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 認識史實上的以色列聯合王國盛世：其王名為耶羅波安二世

Source Link: Meet the Real King David, the One the Bible Didn’t Want You to Know About

本帖摘要以色列《國土報》2019年5月一篇重要專訪。原文主要引據推論聖經《列王記》中關於所羅門榮華的記載，實際上是北國以色列盛世君王耶羅波安二世（Jeroboam II）的歷史功績記錄和記憶的移植，用作意識形態目的。版主日前寫了一篇文章，納入本篇文論據為重要參考之一，只是不採納其較為世俗和負面的詮釋。

以下文字是這篇文章的重點摘要筆記。

A.

以色列於公元前10世紀前後存在「聯合王國盛世」的說法，不斷在考古證據上被否認（或至少是難以支持），然而與聖經字面記載上接近的以色列聯合王國則恐怕確實是存在的——存在於大衛和所羅門時代之後大約200年的以色列北國之君耶羅波安二世（r. 788-747），其領土範圍遠至今天的敘利亞和約旦。

由於以色列南北王國的歷史主要是在後來猶大王約西亞時期（r. 640-609）編纂的，他彙整既有史料，卻也將已經不復存在的北國故事進行改寫——一個種後朝為前朝修史的概念。

B.

北國歷史上存在時，一直比南國強盛。考古證據方面顯示，雙方的歷史信仰文化都極為同質，然而過去被以色列國族主義宣揚為所羅門盛世的米吉多、夏瑣和基色的巨大城市遺址，已經被眾多吻合的證據和更權威的定年技術方法，放在了應該是耶羅波安統治在位的年代了。

主導這項大型工作的 Finkelstein 與獨家訪問表示：「聖經的描述使南國猶大和耶路撒冷成為宇宙的中心，而考古學的文物和古近東文獻都同步清楚表明北國以色列才是史實舞台上的主角，這兩者之間存在著緊張關係，而北國是更繁榮、更顯赫，人口更多，當時在爭奪整個黎凡特的霸權。」

猶大在-10世紀於耶路撒冷存在的政權，從古代人口模型以及出土建築結構來看，都很難大到哪去。

反之，聖經整個《列王記》十分貶低以色列王的神學及道德評價，但對於符合 -8世紀以色列存在盛世的那段歷史，卻「不情不願」地寫說：「壞王」耶羅波安二世打下／收復了所有以色列祖先的故土，並且在41年讓人民享有安息與太平——上帝憐憫（王下14章）。

C.

耶羅波安二世恐怕是不太可能有打下當時亞蘭邦的首都大馬士革，但是「但」甚至其他敘利亞南部和約旦北部的領土應該都在他的征服範圍。

考古定年顯示：被歸給所羅門疆域的但，在 -8世紀以前沒有屬於以色列民屯墾的痕跡、不可能是大衛所羅門王朝的一部份。

埃拉特紅海港口擁有可追溯到公元前 8 世紀的古老堡壘，對應於聖經中的 Etzion Gaber，也表明不會是所羅門的海軍基地（王上 9:26），而是耶羅波安二世的出海港。

耶路撒冷以西 10 公里處的 Kiryat Ye’arim 有一處古代遺址，定年也在公元前 8 世紀上半葉。這個距離的建城據點，有可能是北國撒瑪利亞政權用以管轄聯繫耶路撒冷的行政中心。

甚至聖經也表明，當時猶大是以色列附庸的地位，因為它講述了耶羅波安二世的父親約阿施就在伯示麥的一場戰鬥中擊敗了猶大王亞瑪謝，並著手洗劫耶路撒冷並拆毀其城防（王下14：11-14）。 從但（或以北）到埃拉特的疆界圖，這簡直聖經中所羅門王國各省的總督列表中所透露出的聯合王國盛世樣貌（王上4）。

「所羅門從未統治過這些領土，我們中的許多人都同意這實際上是對公元前 8 世紀耶羅波安二世王國的描述，」Finkelstein 說。 「因此，這種泛以色列意識形態一開始確實是立基於史實，但後來猶大人繼承了這套國族記憶，並在以色列北國不復存在後將其用於自己的意識形態目的。」

法蘭西學院和洛桑大學教授出身的希伯來聖經專家Thomas Romer同意以上說法。

D.

北國耶羅波安二世執政細節與統治功績，如何能被南國大衛王室家移植到了大衛的兒子所羅門身上？

顯然，就是北方列王的編年史，在722 BCE 北國被亞述吞滅後，前朝官員與難民以書面形式將之帶到了耶路撒冷。以色列國時期有詩歌和宗教文本，正如 Ajrud 祝文和其他文書發現所證明的那樣，如巴蘭銘文（即摩押先知巴蘭的預言）。北國的文學興盛能追溯到公元前 8 世紀；但猶大在很久以後才達到這種識字水平。

2012 年，來自德國明斯特大學的 Jonathan Robker 為《列王記》中代表北方國王的較舊文本層做出的解析與分離工作。這很多也就是來自聖經本身、以及其語彙的特性，包括當中多次引述《以色列諸王記》為背書來源。

學者們早就認識到舊約是不同來源的彙編，而且其中往往有衝突矛盾的視角斷層。其中一些可以肯定地確定為起源於以色列的敘述——因為它們自己提到就是是在北方的事件。這裡面包括雅各（與亞伯拉罕和以撒不同，他是在耶路撒冷以北的地區闖蕩）、大部分士師的故事、部分掃羅王的故事。

只是為什麼既然想貶低，南國還要費力整合北方的歷史故事呢（並且在許多地方維持原跡）？

可見南國除了領土意志的主張與法理繼承考量外，重要的是來自南北的希伯來人民，當要聚為一個民族、不再分家對待彼此過往的歷史。

The chronicles of Jeroboam II and other northern kings reached Jerusalem in written form. Israel had poetic and religious texts, as evidenced by the Ajrud invocations and other finds, such as the Balaam inscription, a prophecy by the Moabite prophet Balaam, which also dates to the 8th century B.C.E. Judah reached this level of literacy only much later.

Red Sea port of Eilat has ancient fortress dated to the 8th century BCE corresponding to biblical Etzion Gaber suggesting not Solomon’s naval base (per 1 Kings 9:26) but Jeroboam II’s.

Kiryat Ye’arim, 10 kilometers west of Jerusalem dated first half of the 8th century BCE. so close to be an administrative center to control Jerusalem under Samaria.

Even the Bible indicates that, at the time, Judah was little more than a vassal to Israel, as it relates how Jeroboam II’s father, Joash, defeated the Judahite king Amaziah in a battle at Beth Shemesh and proceeded to sack Jerusalem and tear down its walls (2 Kings 14: 11-14).

Map from Dan (or north of that) to Eilat look suspiciously like United Monarchy, as found in the list of Solomon’s governors for the various provinces of his kingdom (1 Kings 4).

“Solomon never ruled over these territories, and many of us agree that this is actually a description of the kingdom of Jeroboam II in the 8th century B.C.E.,” Finkelstein says. “So this pan-Israelite ideology began as a reality on the ground, but then the Judahites inherited it and used it for their own ideological purposes once Israel was no more.”

Scholars have long recognized that the Old Testament is a compilation of different – and often contradictory – sources. Some of these can be positively identified as narratives that originated in Israel, either because they take place in the north or have northern protagonists. These include Jacob (who, unlike Abraham and Isaac, roams the regions to the north of Jerusalem), tales of the Judges, King Saul’s story.

In 2012, Jonathan Robker, from University of Muenster in Germany, identified an older text layer within the Book of Kings that represents northern kings. In addition to justifying their own territorial ambitions, preserving northern stories would have helped unify the Judahites and the Israelite refugees into one people.

有關阿富汗與塔利班 一點澄清闢謠

#中東研究
文／邱慕天（中華民國教育部2018年中東政經研究公費博士留學）

▍〇、前言：

前幾天有一篇從「國際難民組織」台灣人視角原生文章，採訪「阿富汗人」談自己國家局勢。除了某大報願景工程竟轉載，一些（教會圈）朋友都轉發了，覺得說「寫得很好」。
然而其中有多處邏輯架構、事件詮釋、可能性分析的專業錯謬，我也發現作者確實不是國際政治或是中東研究背景的年輕人。

原先一如早先解釋分析以巴衝突時，我認為真正長期關注國際領域、對於遙遠的局勢危機擁有專業決策和實質影響的圈內人，沒有理由被外行粗淺的論述「愚弄」。

反而，辨別不出資訊真謬的廣大華文讀者，苦口給予「啟蒙」國際觀或「訂正」信息，皆已非個人離開媒體產業銜接學術後再有興趣為之。然而對於該文滲入了並擴散於我個人的朋友圈，影響彼此交流認知，則殊為難忍。

故此我8月23日私下為文張貼個人朋友圈內，後隨更多讀者反映有的資訊需求，三日後轉為公開。以下就當是給知道在該篇信息背景文章、也想要更多明鑑國際局勢和新聞眼的朋友，做些公開免費的資訊服務吧。

（以下專業內容僅代表作者個人研究心得與信息詮釋，不主張最終權威判讀；並保留接受指教與日後修正的空間。附有論文或外電超連結註腳之段落，敬請參照原文以得到更精準全面的信息脈絡。）

▍一、帶風向

首先，年輕人在國際組織工作，又能關心到自己本身服務範圍外其他動盪區域，都是秉意良善。只是這文章劈頭說國人分析評述阿富汗，都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說他們不懂阿富汗當地，只為偷渡個人統獨議程。既踩了藍也踩了綠。這又何必呢？彷彿台灣方便都不曾有就事論事的評析、也不曾有人參考和採訪過來自阿富汗人的一手資訊。

接著，文章就以一位先前就在海外的阿富汗平民，以一位「深諳阿富汗政治局勢」的專家登場，為「真（The）阿富汗人」的真正想法代言、一槌定音正統。無視國內至少有三、四種彼此衝突的主流派系意識形態。

個人並不一定反對由「單一專家」呈現議題全貌。前提是這人必須做到一定程度地公正、客觀；受過一些專業的邏輯思考訓練。他必須把自己「把握程度不一」、「帶入主觀的個人偏見」、「自己情感上反對、但屬於敵對陣營自我認知的關鍵主張」．．．，都陳明出來，然後標準一致。

偏偏撰稿人並沒有追究受訪者資訊當中的主觀片面，丟出的詰問都是”softball”；寫成中英文章後，還在語氣重墨渲染、加強自己這位受訪者意見的權威／絕對味道，造成了一些效果。

▍二、蘇維埃

主觀和矛盾一開頭就出現了。

第一段論塔利班，Ｈ劈頭說「這些人根本不能叫做穆斯林」；設可蘭經學校、又建立神學士制度這些「只是收買人心」、「以宗教的名義，哄騙沒有受過教育和無依無靠的民眾」。

這樣說塔利班，本也不無道理。但下一段他接著稱「1989年 #蘇聯撤離 後，阿富汗陷入內戰．．．」自我打臉矛盾很大。呃．．．

在蘇聯撤離之前1979－1989年的蘇阿戰爭，國際關係叫做 #蘇聯入侵阿富汗 好嗎？Ｈ對此輕描淡寫，他是以社會主義 #阿富汗共和國（DRA；1978-1992）為正朔的共產主義支持者？

但如此他豈有資格前面把塔利班講成一副是外國植入的政權呢？

很多阿共倒台和內戰流亡海外的阿富汗人，因為穆賈希丁之後的無政府亂局，從而懷念起納吉布拉。這是一段歷史記憶錯亂的情感化學；但塔利班主政後虐殺納吉布拉，致使喀布爾政局失去官僚秩序，不能從後設證成一開始阿共的篡位是和平正當、有民意授權的。

▍三、共產黨

蘇聯 1960年代起扶持 #馬列毛主義 的阿共政黨PDPA 於1965、1969年兩次選舉都是非法身份竊佔國會席次；1973年他們暗植政變，讓時任首相推翻王室。他們在1977年逼這位傀儡首相把憲法改成一黨專政、1978年又把他暗殺。

源於蘇聯在阿富汗搞的這齷齪事，拿回屬於自己國家的穆賈希丁（#mujahideen） 才於當年秋天從阿富汗東面直接爆發。

這一切都是當初冷戰世界的 #自由秩序 所支持的人民覺醒啊！蘇聯為了護盤，直接揮軍入侵；各國勢力才再來加碼進場幫忙 。

#聖戰士起義（mujahideeninsurgency）的本土正當性，比蘇聯的傀儡政權高太多了。談內戰，豈能不談為何會有蘇共？談塔利班出現，豈能不分清是起哪一方在內戰中趁火打劫？

▍四、聖戰士

穆賈希丁 於 1992年推翻PDPA（納吉布拉政權）後自我就分裂、流露出不寬容的伊斯蘭基本教義色彩。這既本就在國際局勢預料之中，也是阿富汗「本地／內部派系」的鍋。

難道因塔利班最有組織力、下手最狠，就單獨強調這是一個受到境外勢力資助的群體？這完全與描述蘇聯性質的地方自相矛盾了 。

Ｈ提到塔利班出現，僅僅講 #沙烏地瓦哈比派系、 #巴基斯坦三軍情報局（ISI）的背後協作，那1980年代這場代理戰爭背後更重要的 #美國中情局（CIA），他為何不分析呢？靠巴基斯坦推得動這麼多的東西嗎？

沒有雷根政府相當數十億軍費能量的挹注「#哈卡尼網絡」，全球伊斯蘭恐怖主義的「#不對稱戰爭」哲學會在與無神論的對抗中得到完美的練兵土壤嗎？沒有CIA這十年間的「#颶風行動」操盤中亞冷戰，沙烏地又怎麼會取代了穆巴拉克的埃及，成為阿拉伯人與阿富汗人聖戰理論與實踐的拍檔呢？

▍五、塔利班

論到人民心間感受到的「阿富汗價值」，阿共第二階段極權政府（1986-1992）的納吉布拉出身良好在印度受過教育、大學讀醫科、妻子是俄語學校校長；是飲外國勢力和菁英體制奶水的政客。

回看塔利班政權（1996-2001）的領袖 #奧馬爾 （Mohammed Omar, 1960*-2013）出身普什圖落後村莊的三級貧戶。父親幼年逝世，他是由可蘭經學校的叔叔過繼撫養。傳說他於 1979年時因阿共篡政後的時局走避到巴基斯坦讀遜尼派神學院，然而更權威的解密檔案發現，他一生從未住過巴基斯坦，只有短期越境兩次，其中一次是為看牙。

奧馬爾的伊斯蘭神學教育則其實都是受於阿富汗鄉間傳統的蘇菲派門下。而他絕少理會伊斯蘭馬巴德招攬利誘、不歡迎巴基斯坦干涉本國政治，蘇菲主義的靈性更能解釋奧馬爾與塔利班的行動方針。

僅憑普什圖民族地緣關係便將奧馬爾算作巴基斯坦特工滲透的組織青年的牽強附會，已經被華府智庫2019年的地毯式研究報告徹底駁斥翻案。不僅如此，阿富汗哪一個權力人物，沒有蘇聯扶植的／與CIA合作的／收北約現金／通英國圈子／與印度親近的國外勢力背景？

奧馬爾 1982年起回加入反蘇戰爭，他的個人傳奇也在這時開始展開。他以近2米目標明顯的高大之軀於前線戰場拚殺，換到過不同民兵部隊麾下，不變的是聞名的驍勇。幾年間他4次負傷；報導根據許多親歷戰場見證奧馬爾善用長距離步槍，是名神級的狙擊手，曾摧毀蘇聯坦克多部，直到他1987年在戰場上失去右眼。

▍六、神學士

奧馬爾個人於1989年蘇聯境外勢力撤離後，就沒有再於1989-1992年對抗 #納吉布拉政權 的內戰中出手，回去繼續研修伊斯蘭神學。

直到 1994年，腐敗的軍閥割據，在民間四處燒殺擄掠，尤其不分男女幼童的雞姦，在當地令人髮指。奧馬爾他「夢中得到聖者異象感動」，要他拯救阿共倒台後，生活更加水深火熱的蒼生。於是他中斷自言主觀上更想要從事的神學研修，率領自創的宗教學校50名學生（一說30人）開始所謂的「#神學士」運動。

當這群「神學士」出來時，顯然是南方軍閥中最有紀律、最少腐敗的一股清流；對於雞姦男童、擄掠民女的軍閥暴行嚴懲嚴辦，僅僅1年之間，立刻以綠林俠盜的形象席捲整個普什圖居住的阿富汗南境12省。他們在所有佔領的地方，都用伊斯蘭教法施行治理，處理民事訴訟。

對向來只有叢林法則強取豪奪的野蠻社會，塔利班導入的「政治神學」可能在你我的「上帝視角」看來是落後壓迫，但比起其他軍閥的統治，他們已是唯一能拉出公平原則並有效執行的社會秩序。

塔利班於是在全國民意範圍內，迅速升級為最受基層支持的軍事集團，在1996年包圍喀布爾，在9月時讓 mujahideen野心家希克馬蒂雅爾（Gulbuddin Hekmatyar）的派系交出納吉布拉和政權。

▍七、盜亦道

奧馬爾掌權後，他甚至下令除掉所有的鴉片田，大傷經濟並使普什圖年輕人逃到巴基斯坦求生，直到美國與北約開始用北方聯盟搞他後，塔利班需要軍費才不得不重開鴉片種植與交易。

在 mujahideen之中，奧馬爾是一個相當有文化的人、通曉阿拉伯語。不喜奢華、不愛大權與高位。但我們注意到，冷戰後塔利班面對「民主外送」的敵意，基地組織的賓拉登與札瓦希里在阿富汗進出坐大、脫離奧馬爾的影響掌控。近年記者曝光，他生前這段時間不乏無奈，也必須承認政治格局的需求變化，堅持理想只會使得現實變得更加糟糕。

1998年沙國主動邀請奧馬爾參訪伊斯蘭麥加，他以個人理由拒絕。但阿富汗在塔利班年間（1996-2001）成為阿拉伯聖戰體系與西方價值對壘的恐怖主義前哨，也因貧窮欠教育的普什圖的執政班底，難以不賴遜尼派產油國的供輸來抗衡北約撒下的國際制裁和顛覆。

• （註：911炸雙子星基地組織和賓拉登為世人所認識。然同年阿富汗0301炸巴米揚大佛、909暗殺馬蘇德，亦為基地組織參與主導。美國截獲情報與塔利班內皆認1998年起，賓拉登與札瓦希里實質影響已越過奧馬爾，主持塔利班趨向激進的執政作為，與西方孤立對抗。）

只是我不知道那些一早把塔利班當成宇宙塵埃的、騙小孩的、外國撐腰的，知不知道這些歷史和基地與塔利班間的角力故事。又是否能指出1970-2000 年間，哪一個軍閥、哪一個執政者，比他更有做事格調？比他更有阿富汗基層民意基礎？

▍八、獅子王

如果唯一說要有，那就是我在臉書先前第一時間概述阿富汗政變提到的那位塔吉克族出身、北方聯盟的「#潘傑希爾之獅」馬蘇德（Ahmad Shah Massoud，1953-2001）。

該篇文章的後半段也提到了這位被基地組織暗殺後形象昇華為民族偉人的 mujahideen魅力領袖。——是的，馬蘇德也是mujahedeen。你文章不可能譴責整個聖戰士運動和阿富汗內戰，卻想要單獨捧馬蘇德的光環。因為馬蘇德的光環就是來自 mujahideen起義。

馬蘇德不單是反蘇戰爭中最有統帥方略的一位，也在 1992-1996年期間展現政治格局，避開了臨時政府軍閥的腐敗分贓。當時分裂派系中出身普什圖豪強部落的野心政治人物希克馬蒂亞爾，拒絕馬蘇德提議的多元族群派系共和，個人殘暴專斷、在基層極不得民心，使（巴基斯坦與阿富汗兩地的）普什圖人民都轉向同情並支持塔利班。

故1996年塔利班進入首都時，視希克馬蒂亞爾的體系為阿富汗頭號毒瘤（cancer）的馬蘇德退居中立，只願保納吉布拉出逃。隨後馬蘇德因反對塔利班過度基要的政治伊斯蘭主義，才開始組織北方聯盟軍閥對抗、被北約相中為推翻塔利班統治的馬前卒。

▍九、靠爸族

馬蘇德倚潘傑希爾谷地在北方塔吉克區挫敵多次，並在北約支持來到後，領北方聯盟在全境展開游擊戰爭推翻塔利班。然而該文提到「阿富汗人民把復國的希望寄托在艾哈邁德．馬蘇德（Ahmad Massoud）身上」，已經不是指「潘傑希爾之獅」本人，而是指他在2001年被 #基地組織 暗殺時只有12歲的兒子 #小馬蘇德。

1989年出生的小馬蘇德徹底不是他父親。他於2015年前都在英國接受高等教育，念到碩士很抱歉地說都是軍事理論的紙上談兵。2016年掛名「馬蘇德協會執行長」、2019年於阿富汗政壇出道。

馬蘇德死後，他一家吃他光環的人很多。包含Ahmad Wali Massoud（小弟、馬蘇德協會董事長兼創辦人）、Ahmad Zia Massoud（二弟、前副總統）。其家族勢力的政治關係也十分地親西方。

——但他們沒有一人真正有馬蘇德本人的魅力與功績。

（註：下令基地組織暗殺馬蘇德的賓拉登 與前者極不對盤，卻仍在1994年為之斡旋希克馬蒂雅爾，建議後者應按照馬蘇德的共和提案，讓過渡政府更有代表性。希克馬蒂雅爾卻認定喀布爾當前更需要自己的強人領導、未採納。賓拉登斡旋無效後便放棄希克馬蒂雅爾，改與奧馬爾親近。馬蘇德也退出過渡政府，另與12省人組織民間救國委員會。）

▍十、早不做

8月18日的時候， 小馬蘇德投書 《華盛頓郵報》， 內容陳述塔利班乃是全球秩序的恐怖威脅、請美國支持他們先進武器。他很有鬥志、很有聲望。他們仍在潘傑希爾谷地、會與塔利班決戰，「重建阿富汗的秩序」。

該訪問Ｈ的文章，就在這天真喊話帶出了希望的結尾：「艾哈邁德．沙阿．馬蘇德之子艾哈邁德．馬蘇德沒有逃跑！他想為我們奪回阿富汗！」

然而不幸的是：馬蘇德家族上一輩早就都已經參與到 2002年塔利班倒台後由美國扶持的秩序，也就是之前卡扎依（Hamid Karzai）、「落跑總統」加尼（Ashraf Ghani）領導到垮台的這個政府。

從2002年到2021年，塔利班在野、這群人是執政派。那時，所有的發展機會與紅利都在他們這邊。「重建阿富汗的秩序」豈是你們已無機會時才喊要做的嗎？

無怪塔利班／蓋達根本沒在介意活口，隨他們搞。所必須除之者，唯「潘傑希爾之獅」矣。

▍十一、機不待

20年時間，西方投資、美國幾萬部隊駐紮，提供軍事顧問、參謀、精良裝備．．，你們訓練不出一批有紀律的軍人、不收賄的警察和公務員。你們沒有發展教育、沒有聯絡城鄉。

直到美國走了，塔利班從外圍逼進，你們無血開城，數十萬大批軍人繳械、連美國支援的新式武器，都給塔利班民兵撿走．．．現在再跟副總統一起，在推特、在西方媒體喊話要支持、要武器打仗，不是很奇怪嗎？

這文章裡面說，阿富汗並沒有如拜登所言「不為自己而戰」、「阿富汗男男女女都有堅強的戰鬥意志、生死置於度外」；那上週國際瘋傳的短影片，成千上萬阻塞喀布爾機場跑道、大包小包亡命、失去理性攀登機翼的那群人，可是你人人「堅強戰意」與「生死度外」的定義？

先前20年美國需要訓練這些本地人參軍的時候，他們是在？過去一年之中你們還在美國保護下掌握全部發達據點時，我們看到的是？

▍十二、捫心問

對這些人如果當初居阿富汗政府要位、上達國際社會天聽、美軍資源仍駐當地、既得利益且絕對政治正確，都還做不了事情、代表不了民意，現在豈能一轉身又來代言彷彿海內外8、9 成「真．阿富汗人民」齊刷刷都是這種聲音呢？

過去幾年，香港面對一國兩制被破壞的威脅，沒有槍砲、沒有子彈的青年以血肉之軀前仆後繼，向那些荷槍實彈的壓迫者，抵抗成什麼樣？這樣的誓死抵抗景象，在過去幾個月、在8月15日塔利班進入喀布爾時，何曾出現了呢？

這些有國際發聲渠道的國際組織工作者、西方留學的都會中產之子，你們憑什麼代表「真．阿富汗人」？你們確定阿富汗的部落與鄉間人民，都跟你們同一種看法？

再一次，利益上、政治上、神學上，個人可沒有理由支持塔利班。但理解國際局勢，我們需要知道社會為何崩潰、國家為何失敗，便要認真檢討放對重點。不要天真浪漫打感情牌、不要自我欺騙雙重標準、不要迴避責任粉飾太平。

▍十三、新政局

潘傑希爾谷地那邊，當初 1980、1990年代是靠著美國、北約的支援；北方聯盟集體團結，並在 馬蘇德 這位游擊戰鬼才的領導下，才在這個相當全國的 5-10% 的領土範圍成功抵禦和挫敗對手。

現在 #小馬蘇德 ，塔利班要捏死他太容易了。但這對他們想在國際社會建立的形象高度都不好。塔利班幾日前已經立刻宣稱會特赦加尼和副總統沙雷。我們真誠希望不要再有無謂的抵抗和流血發生。小馬蘇德請做一些會讓父親真正為你感到驕傲的事吧。

新塔利班已經全面做好執政準備。巴基斯坦的世仇印度，也早在好幾個月前就開始和塔利班私下打交道，為新印阿外交關係鋪路。

國際社會應該盡可能恩威並濟地督責這個 2021年改頭換面前來執政的新塔利班政府；善待人民、發展國家建設、保障民間社會發聲管道不至於窒息。
回應那些視奧馬爾為解放英雄的人民期許。做個好俠盜。

瞭解今日塔利班領班政治結構／BBC 新聞

• （註：潘傑希爾谷地小規模戰事和包圍已經展開。匯集當地記者推特頻道：塔利班提供和平談判，提出要求外國軍力於8月31日前撤出阿富汗境內。塔利班透過記者表示，若和平談判失敗，將準備在一週內攻下谷地。
• // I just talked to one of their commanders n they r hopeful to conquer this area within a week in case talks fail. // （Source: Maham Banori, Aug 23, 2021, via Twitter）

副總統沙雷於17日推特宣稱，加尼出逃後，他就是代位元首。並逃往潘傑希爾谷地與小馬蘇德會合。不過根據稍早21日最新照片動態，沙雷（右一）在當地與忠誠於原政府的志士們一起架網子打排球，心情輕鬆愉快。（Photo by Yalda Hakim via Twitter）

作者相關文章：

• 神… 可能不這樣看塔利班（Facebook, Aug. 26, 2021）

淺論近代伊朗知識份子的思想破產與再生：比較中國政治

文／邱慕天

由於列強帶來的船堅砲利與帝國主義領土侵略，伊朗與中國都在19-20世紀之交，產生了一批憂國憂民、試圖用現代化、政治體制思想改革已振興民族的知識份子。

▍一、從建國起點談起

在這個基礎下，伊朗人政變了原來的卡扎爾王朝、在1925年建立巴勒維王朝，意圖洗刷「西亞病夫」之名。中華人民則藉由民族革命推翻大清帝國，於1912年建立號稱「五族共和」的中華民國。

現代伊朗知識份子階層的「思想破產」以在1960 至 1970年代這20年間最為關鍵。這個時期，過去擁抱世俗西化的知識份子大批轉向左翼和共產主義學說，與民間一同反對政府，促成巴勒維王朝隨後的革命倒台。

促成這段時期憂國知識份子思想集體變遷的有兩個代表事件：

• 1950年代，高度民意支持的摩薩台被共和議會推舉為總理，然而他上台推行「石油國有化」與英美利益生扞格（原先由英國石油BP掌控收益），導致英美情報局介入策劃政變將他推翻、重新擁戴禮薩汗之子，即穆罕默德‧巴勒維國王（شاه‎‎）——後者在政變中幾乎全程聽命英美扶植，並讓西方間諜和政治參謀工作完全滲透內政。
• 1960年代，巴勒維國王持續推動一系列親西方政策，雖然創造中產階級和經濟發展，卻也更加中央集權、無視知識份子要求的民主修憲，也將宗教領袖的意見排除於施政參考。往都市化集中的土地改革，創造大量的腐敗、以及破壞農村社會結構。

以上兩點，使得巴勒維成為「農民」和「傳統」派的敵人，凝聚了什葉派教長與共產主義的政治反抗能量。 巴勒維被視為「英美」控制並持續壓迫伊朗的傀儡，親馬克斯和蘇聯思想的左翼知識份子可與什葉派教法師、清真寺系統戰略合作。於情，這個時期的許多知識份子因巴勒維的專政固執而對「西方現代性」懷罪，對於「什葉派」代表「真正伊朗土地人民的聲音」不敢相爭，深怕自身政治不正確。

1979年巴勒維政府倒台前的整個1970年代，領導什葉派革命的何梅尼大量向民間推展伊斯蘭宗教熱情中的「殉道」與「公義」、「聖戰」等元素，相較於僅強調「無產階級革命解放」的階級動員，展現了強大的尊榮情操與沛然難御的政治情緒。

左翼份子亦步亦趨，直至「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建立，這幫知識份子便再無參政台階、也沒有一個公民廣場願意給他們佈達「進步思想」。

▍二、第一個現代國體的失敗

中華文化五四知識份子，也經歷了對他們所催生的第一個現代共和不滿，因而有大舉左傾支持革命。那便是在中華民國時期，1920-1930年代產生的共產主義左派。

然而這些由蘇聯扶植、成為中國共產黨組織的早期知識份子，並且讓1949年的「新中國」是由「共產黨」在本地直接率領人民對「資本家權貴官僚」革命，必須歸咎整個中華民國時期的權力混亂。

誕生的巴勒維王朝，建立在卡扎爾王朝末期的改革立憲運動（1906）基礎上。1925年禮薩‧巴勒維（禮薩汗）僅以3000兵馬在宮廷無血政變逼退前朝。此後以中央集權、君主立憲（前期有名無實）、對外收回與英蘇不平等條約、對內強健物質國體建設。如此平順的轉移、對舊秩序衝擊小。或可以此推想民初由北洋政府袁世凱稱帝、取代清帝並接受「君主立憲」，或中華民國（帝國）在強人統一領導下的樣貌。

由於巴勒維王朝獲得政權過程的平順，民間力量與社會傳統並未遭受系統性破壞。這解釋了當後期巴勒維王朝被視為勾結英美、出賣人民時，原生於傳統的「什葉派」教長得以標榜自己代表「真正的伊朗」領導組織人民對「資本家權貴官僚」的革命；外來由蘇聯輸入「共產主義」教條的伊朗人民黨一群只能附隨。

以下部分相關歷史背景，或型塑當時的政治話語權分布：

• 波斯人民被帝國主義殖民的最深歷史記憶，首先來自俄國、次為英國。卡扎爾王朝首任國君阿迦穆罕默德在位期間（1789-1797）可類比大清帝國由盛轉衰的「康雍乾時刻」，其後展開了波斯整個19世紀受帝俄殖民的百年屈辱史。
• 20世紀早期蘇聯一度建立「波斯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的布爾什維克政府意圖併入伊朗，受英國反對未成。
• 二戰1941年英蘇聯合入侵中立國伊朗，分別瓜分北方領土與南方波斯灣省分。此致二戰後巴勒維政府傾向美國，與高加索蘇聯附庸國進行代理戰爭。伊朗人民反對與英美勾結日深的巴勒維政權，但更不信任蘇聯輸入的共產思想代理人。
  

▍三、第二個現代國體的壓迫

1949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1979的伊朗伊斯蘭共和皆以「農民解放」、「人民革命」為建國口號；卻在掌握權力後打造出意識形態專制「東方體制」，對社會文化控制且壓迫民權，更甚前朝。

伊朗的「憲法監護委員會（شورای نگهبان）」可類比「中共中央政治局」，負責總把關國家前進路線、對民選政務人員的適格有最終裁量權。前者只能在其「什葉神權的學院法統」內才能參與和有效議論，後者依循中國共產黨體制。

這一個意識形態專制國體下，即便1930年代往左派和共產主義思想靠攏，以陳獨秀為首試圖繼續保持「精神獨立」的知識份子，也會發現他們的思想自由空間，在 1949年共產黨奪權後就迅速消失了。
1950年代反右運動，以粗暴扣帽進行整風思想，蕩平了國民民主派、自由學術界及文壇知識圈。隨後更出現長達10年的文革浩劫…

在此之後可說，中國的獨立知識份子，就只剩下「海外流亡」的華人知識份子。

▍四、第二個現代國體的改革契機

伊朗社會在2010年代以來要求公民社會的新興力量愈來愈強（以2009年的「綠色運動」為起點），很大程度歸功於中產和富裕階級在社會上往「自由化」衝撞的的強大能量（與知識份子的學說無關）。

儘管在選舉時此股進步民潮只能由「（什葉神學政府）開明派」收割、而非他們真正自主屬意推舉的代理，終究是「打折」後轉化到了上層政治。

相較之下，中國中產和富裕階級（例：馬雲、馬化騰、黃崢）、青年意見領袖（韓寒？）對中共當局設下的政治尺度，更多是全面被動而非足以創造主動局面的角色。比較歷史事件，給予我們最昭著的解釋，便是「文化大革命」及「天安門事件」的意義。

伊朗的中上層西化底蘊深厚的社會菁英繼承自1925年現代改革近百年的基礎，底氣厚實。1979年的神權革命常被形容為恐怖和爆烈，然而它雖在「體制」、「文化」、「外交」將路線收窄，卻從未以「階級」為鬥爭主軸。它從沒有對首都富裕的北區富豪大規模以政治入罪或抄家滅族、除根淨盡。

同為「西方列強」翻攪下的文明古國，巴勒維王朝在訴求以「古波斯帝國」的民族主義榮光之際，也沒有用趨近「打倒孔家店」的概念文化處決「十二伊瑪目派」；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高舉「十二伊瑪目派的什葉天啟政治神學」時，他們對待先前社會中已經「世俗／西化」的中上流階層，也只是在修辭上異化、圍堵其參政空間，並非殺戮滅絕。

伊朗 1925／1979 兩次革命過程，都在變革中更強烈自身對過去歷史元素的「繼承」；近代中國的 1911／1949 則更多在內部路線鬥爭中訴諸「破壞」以取得新發展空間。如今雖同為表面的「寡頭專制」以及近神格化的台面最高領袖，但伊朗民間仍存在普遍的自由思想與文化韌性，而中共政權下的黨外社團塊狀力量幾已消亡。

▍五、獨立知識份子的議政空間

此後，德黑蘭又一次出現「開明派」的參政空間，係在蘇聯垮台、全球擁抱「華盛頓共識」的1990年代大背景。

首先是更開明的政治神學／法理詮釋（اجتهاد‎ ）開始見於伊斯蘭公共神學與法學者，意圖藉此拓寬當局對國家中心思想光譜，反映進步青年、婦女的選票訴求。政治改革進步派的拉夫桑雅尼（1989-1997）、哈塔米（1997-2005）接連在 「憲法監護委員會 」中出線當選總統，即為此時期民潮可用的體現及落實。

反觀同期中國高教知青的自由民權訴求，非但沒能為胡耀邦、趙紫陽引領中共改革有效撐場，更直接耗盡兩人在寡頭中央政治局體系內的迴旋空間。最終中共著名的六四天安門事件，再次將社會新生的變革力量撕裂。

近年，伊朗的政治知識圈產生兩股後發進步力量，互爭互鬥：除了上段提到、在伊斯蘭政治神學下，調整上層國體開放轉向公共神學知識份子，還有另一批聚焦於模塑新興中產青年政治反抗認同（لج و لجبازی وحدت ）的民主社會學者。

儘管因言或罪的仍有埃什凱瓦里（Hasan Yousefi Eshkevari，1979年支持伊朗革命的關鍵思想人物之一，1980年後一度進入第一屆國會，而隨後改革倡議益發走向封閉體制外的民間智庫與報壇。2000年起以政治理由封殺、判罪4年，刑滿後於2009年前往德國受政治庇護）的著名案例，然而神哲思想上更為顛覆神權基本教義的索魯什（Abdolkarim Soroush）則大抵於國際講學來往無阻

——哈米尼（Ali Khamenei）在1995年的革命16週年講稿上以多於抨擊美國和以色列的篇幅批評索魯尼， 側面說明當今知識份子在伊朗享有遠多於在中國的學術政治與言論自由。

▍ 六、展望與小結

半世紀以來，伊朗現代性知識份子曾參與締造兩個腐敗與不自由的國體，如今終於從邊緣謹慎回歸：各自以正統開明解釋的「什葉伊斯蘭神學」和凝聚反抗認同圖騰的「 社經中產階層」為發力出口。

類似的知識份子集結為思想體系，原來我們也可以在中國大陸看到。差別在於，伊朗的兩股進步思想都依附到了發揮政治改革作用的穩定受眾。然而，中國政治知識份子不論以汪暉為首的「新左派」或是以劉曉波為最知名的「憲政派」，其所依附的對象隨時皆可被當局斬草除根。

而在伊朗，雖然「國際敵對外力」總能讓採取文化對抗主義的當局「強硬派」得點，但從德黑蘭到伊斯法罕，成長於網路資訊世代的「覺青」更願擁抱普世主義、而不願再被德黑蘭官方扁平的仇外主義和沉悶宗教訓誨洗腦。

民主競選方面，雖然「鄉村穆斯林」依然是接收官方激進意識形態或什葉基本教義的大宗，但溫和派的什葉派伊斯蘭神學教法師也意識到這些正是他們普及開明思想詮釋的禾場。

無論如何，兩股知識份子智性的呼召都被殷實的群體包覆著、被波斯大地社稷進步、自主、繁榮的異象引領著盼望。

Reference:

• Lucian Stone, ed. Iranian Identity and Cosmopolitanism: Spheres of Belonging, London, U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4.

[文摘] The 3rd Lebanon War Could Be Mutually Devastating

Source Link: Ten years after last Lebanon war, Israel warns next one will be far worse

 

“In 2006, Hezbollah fought a guerrilla war. Today, Hezbollah is like a conventional army.”

Ten years after Israel and Hezbollah fought a bloody but inconclusive 34-day war in July and August of 2006, there are 7,000 Hezbollah fighters in Syria, a regional military power trained by Iranian commanders, funded by the Shiite Republic to learn the most sophisticated armaments available, such as 4th gen Kornet guided anti-tank missiles. They pilot unmanned aircraft and fight alongside artillery and tanks. They have taken rebel-held villages with Russian air support.

• Ten years ago, Hezbollah fired 4,000 short-range crude rockets. Today, the group has 100,000 rockets, including thousands of more accurate mid-range weapons with larger warheads capable of striking anywhere in Israel.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Hamas are almost trivial by comparison.
• Israel fought the first Lebanon war in 1982 against the PLO, a conflict that saw Israel occupy southern Lebanon and lay siege to Beirut. Hezbollah arose during that war. The second Lebanon war came as a surprise for both sides. Hezbollah captured two Israeli soldiers at the border, which sparked a sustained aerial and ground war by Israeli forces — and tough resistance by Hezbollah — it had stood toe-to-toe with them.
• Hezbollah has then spent the past decade transforming hundreds of villages in southern Lebanon into covert fire bases with hidden launch pads, many rigged to operate by remote.

The next war will be a terrible war. In the event of war Hezbollah would try to inflict heavy damage on Israeli cities, power plants and airports to degrade national morale. And one cannot allow Israeli cities to face 1,000 Hezbollah rockets a day.

Hope these serve as a dual deterrent. 

[文摘] Gefährliche Versprechen (The Perilous Sykes-Picot Agreement of WWI)

Source Link: https://leserservice.zeit.de/die-zeit-diese-woche/?r=titel&bmMailId=1OUJRHHJ-1OMKH9HS-Q8T17V6&pa=

This is an around 65% summarized translation of  Die Zeit’s article « Gefährliche Versprechen » (Nr. 21, 2016 vom 12.05.2016) in mainly English and some free-floating Chinese. The article critically looks at the legacy of the Sykes-Picot Agreement of WWI in May 1916 for its centennial retrospection.

…

That there could be such a demarcation, a division of the Ottoman Empire, was something no one dared to think back in 1914 at the beginning of World War I; and even in January 1915 this idea still strained the Foreign Ministers in London and Paris.

For British diplomats and military men, it is feared that as this amounts to a humiliation of the Sultan and Caliph, it might trigger another holy war which could spill over to the Muslim population of India. France, which had invested in the Ottoman Empire, was also heavily betting on the region’s stability.

But the course of the war forced the British and French to rethink.

Constantinople joined the Central Powers of Germany and Austria-Hungary in the war by the end of October 1914; and in 1915, it caught all parties in surprise that the Battle of Gallipoli turned out to be one of the greatest Ottoman victories during the war. The Allies’ naval attack was repelled by the Central Powers after eight months’ fighting, as the land campaign was abandoned and their invasion force was withdrawn to Egypt. At the same time Ottoman fighters in Mesopotamia operated successfully against the British-Indian expeditionary forces.

It has marked a defining moment in the nation’s history, a final surge in the defense of the Ottoman motherland. The victory formed the basis for the Turkish War of Independence between 1919 to 1923 under Kemal Atatürk, who first rose to prominence as a commander at Gallipoli.

As the situation of the Russian worsened by the German advances in the east, the fear that Russia could withdraw from the war after making a peace treaty grew. British Foreign Secretary Edward Grey had therefore set up a secret treaty in the spring of 1915, which promised Russia significant territorial gains in prospect if the Allies would be victorious over the Ottoman Empire. In return, Tsar Nicholas II also supported French demands for areas in Syria, Cilicia (on the southeastern Mediterranean coast of present-day Turkey) and Palestine, as if that the wants of more than 20 ethnic groups in the multi-ethnic Ottoman empire would mean nothing in the face of the strategic interests of the Grain Britain and France.

這種以權力政治劃分疆界，而不考慮現有的地緣牽連或當地居民的利益的思維特性，讓人聯想到的是1814年至1815年間維也納會議的分贓設定。

British policy was thus laid out with the mindset for the region’s further development in the long term course, eyeing at the fundamental importance of the Suez Canal and Egypt for the networking of its global empire.

Already in 1915 Sir Henry McMahon, the British High Commissioner in Egypt, has begun to negotiate with Hussein ibn Ali, the Sherif (郡治安官) of Mecca and leader of the Hejaz, (the region in what is now Saudi Arabia) for moving Arab descent soldiers of the Ottoman army to desert to fight against the Sultan. The promise to assist him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Arab kingdom was the return. (Both failed their stated promises, though.)

With Baghdad and Basra (the southwesternmost Iraqi city located on the Shatt al-Arab nearly the Gulf between Kuwait and Iran) marked as red provinces, their future were to be associated with the Great Britain as a protectorate and hence should be subject to the British’s direct management and control. The region from the Iraqi Kirkuk to Gaza was to be under British informal control. Blue zones were inked for defining France’s dominion. They included Cilicia and the regions of the Syrian coast. 另外有些地方為英法共管。

Finally in the area between Damascus, Aleppo and Mosul the promised Arab dominion should arise. But should there be an independent state? A monarchy? A confederation of several states with Arab leader? Unfortunately the Allies were too preoccupied at the strategic thinking to win the Arabs as a partner in the war against the Ottoman Empire to get interested in this important discussion. The possibility of an independent state is also conceived in the naive thought that the Arabs would automatically conquer most of the important cities of the contemplated territory itself – cities that are today known as places of violence: Damascus, Homs, and Aleppo.

The Sykes-Picot Agreement also foresaw an international administration of Palestine, as Haifa (the third-largest city in Israel,  located below and on Mount Carmel, as a seaport city lying on the Mediterranean coast) was granted a special status as the end point of a newly constructed oil pipeline stretching from Iraq under British control  – which shows how developed the resource of oil had become in this world war.

Russian government got Eastern Anatolia. This entire region of Nagorno-Karabakh (Berg-Karabach) is still a conflict zone until now between Russian-backed Armenia and Azerbaijan, to whom the Turkish President recently assured his unconditional help.

Since the discussion in 1916 about an independent Arab state there was a disregard of the ethnic and social reality, as a homogeneous pan-Arabism should have been out of question in the first place. Within the narrow stratum of intellectuals in the Middle East very different visions were laid out to compete against each other, and few regional leaders even attempted at all to pursue the course of actually establishing a separate Arab state.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what the pyrric victory of the Great Arab Revol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Hussein ibn Ali against the Ottomans has given rise is not a homogenous movement. Although the pan-Arab circles under the Hashemites were particularly supported by the British leadership, but they represented only one current among many.

There were people who advocated an Arabic state solution of a Greater Syria (the Levant), which claimed the area now Syria, Lebanon, Palestine and Israel.

At the same time, the British government has always focused on meeting the British Zionist Chaim Weizmann (a Zionist leader born in Belarus, who served as President of the Zionist Organization and later as the first President of Israel): Early Weizmann had been impressed by the idea of Zionism developed by Theodor Herzl (Austro-Hungarian political activist and one of the fathers of modern political Zionism, at whose initiative the Zionist Organization was founded) in his book The Jewish State. This idea of this state, so it haunted Weizmann before, is that it be built in line with the historical territory of Palestine. Most politicians from the Allies’ side argued that given the supposed global influence of the Jews – especially to potential lenders in North America, this arrangement can only be beneficial for the war against the Central Powers .

1916年的賽克斯 – 皮科協定，仍沒有脫離早期殖民思維妥協的傳統，布爾什維克發表於1917年12月的秘密協議，則殘酷地揭示了西方列強的「帝國主義陰謀」。The Arab leaders, however, appeared only mildly upset in their acknowledgement to this conspiracy because the military situation of the Ottoman Empire was so dire at that time that all Arab eyes had turned to the partaking in the big pie of the emerging post-war order.

The agreement, however, resulted in a juxtaposition of competing models of order: Pan-Arab arrangements here, Zionist ideas there, and in between were area alignments according to their particular interests. The credibility of European policy got seriously damaged by this contradictory action and the maneuvering over concessions made with various indigenous leaders, and so what began in May 1916 ended up being those problems with which the diplomats had to deal 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s in 1919.

For a moment in Paris, it seemed there a post-war order on the basis of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advocated by the US President Woodrow Wilson, had prevailed. But could the right claimed by the Polish, Czechs, Slovaks, Serbs, Balts, Finns or Irish also be claimed by Asian or African colonial societies? Given th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the British and the French Empire played in the Arab world, this was particularly a tough pill to swallow.

Wilson’s program seemed to be the starting point for a comprehensive decolonization as it successfully blocked the Western European diplomats in Paris. But in the decomposed zones of the multi-ethnic empires such as Russia and Austria-Hungary and the multi-ethnic Ottoman Empire, the World War soon passed into civil wars and ethnic conflicts, leading to the further disintegration of the region.

After November 1918, there is the emergence of entirely new violence centers: within Europe it was Ireland, where in 1918 the Civil War began, and the Baltic States, but also in the Middle East and in India, where the Amritsar Massacre took place in 1919, as the end of the World War for many regions of the world just does not mean the end the violence.

“Equality requires common rules for all peoples of the earth.” Henri Barbusse wrote this in his book Le Feu in 1918. This hope continues to this day- yet to be realized. The disappointment with the results of the post-war order is a shared fundamental experience of the 20th century.

 

related article:

• The War Within  (The Economist) 
• 全球週刊封面：阿拉伯世界內戰：別都怪西方世界 （20160515 經濟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