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 五四運動與制度大分流:為何中華民國未能讓共和扎根中國

Source Link: 五四運動與制度大分流( 許成鋼)

許成剛教授在投書《金融時報》中文網的文中指出:

五四運動是中共產生的前奏,布爾什維克主義進入了中國,並在十多年之後就在中國建立了第一個布爾什維克政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二十多年後奪取全國政權,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相比之下,中華民國在幾十年的時間裡都沒能得到鞏固。

五四運動的觸發點是民族主義。但如同戊戌變法、庚子變法對改變制度感到迫切的需要,才是五四運動持續推力。德先生與賽先生雖被概要為五四運動的精髓,但那時中國知識分子對民主與科學的認識水平普遍很低。五四運動期間發行的所有文章也沒有科普,德先生與賽先生基本停留在標語、口號的水平。

反之,1917年俄國發生布爾什維克革命,其制度背景的許多方面與中國高度相似。1919年之後才進入中國,其影響發展及其迅猛,在五四運動中起過重要作用的一些無政府主義者,包括陳獨秀、李大釗、周恩來、毛澤東等與1920年初到來的布爾什維克的對外機構代表維經斯基(中文名吳廷康)建立聯繫。

中國兩千年的帝制,梁啟超說「期間只有造反,沒有革命。」我們要問的是:為什麼中俄仿效憲政的努力都很困難,而日本的維新卻能夠成功?

能夠長期穩定存在、高效率的制度,其制度必然符合了「制度中的參與者」的自身利益,稱為「激勵相容」。法國大革命和布爾什維克革命,這兩次革命都曾經靠鼓吹平等和給大眾權利,因此一時對於百姓群眾是激勵相容的。

所有憲政改革成功的國家制度,社會組織或社會力量都是比較強的:獨立的企業、商會、貴族、教會、以及其他非政府組織等等,有能力保護和爭取自身利益。例如英國光榮革命時期的工商階層和貴族集團。這些獨立的社會力量是實現憲政制度轉型的不可缺少的制度基因。

然而,獨立的社會力量的存在依賴於「私有土地產權」(私人掌握土地的最終控制權,而不僅僅交易權或使用權),是憲政產生的必要條件。啟蒙運動的產生,本身也依賴存在獨立社會力量這類制度基因。光榮革命時期洛克起草的權利宣言,與其說是新思想,更不如說是發動光榮革命的人群,為了保護自己利益而定的「激勵相容」制度。這些人是已經啟蒙的工商、貴族和市民。

英國哲學家羅素在1945年曾對當時世界上的改革者和革命者做過以下概括:「自從盧梭(法國大革命)以後,改革者分成了兩群。一群人追隨盧梭,另一群人追隨洛克(英國光榮革命)。希特勒是盧梭道路的產物;而羅斯福和丘吉爾則是洛克道路的代表人物。」

洛克思想的基本原則是保護人權和私有產權。為此必須建立憲政制度。而盧梭思想的基本特點是以公共意志或普遍意志取代甚至否定個人的自由和權利。他說為了公意和社會,不僅個人要犧牲自己,他人有權要求個人做出犧牲。盧梭的反私有制,用公意否定個人權利的思想,為極權主義奠定了哲學基礎。追隨盧梭的雅各賓派在法國大革命中,發展出成套的意識形態、制度,包括紅色恐怖等手段。後來這些都成為布爾什維克發展的基礎。中俄也都追隨了盧梭。

諾斯著名的「路徑依賴」理論,指出轉型後的制度中,一定總存在舊制度的影子;任何時代的已存在的制度,都是當前制度轉型的基礎。重要的制度成分會長時期地保留,其時間跨度可以達到千年以上,可稱為制度基因。

從激勵相容的角度來看,中世紀以來,日本的統治就依賴貴族結成的政治聯盟,而不存在壓倒一切社會力量的皇權。在以土地為根基的貴族所形成的統治聯盟這個制度基因的基礎上,明治維新的實質是,對於幕府聯盟的政權,希望改制的貴族與無實權的天皇結成改革的聯盟。天皇在「大政奉還」後獲得與執政聯盟共享的權力;而貴族們依靠與天皇形成的執政聯盟獲得合法性。明治維新的制度目標與這些參與者高度激勵相容,成為鞏固新政的中堅力量。

反之,在中華帝國與沙俄帝國中,皇帝和朝廷卻壟斷了所有權力;君主立憲制對掌握了所有權力的皇帝而言只有壞處,那麼皇室以及朝廷官僚當然不會自動把權力交給議會。

這是為何,革命黨和中華民國的憲政共和體制,一方面受到傳統朝廷勢力的抵抗很大,另一方面獨立的社會力量極度弱小,無力推動限制皇權的憲政改革。又得不到足夠強大的利益集團捍衛支持。反之,外來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制度基因成分,透過土地產權解放等等承諾,激勵催化了草根賤民階層,在短期衝刺時達成了制度相容的激勵性。

俄國從1814年傳入憲政思想,沙俄的君主立憲和杜馬(議會)從日俄戰爭失敗的1905年開始試行,到1917年沙俄就告終結。期間,1903年才建立的布爾什維克,僅用了14年就武裝建立極權制度成功。又只用了10多年的時間,在1931年建立中華蘇維埃政府。1949年在中國大陸全面掌政,又僅耗費18年。

許成剛教授駐筆之處,讓人意猶未盡。這些足以讓我們去想想:

這些以「權力解放」為名的無產人民制度改革,最終很快露出極權政治的面貌,這是否依然是在中俄歷史上,私人從未被充權與啟蒙的文化基因與「路徑依賴」呢?

[文摘] 習近平正在改寫清朝歷史

【習近平正在改寫清朝歷史】

Source Link: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01/29/xis-china-is-steamrolling-its-own-history/


大夥只曉得最近中共官方對「清宮劇」下了限令,說是宮廷勾心鬥角,不利公序良俗、教化人心,但事實上這是整個「黨的中國史」大計畫的一部分。新設立在中關村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是這個歷史設計商店的總舵。

▍厲害了我的清

大約半世紀前,世界各地清代史學者就已達成共識:始於1644年的清朝,以滿族入關攻下明朝首都北京為開端。遵著明代朝廷制度,在17世紀後期,清朝的版圖超越了明朝,擴向台灣、蒙古、西藏、新疆。 18世紀是清朝的盛世,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它在建築、哲學和藝術方面的成也驚嘆了訪清宣教的的耶穌會士,並透過他們,連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都在影響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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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19世紀,帝國遭受了歷史上最血腥的內戰「太平天國起義」;西方列強以船堅砲利剝奪了帝國的貿易主權和都市經營權;隨後現代化崛起的日本,則讓中國面對了現代意義上的殖民威脅。


▍混合國族主義與共產主義

但這個詮釋模板,中國民族主義運動(最初以國民黨為代表)下的部分歷史學家卻不同意。他們認為滿族在日本之前就已經就是一個外來民族文化破壞者。他們認為清朝的腐敗,一部分顯示了滿清貴族並無抵禦洋人侵略者、捍衛漢文化主權和領土的決心;縱容奴役、屠殺和羞辱在這片土地上發生。


「習思想」的史學家挪用了這套宣稱,把現在從鴉片戰爭發生的1842年至1949年間被概括為「恥辱世紀」,這有助於1949年後建政的中共鞏固其合法性宣稱。
習近平甚至說,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的核心,必須從歷史中拿回來。他們忽略了清朝和其他過去的統治者一樣,用儒家思想壓迫了整個中國人民,以奴性封建社會的階級制度。甚至從五四運動至文化大革命以來,「正統」共產主義的史觀是敵對儒學傳統、揚棄孔孟的。


「習思想」重建歷史的策略是有選擇地從國民黨的民族主義和共產黨的共產主義史學中「混出新味道」,並堅決遏制全球化下比較史學的影響滲透。


▍王道天朝

特別是美國歷史學家將清朝描述為一個全球性突出的征服帝國,其權力和財富乃從包括種族滅絕在內的殘酷手段得來。在蒙古、西藏、新疆,歷史證據都指出,清朝都投放了大量的軍費實施控制。而台灣,也是在歷史上第一次被納入了建都中原之帝國朝代的一部分。


但顯然,說清朝領土是「征服」而來,就表示什麼「中國固有領土」乃是無稽之談,從而賦予藏獨、疆獨、台獨合法性。這是「習思想」必須解決的困難。因此,他手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撰寫的清史,要將將清朝從一「征服帝國」改寫為「王道天朝」,而蒙古、西藏、中亞和台灣人民都是心悅誠服歸順的。

[文摘] ‘The Academy Is Largely Itself Responsible for Its Own Peril’

CHRI
#學 哈佛傑出女性歷史學者 Jill Lepore 最近出了一本破千頁的新書談美國全史,書名叫作 These Truth。
《高等教育紀事報》對她做了一段涵蓋議題廣泛的訪談。精彩處處。
她身上包含「人民百姓史」、「左派批判史」、「觀念史」三大治史進路的功底;
一、
在人民百姓史角度,她感慨:近年學者教授在民主政治髒水下愛惜羽毛,紛紛遠離公共領域,導致以新聞記者撰述的「宮廷史學」成為市面主流。
二、
在左派批判史角度,她表達了對科技「破壞式創新」不在乎道德倫理的疑慮,也談及美國歷史書寫如何自 Howard Zinn 以來,更多地鼓勵了有色人種的、原住民的、女性的聲音。
三、
從觀念史角度,她發聾振聵地指出:「美國」的概念從歷史以來不應被誤解為神聖歷史(heilsgeschichte),而是「實證史」。
a)
最早的時候,實證的地位是看「事實(facts)」。在這個階段人文科學具有主導地位,確立什麼是事實。
b)
在第二個階段,「數字(numbers)」興起,學術的主導地位轉移到社會科學,這是量化崛起的時代。以票票等值、數字遊戲為基本原則的民主制度也萌芽了。
c)
在21世紀我們來到第三階段,講求的是「數據」;真理是看數據分析告訴我們什麼;「事實」與「數字」都必須服膺於它。這時候「自然科學(STEM)」已經不可避免地開始擠壓人文及社科了。
Jill Lepore 認為,這與政府在高等教育投入的預算配置有關,也與人文學者放棄了面向大眾的戰場有關。但究竟驅動這三階段知識典範移轉的事實觀點是什麼,歷史給出的答案,或許仍見仁見智。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Lepore shows, was also an epistemological revolution. The country was built on truths that are self-evident and empirical, not sacred and God-given. « Let facts be submitted to a candid world, » Thomas Jefferson wrote in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fter the centuries-long rise of facts since the trial by jury starting in 1215, facts were replaced by numbers in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as the higher-status unit of knowledge, while the States are founded as a « demographic » democracy. Now what’s considered to be most prestigious is data.
Facts come from the realm of the humanities, numbers represent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data the natural sciences. When people talk about the decline of the humanities, they are actually talking abou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fact. Digital humanities and large data sets is no longer the humanities.
The resources of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have gone to teaching students how to engineer problems rather than speak to people.
Innovation doesn’t assume its modern sense until the 1930s, and then only in a specialized literature.
Disruption has a totally different history; emerges in the 1990s as progress without any obligation to notions of goodness. It’s a way to avoid the word [moral] progress.

讓基督徒參與政治,也讓教會成為教會:〈罷免黃國昌的三股力量:教會、家長、國民黨〉訪談之後續補充

霸昌

第一次對安定力量「罷昌」的議題發表一點意見。主要是教會在處理基督徒身分與政治運作的分際仍然欠缺經驗和好的反思,一般媒體的寫作也就更不知道如何拿捏和切入。

OBSER

然而報導最後很可惜,還是無法照顧呈現到基督教政治神學上必要核心的原則問題,在段落的鋪陳之間還可能引發掛名受訪者之間的猜忌,所以我再把一些個人意見原則補充在這。(只是很抱歉,以下的觀點可能再次無法討好兩邊已有既定立場的任何一方。)

正如《天下》記者實地觀察到的,在連署罷昌與動員的過程中,許多體面有素的青年志工是最主要的力量,而這些志工自然不是全由汐止當地從零徵召訓練起,而是繼承了信望盟與護家運動在北、中都會教會網絡既存的政治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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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基督徒學習帶著信仰認識、參與民主政治】
安力主席對此並不完全諱言。事實上它也符合信望盟創初與最後公開吐息發表的兩大清新理念:

  1. 作為素人培力平台,訓練基督徒青中生代,參與公共事務與政黨政治的人才。
  2. 深耕地方關係,從議員、里長、村長範疇的參與,對鄰里社區等基層公共事務開始協商與傾聽。

在這個基礎下,任何符合民主精神的基督徒公共參與都是值得鼓勵的;儘管基督徒的日常公民活動,依然應當受到聖經與基督徒倫理的訓正和約束(例如:操作「謊言政治」、作假見證,這很少模糊地帶),但既然它是包含多重維度的地上政治行動,吾人同樣不應以神學人或牧者的身分做出異端性質的信仰論斷。

「是基督徒就別參與罷昌!」
「基督徒挺昌你對得起信仰?」

上述任一說法都犯謬,未理解眼下是一個具有公民身分的基督徒行使公民自由意志的議題;它不應受單一信仰思維,或神職專業的權柄綁架。美國的基督徒也分成挺民主黨與共同黨,但無疑兩黨都存在重大國策上無法完全遵照信仰價值之處,而雙方基督徒在交流價值立場時,應避免就對方的信仰人格和主內地位作出攻訐或審判,方才同時符合基督教民主寬容的精神。

【罷昌並非單純神學問題】
安定力量在動員過程中事實上也見到國民黨力量的匯聚、民進黨的旁觀,以及地方人士情感上無法接受「地方」選出的中央民意代表,對地方陳情居住問題、紅白場、辦事處服務的生冷,這些多股民意的複雜匯流,應該從其各自的社會脈絡去處理。

然而我雖無意像「政治牧師」對安定力量發起「神學聲討」,卻不幸地必須指出,安定力量組織動員的過程中依然太多出於權宜、方便心理,而不能清楚地「將上帝的歸上帝」。

我向記者解釋怎麼寫我的話,而這可以代表很公開的新教與大公教會精神,就是「罷昌」既然作為一高度政治性而非高度神學性的議程,就請不要有「現職牧者/長老」在背後參與運作討論、不要使用以團契教牧、神國事工推展為目的設立的平台(禱告會、策略聯盟、LINE群組、教會場地)來開會/聯絡/傳遞資訊。耶穌潔淨聖殿時說「那些使我父的殿成為賊窩」的,適用這種行為。

要妥善地做到這些分際的分明也不是太難:
要運作政團,請帶牧長職位的全部辭職;要開會,不要選在教會;要徵募青年志工,請全部一一用LINE個人私訊聯絡,而不要碰觸到以信仰目的成立的群組。不要把一切與安定力量有關的事項刊上教會周報;不要給予政團成員在主日崇拜藉機上台「做見證」的機會;不要讓一位教會內與你們立場不同的基督徒覺得他在大公教會內有的那一份,被你們拿去「代表」了。

(聲明:以上提及的行為並不作為新聞式的證據或是指控,關於安定力量聯盟與教會組織相關的運作,也都請依然以當事單位吐露的程度和狀況為「無罪推定」的底本。但是請基督徒一齊留意政治力量越界滲透教會平台的狀況,並曉得提出您的異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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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定力量不再公開使用信仰語言動員,但也不完全避開基督徒身分,「政教分離」的操作比起信望盟之前大有進步。但繼要持續仰賴教會平台的哺育,那就不能怪很多其他基督徒恨被你們代表、恨你們破壞了基督徒本可以在政治歧見之上於神國異象和位份中的合一關係。

這原則不只對反同運、罷昌運動,對挺同運、挺昌運動也是一樣。結果是,汐止當地也有長老教會長老,也要帶著長老身分去串聯挺昌。若然,則幾乎又要成為不入流的基督宗教內戰。

故對這則報導,本文結論是:

基督徒具有公民身分,在民主國家有參政自由。但基督教會則無論宗派,是大公性的、是屬基督並唯獨表彰基督及基督教信仰價值的。基督徒公民參政,除了應最妥善採取信仰資源中的智慧,保持公開良好的見證;最起碼必須維持公民運動的性質,避免將教會資源(包含「牧長」這些按立過的神職身分)用於遂行大公信仰精神上無法達成一致神學意見的私益或政治目的。

這樣即使成員過半數有基督徒平信徒身分,也單純是多元民主中的正常能量釋放,我們可以在主內彼此政治看法不同但仍多元尊重,而不會造成神學上的基督徒身分政治危機。

[文摘] 德意志哲學會被這群新世代的「網紅哲學家」搞死嗎?

終有時間品讀這篇《外交政策》7月24日刊的文章後(瀏覽器 tab 消滅不完的苦),它一躍成為 2017 下半年以來我最愛的一篇文章,是可以跟這篇文章的思想談戀愛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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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從「當代德國哲學圈的第一網紅」普雷希特(Richard David Precht)談起。被譽為「非小說界的米克‧賈格(Mick Jagger)」,他的賣座書籍《我是誰?》已在全球翻譯成32種語言、熱銷百萬冊 。

Richard David Precht
Richard David Precht

還有他在德國ZDF頻道的同名哲普節目〈Precht〉收視人口也有近百萬。他的台風、口才、魅力,也是偶像級的德國文青師奶殺手(50+)。

德國哲學今天並不是馬丁•海德格爾在黑森林小屋裡實踐的一種思想紀律,而是一個要成功爭取客戶買單的服務行業。

就像在港台,也有01哲學哲學新媒體 Philosophy Medium這樣的哲普媒體一般,德國2011年時就有一個亮面的雙月刊《哲學誌》(Philosophie Magazin;德國嚴肅雜誌通常不用流行雜誌的亮面設計)上架書報通路。總編輯說這本雜誌宗旨是「把問題意識帶到大眾市場,讓公眾一起體會它們/賦予它們血肉」。

值得注意的是,在紙本退潮的當代《哲學誌》的發行量卻堂堂來到10萬本。因為它也打開了年輕族群的市場、讓人們渴求哲學思想的養分。過去3年間,德國連大學哲學系都變得熱門,學生招收人數比之前多了3分之1。

當你看到他們的標竿人物在辦了熱銷的雜誌、在TED侃侃而談、寫出賣座書籍、做出高收視節目,還有每年6月在科隆有上萬遊客人次的「科隆哲學祭」;你再也不能說,他們只是等著餓死的窮書生或空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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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前的德國哲學不是這樣子的。或說,德意志哲學的正宗精神並非如此。70多年前,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學派)的阿多諾(Theodor Adorno)和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是極為不留情地批判所謂的「(影視傳媒)文化產業」為「一群愚蠢和腦腐名人的群魔亂舞派對」、是用來控制和愚民的。

他們指出,消費這些文化產業,會讓人思想愚鈍、失去深度的長考能力、想像力與自主性退化。

我們要知道,從康德、黑格爾、尼采、海德格以來,德意志的哲學
一直與德意志民族認同與建國大業存在一體兩面(我們甚至可以在這標準裡回推鞏固現代德文、新教理性的路德)。

不僅德意志哲學代表了德國驕傲,黑格爾更在法國拿破崙席捲歐陸失敗後,以它的哲學為普魯士的「大國崛起」定下基調;在它的「正反和」辯證中新世界的大和平要由一個前衛的新國度來帶領;而當時軍事上凱歌突進的普魯士,是唯一能夠符應這個哲學理想的現實參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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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恐怕沒有一地的哲學是像德國這樣,如此地在自己國族身上添加如此的重責大任和使命。

壞就壞在這裡。

它終於結出第三帝國─納粹這樣的惡果。奧斯威辛之後,以海德格為首的這套德意志觀念論哲學是要崩盤的。但父親是改信新教的猶太人、母親為義大利天主教徒的阿多諾,透過發展馬克思理論,以及將「德國哲學」擴張為「德語哲學」,在戰後為傳統延續了新的批判生機。

在阿多諾看來,是「德文」而非「德意志民族」賦予了這套哲學傳統優越性。他說:「要達到哲學的核心,只有德語能夠穿透現象背後的本質、實證性、既受性。」或換句話說,如果你想做正確的哲學,忘了英文、法文、阿拉伯和希臘文吧!(按:這全部都是我有學的語言。)

作為戰後在西德的國族良心(畢竟共產的東德是他們法蘭克福的新馬克斯主義為異端),阿多諾特別強調:奧斯威辛不能重演,這是新的無上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

(也是因著背負這個原罪和需要自我設限,打擊了現代德國哲學的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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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在68學運的隔一年,發生了一件足以讓阿多諾遭受羞辱且憂鬱而終的憾事。

1969年4月22日正準備去上課的阿多諾,突然遭到法蘭克福歌德大學學生的的快閃襲擊。有學生在黑板上寫下:「如果讓阿多諾善終,資本主義將不會終結。」同時另有三名女學生突然「解放乳頭」對著阿多諾,如撒冥紙般在他身上灑一堆玫瑰和鬱金香花瓣。

阿多諾落荒而逃出教室、講課取消;而且之後陷入了不可自拔的憂鬱,幾個月後過世。得年66歲。

「乳房行動」殺死了阿多諾是很諷刺的。之所以在那個年代阿多諾會成為學生針對的對象,是因為做為一個馬克思主義學者,他居然如此「思巨行儒」(思想的巨人、行動的侏儒)、反對年輕人起義。言行不一就像是寫了《自由民主的理路》的台灣前閣揆江宜樺教授一般。

「如果哲學在關鍵的時刻不能提供行動的養分,那它就是失敗的哲學。」特別是當你說它是馬克思哲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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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諾的死是一個德國哲學時代的結束,也是法蘭克福學派的一個終結── 因為在它的接班人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手上,法蘭克福學派完全變了樣。

現年88歲的哈伯瑪斯年少時曾加入納粹青年團、後成為阿多諾的助理。1970年代阿多諾死後,他執掌了法蘭克福學派。從此在他的知識分子生涯中嘗試建立一套跨越歐陸及英美哲學、政治理論、社會學和法律理論的知識體系,他充滿了樂觀的希望,相信人類可以在市場資本主義下興旺、自主 ──完全背離了法蘭克福學派的馬克思精神。

原來的批判哲學,是極為瞧不起那些權充技術資本主義打手的英美哲學的。但哈伯瑪斯視資本主義下的民生經濟發展,為避免納粹/法西斯/奧斯威辛重演的最關鍵元素。

阿多諾對普羅常民的主體性的悲觀態度彷如〈耶利米哀歌〉,但哈伯瑪斯卻認為這是德意志哲學傳統中一種菁英的傲慢。

哈伯瑪斯在一次1979年的採訪中對法蘭克福學派不以為然地說道,批判理論以「工具理性的掌控是牢不可破的」為前設,也就是法蘭克福學派假定了資本邏輯將如《駭客任務》的母體般,把人類心靈箝制在糜糜虛妄中,只有孤絕的哲學心靈能夠洞察與突破它。「但我不信這套。」哈伯瑪斯認為這一種左翼思想過於菁英主義和悲觀。

所以他在代表著作1981年的《溝通行動理論》,就架設了一種通過不斷地開放協商審議、互為主體的理性辯證的民主溝通社群,達成人性自由自主的「第二現代」理念。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接下來有了公眾哲學家,即「網紅哲學家」們。

哲學必須從象牙塔下來,與群眾溝通。1990年代時還是科隆大學哲學系學生的普雷希特,就想著要翻轉哲學家在世人眼中的形象:不是一群穿著卡其或海軍藍西裝的無聊中年紳士,

「而是過著有魅力又不妥協人生的一群超棒的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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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伯瑪斯自1980年代就是 Historikerstreit(「歷史學家衝突」)中反方陣營的一架黏人戰鬥機。他不斷佔領德國報紙的評論頁面,重炮抨擊修正主義的德國歷史學家(他們為納粹的大屠殺開脫)。

哈伯瑪斯呼召全國男女對納粹過往進行公共反省。在現任總理的安潔拉•梅克爾(Angela Merkel)的道德領導下,可以看出這一轉變的反映,也就是他們為難民大開門戶的「歡迎文化」。

但如果哈伯瑪斯締造的「德國憲政愛國主義」新品牌和「理性大同運動」是成功的,當前的網紅哲學浪潮如何能夠比照;而不庸俗?

從2002年到2012年間,ZDF上本來有一檔為斯勞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主持的《哲學四重奏》。當時以4人對談的方式,做了10年智性養分完全超英趕美的優質節目。

但2012年,電視台或喜新厭舊或顧及收視率,把主持人換成了普雷希特,風格也丕變。這檔節目後來變成了普雷希特的個人秀,名字就叫做《普雷希特》。

如今在圈中,像普雷希特和加百列(Markus Gabriel)這樣才貌兼備又暢銷的新生代網紅哲學家,不時會遭到斯勞特戴克酸溜溜地批為「譁眾取寵」、敗壞哲學門風。但他倆這樣的哲學家,可不只是滿足原生的需求而已。他們還以極高的新媒體商數與消費者吸睛術,將德國哲學打造全球市場影響力。

當然德國哲學不可能有寶馬、德意志銀行、愛迪達這種國際品牌等級利潤可言,但相較德國獲得廣泛認可的工業和金融實力,軟實力是德國在國際間缺乏耕耘的一大殘缺;想想你能舉得出多少部21世紀德國叫好叫座的經典電影和文學?相比之下,德國哲學要多虧了這些年輕網紅,沖積了一塊出口沃土。

Markus Gabriel
Markus Gabriel

在1934年,法-德裔神學家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告訴他的哲學家朋友卡西爾(Ernst Cassirer)說,神哲這行的人士必須處理和關心每個人的日常生命問題,而且必須發展出受高等教育的菁英口味之外的風格。這就是普雷希特和加百列這一輩現正在做的。

你說80 後的加百列2015年那本暢銷書《為什麼世界不存在》(Warum es die Welt nicht gibt)沒有深度吧?這位波恩大學的天才年輕教授可是把神哲學「實在論的轉向」打進普羅認知的旗手之一呢。他的2017新書《我不是大腦:21世紀的心智哲學》還要繼續挑戰大眾不能、或不該讀哲學的老派想像。

能表演、能思考、能當網紅,這將是當代哲學家的新品種。


寫到最後一段才發現此文過去至少已有兩個版本的全文中譯(大家都喜歡的文章啊)。還好我是以順順的意譯加偶爾超譯為主。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