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兩個國度:從巴特神學的同心圓看永恆教會與世界政權

Karl Barth 神學被視為「危機神學」,在於他診斷納粹時代最大的「危機」並不是政治性、而是神學性的──「自由神學」和「自然神學」養出的一整代德國基督教社會,居然失去了鑑別和防腐的能力,甚至會支持一個將自我給「絕對化」的(納粹)政府,以及它在自我絕對化後其他的強制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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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Karl Barth最後沒能完成CD IV.4,今日對於巴特論政治與教會最重要的參考就是1934年的Barmen Declaration、1938年的"Church and State"(Rechtfertigung und Recht)和 1946年的"The Christian Community and the Civil Community"。

可以簡單說,Barth一早就看到納粹悲劇的根源出自「政府成為教會(自我神化)」以及「教會成為政府(自我政治意識形態化)」的雙重界域混淆;而它隨後作出各種髮指的事情,只不過是這個原初悲劇的附隨效應罷了。

關於「聖潔」:界域分立不相混

「界域不相混」是改革宗政治神學相當重要的一環。它根植於「各從其類」的創造論,以及「分別而為聖」的揀選論等可從舊約聖經得出的系統神學。

我曾指Mary Douglas 的 Purity and Danger(1966)是一本讀懂希伯來聖經中的「潔淨律」、「分別為聖」(קָדוֹשׁ)觀念最重要清晰的一本宗教人類學研究。其概念就是以古代近東的世界觀,說明以色列群體的「聖潔」觀來自於(對上帝創造並分別萬物從屬的)界域不相混。所以兩棲類是不潔的、混紡的衣物是不潔的…。

諸此信念,被猶太信仰遵循並發展了很久;「分別為聖」的猶太人,不將自己與俗混淆。作為利未人、大祭司、君王,各階層各角色在其所處的聖潔地位上,有可做與不可做之事、有可去與不可去的地方。

──直到耶穌基督出現。祂打破了人神之間有層層律例習俗以及階級為隔閡,使得信徒「人人皆祭司」;祂糾正了彼得基於猶太教觀念「俗物不可吃」的觀念,因為「主已將一切都潔淨」(徒13)。

後復活(post-Easter)與「使之為聖」:聖靈工作重定義界域

在這個意象下,不只「外邦人」歸入救恩群體之中,不再為(人為仿擬自然的)界域所隔;保羅更是發現了「基督裡的真自由」,以教導基督徒隨從聖靈,看待何物當吃、何事當行;叫復活的基督得著「天上、地下萬有的權柄後」,召基督徒來隨從祂做真自由人

Barth 認為他與改教家之後發展出的「敬虔主義」神學、「自由主義」神學的差別,在於我們將以歷世耶穌基督的啟示為中心視角,看待「國家政府」與「教會」的界別。換句話說,Barth認為Calvin、Luther等改教家及其後人,以「兩個國度」區分政府與教會的觀點太過「靈俗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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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th 認為,這兩個國度中的「政府」隨從創造神學、自然法等「普遍啟示」(律法),而不是用後五旬節(post-Pentecostal)的聖靈觀理解宇宙法則,因而唯有「教會」才隨從耶穌基督救贖的特殊啟示(恩典),導致教會要不就變成強調一個只管屬靈高調、與政治脫節的社群(pietism);要不就是濫用世俗權力來實踐屬靈高調到社會(ultra-reformed theonomy & liberalism)。

這樣一種不只分立還分離的兩個國度,導致宗教改革後的歐洲基督教國家不僅無法滿足於1618年30年血腥宗教戰爭後換來的 1648威斯特伐利亞和平,甚至還釀出了 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甚至還在窮兵黷武地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氛圍靠近。

同心圓

Barth 看到的兩個國度已經崩潰,因此他提出的解決方式,是把「教會」跟「政府」看作為具有同一本質實存、功能有別但密不可分的同心圓──同以基督為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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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th 同心圓示意。以上為本人根據後自由神學觀念繪製的榮耀加強版。)

Barth 認為,這個同心圓裡頭,教會在內得以「直接」接觸基督真理,而政府在外雖應也圍繞基督,但並不直接明白和接觸基督真理,所以教會的最大政治使命就是「(執政掌權者基督)代求」和「(政府)提醒」。

前者代求,是作祭司。後者提醒,是作先知。

但特別值得注意的地方在於,Barth 使用「提醒」的語言,在於他相信教會比起政府更具有「認識論」(而非本體論)上的優位性:她「知道」政府不知道的東西、能守住政府不能守住的東西:耶穌基督救恩的真道。

由於基督(上帝)在本體論上握有對萬物全部的主權,於是,當一個政權冥頑、愚拙、行惡時,對 Barth 而言,「牠」也沒有能力真正地扭轉「這是天父世界」的本質── 這在納粹大屠殺孳生「神死神學」歐洲思潮中,是一個多麼大膽的神學宣告!

神與邪惡:Augustine 與 Barth神學下惡的徒然(nichtig)

然而 Barth 這樣的政治神學思想,會激起兩個直覺性的道德問題:

一、如何看待「行惡的政權」這個實存,以及其具體的惡行?
二、教會如何抵抗這個不理會「提醒」、執意行惡的政權?

這兩個問題,就是我認為Barth 必須被研究跟理解,但同時必須被填補和超越的地方。

第一,Barth (1934)在彼拉多身上看見,作惡的政權只能成就、不能破壞上帝在基督裡的主權計畫
牠的惡不具備終極性、也不具備上帝以外的單獨實存性。牠如此癲狂做惡的企圖,在上帝的永恆計畫不過是徒然、虛空罷了;牠的徒勞、牠做惡卻成神預定的善的這份弔詭,就是邪惡政權自取的審判。這是 Barth 的其中一個「不」(nein)。他要基督徒先認識這一點。

第二,Barth 提倡最凶狠的抵抗方式,就是給予該政權「(神學)合法性」上的斷糧(切割)。這個「釜底抽薪」作法,是當由基督教會由「觀念」上開始,而後產生不配合的行為;而「觀念」上做不到給納粹斷糧這件事,正巧是整個自由神學在德國發展一百多年以來最大的政治(從而也是神學)失敗。

後自由/激進正統派神學家 Rowan Williams在 “Barth, War and the State” (1988, 170-197) 解釋得比較具體:不合作、不聽從、不參與

最基進的抵抗:不合作的教會

──鑒於德國從威瑪憲體變質為希特勒的法西斯政權,代表著整個德國基督教社會的失敗,Barth 解方的基進(radical)之處正在於:他看到問題不是在希特勒一個人(如刺殺希特勒派),也不是單單在法律體制(如 Schmitt一派 )、解答也不是由基督教思想催生的奪權革命(不適用摩西率以色列人抵抗埃及法老的概念),因為納粹的例外制度是在威瑪共和的弔詭「合法性」下被創制的

 

這個「合法性」的僭政,是建立在大批基督徒放棄了「見證」的下場。(我們在應用Barth 神學於其他非基督教社會、以及非共和與行憲的政體時,一定要十分留意這個特殊處境。)

「不合作」的教會此時的公共存有意義,於是接近 Jean-Luc Nancy 論述的「不作為的社群」(La Communauté désœuvrée,1986):它讓任何想要(從而很快會變質為強制和暴力)發展的政治意識型態在基督社群內吸不到水、叫這政權赤身露體地彰顯自己的羞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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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論文:新公民時代的基督徒政治

然而在1946年,也就是戰後發表的 « The Christian Community and the Civil Community »中,Barth用詞改變,凸顯了他原本想法的一些奇怪與限制。

在這裡,國家政府(staat)一詞被他代換為「公民社群」,引起我們好奇:它與「國家政府」、「國家政府」與「權力」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公民社群對他還具有同樣「(神聖)的權柄」嗎?

和平主義派的後自由神學家 John Howard Yoder 稱讚Barth這篇論文提供了「後基督王國」時代(post-Christendom era;可粗解為世俗化時代、多元時代)的神學政治基礎。

但 Yoder 能做出此評價有個前設是:「公民社群」與「國家政府」是不同的。Yoder認定「公民社群」很明顯沒有Barth先前似乎賦予給「政權」幾乎無條件的、與教會站在同一本質地位上的神聖性。(John Howard Yoder, Karl Barth and the Problem of War, and Other Essays on Barth ed. Mark Thiessen Natio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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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如果「政權」是上帝的左手,與「教會」作為上帝的右手,彼此之間只應該用「很屬乎神」的方式互動;那麼具有形成政權條件、與政權相當部分重疊的「公民社群」,並不會要求這樣的對待。

但「公民社群」是誰呢?不是所有人民嗎?因此同一時間,新加爾文「兩個國度觀」的雙重全然性(totus/totus )又在Barth「公民社群」vs. 「基督社群」的用法裡重新浮現

正如新加爾文主義頭號知名人物 Abraham Kuyper 可以既是荷蘭首相、大學校長,也更是位神學家,我們應該正視到一個人也可以擁有「公民社群」與 「基督社群」全然的雙重身分。

在這兩個圈子,一位帶著使命的基督徒同時應該具備「內圈公共神學」與「外圈公共神學」思考;兩者都是帶著以基督為中心的考量。但「外圈公共神學」卻是與不認識基督、不信基督的交談用的語言。

關於「外圈公共神學」及其語言「不可共量」這個概念,近年足資參考的著作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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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論上的巴特修正主義:教會作為城邦、基督徒是異類僑居客

在「公民社群」vs. 「基督社群」這組架構裡,幾個細節問題和路線會繼續延伸浮現:

John Milbank 之類的激進後自由主義(「激進正統」)一派,會在巴特同心圓的架構上,把外圈的「政府/公民社群」是「教會/基督社群」的「次級品」、仿品(par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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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遑多讓,他認為「教會」與「世界」不像 Barth說的只是認識論上差距的範疇,而是本體論的!「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政權」沒有這個福氣可以享受教會在今世開始就享受、並存續到永恆的品質。(Stanley Hauerwas, Performing the Faith: Bonhoeffer and the Practice of Nonviolence, Brazo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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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基督徒在公民社會只是「異類僑居者」;而教會當成為真正與世界有別的「城邦」(polis);

當Barth 認為政權與教會都是時空中臨時的存有、教會在此世中互相幫助:「政權」反映出天「國」聖「城」的政治善時;後自由-新奧古斯丁主義採用的是「最小化派」(minimalism)的視角看待「世上之城」:我們認為政府治理應該盡可能地以「最小化惡」為目的,而非發展出「最大化善」的野心目標。因為政府本身也是一種「為了最小化惡」而存在的「必要之惡」,一旦政府把自己放到「最大化善」的想向去,它就必然需要擴權與使用更多強制手段去達成目的、甚至把國家上綱為一種意識信仰(「國族情節」、「法西斯運動」、「愛國主義」)。

政府應依循「普世價值」治理:但普世價值何來?

Barth 在論政府/政權時,給了它相當多積極的期許。他甚至經透過「同心圓」的方式,把很多他認為是「基督教會品質」的東西擴散代用到政權身上:民主、人權、平等、照顧窮人。這種把教會內政治倫理,搬用和反映到社會上的想法,很多人是覺得荒謬的。

首先必須說,民主、人權、平等、照顧窮人:這些是文明人都會去欣賞的價值。但如果要宣稱他們是「普世價值」,我們就會需要一點神學論證。

世俗自由派缺乏神學深度,因此往往用「喊得很大聲」的方式來論證和傳播自己信仰的普世價值;再好一點的作法,是用 Immanuel Kant 從宗教信仰的最大公約數中萃取出的道德「金科玉律」、從 John Rawls 得出「原初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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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後自由中它們是透過與基督教會的「辯證/排除」而得;在 Barth (和 Milbank)看來,它們是世俗政府試圖模仿教會而得。最後,這些價值觀在新加爾文主義中也會得出,但得出的方法多半是透過「創造/自然」來論證。

新加爾文與荷蘭改革宗神學家認為,Barth 重新混淆了「普遍」與「特殊」的界域之別;Barth 以為藉著教會的「提醒」,政權就可以在某種程度明白「特殊啟示」、並推動擁有「基督之善」的治理模式;
後自由/新奧古斯丁的 Yoder 這邊則質疑,Barth似乎是先覺得民主自由人權背書這些是正確和進步的,才拿基督(中心)論來 proof texting。但 Yoder 雖覺得 Barth 在理論的實踐上犯了錯,可是方法論本身--該以「基督(中心)論」來設定教會政治想像的做法--是對的。因此出現了 Yoder 式的激進和平主義、非暴力抵抗等政治神學理路。

我們不能回到兩個國度,但也無法留在巴特

最後,我個人同意Barth 危機神學的出發點:兩個國度強調「界域之別」是具有很大政治風險的。兩個國度強調「界域之別」區別,容易讓基督徒認為他可以一直在(屬於世俗政治的)外圈從事「有別」但「不有違」於其基督徒身分的事項,而步步榮神益人、累積永恆在天的財富。
(確實,不少清教徒系統的荷蘭改革宗,確實認為上面這種認定方式無甚問題。)

然而這種「有別」的後果,Barth 已經經歷過,就是屬「自然法則」的那個國度,發展出無視於基督中心之教會論的特殊位份,以其自然神論、自然神學為足;從而配合著在「屬靈/屬天之事上」自我極大化、不管外圈事務的敬虔主義教會,這些屬世國度的政權就在「地上之城」自我極大化、集權化了。

因此,Barth 在同心圓上切割政權與教會,實際上是要為教會拉出了一個「不屬世、也不離世」的位置上,扮演先知政治的角色;同時也避免讓教會沾染到屬世的政治意識形態(或以為自己可以越俎代庖僭政)──她單單要向世界宣講的是上帝在基督裡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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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國度與同心圓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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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Barth 的理論雖正確地把「政治危機」拉到「神學危機」來處理,但對於「義戰」、「建國」、「解殖」等非常態政府的狀態,該如何繼續用神學來討論,卻留下許多等待人們發展的模糊空間。

基督中心轉向之後:如何以正確原則看待創造和文化?

亦即,Barth 可說是開啟了公共神學的「基督中心轉向」;但是回答上述的問題很明顯就會要仔細地處理基督中心的內涵,以及這個「內涵」在世俗界域能夠應用上的「程度」;最後,是當世俗不能回應、或踐踏這個內涵時,教會或基督徒該採取什麼樣的「集體行動」。

例如,後自由/新奧古斯丁這體系內,就分出兩派人:支持義戰派的 Oliver O’Donovan /William  Cavanaugh與 和平主義派的 Yoder/ Hauerwas/Nation。

對這兩派上述人物的每一位,我個人都有相當高的學術敬意;耙梳他們的論證內涵差異,就留待日後再行處理。然而我折衷地看待他們的爭論,我們可以說:基督徒在代表「教會集體身分」(如:作為牧者、長老、執事身份)時,原則性上只能選擇絕對的和平(因為這是耶穌基督啟示的唯一道路);但作為個別基督(平信)徒、投身在「政治社會集體身分」時,可以考慮「義戰」的表達選項

我曾以詭異文法說出「教會」應當「關心」而不該「參與」政治,意思就是如此。以教會集體身份「參與(世界的)政治」乃是不適宜的;除非該政治問題涉及了政治力對「教會集體(見證上帝的)身份與職分」形成了根本性的壓迫。這時教會領袖就應該出來對政權說:容你容我們的百姓去曠野祭祀耶和華-我們的神。

所以若問:配槍制裁歹徒的「警察」可不可以「同時」是一個按牧主聖禮的「牧師」?我答案是原則性的「不」──你只能同時擇其一。
但一個警察或獄政劊子手可以受洗為基督徒並領聖餐嗎?當然可以。(只有Hauerwasian Mafia /radical Mennonites/Anabaptist/Amish 社群會說不行。)

基督、創造、文化、與終末之間的本體論關係

接著我們聚焦在一個更大的公共神學原則問題,區分以下三個項目不同的終末(實存地位):

  • 上帝的原初創造(material nature)
  • 「墮後人類」試圖根據原初創造(自然法)衍生出的文明(civilization as a response to cultural mandate)
  • 那些無視於原初創造而發展出的制度文明(civilization as [sinful] human construct)
  1. 原初創造(material nature):具有「實質上(substantially)」可以反映和連結終末的地位。
    ──聖父藉著基督創造它們時看其為好(ט֖וֹב)。人類在歷史中以人的「治理」為萬物施以文化的洗;終末上帝則將在永恆中為萬物施以神聖的洗。
    (We baptize the creation with culture/civilization, while Christ in His ultimate regenerative act baptizes everything with His holiness)。
  2. 因此「墮後人類」試圖模擬原初創造原則、但不是在復活基督榮耀原則裡的制度文明則「具有功能上和象徵意義上(symbolically)可以反映連結終末」的地位。
    ──上帝造人類為「甚好」(מְאֹ֑ד ט֖וֹב);那麼人類在「墮後」仍然反映祂的形象、並且仍在基督裡蒙受了祂的揀選(不管在於他們對此揀選有無信心上的認知;人類都無法改變天父造了他、基督為他流血而死的終極事實),因此,人類對治理栽種萬物的文化洗禮,是在象徵(而非實質)上類比了那終末的宇宙轉化。
  3. 然而,「墮後人類」也有一些發展出的制度文明,是以其「偶像崇拜」的自私,無視於上帝原初創造原則而來;它本身就是一種癲狂虛妄──歷史及今日許多無神政權、極權暴政即是如此。它的虛妄既是一種在「神聖實存裡」的「虛空」(如Augustine 所說,惡並不是一種神學實存;惡是善的缺乏);上帝就要透過暴露/敗壞這政權的虛空(a divine « nein » to it),來實踐自己的全善和公義。
    因此這些制度文明的「貢獻者」既然在此限時世界中堆砌虛空,這一切終也自然要隨著世界被廢去及洗淨後而終結,並不在永恆終末中有任何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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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一個假設問題

所以如果看完有人還問:「墮後人類」試圖模擬「復活基督榮耀原則」所創設的政府制度文明,有沒有可能,我們該如何回答呢?

確實,某一種新正統運動或許會相信這種工程項目;Karl Marx 的無神論共產主義忽略了人是墮落的,所以他建立地上天國的想法成了悲劇。那麼,如果是信上帝、仰望基督的政治作法,有沒有可能達成 Marx 的未竟之事呢?

這是一種神學上的背謬與不可能性。

Barth 已揭露「墮後人類」組成的「公民社群」不是教會,唯有當「靈裡重生」的「基督社群」成為教會,我們才透過她得以知曉「復活基督榮耀原則」。「人類/公民社會」不應試圖成為/僭越為教會,哪怕該公民社會可以算作一個基督教社會。

於是應該又可以問,如果所謂「靈裡重生」的「基督社群」「基督社群」又試圖創設的政府制度文明,是不是可以呢?

某一些採納了 Barth 思想的改革宗,往神權派(榮耀神學)發展,因此會相信這種工程項目。但這正是 Jurgen Moltmann 認為 Barth的「基督中心論」不夠防腐的地方!

Moltmann擔心,Barth 在談論教會向著世界的宣講(kerygma)與見證(witness)使命時,基督與人性一同受苦的十字架元素不夠清楚明確地貫徹在其中;因此,有些巴特主義者就匯入了神權派,以「基督做王掌權」為主要意向去推政治神學和公共神學,或是把自己(教會)當成了世界之罪惡與虛無的論斷者。

這些神律/神權誤用 Barth,認為「基督社群」也許可以透過「權力意志」的手腕來表彰神國。若一旦如此,就很難避免Barth的同心圓,墮為「內圈」向「外圈」發起文化洗腦改造的征服運動的可能(看看「七個山頭運動」也被稱為公共神學)。

後自由:以「實動中成為肉身受苦的基督」為中心

後自由神學正是受到這樣的提醒,因而強調「基督中心」裡的基督,是「道成肉身」(logos ensarkos)、在永恆裡實動的基督;它不能被其他任何簡化或排除十架受苦的基督意象拉走。故此,「十字軍」的教會政治是「(後自由實動論)神學上的不可能」;「基督社群」因此也僅存在洗腳服事、陪伴世界受苦、預備為世界捨命的十字架政治。

AC(巴特神學與實動概念。Source: George Hunsinger, Conversational TheologyEssays on Ecumenical, Postliberal, and Political Them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Karl Barth, Bloomsbury, 2014, p.35
AC (巴特神學與實動概念。Source: David W. Congdon, The God Who Saves: A Dogmatic Sketch, Wipf and Stock, 2016, xvii-xviii)

守望文明走向時間終局

如此再問下去:既然後自由神學對「教會成為教會」的政治倫理可以談得如此具體,那麼對「世界成為世界/政府成為好政府」的指引,與原初改教家從「兩個國度」基礎上的做法之間又會有什麼不同呢?

原初改教家從自然法/律等「普遍啟示」來跟外界社會溝通辯論,我從中歸結出4大後自由神學要針對其限制來修正的問題。

  1. 首先,若從基督復活五旬節的聖約歷史軸上,我們注意到在基督的終末實然中並沒有兩個國度,只有「一個國度」-屬基督的國度:「到了所計劃的時機成熟,就使天上地上的『萬有』,都在基督裡『同歸於一』。」
    基督終末的實然中,雖然還沒有在此世完全地彰顯,但那正是五旬聖靈的信心眼光要透視的真相:這個國度以耶穌基督復活的物質真實,正在銷融著(subsume)創造時的界域隔閡。祂既「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如今物質上的「聖/俗」之分只剩下是禮儀性的、功能性的(liturgical & functional)、而不是本體性的了。
    如果我們還以為有兩個國度,那或是因為我們還沒有走過以馬忤斯之路、還沒有藉著五旬的聖靈轉入基督中心的世界觀思維。
  2. 第二,我們注意到後現代思想的社會「普遍」不承認「普遍啟示」;只存在許多局部的、權宜的、肉身場域的小啟示──可以說,每個啟示都是「特殊」啟示 (假使它們還有任何啟示的性質)!Barth 強調只有特殊啟示才是真啟示及後自由則強調要正視(後現代)特殊性之間「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基督啟示的真」雖不為同心圓外圈的事界所認識;但我們可以先叫他們承認咱啟示的「特殊」。不可共量的世界觀之間必須一面習得共存的規則,一面文明地做互競和說服工作。這點上,後自由神學遠比傳統改革宗神學,更具備悠遊和安頓後現代社群的本事。
    LEO (後現代與敘事/啟示/世界觀間的不可共量。Source: Jean-Franc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ii)

    Kuyper 自己也預見「多元典範並立」的(柱化)社會,發展為不再是金融、教育、醫療(舉例)有自己的「領域主權」,而是「基督教/伊斯蘭/自由至上主義/共產主義」(舉例)會對於金融、教育、醫療有他們各自意識形態與信仰的領域主權。

  3. 第三,自然秩序已經在被改變和超越。改教家在提出「兩個國度」並且從自然律中思考範疇時,並沒有設想到「自然範疇」會被胚胎複製人、性轉工程、(自主思考的)人工智慧、天網、區塊鏈、量子物理、奈米技術…這些科技顛覆重劃。因此,正統教會基於創造神學思想,除了提出節制與限制的保守聲音,往往無法真正寬宏且祝福地給予屬靈資源,去滋育和牧養這些各種前端科技探索及應用。後自由神學在終末基督「更大的善與信實」眼光中,卻不曾覺得需要擔憂害怕自然秩序被反轉或改造。我們看到「水變酒」、「復活」本身就是反轉自然秩序、把物質變了態的基督事件。
    而這些科技將使世界進入更高速揮發(volatile)的不穩定性,本身亦具有終末論的積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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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昇華與否定(Aufhebung):在本體論和救恩論上服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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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第四,如果基督社群在這個「彌賽亞剩餘的時間」(per Giorgio Agamben)裡真正的「政治」任務,是反映教會的本質作為「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per Hauerwas),那麼她就無可避免地反映出世間一切現象之雙重性:世界的一部份會被基督「銷融」而昇華(Aufheben)至國度,但也有一部分會被基督「否定」而寂滅。
    ──當然,它們被「基督」否定的前提一定是因為它們先明確否定了基督的實存。而如果「合於基督」(union with Christ)是唯一的終極實存性( »so that Christ may be all in all »),那麼否定基督,就是否定自己與終極實在的關係(「凡在人面前不認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認他。」)。
    (這也是Augustine「惡沒有實存地位;惡是善的缺乏」相當重要的發展。故Barth 同心圓上認為僅是「認識論」差異的「教會」與「世界」之別;在後自由神學看來是「本體論」[ontological]、救恩論 [soteriological] 之別…)

     

    因為若「基督社群」不能成為「教會」,這社群的命運將與世界無異

寄語

心中存有這樣的差別,我才會提出「軟性自然神學」-它是一種此世的「聊天方式」和與世界「權宜」共存的態度;而不是「兩個國度論」改教者所深深介意的政治項目-,並且由衷地接受,這個「世界」想相信什麼、想擁有什麼樣的自我安排都好;只要他們覺得自己是健康、開心的,那麼他們也可以選擇只在自己賦予自己的意義中活這一輩子,而不需要去面對那必須經歷十字架才能通往的永生

只是我心中還是有一份在意:當我遠目明晰見到萬事在基督裡的終局、那個「(永恆的)教會與(暫時的)世界終究割裂而分道揚鑣」之時,就真的十分珍惜這個教會與世界還同在一處的這「彌賽亞時光」;惟更希望自己在短暫片刻裡(相較於永恆),能好好地服事世界。

 

[靈命近況] 與神同行、與世界一起邁進-34歲紀念

【與神同行、與世界一起邁進-34歲紀念】


今天(9/19)是我生日。之前某刻關掉通知、及阻絕最近一個到處往人牆面貼的視頻病毒,就這樣平靜也得力地在忙碌中轉過一整天。

除了早上吸地、洗衣、歸納發票收據、整理家務、把家裡的剩菜吃一吃、打理流理台,午後出門先到喜來登飯店牽車、到醒報辦公室之外,另外去中山北路還了 Wifi 分享器、跑台大醫院申請保險用的病歷複本,提款、加油,洗個澡後,晚上打這篇文章。

今天瀏覽了一些新聞雜誌封面,並寫了兩篇一週國際頭條:

《新科學人》(談烏托邦式的印度古文明
《經濟學人》(修正被巨型企業扭曲的新自由主義未來)。

一以追思歷史,
一以展望未來。

在數算自己的歲月,順利走了超過三分之一個世紀的此刻,心中感恩,上帝幾次在身心理大關存留了我不配的生命,更重要的是生我育我化我的父母尚且健康;值此中秋連假,能有氣力一同遊覽他們數十年前造訪過的,那江色暖風、文明寰宇的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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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當還在越南工作的小N跟欣芸確認了進修神學的呼召時,他們來問我對於就讀新加坡(三一)神學院的意見。

新加坡,連通於西方先進的學術文化、長年對於東南亞國際事務的關懷視野,從來在我心目中都是一個高端的地方。

到底聞名不如見面,或更精確地說,從前她是被我解析的客體,如今置身其中,被她所有的細節主體環繞、主客易了位,目不暇接,感受也隨之不同。

3天之間,我心中不時以兩個思量忖度著她:

-「新加坡社會,能算是『後自由』的國度嗎?」
-「新加坡模式,是台灣該借鏡於未來的社群發展之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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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到了新加坡神學院(Singapore Bible College)拜會,蒙前後兩任院長沈立德、謝木水,與華文神學部黃志倫主任、張心瑋館長接待。

心瑋 Cynthia 是舊識、三一博班學姐,喜聞樂見再聚;
沈立德博士不愧翩翩儒者、牧範薰陶叫人如醉;
黃志倫主任少年面容、極為隨和無架,實則早在實踐教導有厚實經歷。

唯出於學術旨趣的重合,席間與謝木水博士有最多的討教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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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個月前,多虧《端傳媒》作者聚,席間曾在獅城工作與研究過的 Boray Huang 以及 Albert Tzeng 暢談新加坡 HDB 的種種 以及空間治理。

從那時起,我串起以前自己從閱讀 Michel Foucault、Henri Lefebvre、Edward Soja、Peter Berger 的思想做「空間神學」分析的諸多概念。當一個人學會用左派的眼光看向新加坡,看向都會與社群,然再道出「與世界一起邁進」的生日願望,那意味的,自然不會再是天真樂觀的進步想像。

因為我知道,這個世界將來並不會好好的。

它還會遭遇到非常多重大的危機、甚至瀕臨滅絕的時刻-就像我過去三分之一個世紀的人生一樣,會有迷失、暈眩;斷捨離過、也要經歷諸多不可抗力的災禍劫難。

人吶,唯獨靠著「與神同行」的恩典(divine providence),方能帶著一種非善忘式(non-forgetful)的喜樂,呼吸著每天新鮮自由空氣。

這樣一種非善忘式的喜樂態度,在基督信仰中又呼作「老練的盼望」: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羅馬書〉 5:3-5

****
在以 Jean-Luc Marion、Emmanuel Levinas、Slavoj Zizek,甚至 George Lindbeck 及 Stanley Hauerwas 這些老學友們的學說及軼事作為家常寒暄的話題之際,我實際上殷殷欲從謝木水院長治學上覺察的命題是:

-「新加坡神學實踐的公共性格,是被何種根本信念(conviction)給安頓?」
-「它的教牧覺察與牧範,又是被什麼樣的未來社群想像驅動著熱情(passion)?」

« Courage » & « Consideration » 這兩個字,是他回應我的。

於我,這是一頓非常微言大義的 food for thought。

儘管對此「存而不論」,會是出自古典現象學派一種最良好的美德,彼此卻清楚知道:

在 consideration 這個字象徵的「靈巧有智慧」(包含配合、理解與同情政府),
以及 courage 包含的「只體貼神、不體貼人」、「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的十架性格之間,新加坡當代基督教的教牧取徑及社會實踐,已然發展了權衡通貫後的務實配方。

「新加坡式的(公共)神學,它務實、周延有餘,可終究是少了點浪漫、少了些根性的力道(radical force)。」我會說。

這樣看,是對映於我骨子裡超浪漫的神學情懷。quixotically romantic。也大概非要如此無可救藥,才會捨了祂所惠賜滿漁滿載的網,跳水逐岸跟上那個加利利人的影子。

當然,跟隨祂的眾門徒不都是這樣的。12使徒有很多種性格,他們都呈現了某種基督徒的眾面容。

我卻會是「拔刀砍了大祭司僕人耳朵、又在雞叫以先三次不認祂,再悔不當初」的那種彼得門徒。

*****

在跟隨祂的過去三分之一個世紀裡,有很多次我總這樣覺得:「啊,應該不多久就會遇到那個『十架時刻』吧。」

就是那個可以當機立斷赴義成仁、與得國的耶穌一同領賞的 larger than life moment 。諸如:捨命撲救在海上被浪頭捲走的朋友、為遭脅迫的家人擋刀,或替需要維生器官移植的心愛女友捐心捐腦。

畢竟是祂告訴我說:「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約翰福音〉15:13

然而,主卻不接我至祂身邊;祂待我生命,竟像待〈馬可福音〉中的「格拉森被鬼附者」--

我是曾經有些怪力鬼才,卻也傷人傷己、極不受控;鮮少成為身旁鄰舍祝福的出口。直到祂進入了我生命裡,這好些年,所有「不屬於祂、卻教我癲狂與熱切的異能」逐漸被祂驅散。

正覺得「我已經沒有超能力了,還留在這世上惹人嫌嗎」、只想亦步亦趨追隨祂身影時,

祂卻讓我超活(survivre)了祂自己,並將「十城」(The Decapolis aka. « Ten Cities »)-即「世界」-交予我為禾場,叫我在第三分之二個世紀伊始並往後的生命年歲裡,繼續殷勤耕耘它、與它榮辱交織。

「耶穌上船的時候,那從前被鬼附著的人懇求和耶穌同在。 耶穌不許,卻對他說:『你回家去,到你的親屬那裏,將主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樣憐憫你,都告訴他們。』

那人就走了,在低加坡里(The Decapolis)傳揚耶穌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眾人就都希奇。」-〈馬可福音〉5:18-20

基督徒稱之為「主」的那個加利利人,在世上只活了三分之一個世紀。但就在這麼段歲月裡,祂精彩地彰顯了何為「沒有限量的聖靈能力」、何為一往徹底地「與神同行」。

如此,「與神同行、與世界一起邁進」方才詮釋了我對下一階段新生命的自我期許和應許。

也甚願「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的 onto-theological status of mine, constantly works to define my existential actuality。

##公共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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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Richer but Not Freer

前言:友人寄來一篇10年前的文章,簡述一個如今已明晰的事實: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經濟自由化),與自由民主化何以脫鉤?

本文有一些政治社會學上實用的工作概念,有助未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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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used to be a conventional wisdom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will lead to democracy, as economic growth produces an educated and entrepreneurial middle class that, per Maslow’s pyramid, would demand control over its own [political] fate, raising the likelihood that effective political competitors will emerge.

However, a Hoover Institution article has already argued back in 2005 why this is not happening in certain countries that apply the « China model » (or « Singapore model ») for their development.

A further breakdown of the conventional rationale helps explain the issue:

  1. Economic growth increases citizens’ individual capacity for playing the political game.

    It leads to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individuals with sufficient time, education, and money to get involved in politics- to increased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which benefits the opposition by producing more learned and sophisticated individuals (per Seymour Martin Lipset, late American political sociologist and a senior fellow at the Hoover Institution at Stanford University).

  2. Economic growth expands the public square for strategic coordination.

    Strategic coordination is the set of activities that people must engage in to win political power, e.g., disseminate information, recruite and organize opposition members, choose leaders, and develop a viable strategy to increase the group’s power and to influence policy.

    Economic growth leads to urbanization and improvements in technology and infrastructure, which dramatically facilitate communication and recruitment by new political groups.

  3. Economic growth raises the stakes of the political game by increasing the spoils available to the winner.

 

With these in mind, it is not hard to detect what tactics authoritarian regimes would use to reap the benefi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le evading any pressure to relax their political control. They use their policymaking power to rather set the rules of the game to raise the costs of political coordination/participation among the opposition without also raising the costs of economic coordination.

Specifically, this is done by carefully rationing/restricting a “coordination goods”—goods that are critical to political coordination but less important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political rights, more-general human rights, press freedom, and accessible higher education), while creating a contented constituency of power brokers and military leaders, rendering political oppositions weak and dispirited.

Quoted examples include how

Beijing has run the gamut from creating a special Internet police unit to blocking access to Google’s English-language news service (China).

Vladimir Putin has placed all national television networks under strict government control (Russia).

Hugo Chávez banned news reports of violent protests or of government crackdowns (Venezuela).

Vietnamese government has imposed strict controls on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and branded the leaders of unauthorized religious groups (including Roman Catholics, Mennonites, and some Buddhists) as subversives (Vietnam).

 

Most coordination goods are defined in terms of negative freedom (basically it means governmental noninterference), such as minority groups’ freedom of voicing opinions that go uneasy with the majority, freedom from arbitrary arrest and the related protection of habeas corpus; the right to nondiscrimination; and the right to travel, both domestically and abroad; a diverse and largely unregulated press that serve to bring diverse groups together around common interests (the affirmative governmental actions in this area may include releasing what’s been centrally controlled, such as granting licenses to radio and TV frequencies, guaranteeing public access to those and other media, and translating official documents into regional languages).

A study referred to in the article shows that allowing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ensuring civil liberties, in particular, reduce the chances that an autocratic government will survive for another year by about 15 to 20 percent. The stark statistic that helps explain media and political suppression throughout the developing world. In contrast, there is little for the incumbent regime to fear from providing other public goods, such as primary education, public transportation, and health care.

Moreover, the study found that except at the highest levels of per capita income, middle income can be attained and sustained without civic-wide availability of coordination g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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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of graduating class from Tsinghua University of Beijing posing in front of the main library (Photo by Mu-tien Chiou)

Lesson for the West as conclusi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ies (e.g., The US and the World Bank) must broaden foreign aid condition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include requirements of coordination good supply on the part of their citizens, such as basic civil liberties, press freedoms, and greater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In a word, they should make sure that human rights (housing, food, clothing, health care, etc.) and civil rights (e.g., individual freedom and the protection of both minority and majority interests) go hand in hand in the third world’s developments, for their authoritarian rulers typically confuse the latter with the for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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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SMCP

Specifically, broad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and graduate training is vital if citizens are to develop the skills to communicate, organize, and develop a political presence. Advanced education also helps create a large pool of potential leaders that balance shake the status quo and re-balance domestic political powers.

On this issue, however, I might personally add that education should not merely emphasize civil and political empowerment, as it is typically the case; rather, it needs to be broadened to include traditional/communal/theological ethical formations conducive to moral and civil virtues in political leaderships.

The historical exemplar of how puritanism is conducive to robust early American republicanism remain under-appreciated among political observers and policymakers worldwide, and the fact that emerging political opposition forces usually betray signs of undemocratic charismatic power-centralization, corruption, and political intolerance before they are even in actual power, should be factored in as a stock of criticism used by champions of the « China model » against the very idea of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Namely,  on a personal note,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relation to a community’s well-being pertains not only to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it must include political post-liberalization. This is what distinguishes chaotic liberal democracies from liberal democracies that have social cohesion.

復骨與亞特蘭大AAR行感恩

 

◎文/邱慕天

2015年6月底,在我剛從花蓮光復帶領更生少年回來的隔天,我在家附近小巷道買完菜騎車,被突然面衝出的另一台摩托車逼摔。雖未撞上,但右手臂8年前曾斷過的骨頭卻再次折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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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任何睡覺姿勢是真正舒服的,每天早上起床是被疼痛感喚起,24小時一旦離開止痛藥就再也無法在其他正事上注意力集中;六到八周週的復原期過得如此緩慢,而且因為累折的陰影不會離開,不禁連自己都在懷疑是否上帝還喜悅自己繼續同樣的方式用這副身軀作戰。即使療程日期滿足,恐怕也不再敢大聲宣告:「我復出了!」

 

那位惹事者應該只是隔壁賣場商店街的員工,在我疼痛中, 他的好態度讓我感受到這應該只是他粗心、而非自我中心的用路方式而導致車禍事故;但面對即將到來的手術與相關開支,我在不多的資訊與選擇下心中暗定使用健保給付的初階骨骼支架,這樣哪怕自己身體回復多負擔些風險,至少不用找上調解委員會跟那位經濟狀況恐怕也不好的事故對象「弱弱相逼」。

 

手術後我才剛出院,榮星長老教會的長老和牧師就來探訪,大概也記得那時我對有關支架使用與療程中院方醫病溝通的草率與勢利頗有微詞。那時卻是從業骨科醫材舅舅與表哥出手「解圍」,墊付了要價數萬的自費支板,讓我走進了更寬廣的視界:看到有名望的醫師有其不想用低價醫材開廉價刀的那個「檻」;長輩用人情為我安排到這台刀,也有著出於關愛想通力成就「美事一樁」的原初動機;更別說負擔沈重的健保原來早已無慨可慷,健保給付的初階骨骼支架難稱合格。
這時候,舅舅那一筆援助的意義已經遠超過金錢,而是讓我脫離原先思考泥淖的恩典。
我想著為何此時,為何此刻,在台灣全島陷入八仙塵爆創傷的隔天,上帝讓我進入急診間、進入台大醫院病房經歷這一切。因為上帝要我們看見那些被壓傷的人,不論是20歲就將一生帶著燒燙傷疤、汗腺功能壞死的年輕人,或是與我們患者一樣做著薛弗西斯推石工作、嘗盡生老病死的勞苦醫護,甚至是那些被結構性生理殘疾、政經條件、原生家庭壓迫而消磨生命滋味的人們。

那些是「身體為世人掰開」(broken by and broken for)的耶穌所要我們去服飾事的對象。當詩篇指著完美的逾越節羔羊 說,「又保全他一身的骨頭,連一根也不折斷」,正對應著其餘戴罪同釘者,骨頭都是要斷的。…但這位罪人在那斷骨的難言之痛以先,卻已先得主應許「今日將與祂同在樂園」的安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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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個月後,我帶著骨頭裡面的鋼板連續通過數道海關安檢門,登入了亞特蘭大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的會場,發表題為Pluralism and Christian ecumenism: A Theological Reflection on Post-Sunflower Movement Taiwan 的論文。美國每年11月下旬,分別代表「美國宗教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福音神學學會」(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聖經文學學會」(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的AAR、ETS、SBL等三個組織會於同一城市舉辦學術年會,是美國乃至全球最大也最重要神學、宗教、聖經研究聚會。

我最早在2008年留美第二年時初次參加,2011年之後就固定保持會籍和每年參加年會。這是因為深感到在20世紀的基要主義與福音運動的影響下,華人教會在學術上的資源與所下的用心太少,神學與解經大多只反映了當初福音所傳入的那個時代的文化思考習慣,不僅沒有回應到變動的時代,落後或無視歐美與其他第三世界(如拉美)的發展已久,更形同失根於2000年大公教會信仰豐泉的思想浮萍。

現今福音基督教會普遍缺乏與社會在公領域對話或作見證的能力,被排斥為封建保守且霸道的一神教,與世俗的知識教育體系更是遺下對話的鴻溝,這些背後不無值得我們在學術上真誠努力之處。在出國留學之後,發現不僅好的福音派神學院教授幾乎清一色是從一流(世俗)大學取得博士學位,需要具備談論世俗知識體系的能力,這些大學本身,更是不少教義素養深厚、信仰真誠的神學家委身服務、做對話與轉化工作的地方。

每年的AAR、ETS、SBL,則就是他們發表最新研究、思想交鋒、回應時代議題的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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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osalv Volf @AAR2015 Photo by Mu-tien Chi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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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rgen Moltmann @AAR2015 Photo by Mu-tien Chiou

2014年在巴爾的摩AAR、ETS、SBL的動態回顧,我已受2015年《華神》期刊邀稿萬字文加以刊載。今年則還不待寫,我僅特選其中六場的名單截圖,作為個人認定本屆中做正統神學或聖經研究發表陣容最堅強者,對相關領域有涉獵人士應能看出裡面集結的是什麼樣的精銳神學思想家:

 

他們當中的幾位台灣有邀請來過,但幾乎每三、五年才能邀來這樣等級的講者一次,而且即使請來也只是稀釋過的單講,難以看到他們在平起平坐的學者間迸發高度緊張精彩的智慧火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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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ry Hurtado @SBL2015 Photo by Mu-tien Chi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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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 Wright @SBL 2015. Photo by Mu-tien Chi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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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vin J. Vanhoozer @AAR2015. Photo by Mu-tien Chiou

基督教神學在歐美社會有深遠的基礎、多樣的反思,而且仍然在現代化的社會中積極做工,台灣教會和社會對此已然借鏡不足,過去曾有以家長式的威權或資歷,箝制健康且符合誠實學術規範的信仰內容討論的不好陰影,因此普遍心態更還需要打開;個人回台後即使工作、事奉忙碌,仍將之當作維繫本職學能的必要舉措,年年自費參與(2014年年中多跑一趟參加美東普林斯頓神學院、巴爾的摩羅耀拉大學兩校各自舉辦的研討會),只盼學習不輟,有機會時能在教社內外無懼做辨明真理的工作。

今年難能的是,3月份我投論文大綱給AAR獲選,因此在這為期一週、近千場次座談、破萬學術工作者參與的盛會中,資淺如我也等同於跟上述一線學術泰斗們一般,名字和講題共被收錄於大會手冊及app中的獲請發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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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台灣教會和社會在解嚴後已至太陽花運動後的內、外關係為題發表;在的文獻閱讀過程中,更進一步發現英文學界絕少能找到有關台灣近代基督信仰與處境神學的相關研究報告(其他研究語種估計也無),因此我前述所認吸收國際不足的問題,則於另一端展現為台灣基督教在國際神學研究學圈的失語。我曾在AAR隨後的發表者競額補助中,以「台灣」議題的低曝光,以及會員赴美相對的高交通耗費為由提出申請,但恐怕也因在整個學圈勢單力孤、台灣令人太過陌生而未獲青睞。

我的研究指出了台灣教會圈的合一需要(一)更深化有大公性和使徒性的教會論內涵,以及(二)向社會能表彰神國群體的清晰倫理願景,這麼做必須要(三)破除統獨隔閡的窠臼,及(四)避免落入與「社會」隔出敵我爭奪政治權利(力)的誤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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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它是否能作為成功的論證說帖,或留下可跟隨的學術軌跡,當留待學界同儕或前輩來評價。但透過這次收到幾位主內兄姐樂意的奉獻、大方的祝福,我可以滿足知道的是,在我那一個個步入職涯水深之處,彷如獨自挑燈辛苦構思出筆的時光,上帝既親自陪伴,也差天使四圍唱和且托著我。

12月2日,回到台灣的我一早再次自赴醫院看診。醫師他輕描淡寫地指著X光片告訴我:「都長好了。」我的手。要運動或做什麼的,都可以了。

我相信自己能走過這一趟,都是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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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taken @Ebenezer Baptist Church, Martin Luther King Jr. Historic Site, Atlanta GA

[雜想] 以6種對立概念辨析公共神學之路線 – 一年前「公共神學、信仰論述與行動實踐論壇與平台」臉書開台的討論串備份

Source Link: https://www.facebook.com/breath5/posts/10152440919113870

  1. 教會 vs. 社會
  2. 政治制度領域 vs. 民間公民領域
  3. 宗教(religion) vs. 信仰(faith)
  4. 教會(church) vs. 教派(sect)
  5. 內圈公共神學 vs. 外圈公共神學
  6. 普世型福音派 vs. 民粹型福音派

[…]

若想要學術一點地來談,「教會」作為對立於「公共」之社會,作為一「私有領域」,從來不是任何政治哲學或學術協議共識的結果。

政治公私領域之別,按照洛克( John Locke)古典政治哲學,係指「政治權力」運作領域( 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al realm) 與「民間社會」領域( civil realm )之別。較後期歐陸浪漫主義政治哲學,則認為是「公民社會領域」( civil societal realm) 與 個人私生活(individual private life)之別(可參江宜樺,《民族主義與民主政治》(2003))。

由於歐陸的現代民族國家多有不同基督宗派的起源,在東方又無,故按照前者的定義不容易一概而論。

而從「社會」與「個人」的概念代入,則有「以『宗教』為公」與「以『信仰』為私」的宗教社會學說興起。當代以後者解構前者,執牛耳之宗教學家為哈佛大學的史密斯( Wilfred Cantwell Smith)。其所著 The Meaning and End of Religion (1962) 、 Belief and History (1977)、 Faith and Belief (1987)三本書改變了30年美國宗教研究方法論的主流,值得參考。

至於 「開放-封閉」 的類型( typology),能溯及韋伯( Max Weber) 的教會/教派( Church / Sect) ,後來小尼布爾( H. Richard Niebuhr) 的 The Social Sources Of Denominationalism (1929) 也對此做過很清晰的論述。

小尼布爾的看法是:封閉的教派是 « a continual attempt to renew the religion »,是從下而上的。因為走入社會的、累積社會資本的開放型的教會(通常是隨著時間而從教派發展成),失去了照料邊緣者個人心靈的洞察力,而變得中產階級(bourgeoisie)、如失味道的鹽一樣平凡。
« The poor have always sought a more direct — emotional, arms flailing, speaking-in-tongues — connection with God » 這是教派的特徵。

因而公共神學注意到的,不是對存在著「私有的信仰」與「公共的神學」這現象有意見,而是處理為何神學會變得「封閉」和「不公共」的問題。

就此來說, 「公共神學」與「神學的公共性」 是本質上無差別的概念。然而當我們特別表達「公共神學是神學與現代社會之公共議題互動需要之下所產生」時,這更是指公共神學專門為自己選擇了一個處境、戰場、對手。

拙文運中稱為「外圈的公共神學」--用巴特(Karl Barth)的教會與社會同心圓概念--,對此趨勢有過初步展開:

基於當代知識論譜系下神學的邊緣位置,神學在教會以外的公眾領域,根本不可能以封閉的教會語言或「純粹」的神學基礎進行;其必然採跨科際(interdisciplinary)的方法論、甚至是以暫時「懸置」(suspend)神學認信干擾的模式展開。

因此它看起來有可能十分不像是僅在於「把各個神學著作或神學概念背後的(對於當代仍然有的)公共性(或其中蘊含的「公共資源」)還原出來」,而會是不但包容,甚而還會積極建設那些──引曾慶豹老師語──「後殖民神學、女性神學,或其他『立基於公民社會的政治學假設』的政治神學」。

這些跨科際的外圈公共神學建設,當然會有合法性的問題。

一如林西(Michael Lindsey, 美國萊斯大學社會學副教授、在史塔克(Rodney Stark)之後一個優秀且新銳,專注美國基督教福音派宗教社會學的學者),在 Faith in the Halls of Power: How Evangelicals Joined the American Elite (2007) 這本著作結論提供的兩種範型:民粹型福音派(populist evangelicals),以及普世型福音派(cosmopolitan evangelicals)。

民粹型福音派極力在「基督與文化相悖/基督轉化文化」( Christ against/transforming culture ,c.f. 小尼布爾的《基督與文化》 Christ and Culture (1951))的信念上和世俗進行文化對抗,也對失去主流地位的事態非常在意(在西方大眾文化勢力上,新教基督文化一直處於消減而不見影響力增長的軌跡。不曾死亡,但也退出主流領導地位很久了。),因而有時在戰略手段上會強硬、或奸巧、對「手段」的用心與想像,超過了對「目的」的琢磨;因為目標對他們來說已經大抵明確,就是奪回主流、攻佔「七個山頭」。

但是普世型福音派基督徒目標顯得較為多元與深沉,而手段上的節制溫和,則來自於對「正當性」的堅持。這就是所謂的「高格調」:以正當的態度存在,比失去格調地贏得奪權戰鬥,更為要緊。

林西在政治界、藝術界、文化界、學術界訪問這些有「普世型福音派」特質的菁英。其發現,按照我的話說,是十分「後自由神學」性質的,就像保羅在耶路撒冷比任何使徒都反對「割禮」更力,可是卻因為要向猶太人傳福音,而堅持為有著希臘生父、又與自己情同父子的提摩太行割體:「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winsome)。」

林西說:

The cosmopolitan evangelicals] really are more interested in their faith being seen as authentic, reasonable, and winsome. So they still have an evangelistic impulse, but their whole modus operandi looks quite different.

Because of that they have different ultimate goals of what they are actually trying to achieve. They want to have a seat at the table. They want to be seen as legitimate. They are concerned about what The New York Times or TIME magazine thinks about evangelicals because they [the cosmopolitan evangelicals] are concerned about cultural elites. They want legitimacy.

Legitimacy is actually more important to them than necessarily taking back the country. And so that cosmopolitan-populist divide I find to be quite significant. »

當我在文章中提到戰線至少可分「神學總論」、「內圈公共神學」、「外圈公共神學」時,其實也是在表明,基督教神學本身就會有自己的東西;而有時這些認信內容(confessions)為了進入某些「世俗框架」尋求其服事之群體所認可之「合法性」而不被突顯,原因並非是它(這些正統認信)不存在了,或是在論述者的心中被放棄了,而是我們心存藉著這樣類似割禮「明智地以退為進策略」( »winsome concession » /prudence)「贏得更多人」的盼望。

反過來說,沒有內圈「系統神學」、「歷史神學」、「聖經神學」的扎實基礎,跑到外圈搞經濟、政治、法律、科學、文化研究論述狂飆突進,當然也很容易愈漂愈遠拉不回來;其特徵往往是信仰資源薄弱到除了幾句零星斷章取義附會( proof-texting) 一般的經文引用外,其社會倫理願景於世俗中人或異教幾乎看不出分別。
(因而處在教牧與神學教育體制中心的人士,應當即時為他們搭上補給線。)

以此總結,在「公共神學」四字下與之相對的潛台詞,並不是假定有一種「不具公共性」卻依然可能合法而正確地表述上帝旨意的「私有神學」,而是特別注意到近幾百年在被「現代性」與「後現代性」定義下重新崛起的「(世俗)公共性」所要求的合法性和語言邏輯下,吾等眾教會及神學教育系統既有的神學表述之不足。
(因吾人絕大多數的基督教神學核心體制,仍僅僅繼承歐洲更正改教初期、以至更早的神學思考觀念,後來加上北美基要保守為主的神學,使其更加「封閉」(sectarian)及無知於外界。其一大特點是多僅知以「理想主義」式地看待神學於教會及社會應用的關係,而未能「現實主義」地「心意更新而變化、查驗何為神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在這樣的公共神學戰線描繪下,強調其中一種路線是「公共神學」,並非就意味著排除其他之神學也必然有其應有(及應該被恢復)的公共性。而有可能的話,盡可能使之互補,而將兩造對立或彼此否認的關係中抽出,也將是見證聖靈合一工作的方式。

1.44.8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