC 訪問時就直接戳破這個說法:「普丁不是那種你熱身出招(starting low),就會知所進退改變心意的人。所有觀測研究他的人都知道這點。」

「既然認定普丁此刻已做出侵犯雷池之舉,而歐美打算用銀行(bank)而非戰車(tank)嚇阻,就不可能搞所謂的擠牙膏策略。要畢其功於一役就要祭出絕招( »There is no sort of up-scaling it. At this point, everything should be thrown at him. »)。」[1]

SWIFT 被認為是一招歐美不想用上的「七傷拳」。台經院今天舉行景氣動向記者會,會中所長吳孟道指出,「把俄羅斯剔除 SWIFT,金融市場會大亂」,德國不希望做這件事、美國也不樂見歐洲經濟成長將受到打擊,波及自身。

「因此,國際共識大多是採『精準打擊』,盡量不要傷到自己,」吳孟道表示。[2]

第二個主因是,在知道西方的手段就是經濟制裁的前提下,普丁不會毫無準備。這個經濟備案就是「中共」。

冬奧時普丁拜訪習近平打了照面。在西方邊境大軍集結戰雲密佈,普丁顯然不是為了支持運動員的閒情逸致而外訪。

卡内基莫斯科中心智庫 Alexander Gabuev 研判,這次訪問交換的雙邊默契一定程度上堅定了普丁的行動盤算。

他在《經濟學人》的引述中表示,照目前的北京對烏俄事態的對應,普丁已經有了被西方封鎖之後的經濟後門。北京台面上或許會配合國際發表對俄制裁,然而私下接收俄國的各種貿易轉單的渠道多的是( »expect China to adhere to the legal requirements of any Western sanctions, such as not banking with blacklisted oligarchs. Nonetheless China will find plenty of ways to keep business flowing. »)。

「這兩國過去都在經貿往來逐步降低美元依賴,也是為了這樣一日在做準備。(And the two countries have steadily reduced their reliance on the dollar to settle trade, part of Russia’s efforts to insulate itself from American sanctions.)」[3]

▍二、德國的兩難選擇:能源正義或民主正義

普丁乃是計算「經濟封鎖」的代價後方才對烏出招,這件事也有過往脈絡和數據可循。

自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普丁已經向世界展現了侵略烏克蘭意圖。如今直到 2021年拜登政權上任才再次集結,並在2022年2月用兵。

俄羅斯的經濟主力靠能源輸出。2020年,全球供應鏈製造被疫情拖累,能源供過於求,親美的沙烏地和俄羅斯大打油價戰,原油從45美元貶到18美元/桶。俄羅斯淹淹一息。

川普2017年上任奪回的最大一張嚇阻牌大概就能源,入主白宮第一天簽署第一道總統命令即為讓美國「油/氣增產」到能夠完全自主。3年間,美國的石油產量增加 38%、天然氣增加 25.5%,更實現美國67年來首度的「能源淨出口」。2019年,美國天然氣產量來到9209億立方米,遠超第二名俄羅斯的6790億立方米。

強人普丁顧忌川普?或許可以說是,俄國在 2016-2020年間顯得毫無底氣,主因是被能源價格拖垮國家經濟。

挺過2020年嚴冬,2021年油氣價格強勢回升。拜登接手美國政壇,俄羅斯也剛好回血,並開始炒作能源價格。

從俄國經過波羅的海、直通德國的「北溪2號」天然氣管線,就是此刻普丁出手壓迫烏克蘭的手牌。

「北溪2號」由國營的俄羅斯天然氣工業(Gazprom)主導,另半數資金由德國UNIPER、巴斯夫(BASF)、Wintershall、英荷殼牌公司(Shell)、奧地利OMV集團、法國天然氣蘇伊士集團(Engie)提供。

雖然從歐巴馬到拜登的連三任美國總統都反對俄羅斯天然氣直輸俄國的「北溪2號」管線,幾經拖延仍在去年9月完工。然而普遍認為德國能對這條管線啟用說「不」的空間有限。

▍三、德國:良心發現或仁至義盡?

根據柏林方面政府數據,德國2021年消耗的天然氣3分之2來自俄羅斯。特別是在今年底還預定關閉全國最後3個核電廠。柏林官方月前定調表示:若要減少煤、核發電,在過渡期天然氣將是必要替代能源。

當年川普不顧環保減碳、退出《巴黎氣候協議》、大力重啟石化能源工業,固然招致「千萬別抬頭」的國內猛烈批判,但去年1年,拜登政權正是靠著川普時代政策能源自給的紅利,美國天然氣價格「僅僅翻了2.5倍」。儘管如此仍然引發通膨民怨,但考量歐洲的天然氣價格可是在這一年漲了5倍,就不難理解為何雙方在制裁與俄羅斯經濟和能源合作方面不能同心。

根據2021年11月25日的市場牌價格,美國亨利港天然氣現貨為4.90美元/百萬英熱,較年初增幅 +105.6%;同日荷蘭交易所TTF價格為30.46美元/百萬英熱,較年初增幅+345.6%;日本LNG到岸價為 35.31美元/百萬英熱,較年初增長+160.7%。

我們從上述絕對值可以看到,2021年底荷蘭天然氣價格已經漲到了美國當地同期價格的「6.2倍」,日本則為美國的「7.16倍」。

道德批評德國的容易,真實承擔相同的選擇代價才知道痛苦。

烏克蘭過去反對高升反對德國啟用北溪2號,澤倫斯基稱此合作計畫是給予普丁「危險的政治武器」。但梅克爾將之視為最重要的政績遺產之一,憑著自身與普丁的故交斡旋英美、安撫烏克蘭,至少在自己退休前暫時按耐住了莫斯科的行動。

——退休前,暫時。

美國認為,此管線將允許普丁使用歐盟與俄國的能源羈絆,對東歐事務進行更大膽的籌碼與聲索。這事情如今已經成真。

然而由於美國過往僅僅是片面反對北溪2號,但選擇供貨給德國的天然氣,在價格、數量、供貨穩定性都與俄沒有可比性。美德關係降入冰點。

前日,因應俄國對烏軍事進犯,德國新任總理舒茲已宣布無限期停止啟用北溪2號。他聲稱「已要求德國經濟部提交新的能源供應安全分析的現有報告,以應對未來變局」。

前面提過:根據柏林方面政府數據,德國2021年消耗的天然氣3分之2來自俄羅斯、今年底還預定關閉全國最後3個核電廠。此刻舉動,堪稱「懸崖勒馬」,或又可謂「仁至義盡」。

▍四、國際政治的現實主義叢林

烏克蘭外交部一方面感謝德國的付出,但總統澤倫斯基又對西方發心寒怨言,「我沒有看到任何國家與烏克蘭鬥陣抗俄」。

但令人納悶不解是:直到2月22日、23日,澤倫斯基都還在不斷告訴國人:俄國不會對烏發動戰爭。不用做戰爭準備。

相對於此,1月16日烏克蘭新歐洲中心智庫主任 Alyona Getmanchuk 投書《紐時》,認為戰爭的可能性已在眼前,並對民調還有過半烏克蘭人相信戰爭不會發生,感到憂心。她呼籲西方援助武器,讓烏克蘭人自己要有武裝準備;「烏克蘭不該也不能指望西方出手幫忙作戰」。[5]

國際現實政治是:如果想要戰爭不發生,就只能拉高啟動戰爭的成本、讓它成為各方都想要迴避的選項。

——政治哲學 Giorgio Agamben 最犀利地指出這項權力的弔詭:國際法上我們以「道義」公理規範制訂國族社會的「生活型式樣態(bios)」,但是能夠執行這些「法理」原則,總是「優先於」、「例外於」這些原則的「生命力/生存實力(zoe)」。

烏克蘭的「生存實力」,是它能決定自身群體「生活型式樣態」的基礎。

俄羅斯亦可看作是一隻飢餓的、被傷害過的獵食野獸。曾經後冷戰有過的高難度外交努力想的是如何馴服餵飽牠,如今必須是如何克制牠的爪牙並以可接受的文明標準與之秩序共存。

去年10月《外交事務》雙月刊有一篇優秀的長文歷史分析,回顧1990年蘇聯解體後,新成立的俄羅斯曾在葉爾欽主導下與美國柯林頓政權有一段蜜月期。然而美國1994年期中選舉共和黨鷹派政治勢力崛起,1996年柯林頓主導的北約東擴的圍堵策略放棄彈性漸進式的 pfp、葉爾欽成為俄國人心目中喪權辱國的歷史罪人。

這篇文章回顧以美俄關係是世紀末的急遽崩潰惡化,鋪 陳了普丁掌權之路,其副標名為 How Washington Lost the Post-Soviet Peace。

  • 1999年3月,北約不顧俄國反對干預科索沃。
  • 4月,北約在50週年峰會上歡迎波羅地海三小國及其他6個東南歐國家申請北約。在華盛頓發表了名為 An Alli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
  • 11月,在伊斯坦堡的歐洲安全合作組織峰會上,國內民調與個人健康都崩潰的葉爾欽失控大罵柯林頓。
  • 12月14日,這個懷著「與西方和解」夢想的老總統含恨帶咎把棒子傳給了的年輕普丁。
  • 這個「讓俄羅斯再次偉大」的前KGB野心家,則在上任後豁免了葉爾欽本預期要被司法追訴的損害國家利益責任。他知道葉爾欽所犯最大的錯,乃是錯信了柯林頓、錯信了美國人當盟友。)[4]

對俄羅斯而言,由不可靠的冷戰死對頭美國主導的北約,從來不是一個中性經貿文化組織,而是一個對俄有針對性敵意的軍事安保聯盟;北約震懾軍備若投射到莫斯科政權邊境的腹部地帶,對其核心安全利益的威脅非同小可。

從1991年脫離前蘇聯建邦到2022年,烏克蘭30年間內部有過親俄和親歐路線不同聲音。只是一當基輔政權定調要加入「北約」、要攔阻「北溪2號」之際,它就已經宣布自己是俄羅斯利益的敵人了、它就應該積極預備與俄羅斯的「硬」對抗衝突。

——這件事卻一直沒有以該有的嚴肅發生。即便是昨天之前,基輔受訪市民中縱使認為烏東可以淪陷,也仍然相信首都生活的安逸、短期不可能被戰火波及。儘管華府連番對基輔示警,但當美方預告的2月16日凌晨3點失準時,部分當地人立刻將之變成了一個笑鬧的迷因,彼此招呼慶賀 « Happy Invasion Day » 。[5]

俄文有句流行了數十年的諺語「中國的最後一次警告(俄语:Последнее китайское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е),意思是不會咬人的吠叫。相關的用於取笑的變體例如「第647次中國警告」、「第723次中國警告」,顯示俄國人視其安全利益受到威脅後的示警為決心的表露,而所謂的戰爭入侵及為警告後的反擊。對於這一點,我們情感理智上縱然不接受,但不能沒有真實的理解和衝突應對準備。

「處變不驚」原來並非壞事,然而這些年烏克蘭人民整體戰爭準備低得可以——哪怕這個鄰國數年前吞併了它的東南領土,也證明過可以在它的東境扶植分離主義民兵和獨立運動。

事實上,當首都遭受攻打,基輔市民大舉捲囊西逃;並非真的處變不驚,而是多數烏克蘭人選擇相信俄國沒有底氣進攻、期待歐美談判的威脅能夠壓制俄羅斯。

為基督教現實主義奠基的德裔政治神學家 Reinhold Niebuhr 指出:一個人可以為陌生他者「捨己奉獻」,但要一群人組成的國家社會出於「道德情感」為另一群陌生人/外國人「捨己奉獻」,卻是辦不到的。因為國家社會是基於共同利益與趨近認同的組成。它的集體行動必然受限於多數人的利益、多數人的道德意志。

面對香港人權危機,台灣官民都願意多少私下幫忙接濟,然而官方主權立場只能維持「關心,但不介入」。

在北約與俄國對抗的基本格局下,北約成員在「道義」上必須為烏克蘭危機承擔責任,尤其是「北約東擴」出於美國的意志。

我們也必須問責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一個最有「斷糧實力」令俄羅斯住手的政治實體,其政治家承擔多少的人權道德義務?其人民普遍活在什麼樣的道德敘事中?

本文堅決擁護烏克蘭主權獨立、譴責俄羅斯軍事入侵——這在21世紀的世界文明標準是沒有可能被允許的。侵略事實既然成立,本文反對沒有要親身付出真實代價的一廂情願道德高調。這些人不是有意願或能力組織陷陣犧牲,卻覺得「有人」該為正義原則奉獻犧牲。

但是,這個人只能是我們自己。

這個國家,只能先是我們自己的國家。

烏克蘭抵抗鄰邦以族裔綁架侵犯主權的意志,也必須是中華民國台澎金馬抵禦中國大陸人民扶植的威權政體以族裔綁架侵犯我邦的意志。

根據軍事網站 Global Firepower 的2022全球軍力排名,俄羅斯與中國大陸位居2、3,而中華民國與烏克蘭則在21、22。不論是烏克蘭選擇加入北約,或是台灣決定賦予自身法理獨立地位,我們都要知道,這必須是以自身的「生命力/生存實力(zoe)」,來背書自己想要堅持創建的秩序原則。

國際不會袖手旁觀,歷史不會洗白侵略事實。但我們同樣無法「綁架」任何國家為自身的選擇拚命。不論是創造「共同利益」、「玉石俱焚」,或是壯大自身單挑的實力,

自己的國家,只能自己救。

天助自助者。
天佑烏克蘭。
天佑台灣。

▍Reference:

[1] https://time.com/6150607/why-sanctions-on-russia-wont-work/ 

[2] https://tw.news.yahoo.com/%E7%B6%93%E6%BF%9F%E5%88%B6%E8%A3%81%E5%B0%87%E4%BF%84%E9%80%90%E5%87%BAswift-%E5%AD%B8%E8%80%85%E9%BB%9E%E5%87%BA%E9%97%9C%E9%8D%B5%E5%8E%9F%E5%9B%A0-035930556.html

[3] https://www.economist.com/china/2022/02/26/xi-jinping-drew-closer-to-russia-on-the-eve-of-war-in-ukraine?utm_content=ed-picks-article-link-5&etear=nl_weekly_5&utm_campaign=a.the-economist-this-week&utm_medium=email.internal-newsletter.np&utm_source=salesforce-marketing-cloud&utm_term=2/24/2022&utm_id=1061127

[4]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russia-fsu/2021-10-19/containment-beyond-cold-war

[5] https://www.economist.com/europe/2022/02/23/ukraines-government-tells-citizens-to-prepare-for-a-war-it-used-to-pooh-pooh

[6] https://www.nytimes.com/2022/01/16/opinion/ukraine-wa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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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和平之子?政治超然的「聖人」別傳

文/邱慕天

▍一、論教會與地上政治的區別

見有人引施禮華神父一篇講道自述說:

「我從不過問來訪(告解)者的政治觀點,因為我根本不在乎 …… 我對政治不感興趣,理由是每個基督徒都享有全然的自由,但也要承擔個人的責任。 我們可以不受限制地參與合適的政治、社會、文化活動,但教會訓導禁止的除外。」

「為了你們靈魂的好處,我唯一擔心的是:一旦你們超越了界限,那你們的行動便與你所宣認的信德對立起來。」

這句話深入我心。它為基督信仰保留一個思想意志的堅定,是以天國的視角參與世界政治。

西班牙天主教施禮華神父(Josemaría Escrivá, 1902-1975)於1928年興辦的主業會(Opus Dei)修道團,致力「推動天主教聖職人員與平信徒都於入世和日常活出全人聖潔」。

Peut être une image de une personne ou plus et texte qui dit ’Diccionario de San Josemaría Escrivá de Balaguer Coordinador: JOSÉ LUIS ILLANES Editorial Monte Carmelo Instituto Histórico San Josemaría Escrivá de Balaguer’

施禮華說:「我身為神父,只談天主。」這背後的明斷,有公共神學的深意。諸如:綠能政策或國防政策如何處理?民主與憲政改革將如何抗爭遊說?有一個衝突事件中兩方都情緒精神受傷了,該如何各打50大板並同時包紮、引向復和?

「神職人員」或「教會」在神職的權柄上,能夠參與政治的程度十分受限(或是說,神權的「自我克制」)。我們只能在信仰大原則給予信仰資源的啟迪和牧養,但往往無法具體到能夠參透地上政治議程的細節,不適合只有一味譴責、更不應無條件站台為特定政黨/手段/候選人/思想運動背書。

——這並非禁制神職人員在穿戴牧師袍服事以外的時間進行公民實踐、也並非推崇「無政治」的講道、以超然中立為美。然而屬世的政治活動基於它們的複雜多變性(volatility)和易朽性(fallibility &corruptibility),擔不起「彌賽亞式」的受膏。基督徒或神職人員明顯屬於當下權宜判斷的政治犧牲、對抗決斷、與世俗派妥協合作,也都要知道自身的參與不代表教會、也不應將教會所公認的「祭司性神職語言/符號」輕易投注在當中。

除非在一件事上,聖經的信仰資源和教會的傳統共識能給予壓倒性的清晰指引,否則基督徒的政治公共參與,都只是「此時、此刻、現階段務實有限的理解和手段下」,基督徒以「個人良知」對上主的行動回應

施禮華說:「我身為神父,只談天主」的精神,與初代教會使徒對於聖職者呼召需要的靈性專注寬廣,是一致的:

1門徒不斷增加的時候,講希臘話的猶太人,埋怨本地的希伯來人,因為在日常的供給上,忽略了他們的寡婦。 2 於是十二使徒召集了眾門徒,說:“要我們放下 神的道,去管理伙食,是不合適的。 3 所以弟兄們,應當從你們中間選出七個有好見證、滿有聖靈和智慧的人,我們就派他們負責這事。 (Acts 6:1-3 CNV5)

▍二、羞辱隊友,憑「借來的義」?

「可是」,該貼文作者接續寫道,「香港自從佔中事件後,偏偏多了談政治多於談天主的神父及牧師,給人的印象是他們的信仰被政治凌駕了。 」「這些公開或暗中支持使用暴力抗爭,破壞社會秩序安寧的神父、牧師、傳道人及他們的追隨者,」他問,「算不算施神父所講的『行動與所宣認的信德對立起來』」呢?

果然,討論區挑起了戰火,一連多天、多篇。

我的看法是,發帖人引施禮華神父的話,起初應先讓這樣的行誼品格成為自己的生命座標:效法你個人心目中,那聖徒為人著想、謙卑、在牧養的位置上堅定不移的品格。高舉特定聖徒的言行,並不用在信仰勒索、打壓受話者。以「反觀現下某些基督徒⋯」為起手勢的廉價批判,張口說是為著教會的聖潔,在表面的敬虔修辭和教義神學正確下,卻一樣可能引渡了私人政治立場而不自知,忘記了「謙卑」的功課。

退多步說,即使「施禮華神父的言行足以成為這些人的當頭棒喝」,我們也不能忽略個人的靈性起步、信仰操練、面對的時局和擁有的資源迥異。個別牧者在現實處境的危殆中,為義豁出了抗爭的勇氣,在去脈絡的比較之下好容易被扭曲蔑稱為「假師傅」、「政治牧師」⋯。這是缺乏「同理」的問題。主內肢體不應該允許這類貼標籤手法經手你我淪為一種方便的攻擊。

哪怕你我認定一些熱心關切政治格局的信徒傳道人中,是深陷世俗議程而「被挑旺了血氣」、是「受到不平衡的資訊」鼓動而「誤導情緒判斷」的「當局者迷」、「此刻部分激進言行,有難當眾聖徒牧者導師的靈性虧損之處」,我們都該是為他們禱求智慧、禱求溫良平靜和情緒醫治,並在自己具體的位置做法上去支持那分公義。在觀念的問題上,「愛心」常是我們需要重拾的初心。

▍ 三、「聖人」施禮華的「主業會」疑雲

華人基督新教的世界知道「聖施禮華神父」故事來歷的並不多,對於華人坊間有「西班牙慈濟」之名的主業會(Opus Dei),見聞印象也多來自暢銷書《達文西密碼》中真假成分難辨的小說創作。

然而,主業會歷來的老鼠會式傳銷、秘密結社運作,確實並非創作而是真有所本。這起施禮華神父和主業會可視作羅馬公教版本的另類「成功神學爭議」,至少存在以下四個可議層面:

  1. 組織帳務不透明
  2. 禁慾和修道功名主義
  3. 封聖程序弊端
  4. 親善政治法西斯

針對這四點,本文將逐段引據並論述,用於提醒我們:以天主教「聖徒」的行誼標準挪用施禮華神父時,可能有太過片段浪漫和歷史廉價的去脈絡風險,並有最壞的可能是絆倒了基督徒群體對公義與和平的追求。

▍ 首先是「老鼠會傳銷」、「秘密結社」這點。

「主業會」前述的精神,雖原則上受到歷任教宗和教廷神學家肯定。但往昔它的成員與財務流通都不公開。這個修道團運作的系統本身依靠招收「單身學員」在「主業之家」居住,操練踐行在世得勝的生活。

主業會的科層嚴明,學員群體擁有「修會籍」(prelature,梵諦岡下屬人主義的自治修道團,與屬地主義的 dioceses 堂會籍地位平行),單身學員因此不管身處何地都對面向主業會上層有「隨傳隨到」的義務(plena disponibilitas),成為在世界各地可以被調派出任務的志工。或是慈善、或是社交、或是幫新人適應生活,由於需要高度的參與委身,大部分的學員都必須在工作、學業妥協,並且考慮「婚姻」為身外之物。升級後有「學員小老師」,還有招收已婚家庭成為出錢取代出力的「超級學員」、成為修道團內部領袖的「主教」、「主業夥伴」等等。

在過去那個保守主義氛圍,主業會的過度緊迫拉下線他們有一套稱作「愛心轟炸( »love bombing »)的拉攏交戰法則;施禮華更宣揚學員要「自殺式傳教」( »you must kill yourselves for proselytism »)。

Their Kingdom Come: Inside the Secret World of Opus Dei
« An amazing investigation! Thorough and stupendously well-researched by an author that, not only understands Latin, Spanish and Italian, but has in-depth experience of Opus Dei, the R.C. Church, Vatican politics, high finance, banking and, significantly, political intrigue in the Western World. …This book is not a conspiracy theory but an statement of fact supported by authentic documentary evidence incriminating Opus Dei over a period of some 80 years. » – Richard Kinder  (Goodreads reviewer)
« Absolute must read: Vatican Personalities & Politics. At the present, Opus Dei is a network of old boys who seek to disown Vatican II and disembowell those who disagree with their Gnostic agenda. …. One should note that the cross-fertilization between Freemasonry and Opus Dei is just hinted at in this book. » –
M KIRK-DUGGAN
(Amazon reviewer)
The Man of Villa Tevere by [Pilar Urbano]
« This is the most comprehensive book about Escriva, especially his life in Rome.
It’s truly nice to be able to see the Found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woman (Pilar Urbano). And she writes with warmth and literary skills. Translation into English from Spanish is also excellent. » – Peverall Dubois (Amazon reviewer)
« I have read other biographies and memoirs of St Josemaria Esciva, this book touched on moments of his life that had been written about before (and many that weren’t) but it did not seem like i had read about them; Urbano’s story-telling style and personal experience of Escriva gave me new insights & perspectives into this saint, something i had not expected but am very grateful for. » RedDawg (Amazon reviewer)
« This book paints a vivid picture of the life of Saint Josemaria Escriva during the last three decades of his life living in Rome. Through delightful anecdotes from men and women who lived with him, we learn from him, are inspired by his example, his faith, and his charity. The best introduction to the life of this great saint. »
Jesus Izaguirre
(Amazon reviewer)

▍四、修道功名主義:使命門訓或精神虐待?

科層導致功名主義,還有各種勉強肉身意志表現的禁慾式敬虔。《后翼棄兵》中基督教孤兒院發鎮定劑來退慾的一幕,主業會過去真的是如此操作的。睡木板、穿釘子衣這些「懸樑刺股」的靈修勵志手段,也被以保羅「我是苦待己身、叫身服我」這句話支持。

主業會論資排輩的科層功名,在1982年被若望保祿二世認受納入為「屬人監督團」(概念如同 [特別]牧區」)前,一直與梵蒂岡正式認證無關。認證的也是整個「修道團」的自治地位,而不是裡面細分的科層。

有些內部成員被誤導很久,脫團後出面指控主業會高層一直以來刻意模糊有關聖品階級的資訊,以誘發人們在「錯誤(功名)期待」上的積極進取。大家被鼓勵要儘量為這個團體出錢出力;要是捐了家產、日後卻對組織失望自願退出,當然也是沒有資格追討分產——這樣的權責運作,比夫妻離婚還更無平等公義可言。

主業會過去會把單身學員家人的信先拆開檢查,確認內容「安全」才朗讀予收信人。若是信中有寫勸退的話迷惑他呼召,就私下銷毀不朗讀。他們引〈路加福音〉14:26 耶穌說:「人到我這裡來,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

「過去確實是如此,」主業會發言人在2001年對此爭議公開承認,但強調已經與時俱進改善做法,「現在畢竟寫實體信已不流行了。」主業會現改為開明的事先教導,要學員與家人通訊談到有關「職業呼召」的話題內容時「主動通報,尋求主業導師的靈性輔導指引」。

我的診斷是:精英化、苦修、性別隔離、邪教般拉人的做法,個別拆看都是可以諒解來自教義偏狹、但本乎「正念」來做,也能在過程中抵銷弊端、結出善果。但在主業會的運作中,這四點非但緊密互相鉤連,還再加上「秘密」以及「難以從外部問責決策」。

如此縱然領導者再如何本乎個人善念,都難以在組織擴充膨脹後,倒向領袖自我絕對化、權力控制極大化、機構內部瀆職腐敗/失去清廉監督等重重問題。

圖說:主業會內部對於性別觀念的思想封建落後。雖然信仰團體操持的德性無須以世俗觀念中的「進步」為美,但組織文化封閉、權威集中,將容易導致將壓迫和歧視視為聖潔、失去與外部對話的能力也箝制內部不同意見的暢通表達。(截圖來源:Opus Dei: The Pope’s Right Arm in Europe by Gordon Urquhart via Catholics for a Free Choice

有競爭對抗關係的耶穌會基於此,認為主業會沒有不將組織運作公開透明化的理由。但主業會高層過往的回應是:學員的會籍並不會直接在社會公開關係當中被使用到——意指它就像獅子社、扶輪社、門薩俱樂部、圓桌會等俱樂部。「既與社會利益信用無涉的會籍,就不應該被強制要求透明揭露組織人員」。

只是一想便知:對於標案、審評、公眾事務的權力推舉和集中,這一層如此高強度高黏度的宗教社團關係,豈是可以自外於「利益關係申報」的呢?

▍五、快速封聖,教宗私心?

更多負面的親身故事可以看自稱被主業會「監禁」18年的施禮華前秘書 María del Carmen Tapia 出版Beyond the Threshold: A Life in Opus Dei (1998) 爆料之作。

« A true depiction of how fanaticism and deception in any relationship or cult can destroty your life. A must read for anyone who is considering the behind the scenes or impressions of a cloistered life, devoid of even personal faith systems. A must read from a personal aquaintance. » –Roxann Hopkins (Amazon reviewer)
« Sadly easy to believe, despite the accusations against the author » –
Jammarc
(Amazon reviewer)

« Carmen del Tapia’s exposition of the supposed bad character of St. Josemaria –temper, obsession, crude language– is contradicted by hundreds of other testimonies of people who knew him personally, and also knew Carmen del Tapia. …To read this book is to spend time reading propaganda …I am sure Opus Dei itself forgives her and prays for her, smiling all the way. » –Sayanz (Amazon reviewer)

« For anyone that has been a « numerary » member of Opus Dei, the facts that the author describes constitute no surprise. …The very detailed description …has made me so vividly recall the asphyxiating atmosphere that I once lived when recruited by Opus Dei at the age of fourteen. The book reflects the great fraud of the Opus Dei praxis which consists in …tremendous though subtle psychological pressure, the member gradually abdicates his/her own will and renounces to making his/her own decisions even on very small details of his/her life. …With all my love for current and former Opus Dei numerary members who at very early age have undergone a recruitment and indoctrination process that has caused them anxiety and distress, I want to say that « Beyond the Threshold » is a true testimony of what Opus Dei has meant in the life of many. » – jpuerta@es.oracle.com (Amazon reviewer)

雖說一面之辭不可盡信,但算上去這已經是1990年代第三本重磅揭露主業會內部惡性文化與施禮華神父個人爭議的書籍了,且有別於前耶穌會成員Michael Walsh 帶有偏見和過時印象的Opus Dei: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ecret Society Struggling for Power Within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1992)、《紐約客(The New Yorker)》1994年10月號資深記者David Remnick 探入天主教會秘辛的初試啼聲之作 « The Pope in Crisis« 、調查記者Robert Hutchison 客觀詳盡、資料引述豐富、但仍是從外部切入 Their Kingdom Come: Inside the Secret World of Opus Dei (1998)一書,這是來自施禮華神父身旁至今最貼身、最資深人士,在這位主業會創辦人過世20年後撰寫的個人回憶。

這本書在亞馬遜得到了4.4分評價,許多精神被摧殘的(女性為主)受害者都出現為書中細節的信用背書;而主業會曾爆發學員性侵醜聞,被官方力壓新聞,如今也得到了可貴的內部視角還原參照。

基於組織多年遭受指控為不透明和粉飾太平的爭議甚囂塵上,我們本應給予爆料者和調查記者多些聆聽,「讓子彈飛一會兒」。

特別是在1992年5月給予施禮華神父祝聖第一階段「宣福禮」之後,第二階段的正式「封聖禮」應當更加審慎。

偏偏在Robert Hutchison 、María del Carmen Tapia 兩本揭露主業會創辦人醜聞的書籍出版隔年,保守派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就再度拉寬「封聖」標準,並加速準備讓施禮華神父封聖之路上的一切路障排除。2002年,若望保祿二世獨排眾議為施禮華神父封聖,多方溢美稱其「應被列在基督教偉大的見證人之林」。

這個封聖速度插了許多天主教信仰領袖至少半世紀以上的隊,評估過程更排除了批評反對的異見,這也就使得「政治力」在「施禮華封聖」的失德運作,必須被納入質疑。

——按照教廷歷來對於教會名望人士逝後「封聖」的原則,是必須分別至少找三位平生素來反對他的「黑粉」進行獨立詳細的考究,從該人私底下書信、硬碟(家屬可以不公開,但就會影響封聖考評)、周邊當事者訪談,對其品格疑慮釐清心悅誠服,才報請教廷為他封聖。

施禮華的封聖程序被指有嚴重的「親衛隊自嗨」問題;主業會曾在1982年幫教廷還了2.5億美元的債,但不僅主業會被教宗認納為「屬人修道團」的破天荒決議在同年通過,連封聖程序需要指定「魔鬼代言人」的上千年傳統,都是在1983年若望保祿二世取消的。

天主教的追封聖徒的過程從前為求在屬靈影響力的評估上達到客觀,因此歷時間隔十分漫長,少則數十年、長則多個世紀,若望保祿二世卻將「逝世後5年」的最短間隔也在1999年時取消。

儘管當年此舉公開看是順應著德蕾莎修女(1910-1997)的支持群眾壓力,但德蕾莎修女最後也等到2016年9月時才在教宗方濟各任上封聖——其個人之靈性與上帝觀的欠缺和爭議卻未獲釐清,必須指出:從1980年代施禮華甫過世,到2002年完成施禮華的封聖程序中,若望保祿二世大開方便之門、個人毫不避嫌,皆開下了影響惡劣的先河。

不僅主業會諸多私下爭議與精神虧負,也還沒能到說「瑕不掩瑜」的地步;施禮華曾在1968年與西班牙政府司法部申請一個中世紀侯爵貴族名號,這也與圈中指稱他「沽名釣譽」的傳聞相符[1]。

對於施禮華是否「偽裝敬虔」,先是有旁人說施禮華「私下表現出暴力氣,對他人幾乎沒有表現出慈善或真正關心窮人」…,這與一般主流印象不符。在「寬厚原則」與「無罪推定」下,吾等原應摒棄誅心之論,然而在涉及公教「封聖」(canonization)的認定時,其標準就是應要連「誅心」都擔得起、連「有罪推定」原則都能被證清白,才算過標。

▍六、來自神學家的批判:政治超然或神話?

對於主業會的內幕和施禮華神父個人的人品爭議,已經有許多天主教左翼記者、調查團,代替失職的教廷做了詳盡的「魔鬼代言人」考察。

僅就公開的神學論述作公共神學評論,我們更發現早在1960年代,蒸蒸日上的主業會,就已經受到瑞士天主教神學家巴爾塔薩(Hans Urs von Balthasar)抨擊其內涵的世俗和膚淺。

巴爾塔薩的神學寬廣、深刻,在新教神學界十分知名,其作品的涵養也為個人所敬重。但他在1963年的一篇文章中少見地針對施禮華的《道路(The Way)》一書重話批判。他說,這本在主業會擁有逼近聖經地位、學員必須熟讀熟記的小冊不過是以一本「高階童子軍的西班牙文手冊」;對一個宗教組織的經營,它提供的是「不充分的精神信仰」。

相較於若望保祿二世2002年的封聖佈道引用中施禮華的《道路(The Way)》一書中對於「祈禱-補贖-行動」三步驟的教導、稱施禮華為「實踐祈禱的大師」。巴爾塔薩在那40載之前批評施禮華的祈禱神學「幾乎完全在自我意識的圈內移動」,是將「異教式(pagan)、使徒性(apostolic)、拿破崙式(Napoleonic)元素參和的自強哲學」[1]。巴爾塔薩神學洞見至今仍在不斷發光。

圖說:巴爾塔薩(左)於1984年從若望保祿二世(右)手上接過第一屆「保祿六世獎」,此獎項一般乃為肯定思想學者對公共神學論述的貢獻。畫面中央後方面向鏡頭者為拉辛格樞機,即日後繼任若望保祿二世的教宗本篤十六世。

除了對其精神和神學思維的深度提出問題,巴爾塔薩也認為施禮華自詡的「政治超然中立」完全禁不起檢驗。

西班牙在1939年以佛朗哥將軍在內戰統一全國後,開始施行法西斯獨裁統治,其中1959-1975年的後半段也是被稱為「西班牙奇蹟」的經濟飛躍年代。法朗哥此時期有多位政府重要技術官僚都是主業會的成員,包括:

  • 阿爾貝托·烏拉斯特斯(Alberto Ullastres):佛朗哥第六政府貿易部長(1957-1965)和第七/八政府歐洲經濟共同體大使(1965-1976) 、佛朗哥將軍。
  • 馬里亞諾·納瓦羅·盧比奧(Mariano Navarro Rubio):佛朗哥第六政府財政部長、西班牙央行行長、「西班牙奇蹟」三傑之一
  • 格雷戈里奧·洛佩斯-布拉沃(Gregorio López-Bravo de Castro):佛朗哥第六/七政府工業部長、第八政府外交部長
  • 勞雷亞諾·洛佩斯·羅多:佛朗哥中期外交部長、無任所閣員(不管部部長)、「西班牙奇蹟」三傑之一
  • 胡安·何塞·埃斯皮諾薩(Juan José Espinosa San Martín):佛朗哥第七政府財政部長
  • 福斯蒂諾·加西亞-蒙科(Faustino García-Moncó):第七政府貿易部長

——在這裡,「施禮華的主業會」之於「法朗哥右翼軍事法西斯政權」,幾乎就是「南韓福音派教會」與「朴正熙右翼軍事獨裁統治」的伊比利亞半島翻版。

巴爾塔薩稱施禮華的天主教愛國主義版本是「整合主義」,並指出「儘管主業會的個別成員政治選擇肯定是自由的, 但它的集團文化預設就是不可否認的佛朗哥主義成色」。[3]

當時的西班牙也處在反共的熱潮下,差異在於這熱潮的源頭在更從前就被法西斯啟動並納入了德國納粹的影響範圍;而整合主義的主要目標就是「用世俗帝國權力的手段推動基督信仰」。施禮華曾在1968年為希特勒辯護的言論:「希特勒不可能是個壞人。他不可能殺死 600 萬人 ;400萬都沒有…」

事後他解釋,這番言論應該放在西班牙天主教反共產主義的背景下看待,並強調在 1941 年,主業會為數不多的年輕成員有在納稅的西班牙分支參軍…

1988年過世的巴爾塔薩晚年升為樞機主教身分,那時沒有再批評西班牙民主化後的主業會什麼,表示不熟的事他不論斷。但他重申自己對於施禮華的神學和靈性淺薄的交流認定。

以個人所見,巴爾塔薩在早年率先勇於批判的洞見、在晚年表達智性謙卑和寬厚的立場,更接近一位信仰先知超越時局順逆的「政治超然」表現。

▍七、「收刀入鞘」來自誰?——基督話外的和平要素

施禮華神父逝後,許多其身邊人的生平回顧都不約而同地證實,施禮華神父內心並不是法西斯主義的擁護者,「那些年,施禮華其實痛恨獨裁政治」。但這便更難解釋我們對他的道德勇氣和立場疑惑:他自己為什麼不表達呢?若施禮華恨獨裁、也支持民主,是讓支持民主的人付出犧牲,而自己超然中立、祝福天主教西班牙的當權者,這樣子人們在黑牢中和流血抗爭中爭取來的民權和公義,不正應當顯為他的羞愧嗎?

施禮華恨獨裁,但是他自己的主業會組織本身就是一個權力高度傾斜、問責不透明的高度掌握集團?為何貢獻金錢的「超級學員」,就算犯了各種肉身戒也可以享有修道人的清譽?

其中高級成員又多在當年政治獨裁時為當權者服務、享有經濟增長飛躍最大塊餅的既得利益;施禮華的禱告神學卻把絕大多數的重點都放在個人化的道德修養和情慾對付、教導窮人們要清心寡欲、順服在上配劍的掌權者政府,這是彰顯上帝國的公義嗎?

寫出如此整理回顧,並非為著特意描黑鞭屍一人和其事工帶來給數百萬人真實靈性啟發的貢獻;然而這會讓我們看到那些急於拋出「政治超然語錄」、譴責為民權為公義發聲牧師的基督徒論點,如何有可能落入了一種廉價和膚淺。如此,其版本的天主教愛國主義,如何可能是一種政治超然?如何可能不是一種整合主義?又如何能夠用來在屬靈上貶低和羞辱那些「革命基督徒」、「暴力牧師」呢?

Ancient and Modern Warfare Facts - St. Peter's Sword There are several  legends about the sword used by Saint Peter when he cut off the ear of the  servant to the high

前些日,我與香港郭偉聯博士私下交流勉勵。因我們知道當刀劍臨到,基督式的和平不是在廟堂安座的嘴上空談,而是比發話勸慰的對象再「多走一里路」的道成肉身同行。

當血光之災臨到客西馬尼、當刀劍開始對公義之子下手,誰有資格勸阻門徒拔出刀劍相抗呢?那赤身露體逃跑的少年門徒,沒有資格批評彼得;那拿了30兩銀子去又來與主親嘴的猶大,你憑什麼自恃聰明?

只有那一位基督,祂本身就是那刀劍尋索的「對象」。因祂阻擋那刀劍,是要自己用肉身去「承受」這刀劍的傷害。祂才有這資格。

「你們與罪惡相爭,還沒有到流血的地步。」(來12:4)

這罪首先不是別人的罪、這血也不是別人的血。有多少人意識到,要站在那個位置說話,是必須親歷十架和流血的啊(可 10:38)。

apologetics Archives - Held By His Pierced Hands

▍Reference:

  • [1] Hutchison, Robert [1999]. Their Kingdom Come: Inside the secret world of Opus Dei, 150-1
  • [2] von Balthasar, Hans Urs (1963), « Integralismus », Wort und Wahrheit (in German), 18: 737–744.
  • [3]. von Balthasar, Hans Urs (1964), « Friedliche Fragen an das Opus Dei », Der Christliche Sonntag (in German), 16: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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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天主教會於南韓民權運動的先驅及負重——比較基督新教

文/邱慕天

在《台灣醒報》10月4日紙本刊登的〈《魷魚遊戲》中基督教的形象如此負面?〉一文中,我提到南韓在圍繞1980年「光州事變」前後的朴正熙與全斗煥軍政府時代,南韓基督新教群體被「人數增長運動」和「反共親美」帶來的政治經濟紅利,麻痺了他們做光做鹽的、付出社會公義的使命。當中儘管也有幾位獻身很深、貢獻卓著的個別新教領袖,然而大抵上「基督教會背後名義參與,政界參與投入更深刻和背負壓力的前線多是天主教。

我文中表示,1970年至1980年代的這個跨基督教派比較,涉及各自不少宣教歷史和公共神學內涵,「細節就先不表」。不過稍早卻又被挑出上述那句話,批評有失真確。

然而,我看到相關指正所提供的面向,卻正好是一個學術圈外的大眾迷思。而我在說出南韓天主教界相對站在基督新教圈,集體處在吃水更深、更為壓力前線的,我採納的是更為縱攝和有力的學術認證視角。

如果要用一個通俗比喻,將南韓民權運動中的「基督新教群體」與「天主教群體」及其各自領袖的貢獻整體比較,我會說:

基督新教群體像是擁有5000兩銀子的一邊,各自分散下注,其中壓在保守專制政府的賭注佔據8、9成。

另一邊卻手上只有1000兩銀子,卻齊心將其中的7、8成以上都注入在了那個「民主人權的未來」。

——當然,這是一個人文科學的主張,不是一定正確的絕對客觀真理。然而,底下我將為這樣的主張羅列那些原本「暫先不表的論據」,呈現在這裡議題上,我曾在2015年美國AAR年會、2016年《景風》期刊的「台灣基督教」公共神學論文中,對於〈〉文中提出的「南韓基督教」公共神學與宗教科學普及論述,下過學術研究功夫和跟進。

話不多說。

▍始於梵二:1960年代南韓天主教民權萌芽關鍵人物金壽煥樞機,

安德烈·蘭科夫(Andrei Lankov)是首爾國民大學韓國研究教授。 他是《真實的朝鮮:失敗的斯大林主義烏托邦中的生活與政治》一書的作者。

「天主教對於南韓社會制度的浪潮使於1960 年代。此時南韓的軍事獨裁統治在經濟方面的成效卓著,與處理政治異議者和打壓勞權的蠻橫常是一體兩面。天主教會堅定地站在民主抗爭的一邊。 1968 年成為首爾總主教的金壽煥樞機主教扮演了一個特殊的角色。在金樞機主教的領導下,天主教會發揮了非常積極的領導作用,時刻批評監督政府對於異議者的野蠻暴力。 憤怒的韓國中央情報局 (KCIA) 逮捕了金樞機身邊的池學淳主教,但迫於當地天主教團體和海外的壓力不得不很快釋放他。」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ardinal Kim, the Catholic church took a remarkably active leadership role, always ready to criticise the government and its perceived brutal use of force against government opponents. Outraged, the KCIA, the South Korean political police, arrested Bishop Daniel Chi Hak-sun, one of Cardinal Kim’s lieutenants and an outspoken critic of the military rule, but had to release him soon, bowing to pressure from local Catholics groups and from overseas. (Lankov [2014])

——我在原文中參考了這份歷史,在圖說註腳也提到金壽煥樞機是韓國公民歷史中享譽的「民主人權的守望者」。事實上,最近一份1974年的外交文件解封,是當時總統朴正熙曾施壓梵帝崗開除池學淳的原州主教地位撤職。當年他在7月起起草發表「良心宣言」,被政府他時他被判監禁十五年。然而梵帝崗代表 Luigi Dossena曾到訪南韓親自談判。協議內容我們不得而知,但結果是池學淳被監禁一年後就獲釋。

「天主教正義具現全國司祭團(CPAJ)」於1974年9月26日成立,是以神職規格最具代表性的社會公義關懷事工。1980年的光州事件,它是第一個公開揭露軍政府暴行的民間組織。

天主教堂經常被用作反政府集會者和勞權人士的庇護所。 儘管教會從法律上並無此特權保護,但實際上天主教會(賭上的是他們的全球聲譽),讓政府投鼠忌器,從而保護了抗爭者。

這些不是說基督新教自1972年起的韓基總(NCCK)或其他許多新教民眾神學領袖肩並肩與天主教為民權奮鬥的貢獻不存在,然而我原文在表達立場上所更注重的是整體上的群體「拉力」偏向何方?這不能夠僅就突出的個例,而是要顧及整體的比例態勢,做出對時代群體氛圍和社會運動的評價。

白話而言之:就是比起天主教的人數、經濟和能量,基督教新教確實政體在 1962-1980 年間,對親美的集權軍政府有好感,在1980年代的全斗煥期間,也依然政治被動、甘於既得利益和易於被政權摸頭安撫。

其中一個例子,是基督徒幾乎不太抗爭了:

Shin et. al. (2007), p.34

然而社運與公民各界卻是另一個覺醒趨勢,在1980年代中後屢屢示威:

Shin et. al. (2007), p.45
Shin et. al. (2007), p.46

▍基督新教於民權年代:「民眾神學家」何其小眾

除了趙鏞基牧師正在在1961-1980年間飛速性地搭著都會經濟列車汝矣島純福音敎會外(1964年:3000人。1967年:8000人。1977年:50000人),無視外面的民權抗爭如火如荼。他們能容納12000人的母堂在主日7堂崇拜座無虛席,比起金壽煥樞機被今日譽為「南韓民主聖地」首爾明洞主教教堂,日日在為民權抗爭者提供庇護、為自由民主請命,兩相格外諷刺。

這段歷史常被隱惡揚善地忽略,以致於被新教方便用來表功,但韓國以內的社會大眾持平觀感,則未必容易欺瞞。

哈佛大學生 Will Matheson (2018) 論文當中寫道:1952年、1956年及1960年選舉都舞弊疑雲的李承晚就是高調的新教徒,其政權中有4成的基督徒,高於當是韓國基督教人口比例的4倍。「在韓戰解放後的政治舞台上,韓國領導人中超常比例是基督徒。這個狀態有助於理解為什麼新教教會群體會與那個專制政府如此緊密。」(Matheson [2018], 7)

「戰後,美國政府支持教會作為社會組織,擁有經濟和社會資本的人同時擔任教會和政治領袖。因此,許多教會領袖都投身於李承晚統治下的政府。這也創造了宗派領導人相互競爭的動態,時而會顯露宗派主義(Park and Pak 2011b)。這種狀態解釋了為什麼民權運動期間「在新教群體的 11,582 名神職人員和 17,793 間教會中,只有 542 名牧師和 831 間教會參與了民權示威的行動」(Park and Pak 2011,“Protestant Christians and South Korea Politics, 1948-1980s:” 183)。

在民主運動的背景下,整個新教教會都採取了被動的立場。然而,新教教會的一小分支人特立獨行與眾不同,在[民權]運動中成了關鍵角色。」

In the context of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 then, the Protestant church as a whole took a passive stance. However, a subsection of the church split with the majority and played a vital role in the movement. (Matheson [2018], 7)

Matheson文中引用的首爾崇實大學基督教研究系歷史教授朴正信(박정신)是更詳實的,他在 Protestantism and Politics in Kore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5)第七章  » Protestant Christians and South Korean Politics, 1948–1980s »  十分值得閱讀。

朴正信教授在論及新教與李承晚專制與舞弊政權的關係時寫道:「新教社群與這個專制政權之間的關係是一種友好的關係,但通常被學者忽視。幾個有趣的問題仍未得到解答:為什麼新教教會一直支持該政權?新教教會的支持以何種型式存在、又強調何種哪些內容?教會的認可對李承晚統治的延續有什麼影響?通過支持政權,教會在政治上或歷史上有產生什麼樣的質變嗎?回答這些問題的關鍵在於先明白,是什麼讓新教得以居於韓國政治與社會中的領導地位。

Why did the Protestant church consistently support the regime? What specific form did this support take, and what in particular did the church support? What bearing did the church’s approval have on the continuation of Rhee’s rule? Did the church undergo any change, politically or historically, by supporting his regime? These questions will be addressed by considering what brought the Protestant church into a leadership position in South Korean politics and society.(Park [2015], 174)

人數持續茁壯的新教,到了朴正熙時期,已經走出李承晚政府時期的「政教結構一體」色彩了。換句話說,「挺政府」或「反政府」成了一項更有主動思考空間的行動。可是為何1970-1980年代在天主教會集體與個別新教領袖與政府抗爭之際,新教群體還是對朴正熙政府的暴虐獨裁極其寬容友善?

這是朴正信教授接續扣問的問題。他說道:「大多數基督徒並沒有跟隨那些走入窄門的人權與社會公義牧師,而是選擇了支持政權的容易道路。 絕大多數教會成員的政治取態與李承晚時期的基督徒相同。」

Under Park Chung-hee, some Christian leaders dared to raise their voices against the government. Kim Chaejun, Mun Ikhwan, Pak Hyonggyu, Mun Tonghwan, and An Pyongmu, all Christian theologians or ministers, risked imprisonment when they called for social justice,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but the majority of Christians went the easy way of supporting the regime. The political attitude of the absolute majority of church members was identical to that of their fellow Christians during the Syngman Rhee period. (Park [2015], 174)

絕大多數的教會成員在朴正熙時期選擇不作為。他們聲稱,教會的唯一關注是拯救靈魂。大多數新教領袖試圖將注意力從政治現實上轉移開,當然,也就包括政府的[不公不義]作為。

教會還強調使徒保羅的教導,即一切政治權力來自上帝命定、應當順服政府的教導。但同時,他們會為反共的政治方針辯護;說共產主義者是真正的敵基督,因此維護一個與共產主義鬥爭的政府就是遵行上帝旨意。大多數韓國新教徒的政治不作為,實際上就是一種政治立場的作為,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 ,他們就是在護航那個只有一小撮基督徒勇於出面抗爭的政權。」

Despite these activities, the political stance of the majority of church members was one of inaction during Park’s rule. Claiming that the church should concern itself only with saving souls, most Protestant leaders tried to draw attention away from political realities, including, of course, the government’s action. The church also stressed the apostle Paul’s teaching that all political powers are ordained of God and that one should obey civil authorities. The church also continued to make a case for anticommunism. The communists were the real enemy of Christ, and so to uphold a government that combated communism was to do the will of God. The political inaction of the majority of Korean Christians was actually a political position that, actively or passively, supported the regime that a tiny group of their fellow Christians were criticizing.(Park [2015], 183-4)

基督新教尤其在這時期還成立了「大韓基督教聯合會」(KCCC)、「大韓基督教反共聯合會」(KNAAC)兩個平台,利用諸如「國家祈禱早餐會」等平台拉抬朴正熙政府與美國的形象關係,或諂媚政權,每每在NCCK出面批判政府時,就予以打壓譴責「基督教民運份子」。

Whenever the KNCC criticized the government, the KCCC defended the regime and denounced liberal Christian activists. Whenever the regime’s reputation suffered at home or abroad, the kccc supported the government and its policies. Denouncing the liberal Christians who dared to raise their voices against the regime, the kccc claimed that “the Bible teaches Christians to pray for the secular powers and to obey them,” that “the antigovernment propaganda and demonstrations of Christians are not Christian acts based on biblical teachings,” and that “in South Korea there is religious freedom, contrary to the claim of the liberal Christians.”(Park [2015], 187)

不僅於此,基督新教中民權抗爭的平台KNCC看似背書的宗派很浩大,卻實際上組織能力鬆散、雷大雨小:

「新教的政治自由運動從來沒有達成強大凝聚力或明確的行動統一。 他們的中央機關 KNCC 是一個組織鬆散的理事會,由6個教派組成,代表基督長老會大韓民國大會、韓國耶穌長老會、韓國救世軍、衛理公會、英國聖公會和韓國基督福音派教會(一個小型福音派團體),約有一百個教派和教派。

與天主教會等組織不同,這六個教派不定在一項中央政策或指令下一致行動。 通常,KNCC 發布的政治聲明只是道義或名目上的空軍宣言,但不會被兌現為這6大宗派實際的地面運動戰或組織性支持。」(Park [2015], 197)

1970年代1980年代,我們所熟知的那些新教牧師或人權鬥士,大多是以教會外圍身分、或是孤狼的知識份子號召行動,需要頂著內部給予邊緣化的壓力和冷嘲熱諷才能挺身而出,並且活動影響力不出首爾。這與天主教階層從上到下、多點開花的投入大為不同。基督新教的有規模組織結構中,許多高社經地位、企業家身份平信徒領袖,都會迴避政治紛擾,接受既得利益的制度安排。從而,新教教會當中即使有自由民權傾向的牧師,也難以動員教會或掛階出聲響應。「整體來說,會眾們的態度叫新教神職人員群體動見觀瞻,因此他們變得愈加注重在教會治理、(個人)職位保障,而放棄關注社會與政治議題。」(Park [2015], 197)

Unlike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Catholic Church, these six denominations do not necessarily act in concert under one centralized policy or directive.102 Usually, a political statement issued by the KNCC is supported morally or nominally, but not actively or organizationally, by the six affiliated denominations.

Christian liberals in the 1970s and 1980s dared to raise their voices against the government, but they did so against the general current of Protestant opinion. This is one of the reasons that it was not liberal pastors, but rather liberal Christian intellectuals (the so-called kigwan moksa) working in church-related agencies such as seminaries, schools, the YMCA, and radio stations, who became the leading Christian activists. Such individuals were free from direct control and pressure by a congregation.

The liberal Christian elite in Seoul used the names of their denominations in protesting dictatorial rule, but they could not mobilize their churches and congregations for their cause; they could not even receive much moral support from their fellow Christians. The liberal Christian movement of the 1970s and 1980s remained a weak elitist activity and an urban or “Seoul” phenomenon.

As we have seen earlier, the weakness of liberal Christian activism can be seen clearly in the very nature of church organization as a social institution. Lay leaders with higher social status and greater financial means tend to avoid controversial political issues and to accept the existing political reality. Against such an orientation by congregational leaders, it was difficult for liberal ministers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al action alongside other liberal theologians and clergymen. It seems that most Korean clergymen, sensitive to the attitudes of their congregations, became more concerned with church management and job security than with social and political affairs.

朴正信教授研究並也糾正把「1970 年代以(新教)KNCC 為中心的反朴正熙運動」描述為整個基督新教的大勢、高舉韓國基督新教為民主運動火車頭的主張,乃是學術上的邀功諉過,或是半世紀前的浪漫誤會一場。

In the 1970s and 1980s, the Korean 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  (KNCC) was quite vocal in advocating democracy and social justice and criticizing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but the organization did not represent all Protestant groups. For example, see the introduction to Emergency Christian Conference on Korean Problems, ed., Documents on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Korea (Tokyo: Shinkyo shuppansha, 1975), pp. 1–28. The writer errs in describing the anti–Park Chung-hee movement centered in the kncc in the 1970s as a campaign of the Christian churches as a whole.(Park [2015], 95, 246)

(韓國20世紀後半戰後基督宗教人口增長態勢,(Park [2015], 44)

天主教的貢獻:愛人民、不親權、不仇北

至於南韓天主教會的普及評價,Lankov教授在他的歷史文章中有此普及形容:

「當 1987 年軍事統治終於被代換而迎來民主,天主教會在這場關鍵變革中的功勳的備受認定。 毋庸置疑,如此正面觀感大大提高了它的人民支持度:天主教會領袖被視為貼地、有奉獻精神、並為著大我甘冒生命及人身風險

因此,當天主教會同時在全球面臨挑戰和衰退時,韓國卻逆勢而行:天主教徒的比例1990 年代中期的6%,經歷20年的一代後幾乎翻倍來到10%。」

When military rule finally came to an end in 1987 and Korea at long last became a democracy, the Catholic church was widely credited for its role in this seismic change. Needless to say, such perceptions significantly boosted its popularity: Church leaders were seen as relevant, dedicated and ready to risk their life and freedom for a great cause. Indeed, while Catholic churches across the globe face increasing difficulties and dwindling numbers of believers, the Korean church is thriving. In the mid-1990s the Catholics constituted merely 6 percent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but in twenty years the number nearly doubled, reaching 10 percent.(Lankov, [2014])

Kim Nyung 於華盛頓大學的博士論文更是以「1974-89:天主教會對威權體制的政治抗爭」為主題,認為梵諦岡第二次大會後給予的國際支持,將反抗政治威權、與弱勢同在視為比「國族主義狂熱」更重要的天主信徒使命,給予天主教會源源不絕「先知性」守望社會的道德勇氣和實踐策略。

他的博論公開全文,我一樣放在下方註腳。這裡翻譯摘要就好:

「在近兩個世紀的相對沉靜無為後,韓國天主教會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增高社會政治活動的原因是什麼?這項研究假設並肯定教會的政治活動和影響力的增強是兩種現象相互作用的結果:

(1) 國際間天主教會的政治化,因跟隨梵二大會主張,產生了天主教政治運動的強大的外部刺激,特別是在拉丁美洲和亞洲; (2) 韓國政權日益增長的威權主義迫使天主教會回應和反對國家的壓迫。

該研究還探討了教會在其政治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類型和使用的方法,以及教會的政治活動。對韓國國家民主化的影響和反應。雙管齊下的研究策略利用包含(1)關於教義歷史和政教關係制度模式的廣泛二手資料,特別是天主教會從 1960 年代到 1980 年代的政治參與觀念變遷比較研究,以及 (2) 韓國教會和國家政治活動的廣泛原始資料,包括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重大事件和發展的十個案例研究。

內外因素相疊,促成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天主教會戲劇性的政治涉入,讚關鍵事件中發揮「先知性」的守望功能,對社會經濟上的不公義以及侵犯人權行為加以抨擊——時而自己也是人權受害當事者。他們也關顧窮人、弱勢群體和受壓迫者的牧養。

這種「先知」角色是在神職人員和平信徒的共同社運領導下實現的。他們通過榜樣、符號行動和道德說服施加政治影響。他們對社會政治變革和民主化的主要貢獻不是通過黨派政治,而是通過將宗教道德原則應用於社會政治的實際。

雖然天主教會本身不競逐政治權力,而且隨著民主化的實現,其社會政治作用可能會減弱,但重要的是要強調教會的「預言」角色將會持續,並將其道德影響力正面施加在許多困擾著當代社會的政經議題。」 (Kim [1993], Abstract)

Kim Nyung 這篇博士論文完成於28年前。他彷彿也「先知預料」了,CPAJ這個南韓的天主教公義平台, 確實沒有停止他們的守望。

軍政府統治後結束後,CPAJ致力於半島統一問題、環境保護、廢除國家保安法以及反戰運動。2007年10月,CPAJ揭露了有關三星集團的財務醜聞事件。CPAJ參與了抗議美國牛肉進口事件,在首爾舉行了燭光晚會。

Travel a Path Unlike Any Other in South Korea
首爾明洞主教座堂。為南韓人權民主聖地。不僅是金壽煥樞機長年在此為公義發聲,其廣場與建築也多次在抗爭年代,庇護著抗爭者,利用國際聲望和道德影響力將政府警察隔絕在外(photo by National Geographic)。

1948年以來,南韓歷任總統之中聲望最高的是天主教背景的金大中聲望拔籌。從早年爭取半島獨立、不畏強權對抗朴正熙,再到民主化後致力於半島南北和平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肯定;更於基督徒總統金泳三的「韓寶醜聞」(彷如韓版雷曼事件)陷全體經濟於危機中時,領人民之命救援成功。

他因三個兒子都受賄判刑,是自身一路清廉反腐形象最後破功。但金大中五度道歉表示自己「悔恨因公忘私,教子無心也無方」,「今願代子坐牢」的說法,卻在許多韓國人民心中是一個最動心也最催淚的藉口了。

過去那些年代,多虧來自梵諦岡的羅馬公教,沒有理由在迷失在「親美反共」的凱撒帝國陷阱;南韓的天主教沒有親近「資本主義」財閥、沒有盲目以煽動仇恨北韓的「反共」拉民粹支持度的政治文化;在這天主賜福的「巧合」下,他們以血肉為大韓民國撐起了一隻守望上帝公義的燭光。

Reference:

  1. Kim, Nyung (1993). “The Politics of Religion in South Korea, 1974–89: The Catholic Church’s Political Opposition to the Authoritarian State.” Ph.D. dis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
  2. Lankov, Andrei (2014). « Why is Catholicism important in South Korea? » Al Jazeera. Aug 18, 2014.
  3. Misook Lee (2014). « South Korea’s Democratization Movement of the 1970s and 80s and Communicative Interaction in Transnational Ecumenical Networks«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History 19(2): 241-270 .
  4. Matheson, Will (2018). « Faith in Democracy: Korean Churches as Engines of Pro-Democracy Protest » Dartmouth Undergraduate Journal of Politics, Economics and World Affairs, Vol. 1, Iss. 2, Art. 7
  5. Park, Chung-Shin (2015). Protestantism and Politics in Korea.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6. Gi-Wook Shin et. al. (2007). South Korea’s Democracy Movement (1970-1993): Stanford Korea Democracy Project Report. The Korea Democracy Foundation & Shorenstein Asia Pacific Research Center, Stanford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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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阿富汗與塔利班 一點澄清闢謠

#中東研究
文/邱慕天(中華民國教育部2018年中東政經研究公費博士留學)

▍〇、前言:


前幾天有一篇從「國際難民組織」台灣人視角原生文章,採訪「阿富汗人」談自己國家局勢。除了某大報願景工程竟轉載,一些(教會圈)朋友都轉發了,覺得說「寫得很好」。
然而其中有多處邏輯架構、事件詮釋、可能性分析的專業錯謬,我也發現作者確實不是國際政治或是中東研究背景的年輕人。

原先一如早先解釋分析以巴衝突時,我認為真正長期關注國際領域、對於遙遠的局勢危機擁有專業決策和實質影響的圈內人,沒有理由被外行粗淺的論述「愚弄」。

反而,辨別不出資訊真謬的廣大華文讀者,苦口給予「啟蒙」國際觀或「訂正」信息,皆已非個人離開媒體產業銜接學術後再有興趣為之。然而對於該文滲入了並擴散於我個人的朋友圈,影響彼此交流認知,則殊為難忍。

故此我8月23日私下為文張貼個人朋友圈內,後隨更多讀者反映有的資訊需求,三日後轉為公開。以下就當是給知道在該篇信息背景文章、也想要更多明鑑國際局勢和新聞眼的朋友,做些公開免費的資訊服務吧。

(以下專業內容僅代表作者個人研究心得與信息詮釋,不主張最終權威判讀;並保留接受指教與日後修正的空間。附有論文或外電超連結註腳之段落,敬請參照原文以得到更精準全面的信息脈絡。)

▍一、帶風向

首先,年輕人在國際組織工作,又能關心到自己本身服務範圍外其他動盪區域,都是秉意良善。只是這文章劈頭說國人分析評述阿富汗,都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說他們不懂阿富汗當地,只為偷渡個人統獨議程。既踩了藍也踩了綠。這又何必呢?彷彿台灣方便都不曾有就事論事的評析、也不曾有人參考和採訪過來自阿富汗人的一手資訊。

接著,文章就以一位先前就在海外的阿富汗平民,以一位「深諳阿富汗政治局勢」的專家登場,為「真(The)阿富汗人」的真正想法代言、一槌定音正統。無視國內至少有三、四種彼此衝突的主流派系意識形態。

個人並不一定反對由「單一專家」呈現議題全貌。前提是這人必須做到一定程度地公正、客觀;受過一些專業的邏輯思考訓練。他必須把自己「把握程度不一」、「帶入主觀的個人偏見」、「自己情感上反對、但屬於敵對陣營自我認知的關鍵主張」...,都陳明出來,然後標準一致。

偏偏撰稿人並沒有追究受訪者資訊當中的主觀片面,丟出的詰問都是”softball”;寫成中英文章後,還在語氣重墨渲染、加強自己這位受訪者意見的權威/絕對味道,造成了一些效果。

▍二、蘇維埃

主觀和矛盾一開頭就出現了。

第一段論塔利班,H劈頭說「這些人根本不能叫做穆斯林」;設可蘭經學校、又建立神學士制度這些「只是收買人心」、「以宗教的名義,哄騙沒有受過教育和無依無靠的民眾」。

這樣說塔利班,本也不無道理。但下一段他接著稱「1989年 #蘇聯撤離 後,阿富汗陷入內戰...」自我打臉矛盾很大。呃...

在蘇聯撤離之前1979-1989年的蘇阿戰爭,國際關係叫做 #蘇聯入侵阿富汗 好嗎?H對此輕描淡寫,他是以社會主義 #阿富汗共和國(DRA;1978-1992)為正朔的共產主義支持者?

但如此他豈有資格前面把塔利班講成一副是外國植入的政權呢?

很多阿共倒台和內戰流亡海外的阿富汗人,因為穆賈希丁之後的無政府亂局,從而懷念起納吉布拉。這是一段歷史記憶錯亂的情感化學;但塔利班主政後虐殺納吉布拉,致使喀布爾政局失去官僚秩序,不能從後設證成一開始阿共的篡位是和平正當、有民意授權的。

▍三、共產黨

蘇聯 1960年代起扶持 #馬列毛主義 的阿共政黨PDPA 於1965、1969年兩次選舉都是非法身份竊佔國會席次;1973年他們暗植政變,讓時任首相推翻王室。他們在1977年逼這位傀儡首相把憲法改成一黨專政、1978年又把他暗殺。

源於蘇聯在阿富汗搞的這齷齪事,拿回屬於自己國家的穆賈希丁(#mujahideen) 才於當年秋天從阿富汗東面直接爆發。

這一切都是當初冷戰世界的 #自由秩序 所支持的人民覺醒啊!蘇聯為了護盤,直接揮軍入侵;各國勢力才再來加碼進場幫忙 。

#聖戰士起義(mujahideeninsurgency)的本土正當性,比蘇聯的傀儡政權高太多了。談內戰,豈能不談為何會有蘇共?談塔利班出現,豈能不分清是起哪一方在內戰中趁火打劫?

▍四、聖戰士

穆賈希丁 於 1992年推翻PDPA(納吉布拉政權)後自我就分裂、流露出不寬容的伊斯蘭基本教義色彩。這既本就在國際局勢預料之中,也是阿富汗「本地/內部派系」的鍋。

難道因塔利班最有組織力、下手最狠,就單獨強調這是一個受到境外勢力資助的群體?這完全與描述蘇聯性質的地方自相矛盾了 。

H提到塔利班出現,僅僅講 #沙烏地瓦哈比派系#巴基斯坦三軍情報局(ISI)的背後協作,那1980年代這場代理戰爭背後更重要的 #美國中情局(CIA),他為何不分析呢?靠巴基斯坦推得動這麼多的東西嗎?

沒有雷根政府相當數十億軍費能量的挹注「#哈卡尼網絡」,全球伊斯蘭恐怖主義的「#不對稱戰爭」哲學會在與無神論的對抗中得到完美的練兵土壤嗎?沒有CIA這十年間的「#颶風行動」操盤中亞冷戰,沙烏地又怎麼會取代了穆巴拉克的埃及,成為阿拉伯人與阿富汗人聖戰理論與實踐的拍檔呢?

▍五、塔利班

論到人民心間感受到的「阿富汗價值」,阿共第二階段極權政府(1986-1992)的納吉布拉出身良好在印度受過教育、大學讀醫科、妻子是俄語學校校長;是飲外國勢力和菁英體制奶水的政客。

回看塔利班政權(1996-2001)的領袖 #奧馬爾 (Mohammed Omar, 1960*-2013)出身普什圖落後村莊的三級貧戶。父親幼年逝世,他是由可蘭經學校的叔叔過繼撫養。傳說他於 1979年時因阿共篡政後的時局走避到巴基斯坦讀遜尼派神學院,然而更權威的解密檔案發現,他一生從未住過巴基斯坦,只有短期越境兩次,其中一次是為看牙。

奧馬爾的伊斯蘭神學教育則其實都是受於阿富汗鄉間傳統的蘇菲派門下。而他絕少理會伊斯蘭馬巴德招攬利誘、不歡迎巴基斯坦干涉本國政治,蘇菲主義的靈性更能解釋奧馬爾與塔利班的行動方針。

僅憑普什圖民族地緣關係便將奧馬爾算作巴基斯坦特工滲透的組織青年的牽強附會,已經被華府智庫2019年的地毯式研究報告徹底駁斥翻案。不僅如此,阿富汗哪一個權力人物,沒有蘇聯扶植的/與CIA合作的/收北約現金/通英國圈子/與印度親近的國外勢力背景?

奧馬爾 1982年起回加入反蘇戰爭,他的個人傳奇也在這時開始展開。他以近2米目標明顯的高大之軀於前線戰場拚殺,換到過不同民兵部隊麾下,不變的是聞名的驍勇。幾年間他4次負傷;報導根據許多親歷戰場見證奧馬爾善用長距離步槍,是名神級的狙擊手,曾摧毀蘇聯坦克多部,直到他1987年在戰場上失去右眼。

▍六、神學士

奧馬爾個人於1989年蘇聯境外勢力撤離後,就沒有再於1989-1992年對抗 #納吉布拉政權 的內戰中出手,回去繼續研修伊斯蘭神學。

直到 1994年,腐敗的軍閥割據,在民間四處燒殺擄掠,尤其不分男女幼童的雞姦,在當地令人髮指。奧馬爾他「夢中得到聖者異象感動」,要他拯救阿共倒台後,生活更加水深火熱的蒼生。於是他中斷自言主觀上更想要從事的神學研修,率領自創的宗教學校50名學生(一說30人)開始所謂的「#神學士」運動。

當這群「神學士」出來時,顯然是南方軍閥中最有紀律、最少腐敗的一股清流;對於雞姦男童、擄掠民女的軍閥暴行嚴懲嚴辦,僅僅1年之間,立刻以綠林俠盜的形象席捲整個普什圖居住的阿富汗南境12省。他們在所有佔領的地方,都用伊斯蘭教法施行治理,處理民事訴訟。

對向來只有叢林法則強取豪奪的野蠻社會,塔利班導入的「政治神學」可能在你我的「上帝視角」看來是落後壓迫,但比起其他軍閥的統治,他們已是唯一能拉出公平原則並有效執行的社會秩序。

塔利班於是在全國民意範圍內,迅速升級為最受基層支持的軍事集團,在1996年包圍喀布爾,在9月時讓 mujahideen野心家希克馬蒂雅爾(Gulbuddin Hekmatyar)的派系交出納吉布拉和政權。

▍七、盜亦道

奧馬爾掌權後,他甚至下令除掉所有的鴉片田,大傷經濟並使普什圖年輕人逃到巴基斯坦求生,直到美國與北約開始用北方聯盟搞他後,塔利班需要軍費才不得不重開鴉片種植與交易。

在 mujahideen之中,奧馬爾是一個相當有文化的人、通曉阿拉伯語。不喜奢華、不愛大權與高位。但我們注意到,冷戰後塔利班面對「民主外送」的敵意,基地組織的賓拉登與札瓦希里在阿富汗進出坐大、脫離奧馬爾的影響掌控。近年記者曝光,他生前這段時間不乏無奈,也必須承認政治格局的需求變化,堅持理想只會使得現實變得更加糟糕。

1998年沙國主動邀請奧馬爾參訪伊斯蘭麥加,他以個人理由拒絕。但阿富汗在塔利班年間(1996-2001)成為阿拉伯聖戰體系與西方價值對壘的恐怖主義前哨,也因貧窮欠教育的普什圖的執政班底,難以不賴遜尼派產油國的供輸來抗衡北約撒下的國際制裁和顛覆。

  • (註:911炸雙子星基地組織和賓拉登為世人所認識。然同年阿富汗0301炸巴米揚大佛、909暗殺馬蘇德,亦為基地組織參與主導。美國截獲情報與塔利班內皆認1998年起,賓拉登與札瓦希里實質影響已越過奧馬爾,主持塔利班趨向激進的執政作為,與西方孤立對抗。)

只是我不知道那些一早把塔利班當成宇宙塵埃的、騙小孩的、外國撐腰的,知不知道這些歷史和基地與塔利班間的角力故事。又是否能指出1970-2000 年間,哪一個軍閥、哪一個執政者,比他更有做事格調?比他更有阿富汗基層民意基礎?

▍八、獅子王

如果唯一說要有,那就是我在臉書先前第一時間概述阿富汗政變提到的那位塔吉克族出身、北方聯盟的「#潘傑希爾之獅」馬蘇德(Ahmad Shah Massoud,1953-2001)。

該篇文章的後半段也提到了這位被基地組織暗殺後形象昇華為民族偉人的 mujahideen魅力領袖。——是的,馬蘇德也是mujahedeen。你文章不可能譴責整個聖戰士運動和阿富汗內戰,卻想要單獨捧馬蘇德的光環。因為馬蘇德的光環就是來自 mujahideen起義。

馬蘇德不單是反蘇戰爭中最有統帥方略的一位,也在 1992-1996年期間展現政治格局,避開了臨時政府軍閥的腐敗分贓。當時分裂派系中出身普什圖豪強部落的野心政治人物希克馬蒂亞爾,拒絕馬蘇德提議的多元族群派系共和,個人殘暴專斷、在基層極不得民心,使(巴基斯坦與阿富汗兩地的)普什圖人民都轉向同情並支持塔利班。

故1996年塔利班進入首都時,視希克馬蒂亞爾的體系為阿富汗頭號毒瘤(cancer)的馬蘇德退居中立,只願保納吉布拉出逃。隨後馬蘇德因反對塔利班過度基要的政治伊斯蘭主義,才開始組織北方聯盟軍閥對抗、被北約相中為推翻塔利班統治的馬前卒。

▍九、靠爸族

馬蘇德倚潘傑希爾谷地在北方塔吉克區挫敵多次,並在北約支持來到後,領北方聯盟在全境展開游擊戰爭推翻塔利班。然而該文提到「阿富汗人民把復國的希望寄托在艾哈邁德.馬蘇德(Ahmad Massoud)身上」,已經不是指「潘傑希爾之獅」本人,而是指他在2001年被 #基地組織 暗殺時只有12歲的兒子 #小馬蘇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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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出生的小馬蘇德徹底不是他父親。他於2015年前都在英國接受高等教育,念到碩士很抱歉地說都是軍事理論的紙上談兵。2016年掛名「馬蘇德協會執行長」、2019年於阿富汗政壇出道。

馬蘇德死後,他一家吃他光環的人很多。包含Ahmad Wali Massoud(小弟、馬蘇德協會董事長兼創辦人)、Ahmad Zia Massoud(二弟、前副總統)。其家族勢力的政治關係也十分地親西方。

——但他們沒有一人真正有馬蘇德本人的魅力與功績。

(註:下令基地組織暗殺馬蘇德賓拉登 與前者極不對盤,卻仍在1994年為之斡旋希克馬蒂雅爾,建議後者應按照馬蘇德的共和提案,讓過渡政府更有代表性。希克馬蒂雅爾卻認定喀布爾當前更需要自己的強人領導、未採納。賓拉登斡旋無效後便放棄希克馬蒂雅爾,改與奧馬爾親近。馬蘇德也退出過渡政府,另與12省人組織民間救國委員會。)

▍十、早不做

8月18日的時候, 小馬蘇德投書 《華盛頓郵報》, 內容陳述塔利班乃是全球秩序的恐怖威脅、請美國支持他們先進武器。他很有鬥志、很有聲望。他們仍在潘傑希爾谷地、會與塔利班決戰,「重建阿富汗的秩序」。

該訪問H的文章,就在這天真喊話帶出了希望的結尾:「艾哈邁德.沙阿.馬蘇德之子艾哈邁德.馬蘇德沒有逃跑!他想為我們奪回阿富汗!」

然而不幸的是:馬蘇德家族上一輩早就都已經參與到 2002年塔利班倒台後由美國扶持的秩序,也就是之前卡扎依(Hamid Karzai)、「落跑總統」加尼(Ashraf Ghani)領導到垮台的這個政府。

從2002年到2021年,塔利班在野、這群人是執政派。那時,所有的發展機會與紅利都在他們這邊。「重建阿富汗的秩序」豈是你們已無機會時才喊要做的嗎?

無怪塔利班/蓋達根本沒在介意活口,隨他們搞。所必須除之者,唯「潘傑希爾之獅」矣。

▍十一、機不待

20年時間,西方投資、美國幾萬部隊駐紮,提供軍事顧問、參謀、精良裝備..,你們訓練不出一批有紀律的軍人、不收賄的警察和公務員。你們沒有發展教育、沒有聯絡城鄉。

直到美國走了,塔利班從外圍逼進,你們無血開城,數十萬大批軍人繳械、連美國支援的新式武器,都給塔利班民兵撿走...現在再跟副總統一起,在推特、在西方媒體喊話要支持、要武器打仗,不是很奇怪嗎?

這文章裡面說,阿富汗並沒有如拜登所言「不為自己而戰」、「阿富汗男男女女都有堅強的戰鬥意志、生死置於度外」;那上週國際瘋傳的短影片,成千上萬阻塞喀布爾機場跑道、大包小包亡命、失去理性攀登機翼的那群人,可是你人人「堅強戰意」與「生死度外」的定義?

先前20年美國需要訓練這些本地人參軍的時候,他們是在?過去一年之中你們還在美國保護下掌握全部發達據點時,我們看到的是?

▍十二、捫心問

對這些人如果當初居阿富汗政府要位、上達國際社會天聽、美軍資源仍駐當地、既得利益且絕對政治正確,都還做不了事情、代表不了民意,現在豈能一轉身又來代言彷彿海內外8、9 成「真.阿富汗人民」齊刷刷都是這種聲音呢?

過去幾年,香港面對一國兩制被破壞的威脅,沒有槍砲、沒有子彈的青年以血肉之軀前仆後繼,向那些荷槍實彈的壓迫者,抵抗成什麼樣?這樣的誓死抵抗景象,在過去幾個月、在8月15日塔利班進入喀布爾時,何曾出現了呢?

這些有國際發聲渠道的國際組織工作者、西方留學的都會中產之子,你們憑什麼代表「真.阿富汗人」?你們確定阿富汗的部落與鄉間人民,都跟你們同一種看法?

再一次,利益上、政治上、神學上,個人可沒有理由支持塔利班。但理解國際局勢,我們需要知道社會為何崩潰、國家為何失敗,便要認真檢討放對重點。不要天真浪漫打感情牌、不要自我欺騙雙重標準、不要迴避責任粉飾太平。

▍十三、新政局

潘傑希爾谷地那邊,當初 1980、1990年代是靠著美國、北約的支援;北方聯盟集體團結,並在 馬蘇德 這位游擊戰鬼才的領導下,才在這個相當全國的 5-10% 的領土範圍成功抵禦和挫敗對手。

現在 #小馬蘇德 ,塔利班要捏死他太容易了。但這對他們想在國際社會建立的形象高度都不好。塔利班幾日前已經立刻宣稱會特赦加尼和副總統沙雷。我們真誠希望不要再有無謂的抵抗和流血發生。小馬蘇德請做一些會讓父親真正為你感到驕傲的事吧。

新塔利班已經全面做好執政準備。巴基斯坦的世仇印度,也早在好幾個月前就開始和塔利班私下打交道,為新印阿外交關係鋪路。

國際社會應該盡可能恩威並濟地督責這個 2021年改頭換面前來執政的新塔利班政府;善待人民、發展國家建設、保障民間社會發聲管道不至於窒息。
回應那些視奧馬爾為解放英雄的人民期許。做個好俠盜。

瞭解今日塔利班領班政治結構/BBC 新聞
  • (註:潘傑希爾谷地小規模戰事和包圍已經展開。匯集當地記者推特頻道:塔利班提供和平談判,提出要求外國軍力於8月31日前撤出阿富汗境內。塔利班透過記者表示,若和平談判失敗,將準備在一週內攻下谷地。
  • // I just talked to one of their commanders n they r hopeful to conquer this area within a week in case talks fail. // (Source: Maham Banori, Aug 23, 2021, via Tw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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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總統沙雷於17日推特宣稱,加尼出逃後,他就是代位元首。並逃往潘傑希爾谷地與小馬蘇德會合。不過根據稍早21日最新照片動態,沙雷(右一)在當地與忠誠於原政府的志士們一起架網子打排球,心情輕鬆愉快。(Photo by Yalda Hakim via Tw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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