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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制裁 vs. 挾天然氣以令歐盟:烏克蘭如何與俄一戰

閱讀多數專家分析,大都不看好拜登此刻「經濟制裁俄羅斯」能停止烏克蘭的亡國危機。第一個主因是歐盟國家的自身利益要顧。這是拜登本質上無能為力的。一個人無法動用「不在他身上」的籌碼。

▍一、中共作為後路

自2021年下半歐洲天然氣漲了5倍,3、4成仰賴俄國輸入的狀況,要真想施壓就是面對自己民生產業經濟淪陷的風險代價。

當記者會上被問到:「為何不封鎖俄國的SWIFT?」拜登婉轉地表示,歐洲盟友有不同想法,這殺手鐧保留在作為「未來選項」。兩句話中後面那句是外交辭令,前面那句:歐盟夥伴沒有共識才是值得推敲。

分析師 Bill Browder 稍早受 CBC 訪問時就直接戳破這個說法:「普丁不是那種你熱身出招(starting low),就會知所進退改變心意的人。所有觀測研究他的人都知道這點。」

「既然認定普丁此刻已做出侵犯雷池之舉,而歐美打算用銀行(bank)而非戰車(tank)嚇阻,就不可能搞所謂的擠牙膏策略。要畢其功於一役就要祭出絕招( »There is no sort of up-scaling it. At this point, everything should be thrown at him. »)。」[1]

SWIFT 被認為是一招歐美不想用上的「七傷拳」。台經院今天舉行景氣動向記者會,會中所長吳孟道指出,「把俄羅斯剔除 SWIFT,金融市場會大亂」,德國不希望做這件事、美國也不樂見歐洲經濟成長將受到打擊,波及自身。

「因此,國際共識大多是採『精準打擊』,盡量不要傷到自己,」吳孟道表示。[2]

第二個主因是,在知道西方的手段就是經濟制裁的前提下,普丁不會毫無準備。這個經濟備案就是「中共」。

冬奧時普丁拜訪習近平打了照面。在西方邊境大軍集結戰雲密佈,普丁顯然不是為了支持運動員的閒情逸致而外訪。

卡内基莫斯科中心智庫 Alexander Gabuev 研判,這次訪問交換的雙邊默契一定程度上堅定了普丁的行動盤算。

他在《經濟學人》的引述中表示,照目前的北京對烏俄事態的對應,普丁已經有了被西方封鎖之後的經濟後門。北京台面上或許會配合國際發表對俄制裁,然而私下接收俄國的各種貿易轉單的渠道多的是( »expect China to adhere to the legal requirements of any Western sanctions, such as not banking with blacklisted oligarchs. Nonetheless China will find plenty of ways to keep business flowing. »)。

「這兩國過去都在經貿往來逐步降低美元依賴,也是為了這樣一日在做準備。(And the two countries have steadily reduced their reliance on the dollar to settle trade, part of Russia’s efforts to insulate itself from American sanctions.)」[3]

▍二、德國的兩難選擇:能源正義或民主正義

普丁乃是計算「經濟封鎖」的代價後方才對烏出招,這件事也有過往脈絡和數據可循。

自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普丁已經向世界展現了侵略烏克蘭意圖。如今直到 2021年拜登政權上任才再次集結,並在2022年2月用兵。

俄羅斯的經濟主力靠能源輸出。2020年,全球供應鏈製造被疫情拖累,能源供過於求,親美的沙烏地和俄羅斯大打油價戰,原油從45美元貶到18美元/桶。俄羅斯淹淹一息。

川普2017年上任奪回的最大一張嚇阻牌大概就能源,入主白宮第一天簽署第一道總統命令即為讓美國「油/氣增產」到能夠完全自主。3年間,美國的石油產量增加 38%、天然氣增加 25.5%,更實現美國67年來首度的「能源淨出口」。2019年,美國天然氣產量來到9209億立方米,遠超第二名俄羅斯的6790億立方米。

強人普丁顧忌川普?或許可以說是,俄國在 2016-2020年間顯得毫無底氣,主因是被能源價格拖垮國家經濟。

挺過2020年嚴冬,2021年油氣價格強勢回升。拜登接手美國政壇,俄羅斯也剛好回血,並開始炒作能源價格。

從俄國經過波羅的海、直通德國的「北溪2號」天然氣管線,就是此刻普丁出手壓迫烏克蘭的手牌。

「北溪2號」由國營的俄羅斯天然氣工業(Gazprom)主導,另半數資金由德國UNIPER、巴斯夫(BASF)、Wintershall、英荷殼牌公司(Shell)、奧地利OMV集團、法國天然氣蘇伊士集團(Engie)提供。

雖然從歐巴馬到拜登的連三任美國總統都反對俄羅斯天然氣直輸俄國的「北溪2號」管線,幾經拖延仍在去年9月完工。然而普遍認為德國能對這條管線啟用說「不」的空間有限。

▍三、德國:良心發現或仁至義盡?

根據柏林方面政府數據,德國2021年消耗的天然氣3分之2來自俄羅斯。特別是在今年底還預定關閉全國最後3個核電廠。柏林官方月前定調表示:若要減少煤、核發電,在過渡期天然氣將是必要替代能源。

當年川普不顧環保減碳、退出《巴黎氣候協議》、大力重啟石化能源工業,固然招致「千萬別抬頭」的國內猛烈批判,但去年1年,拜登政權正是靠著川普時代政策能源自給的紅利,美國天然氣價格「僅僅翻了2.5倍」。儘管如此仍然引發通膨民怨,但考量歐洲的天然氣價格可是在這一年漲了5倍,就不難理解為何雙方在制裁與俄羅斯經濟和能源合作方面不能同心。

根據2021年11月25日的市場牌價格,美國亨利港天然氣現貨為4.90美元/百萬英熱,較年初增幅 +105.6%;同日荷蘭交易所TTF價格為30.46美元/百萬英熱,較年初增幅+345.6%;日本LNG到岸價為 35.31美元/百萬英熱,較年初增長+160.7%。

我們從上述絕對值可以看到,2021年底荷蘭天然氣價格已經漲到了美國當地同期價格的「6.2倍」,日本則為美國的「7.16倍」。

道德批評德國的容易,真實承擔相同的選擇代價才知道痛苦。

烏克蘭過去反對高升反對德國啟用北溪2號,澤倫斯基稱此合作計畫是給予普丁「危險的政治武器」。但梅克爾將之視為最重要的政績遺產之一,憑著自身與普丁的故交斡旋英美、安撫烏克蘭,至少在自己退休前暫時按耐住了莫斯科的行動。

——退休前,暫時。

美國認為,此管線將允許普丁使用歐盟與俄國的能源羈絆,對東歐事務進行更大膽的籌碼與聲索。這事情如今已經成真。

然而由於美國過往僅僅是片面反對北溪2號,但選擇供貨給德國的天然氣,在價格、數量、供貨穩定性都與俄沒有可比性。美德關係降入冰點。

前日,因應俄國對烏軍事進犯,德國新任總理舒茲已宣布無限期停止啟用北溪2號。他聲稱「已要求德國經濟部提交新的能源供應安全分析的現有報告,以應對未來變局」。

前面提過:根據柏林方面政府數據,德國2021年消耗的天然氣3分之2來自俄羅斯、今年底還預定關閉全國最後3個核電廠。此刻舉動,堪稱「懸崖勒馬」,或又可謂「仁至義盡」。

▍四、國際政治的現實主義叢林

烏克蘭外交部一方面感謝德國的付出,但總統澤倫斯基又對西方發心寒怨言,「我沒有看到任何國家與烏克蘭鬥陣抗俄」。

但令人納悶不解是:直到2月22日、23日,澤倫斯基都還在不斷告訴國人:俄國不會對烏發動戰爭。不用做戰爭準備。

相對於此,1月16日烏克蘭新歐洲中心智庫主任 Alyona Getmanchuk 投書《紐時》,認為戰爭的可能性已在眼前,並對民調還有過半烏克蘭人相信戰爭不會發生,感到憂心。她呼籲西方援助武器,讓烏克蘭人自己要有武裝準備;「烏克蘭不該也不能指望西方出手幫忙作戰」。[5]

國際現實政治是:如果想要戰爭不發生,就只能拉高啟動戰爭的成本、讓它成為各方都想要迴避的選項。

——政治哲學 Giorgio Agamben 最犀利地指出這項權力的弔詭:國際法上我們以「道義」公理規範制訂國族社會的「生活型式樣態(bios)」,但是能夠執行這些「法理」原則,總是「優先於」、「例外於」這些原則的「生命力/生存實力(zoe)」。

烏克蘭的「生存實力」,是它能決定自身群體「生活型式樣態」的基礎。

俄羅斯亦可看作是一隻飢餓的、被傷害過的獵食野獸。曾經後冷戰有過的高難度外交努力想的是如何馴服餵飽牠,如今必須是如何克制牠的爪牙並以可接受的文明標準與之秩序共存。

去年10月《外交事務》雙月刊有一篇優秀的長文歷史分析,回顧1990年蘇聯解體後,新成立的俄羅斯曾在葉爾欽主導下與美國柯林頓政權有一段蜜月期。然而美國1994年期中選舉共和黨鷹派政治勢力崛起,1996年柯林頓主導的北約東擴的圍堵策略放棄彈性漸進式的 pfp、葉爾欽成為俄國人心目中喪權辱國的歷史罪人。

這篇文章回顧以美俄關係是世紀末的急遽崩潰惡化,鋪 陳了普丁掌權之路,其副標名為 How Washington Lost the Post-Soviet Peace。

  • 1999年3月,北約不顧俄國反對干預科索沃。
  • 4月,北約在50週年峰會上歡迎波羅地海三小國及其他6個東南歐國家申請北約。在華盛頓發表了名為 An Alli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
  • 11月,在伊斯坦堡的歐洲安全合作組織峰會上,國內民調與個人健康都崩潰的葉爾欽失控大罵柯林頓。
  • 12月14日,這個懷著「與西方和解」夢想的老總統含恨帶咎把棒子傳給了的年輕普丁。
  • 這個「讓俄羅斯再次偉大」的前KGB野心家,則在上任後豁免了葉爾欽本預期要被司法追訴的損害國家利益責任。他知道葉爾欽所犯最大的錯,乃是錯信了柯林頓、錯信了美國人當盟友。)[4]

對俄羅斯而言,由不可靠的冷戰死對頭美國主導的北約,從來不是一個中性經貿文化組織,而是一個對俄有針對性敵意的軍事安保聯盟;北約震懾軍備若投射到莫斯科政權邊境的腹部地帶,對其核心安全利益的威脅非同小可。

從1991年脫離前蘇聯建邦到2022年,烏克蘭30年間內部有過親俄和親歐路線不同聲音。只是一當基輔政權定調要加入「北約」、要攔阻「北溪2號」之際,它就已經宣布自己是俄羅斯利益的敵人了、它就應該積極預備與俄羅斯的「硬」對抗衝突。

——這件事卻一直沒有以該有的嚴肅發生。即便是昨天之前,基輔受訪市民中縱使認為烏東可以淪陷,也仍然相信首都生活的安逸、短期不可能被戰火波及。儘管華府連番對基輔示警,但當美方預告的2月16日凌晨3點失準時,部分當地人立刻將之變成了一個笑鬧的迷因,彼此招呼慶賀 « Happy Invasion Day » 。[5]

俄文有句流行了數十年的諺語「中國的最後一次警告(俄语:Последнее китайское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е),意思是不會咬人的吠叫。相關的用於取笑的變體例如「第647次中國警告」、「第723次中國警告」,顯示俄國人視其安全利益受到威脅後的示警為決心的表露,而所謂的戰爭入侵及為警告後的反擊。對於這一點,我們情感理智上縱然不接受,但不能沒有真實的理解和衝突應對準備。

「處變不驚」原來並非壞事,然而這些年烏克蘭人民整體戰爭準備低得可以——哪怕這個鄰國數年前吞併了它的東南領土,也證明過可以在它的東境扶植分離主義民兵和獨立運動。

事實上,當首都遭受攻打,基輔市民大舉捲囊西逃;並非真的處變不驚,而是多數烏克蘭人選擇相信俄國沒有底氣進攻、期待歐美談判的威脅能夠壓制俄羅斯。

為基督教現實主義奠基的德裔政治神學家 Reinhold Niebuhr 指出:一個人可以為陌生他者「捨己奉獻」,但要一群人組成的國家社會出於「道德情感」為另一群陌生人/外國人「捨己奉獻」,卻是辦不到的。因為國家社會是基於共同利益與趨近認同的組成。它的集體行動必然受限於多數人的利益、多數人的道德意志。

面對香港人權危機,台灣官民都願意多少私下幫忙接濟,然而官方主權立場只能維持「關心,但不介入」。

在北約與俄國對抗的基本格局下,北約成員在「道義」上必須為烏克蘭危機承擔責任,尤其是「北約東擴」出於美國的意志。

我們也必須問責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一個最有「斷糧實力」令俄羅斯住手的政治實體,其政治家承擔多少的人權道德義務?其人民普遍活在什麼樣的道德敘事中?

本文堅決擁護烏克蘭主權獨立、譴責俄羅斯軍事入侵——這在21世紀的世界文明標準是沒有可能被允許的。侵略事實既然成立,本文反對沒有要親身付出真實代價的一廂情願道德高調。這些人不是有意願或能力組織陷陣犧牲,卻覺得「有人」該為正義原則奉獻犧牲。

但是,這個人只能是我們自己。

這個國家,只能先是我們自己的國家。

烏克蘭抵抗鄰邦以族裔綁架侵犯主權的意志,也必須是中華民國台澎金馬抵禦中國大陸人民扶植的威權政體以族裔綁架侵犯我邦的意志。

根據軍事網站 Global Firepower 的2022全球軍力排名,俄羅斯與中國大陸位居2、3,而中華民國與烏克蘭則在21、22。不論是烏克蘭選擇加入北約,或是台灣決定賦予自身法理獨立地位,我們都要知道,這必須是以自身的「生命力/生存實力(zoe)」,來背書自己想要堅持創建的秩序原則。

國際不會袖手旁觀,歷史不會洗白侵略事實。但我們同樣無法「綁架」任何國家為自身的選擇拚命。不論是創造「共同利益」、「玉石俱焚」,或是壯大自身單挑的實力,

自己的國家,只能自己救。

天助自助者。
天佑烏克蘭。
天佑台灣。

▍Reference:

[1] https://time.com/6150607/why-sanctions-on-russia-wont-work/ 

[2] https://tw.news.yahoo.com/%E7%B6%93%E6%BF%9F%E5%88%B6%E8%A3%81%E5%B0%87%E4%BF%84%E9%80%90%E5%87%BAswift-%E5%AD%B8%E8%80%85%E9%BB%9E%E5%87%BA%E9%97%9C%E9%8D%B5%E5%8E%9F%E5%9B%A0-035930556.html

[3] https://www.economist.com/china/2022/02/26/xi-jinping-drew-closer-to-russia-on-the-eve-of-war-in-ukraine?utm_content=ed-picks-article-link-5&etear=nl_weekly_5&utm_campaign=a.the-economist-this-week&utm_medium=email.internal-newsletter.np&utm_source=salesforce-marketing-cloud&utm_term=2/24/2022&utm_id=1061127

[4]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russia-fsu/2021-10-19/containment-beyond-cold-war

[5] https://www.economist.com/europe/2022/02/23/ukraines-government-tells-citizens-to-prepare-for-a-war-it-used-to-pooh-pooh

[6] https://www.nytimes.com/2022/01/16/opinion/ukraine-wa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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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天主教會於南韓民權運動的先驅及負重——比較基督新教

文/邱慕天

在《台灣醒報》10月4日紙本刊登的〈《魷魚遊戲》中基督教的形象如此負面?〉一文中,我提到南韓在圍繞1980年「光州事變」前後的朴正熙與全斗煥軍政府時代,南韓基督新教群體被「人數增長運動」和「反共親美」帶來的政治經濟紅利,麻痺了他們做光做鹽的、付出社會公義的使命。當中儘管也有幾位獻身很深、貢獻卓著的個別新教領袖,然而大抵上「基督教會背後名義參與,政界參與投入更深刻和背負壓力的前線多是天主教。

我文中表示,1970年至1980年代的這個跨基督教派比較,涉及各自不少宣教歷史和公共神學內涵,「細節就先不表」。不過稍早卻又被挑出上述那句話,批評有失真確。

然而,我看到相關指正所提供的面向,卻正好是一個學術圈外的大眾迷思。而我在說出南韓天主教界相對站在基督新教圈,集體處在吃水更深、更為壓力前線的,我採納的是更為縱攝和有力的學術認證視角。

如果要用一個通俗比喻,將南韓民權運動中的「基督新教群體」與「天主教群體」及其各自領袖的貢獻整體比較,我會說:

基督新教群體像是擁有5000兩銀子的一邊,各自分散下注,其中壓在保守專制政府的賭注佔據8、9成。

另一邊卻手上只有1000兩銀子,卻齊心將其中的7、8成以上都注入在了那個「民主人權的未來」。

——當然,這是一個人文科學的主張,不是一定正確的絕對客觀真理。然而,底下我將為這樣的主張羅列那些原本「暫先不表的論據」,呈現在這裡議題上,我曾在2015年美國AAR年會、2016年《景風》期刊的「台灣基督教」公共神學論文中,對於〈〉文中提出的「南韓基督教」公共神學與宗教科學普及論述,下過學術研究功夫和跟進。

話不多說。

▍始於梵二:1960年代南韓天主教民權萌芽關鍵人物金壽煥樞機,

安德烈·蘭科夫(Andrei Lankov)是首爾國民大學韓國研究教授。 他是《真實的朝鮮:失敗的斯大林主義烏托邦中的生活與政治》一書的作者。

「天主教對於南韓社會制度的浪潮使於1960 年代。此時南韓的軍事獨裁統治在經濟方面的成效卓著,與處理政治異議者和打壓勞權的蠻橫常是一體兩面。天主教會堅定地站在民主抗爭的一邊。 1968 年成為首爾總主教的金壽煥樞機主教扮演了一個特殊的角色。在金樞機主教的領導下,天主教會發揮了非常積極的領導作用,時刻批評監督政府對於異議者的野蠻暴力。 憤怒的韓國中央情報局 (KCIA) 逮捕了金樞機身邊的池學淳主教,但迫於當地天主教團體和海外的壓力不得不很快釋放他。」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ardinal Kim, the Catholic church took a remarkably active leadership role, always ready to criticise the government and its perceived brutal use of force against government opponents. Outraged, the KCIA, the South Korean political police, arrested Bishop Daniel Chi Hak-sun, one of Cardinal Kim’s lieutenants and an outspoken critic of the military rule, but had to release him soon, bowing to pressure from local Catholics groups and from overseas. (Lankov [2014])

——我在原文中參考了這份歷史,在圖說註腳也提到金壽煥樞機是韓國公民歷史中享譽的「民主人權的守望者」。事實上,最近一份1974年的外交文件解封,是當時總統朴正熙曾施壓梵帝崗開除池學淳的原州主教地位撤職。當年他在7月起起草發表「良心宣言」,被政府他時他被判監禁十五年。然而梵帝崗代表 Luigi Dossena曾到訪南韓親自談判。協議內容我們不得而知,但結果是池學淳被監禁一年後就獲釋。

「天主教正義具現全國司祭團(CPAJ)」於1974年9月26日成立,是以神職規格最具代表性的社會公義關懷事工。1980年的光州事件,它是第一個公開揭露軍政府暴行的民間組織。

天主教堂經常被用作反政府集會者和勞權人士的庇護所。 儘管教會從法律上並無此特權保護,但實際上天主教會(賭上的是他們的全球聲譽),讓政府投鼠忌器,從而保護了抗爭者。

這些不是說基督新教自1972年起的韓基總(NCCK)或其他許多新教民眾神學領袖肩並肩與天主教為民權奮鬥的貢獻不存在,然而我原文在表達立場上所更注重的是整體上的群體「拉力」偏向何方?這不能夠僅就突出的個例,而是要顧及整體的比例態勢,做出對時代群體氛圍和社會運動的評價。

白話而言之:就是比起天主教的人數、經濟和能量,基督教新教確實政體在 1962-1980 年間,對親美的集權軍政府有好感,在1980年代的全斗煥期間,也依然政治被動、甘於既得利益和易於被政權摸頭安撫。

其中一個例子,是基督徒幾乎不太抗爭了:

Shin et. al. (2007), p.34

然而社運與公民各界卻是另一個覺醒趨勢,在1980年代中後屢屢示威:

Shin et. al. (2007), p.45
Shin et. al. (2007), p.46

▍基督新教於民權年代:「民眾神學家」何其小眾

除了趙鏞基牧師正在在1961-1980年間飛速性地搭著都會經濟列車汝矣島純福音敎會外(1964年:3000人。1967年:8000人。1977年:50000人),無視外面的民權抗爭如火如荼。他們能容納12000人的母堂在主日7堂崇拜座無虛席,比起金壽煥樞機被今日譽為「南韓民主聖地」首爾明洞主教教堂,日日在為民權抗爭者提供庇護、為自由民主請命,兩相格外諷刺。

這段歷史常被隱惡揚善地忽略,以致於被新教方便用來表功,但韓國以內的社會大眾持平觀感,則未必容易欺瞞。

哈佛大學生 Will Matheson (2018) 論文當中寫道:1952年、1956年及1960年選舉都舞弊疑雲的李承晚就是高調的新教徒,其政權中有4成的基督徒,高於當是韓國基督教人口比例的4倍。「在韓戰解放後的政治舞台上,韓國領導人中超常比例是基督徒。這個狀態有助於理解為什麼新教教會群體會與那個專制政府如此緊密。」(Matheson [2018], 7)

「戰後,美國政府支持教會作為社會組織,擁有經濟和社會資本的人同時擔任教會和政治領袖。因此,許多教會領袖都投身於李承晚統治下的政府。這也創造了宗派領導人相互競爭的動態,時而會顯露宗派主義(Park and Pak 2011b)。這種狀態解釋了為什麼民權運動期間「在新教群體的 11,582 名神職人員和 17,793 間教會中,只有 542 名牧師和 831 間教會參與了民權示威的行動」(Park and Pak 2011,“Protestant Christians and South Korea Politics, 1948-1980s:” 183)。

在民主運動的背景下,整個新教教會都採取了被動的立場。然而,新教教會的一小分支人特立獨行與眾不同,在[民權]運動中成了關鍵角色。」

In the context of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 then, the Protestant church as a whole took a passive stance. However, a subsection of the church split with the majority and played a vital role in the movement. (Matheson [2018], 7)

Matheson文中引用的首爾崇實大學基督教研究系歷史教授朴正信(박정신)是更詳實的,他在 Protestantism and Politics in Kore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5)第七章  » Protestant Christians and South Korean Politics, 1948–1980s »  十分值得閱讀。

朴正信教授在論及新教與李承晚專制與舞弊政權的關係時寫道:「新教社群與這個專制政權之間的關係是一種友好的關係,但通常被學者忽視。幾個有趣的問題仍未得到解答:為什麼新教教會一直支持該政權?新教教會的支持以何種型式存在、又強調何種哪些內容?教會的認可對李承晚統治的延續有什麼影響?通過支持政權,教會在政治上或歷史上有產生什麼樣的質變嗎?回答這些問題的關鍵在於先明白,是什麼讓新教得以居於韓國政治與社會中的領導地位。

Why did the Protestant church consistently support the regime? What specific form did this support take, and what in particular did the church support? What bearing did the church’s approval have on the continuation of Rhee’s rule? Did the church undergo any change, politically or historically, by supporting his regime? These questions will be addressed by considering what brought the Protestant church into a leadership position in South Korean politics and society.(Park [2015], 174)

人數持續茁壯的新教,到了朴正熙時期,已經走出李承晚政府時期的「政教結構一體」色彩了。換句話說,「挺政府」或「反政府」成了一項更有主動思考空間的行動。可是為何1970-1980年代在天主教會集體與個別新教領袖與政府抗爭之際,新教群體還是對朴正熙政府的暴虐獨裁極其寬容友善?

這是朴正信教授接續扣問的問題。他說道:「大多數基督徒並沒有跟隨那些走入窄門的人權與社會公義牧師,而是選擇了支持政權的容易道路。 絕大多數教會成員的政治取態與李承晚時期的基督徒相同。」

Under Park Chung-hee, some Christian leaders dared to raise their voices against the government. Kim Chaejun, Mun Ikhwan, Pak Hyonggyu, Mun Tonghwan, and An Pyongmu, all Christian theologians or ministers, risked imprisonment when they called for social justice,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but the majority of Christians went the easy way of supporting the regime. The political attitude of the absolute majority of church members was identical to that of their fellow Christians during the Syngman Rhee period. (Park [2015], 174)

絕大多數的教會成員在朴正熙時期選擇不作為。他們聲稱,教會的唯一關注是拯救靈魂。大多數新教領袖試圖將注意力從政治現實上轉移開,當然,也就包括政府的[不公不義]作為。

教會還強調使徒保羅的教導,即一切政治權力來自上帝命定、應當順服政府的教導。但同時,他們會為反共的政治方針辯護;說共產主義者是真正的敵基督,因此維護一個與共產主義鬥爭的政府就是遵行上帝旨意。大多數韓國新教徒的政治不作為,實際上就是一種政治立場的作為,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 ,他們就是在護航那個只有一小撮基督徒勇於出面抗爭的政權。」

Despite these activities, the political stance of the majority of church members was one of inaction during Park’s rule. Claiming that the church should concern itself only with saving souls, most Protestant leaders tried to draw attention away from political realities, including, of course, the government’s action. The church also stressed the apostle Paul’s teaching that all political powers are ordained of God and that one should obey civil authorities. The church also continued to make a case for anticommunism. The communists were the real enemy of Christ, and so to uphold a government that combated communism was to do the will of God. The political inaction of the majority of Korean Christians was actually a political position that, actively or passively, supported the regime that a tiny group of their fellow Christians were criticizing.(Park [2015], 183-4)

基督新教尤其在這時期還成立了「大韓基督教聯合會」(KCCC)、「大韓基督教反共聯合會」(KNAAC)兩個平台,利用諸如「國家祈禱早餐會」等平台拉抬朴正熙政府與美國的形象關係,或諂媚政權,每每在NCCK出面批判政府時,就予以打壓譴責「基督教民運份子」。

Whenever the KNCC criticized the government, the KCCC defended the regime and denounced liberal Christian activists. Whenever the regime’s reputation suffered at home or abroad, the kccc supported the government and its policies. Denouncing the liberal Christians who dared to raise their voices against the regime, the kccc claimed that “the Bible teaches Christians to pray for the secular powers and to obey them,” that “the antigovernment propaganda and demonstrations of Christians are not Christian acts based on biblical teachings,” and that “in South Korea there is religious freedom, contrary to the claim of the liberal Christians.”(Park [2015], 187)

不僅於此,基督新教中民權抗爭的平台KNCC看似背書的宗派很浩大,卻實際上組織能力鬆散、雷大雨小:

「新教的政治自由運動從來沒有達成強大凝聚力或明確的行動統一。 他們的中央機關 KNCC 是一個組織鬆散的理事會,由6個教派組成,代表基督長老會大韓民國大會、韓國耶穌長老會、韓國救世軍、衛理公會、英國聖公會和韓國基督福音派教會(一個小型福音派團體),約有一百個教派和教派。

與天主教會等組織不同,這六個教派不定在一項中央政策或指令下一致行動。 通常,KNCC 發布的政治聲明只是道義或名目上的空軍宣言,但不會被兌現為這6大宗派實際的地面運動戰或組織性支持。」(Park [2015], 197)

1970年代1980年代,我們所熟知的那些新教牧師或人權鬥士,大多是以教會外圍身分、或是孤狼的知識份子號召行動,需要頂著內部給予邊緣化的壓力和冷嘲熱諷才能挺身而出,並且活動影響力不出首爾。這與天主教階層從上到下、多點開花的投入大為不同。基督新教的有規模組織結構中,許多高社經地位、企業家身份平信徒領袖,都會迴避政治紛擾,接受既得利益的制度安排。從而,新教教會當中即使有自由民權傾向的牧師,也難以動員教會或掛階出聲響應。「整體來說,會眾們的態度叫新教神職人員群體動見觀瞻,因此他們變得愈加注重在教會治理、(個人)職位保障,而放棄關注社會與政治議題。」(Park [2015], 197)

Unlike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Catholic Church, these six denominations do not necessarily act in concert under one centralized policy or directive.102 Usually, a political statement issued by the KNCC is supported morally or nominally, but not actively or organizationally, by the six affiliated denominations.

Christian liberals in the 1970s and 1980s dared to raise their voices against the government, but they did so against the general current of Protestant opinion. This is one of the reasons that it was not liberal pastors, but rather liberal Christian intellectuals (the so-called kigwan moksa) working in church-related agencies such as seminaries, schools, the YMCA, and radio stations, who became the leading Christian activists. Such individuals were free from direct control and pressure by a congregation.

The liberal Christian elite in Seoul used the names of their denominations in protesting dictatorial rule, but they could not mobilize their churches and congregations for their cause; they could not even receive much moral support from their fellow Christians. The liberal Christian movement of the 1970s and 1980s remained a weak elitist activity and an urban or “Seoul” phenomenon.

As we have seen earlier, the weakness of liberal Christian activism can be seen clearly in the very nature of church organization as a social institution. Lay leaders with higher social status and greater financial means tend to avoid controversial political issues and to accept the existing political reality. Against such an orientation by congregational leaders, it was difficult for liberal ministers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al action alongside other liberal theologians and clergymen. It seems that most Korean clergymen, sensitive to the attitudes of their congregations, became more concerned with church management and job security than with social and political affairs.

朴正信教授研究並也糾正把「1970 年代以(新教)KNCC 為中心的反朴正熙運動」描述為整個基督新教的大勢、高舉韓國基督新教為民主運動火車頭的主張,乃是學術上的邀功諉過,或是半世紀前的浪漫誤會一場。

In the 1970s and 1980s, the Korean 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  (KNCC) was quite vocal in advocating democracy and social justice and criticizing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but the organization did not represent all Protestant groups. For example, see the introduction to Emergency Christian Conference on Korean Problems, ed., Documents on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Korea (Tokyo: Shinkyo shuppansha, 1975), pp. 1–28. The writer errs in describing the anti–Park Chung-hee movement centered in the kncc in the 1970s as a campaign of the Christian churches as a whole.(Park [2015], 95, 246)

(韓國20世紀後半戰後基督宗教人口增長態勢,(Park [2015], 44)

天主教的貢獻:愛人民、不親權、不仇北

至於南韓天主教會的普及評價,Lankov教授在他的歷史文章中有此普及形容:

「當 1987 年軍事統治終於被代換而迎來民主,天主教會在這場關鍵變革中的功勳的備受認定。 毋庸置疑,如此正面觀感大大提高了它的人民支持度:天主教會領袖被視為貼地、有奉獻精神、並為著大我甘冒生命及人身風險

因此,當天主教會同時在全球面臨挑戰和衰退時,韓國卻逆勢而行:天主教徒的比例1990 年代中期的6%,經歷20年的一代後幾乎翻倍來到10%。」

When military rule finally came to an end in 1987 and Korea at long last became a democracy, the Catholic church was widely credited for its role in this seismic change. Needless to say, such perceptions significantly boosted its popularity: Church leaders were seen as relevant, dedicated and ready to risk their life and freedom for a great cause. Indeed, while Catholic churches across the globe face increasing difficulties and dwindling numbers of believers, the Korean church is thriving. In the mid-1990s the Catholics constituted merely 6 percent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but in twenty years the number nearly doubled, reaching 10 percent.(Lankov, [2014])

Kim Nyung 於華盛頓大學的博士論文更是以「1974-89:天主教會對威權體制的政治抗爭」為主題,認為梵諦岡第二次大會後給予的國際支持,將反抗政治威權、與弱勢同在視為比「國族主義狂熱」更重要的天主信徒使命,給予天主教會源源不絕「先知性」守望社會的道德勇氣和實踐策略。

他的博論公開全文,我一樣放在下方註腳。這裡翻譯摘要就好:

「在近兩個世紀的相對沉靜無為後,韓國天主教會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增高社會政治活動的原因是什麼?這項研究假設並肯定教會的政治活動和影響力的增強是兩種現象相互作用的結果:

(1) 國際間天主教會的政治化,因跟隨梵二大會主張,產生了天主教政治運動的強大的外部刺激,特別是在拉丁美洲和亞洲; (2) 韓國政權日益增長的威權主義迫使天主教會回應和反對國家的壓迫。

該研究還探討了教會在其政治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類型和使用的方法,以及教會的政治活動。對韓國國家民主化的影響和反應。雙管齊下的研究策略利用包含(1)關於教義歷史和政教關係制度模式的廣泛二手資料,特別是天主教會從 1960 年代到 1980 年代的政治參與觀念變遷比較研究,以及 (2) 韓國教會和國家政治活動的廣泛原始資料,包括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重大事件和發展的十個案例研究。

內外因素相疊,促成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天主教會戲劇性的政治涉入,讚關鍵事件中發揮「先知性」的守望功能,對社會經濟上的不公義以及侵犯人權行為加以抨擊——時而自己也是人權受害當事者。他們也關顧窮人、弱勢群體和受壓迫者的牧養。

這種「先知」角色是在神職人員和平信徒的共同社運領導下實現的。他們通過榜樣、符號行動和道德說服施加政治影響。他們對社會政治變革和民主化的主要貢獻不是通過黨派政治,而是通過將宗教道德原則應用於社會政治的實際。

雖然天主教會本身不競逐政治權力,而且隨著民主化的實現,其社會政治作用可能會減弱,但重要的是要強調教會的「預言」角色將會持續,並將其道德影響力正面施加在許多困擾著當代社會的政經議題。」 (Kim [1993], Abstract)

Kim Nyung 這篇博士論文完成於28年前。他彷彿也「先知預料」了,CPAJ這個南韓的天主教公義平台, 確實沒有停止他們的守望。

軍政府統治後結束後,CPAJ致力於半島統一問題、環境保護、廢除國家保安法以及反戰運動。2007年10月,CPAJ揭露了有關三星集團的財務醜聞事件。CPAJ參與了抗議美國牛肉進口事件,在首爾舉行了燭光晚會。

Travel a Path Unlike Any Other in South Korea
首爾明洞主教座堂。為南韓人權民主聖地。不僅是金壽煥樞機長年在此為公義發聲,其廣場與建築也多次在抗爭年代,庇護著抗爭者,利用國際聲望和道德影響力將政府警察隔絕在外(photo by National Geographic)。

1948年以來,南韓歷任總統之中聲望最高的是天主教背景的金大中聲望拔籌。從早年爭取半島獨立、不畏強權對抗朴正熙,再到民主化後致力於半島南北和平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肯定;更於基督徒總統金泳三的「韓寶醜聞」(彷如韓版雷曼事件)陷全體經濟於危機中時,領人民之命救援成功。

他因三個兒子都受賄判刑,是自身一路清廉反腐形象最後破功。但金大中五度道歉表示自己「悔恨因公忘私,教子無心也無方」,「今願代子坐牢」的說法,卻在許多韓國人民心中是一個最動心也最催淚的藉口了。

過去那些年代,多虧來自梵諦岡的羅馬公教,沒有理由在迷失在「親美反共」的凱撒帝國陷阱;南韓的天主教沒有親近「資本主義」財閥、沒有盲目以煽動仇恨北韓的「反共」拉民粹支持度的政治文化;在這天主賜福的「巧合」下,他們以血肉為大韓民國撐起了一隻守望上帝公義的燭光。

Reference:

  1. Kim, Nyung (1993). “The Politics of Religion in South Korea, 1974–89: The Catholic Church’s Political Opposition to the Authoritarian State.” Ph.D. dis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
  2. Lankov, Andrei (2014). « Why is Catholicism important in South Korea? » Al Jazeera. Aug 18, 2014.
  3. Misook Lee (2014). « South Korea’s Democratization Movement of the 1970s and 80s and Communicative Interaction in Transnational Ecumenical Networks«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History 19(2): 241-270 .
  4. Matheson, Will (2018). « Faith in Democracy: Korean Churches as Engines of Pro-Democracy Protest » Dartmouth Undergraduate Journal of Politics, Economics and World Affairs, Vol. 1, Iss. 2, Art. 7
  5. Park, Chung-Shin (2015). Protestantism and Politics in Korea.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6. Gi-Wook Shin et. al. (2007). South Korea’s Democracy Movement (1970-1993): Stanford Korea Democracy Project Report. The Korea Democracy Foundation & Shorenstein Asia Pacific Research Center, Stanford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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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來去打殺,你們的女權很荒謬」——被遺下妸𡡩汗之聲

#中東研究 #和平研究

▍Part 0- 前言

美蘇冷戰在由阿富汗武裝民兵起義擊退蘇軍和推翻親蘇政權後,退回了前現代的無政府狀態。21世紀初的美軍到來包裝著現代與進步,並且是將婦女從塔利班的魔爪下釋放出來。普利茲阿富汗報導得獎戈帕爾(Anand Gopal)尋訪的婦女卻滔滔指稱,美軍草菅人命濫殺村人,又扶植惡霸對她們欺凌劫掠,還把一切的錯事推給塔利班。許多惡事人證物證俱在也顯示美軍高層知情,卻連連記者向政府索討公道都求助無門。

婦女們稱,最初將他們從從無政府下的武裝軍頭解救出的,就是塔利班。只是這群熊孩子掌權不久後就變壞,不再像一開始那樣保護百姓了。

20年前,她們滿心期待美國給阿富汗人帶來至今最好的生活。沒想到他們找回來當官的是從前的惡霸、而且還是擁有美軍靠山後欺凌手段變本加厲的軍閥。這些西方侵略者和爪牙的劣跡斑斑,就是塔利班作為正義之師的「招生廣告」。

對村民百姓來說,塔利班不用也無須證明他們是世上第一流的政治選擇;他們只需要阿富汗基層人民看得見、信得過的最佳選擇——是她們在喀布爾親美政府的軍機槍口下,也要支持家中子弟從戎的家鄉部隊。

過去十年的郊野戰線,每每軍民不分草菅無辜人命的惡霸,是那高舉民主人權的美國軍。武器遜色卻還每每持守戰場克制事先疏散百姓的,卻是所謂背負惡貫滿盈的塔利班。

如今,阿富汗都會婦女恐懼塔利班;但那些和身為塔利班的父兄子弟朝暮共處的村鎮婦女相信,塔利班政權也能為她們編織婦女的保障和夢想——哪怕這不會是、也不用非得是世俗西方自以為是的那套女權想像。

戈帕爾(Anand Gopal)是真正深入阿富汗和中東的報導的專業記者。他對塔利班在阿富汗西南省分板塊的義民活動、過去十多年美軍和西方扶持的阿富汗軍閥暴行,引述了詳實的採訪和文件記錄,著有 No Good Men Among the Living: America, the Taliban and the War Through Afghan Eyes (2014)一書。(按:這書名似乎可以真正翻作《好男人都死光了》?正經點作聖經典故則可翻《無義人生還:阿富汗眼中的美利堅、塔利班與戰爭》。)

戈帕爾對塔利班的田野資料在多本學術著作中被引用,也在美國的多家公信享譽的新聞雜誌刊登報導,揭露了西方聯軍司令部指揮下的阿富汗秘密監獄人權虐待、古巴關達那摩監獄濫捕平民、美國軍機的無差別轟炸平民等等。

戈帕爾是《重新思考阿富汗》紀錄片中受訪的阿富汗問題專家之一。本月5日他結合了新舊採訪,寫了一篇長篇報導 The Other Afghan Women 在《紐約客》—— 標題中的 The other 在英文片語不僅是另一群、另一邊的意思,在這更是指揀選二分剩下、被人當作餘思(afterthought)冷落不顧的一群;本文下標依此而生。

以下是該篇長文的重點段落節選摘譯。引自原文的譯文會放在外部文獻的引文格式中。文中各節需要補充相關背景處,會在每節引文結束後,插註個人評析。

▍Part 1: 蘇聯政變阿富汗與聖戰士起義(1978-1989)

1979 年,夏奇拉還是嬰兒的時候,共產黨在喀布爾奪取了政權,並試圖在赫爾曼德省開展女性識字計劃——部落長老和地主一致拒絕了。 在村民的複述中,當地傳統文化制度被一夕顛覆,外人堅持將婦女權利帶入山谷。

「我們的文化不能接受把的女孩送到外面去上學」,夏奇拉回憶道。「在我父親時代之前,在我祖父時代之前就是這樣。」當權者開始用槍口抵著女孩去上課時,地方爆發叛亂了。

夜間放空警報三不五時很頻繁,但對於幼年的夏奇拉來說,這有刺激感:洞穴的黑暗角落,喧鬧的孩子們。 「我們會尋找俄羅斯直升機,」她說。「就像了發現奇怪的鳥類。」有時,那些鳥俯衝而下,大地炸裂。孩子們之後會衝到現場尋找鐵殼,那些金屬可以賣個好價錢。

(以上譯自內文)

【註釋】

戈帕爾這篇報導是很好的,敘事臨場感都豐富,提供了充沛的歷史現場人證、與案卷搭配,呈現阿富汗大西南地區(主要大城是坎大哈)人們連同婦女都選擇塔利班、痛惡美軍的始末。

戈帕爾文中的主視角是1978年出生、約44歲左右的夏奇拉。

報導中她講述她的普什圖童年時,戈帕爾捨棄了夾敘夾議。我想他或許假設讀者有一個背景資訊的版本可以對照著詮釋這名女子所關聯的政治背景。但其實讀者不一定有。例如,從以上段落對蘇聯的馬列政黨政變帶來的表面進步(如女子教育)似乎過於印象正面;好像是鄉下不肯接受「進步制度」才革命、抓著自己控制婦女的家父長權力才會革命。這部分我是十分推薦 David Edwards (2002). Before Taliban: Genealogies of the Afghan Jihad. Berkeley, CA: UC press, 一書。

艾德華茲用了很多一手資料,解釋阿富汗共產黨 當年在鄉下與城市的失敗原因各不相同——然而都是失敗。共產黨當年以為他們在推動的土地改革會像是在中國或越南一樣得到農民的大舉支持。但這在阿富汗並沒有發生。阿富汗共產黨用了十分「自上而下」、菁英指導棋的方式發動土地政策分配。

在城市,他們1973年聯絡的是軍官奪權。這股奪權是藉著首相和國王之間的堂兄弟嫌隙。阿共當年想推政黨政治被國王Zakir阻止、但國王卻成了阿富汗最大的腐敗象徵。共產黨將重點放在都市辦報和宣傳戰;但下鄉的人民可是不識字也吃不上飯。

這篇文也繼續補充那個本版前文〈有關阿富汗與塔利班 一點闢謠澄清〉已帶出的熟悉故事:推翻共產黨的過程地方部族豪強得到美援武裝成了軍閥惡棍。10年之間取代了共產專制政權的,是內戰與無政府的弱肉強食叢林。且看下節:

▍ Part 2- 取代蘇聯的惡棍達多與93師(1989-1994)

夏奇拉第一次看到達多(Amir Dado)時,是透過老家前門的貓眼,他坐在一輛皮卡車上,身後跟著十幾名全副武裝的人。「就好像他是總統一樣」在村子裡游行。

達多本是一名富有的水果盤商,後來成為聖戰者指揮官,留著烏黑的鬍鬚和挺大肚子,甚至在蘇聯失敗之前就已經開始攻擊對手爭地盤。 他來自上河谷,他的部落在那裡擁有廣闊的封建種植園有數百年歷史之久。下河谷是夏奇拉的貧窮部落 Ishaqzai的。

只見達多的手下挨家挨戶,要求「徵稅」並搜刮民。幾週後,槍手又回來了,在她躲在角落裡時,那些人洗劫了她家的客廳。 從來沒有陌生人侵犯過她家的神聖,她覺得自己好像被剝光了衣服扔到了大街上。

一天晚上,夏奇拉正在放牛時,達多的手下用槍包圍了她。 「你叔叔呢?」其中一個喊道。 戰士們衝進了房子——緊隨其後的是強迫薩娜童婚未遂的未婚夫。 「就是她了!」他說。 槍手把薩娜拖走了。 當夏奇拉的其他叔叔試圖干預時,他們被也被抓了。 第二天,薩娜的正牌丈夫向達多的軍隊自首,乞求取代薩娜受刑。 但兩人齊雙雙都被送到這軍閥的宗教法庭候處死刑。

(以上譯自內文)

▍ Part 3- 綠林俠盜塔利班(1994-1995)

…在北邊的達多軍閥和南邊的第93師(按:另一個穆賈希丁起來的惡棍軍閥)的南北夾殺圍困下,這個家庭的處境得越來越絕望。

就在夏奇拉 16 歲時的一天下午,她聽到街上的喊聲:「塔利班來了!」她看到一隻白色的豐田皮卡車隊,裡面滿是戴著黑色頭巾、舉著白旗的戰士。

夏奇拉從未聽聞「塔利班」這名號,但這群人的氣質印象很像她從小到大見過的化緣貧窮伊斯蘭神學生。但她的父親解釋說,這群人有許多過去是在不同的穆賈希丁麾下抗戰反蘇出身,但在蘇聯從境內撤軍後就自請除役了;他們說,如今再次聚義,是為了除暴安良、恢復社稷和平。

他們衝進了格樂什克(Gereshk) 橋,很快就驅散了第 93 師;當他們進駐時,當地志願者們蜂擁報名。 她的兄弟回家報告說塔利班也佔領了達多的陣地。那軍閥竟然拋棄自己的手下,逃到了巴基斯坦。「他走了,」夏奇拉的弟弟反覆不斷地複念,「他居然真的被趕走了!」

塔利班很快解散了達多的宗教法庭、釋放了差點被處決的薩娜和她的丈夫、廢除了(第93師用來搜刮索賄的)檢查站。睽違 15年後,桑金谷首次重獲民生安寧。當我請夏奇拉和山谷裡的其他女性評論塔利班的統治時,她們都不願拿所謂的普世價值來非難這場運動——只願以她們的遭遇為基礎。

「他們更為寬柔,」住在鄰近村莊的婦女帕札蘿說。

「他們待我們十分尊重。」 婦女們描述將她們在塔利班統治下,無須在為夜半陌生男人隨機破門闖入而擔驚受怕(按:達多的人)、無須遭遇致命的檢查站(九十三師的人)。其他生活則一如往常。

夏奇拉向我講述了一種新生般的寧靜:安靜的早晨,帶著熱氣騰騰的綠茶和印度烤餅,於屋頂賞著夏日夜空。

(以上譯自內文)


▍ Part 4- 塔利班民困兵乏(1996-2001)

隨著塔利班統治的確立,一場徵兵運動開始了。 年輕人被帶到阿富汗北部,幫助打擊一群被稱為北方聯盟的聖戰士軍閥。

一天,夏奇拉看著一架直升機降落在田野上,卸下陣亡士兵的屍體。山谷裡的男人開始躲在朋友的房子裡,從一個村莊搬到另一個村莊,害怕被徵兵。貧困的佃農面臨的風險最大——富人可以捐資閃兵。

這是塔利班真正的不公,」夏奇拉告訴我。她越來越討厭塔利班巡邏隊的身影。

2000年,赫爾曼德省遭遇了嚴重的干旱。 西瓜田被毀壞了,牲口臃腫的屍體散落在路上。 塔利班最高領袖奧馬爾殘忍地禁止鴉片種植的那一刻。 山谷的經濟崩潰了。

帕扎羅回憶說:「我們沒有吃的,土地沒有糧,我們的男人無法養活我們的孩子。 孩子們在哭,他們在尖叫,我們覺得天亡我也。」懷孕的夏奇拉將一塊塊不新鮮的印度烤餅浸入綠茶中來餵養她的侄女和侄子。 她的丈夫前往巴基斯坦謀運氣。

(以上譯自內文)

【評注】

赫爾曼德省桑金區、格樂什克(Gereshk)鎮,有赫爾曼德河流經的河谷。往被為高山區,與阿富汗北境地理隔絕。往南穿越大片沙漠,銜接巴基斯坦。(photo by: 華盛頓郵報。政權板塊為 2018年4月情形)

村民當初喜迎塔利班這批親善人民又樸實的鄉勇,他們趕走了被美國武裝的地方惡霸。後來她說開始討厭塔利班是因為他們一直要徵調村民到北方對抗一個「北方聯盟」,而且送回來變屍體。

——這部分的轉變就是很為難的。因為北方聯盟拿了CIA 數十億美元金援還有北約支持的裝備,在1996年起顛覆塔利班秩序。在這期間,塔利班控制全國的能力力有未逮、國際經貿外交又被美國體系封鎖徹底、徵兵困難。

後來剩下阿拉伯聖戰士能頂北方前線;地方管制也變得不寬容、打壞了鄉里關係。因為接收基地組織的人力、資金、不寬容的嚴厲教義,還有戰爭資源差距下的「不對稱戰爭」,一步步成了被賓拉登「玩壞」的塔利班和恐怖主義基地。

直至塔利班倒了(2002),她才發現,美國扶持的政府,又迎回來了當年一模一樣的軍閥惡棍。而且美軍還跟他們的骯髒蠻橫濫殺無辜的下限有得拚。請見下節:

▍ Part. 5 惡棍軍閥被美軍帶回來了!(2002-2010)

有一天,電台的播音員說美國發生了襲擊事件。 突然間,有傳言說來自地球上最富有國家的士兵要來推翻塔利班。 多年來第一次,夏奇拉的心中充滿了希望。

2003 年的一個晚上,夏奇拉被陌生男人的聲音驚醒。 她趕緊摀住自己不出聲。 當她跑到客廳時,她驚恐地看到步槍的槍口正指著她。 這些男人比她素常見到的還要高大、都穿著制服。她意識到,這些可就是美國人了,敬畏。 一些阿富汗人和美軍在一起,骨瘦如柴的男人帶著AK47和方格圍巾。 一個留著大鬍子的男人咆哮著發號施令現身:

阿米爾·達多。

美國入侵後迅速推翻了塔利班,將卡扎伊政府安置在喀布爾。 交好美國特種部隊成為的達多成為赫爾曼德省的情報局長。 他的親弟一個成了桑金谷區的州長,另一個成為了桑金的警察局長。 赫爾曼德…隨著達多重新掌權——他被美國人從流亡中拉出來擺正上位——生活倒退到內戰時期。

幾乎每個夏奇拉認識的人都有在達多底下的遭遇能訴說。 有一次,達多的戰士要求兩名年輕人繳稅或入伙他的私人民兵——他明明有官方軍務職銜,居然還豢養一隊私人武裝。當名兩年輕人拒絕時,他的戰士將他們毆打致死,屍體吊掛樹上。一位村民回憶說:「我們從樹上解下他們時,見他們被剖的肚破腸流、死狀淒慘。」

在另一個村莊,達多的部隊挨家挨戶處決涉嫌塔利班的人;一名從未涉事的年邁學者竟遭槍決。

夏奇拉對美國人拉攏在地協力者的人選標準感到困惑。「這是美國的目的嗎?」她問我。「他們是來帶來和平的,還是什麼?」

她請求丈夫別再去被達多掌控的桑金市場賣樹脂,以免不測;因此他轉而南下格樂什克去。但一天下午他提早折返,說現在那邊也去不得了。——誇張的是,居然連第93師這批牛鬼蛇神美國起死回生了,而且還成了美軍當地最親密無間的合作夥伴!該師的槍手再次於橋上把關攔客強取豪奪財物。不過,他們更有添頭的一門生意,則是給美軍當賞金獵人。 據撰寫赫爾曼德歷史的前英國軍官邁克·馬丁說,當時每抓獲一名塔利班指揮官可賺兩千美元。

本地早已無塔利班活動,這原來並想像中容易 「我們清楚村裡正牌塔利班是誰,」夏奇拉說,「他們並沒有參與游擊戰,而是坐在家裡、安份著呢。」93師這樣的民兵於是開始羅織無辜入罪充當恐怖份子。2003 2 月,他們將哈吉·比斯米拉(Hajji Bismillah——卡扎伊政府在該市收取通行費的交通主管——當作恐怖分子收押,使美國人將他運到關塔那摩服監 隨著比斯米拉被剷除,第93師壟斷了整個格樂什克地區的路費收入。

達多幹的事比他們更扯。2003 3 月,美國士兵拜訪了桑金的州長——達多的兄弟離開後,他們的車隊遭到炮火攻擊,成為赫爾曼德省首例美軍戰死傷者。 美國人員懷疑罪魁禍首不是塔利班——達多的前指揮官則向我證實了猜疑,策劃這次襲擊的就是他的上司達多,目的是讓使美國人只能倚重他這本地代理人。

莞爾的是,達多提交了名叫賈里爾的一位前塔利班頂替真兇,美國人就不分青紅皂白把他關去了關塔那摩。 難以置信的是,根據關塔那摩解密檔案,美國官員早就知道他只是掩蓋(達多殺害美軍)這樁醜事的「替罪羊」。

達多與美國特種部隊繼續稱兄道弟。美軍認為他手上繳獲「恐怖份子」的反恐績效實在價值連城;所以美國海軍陸戰隊對外的辯護說詞,說他「固然沒法(美國元勳)傑佛遜式的民主黨人文明楷模相提並論,」,但他的鐵腕正義用來駕馭冥頑叛逆的普什圖人,毋寧是真金白銀的硬道理」。

(以上譯自內文)

【評注】
本節稍稍合併了一些相同主題段落,仍是逐字貼近內文的翻譯。成了原文節譯最長的一節,乃是因原文此節採證鉅細靡遺詳盡,多達10文中接續講述該省軍還有比達多和第93師這些地方惡霸更喪心病狂的殺人軍閥,是阿富汗的政府軍七軍之一的將軍薩達特。薩達特用於濫殺平民的,是美軍給他的黑鷹戰鬥直昇機。平民死者在記者調查能力許可下,都有在文中紀錄姓名、被殺害經過。

再又比薩達特殺更多人民的,則是美軍自己的迫擊砲、無人機浮濫轟炸。平民終日惶惶,且申冤無門,甚至有靠近美國聯軍軍營為親人被濫殺申訴,走近第一句話就被射殺的。美軍至此已經沒有能力跟當地百姓溝通,也到了分不清作戰目標、將所有在地阿富汗人民看做恐怖威脅的程度了。

所以體驗到他們生活在美軍帶來地獄那一刻開始,家家戶戶都是塔利班。在他們心目中,塔利班沒有比上不足的問題他們根本不用也不該跟世上最進步開明的秩序一起打分數——關鍵是他們能把這些西方侵略者和他們的爪牙比下去綽綽有餘阿富汗大多數的基層的這個想法明白不過的。

▍ Part 6- 人人都是塔利班(2010-2020)

因此,當塔利班車隊駛入Pan Killay、頭戴黑巾的男子高舉高高的白旗時,她以興味盎然、甚至是冰釋前嫌的原諒眼神看待這些來訪者。 這一次,她想,事情可能會有所不同。

[畢竟]夏奇拉家譜的整個分支,從曾經給她講故事的叔叔到在山洞里和她一起玩的表兄弟,都(在美軍濫殺下)消失了。 她總共失去了16個家庭成員。

我想知道 Pan Killay 的其他家庭是否也一樣。 我在村子裡隨機抽了十幾戶人家,在其他村子也做了類似的詢問,以確保潘基萊沒有異常。 對於每個家庭,我都記錄了死者的姓名,並通過死亡證明和目擊者證詞交叉核對案件。 我發現,在當地人所稱的「美國戰爭」中,每個家庭平均損失 10 12 名平民。

在像喀布爾這樣的繁華大都市中,這種苦難的規模是根本不能設想體會的,那裡的公民享有相對治安。 但在像桑金這樣的農村飛地,平民的不斷被殺戮,導致阿富汗人幾乎全面倒向塔利班

2010 年,Ishaqzai 村的諸多家庭都有兒子是塔利班,他們大多數只是為了保護家園或復仇親族而加入; 1990年代相比,這場運動更徹底地融入了桑金社區生活。 現在,當夏奇拉和她的朋友們談起塔利班時,塔利班指的是她們自己的朋友、鄰居和至愛至親。

(以上譯自內文)

▍ Part 7- 天壤阿富汗(2021-)

塔利班的接管使保守的鄉村恢復了秩序,同時使喀布爾相對自由的街道陷入恐懼和絕望。 這種命運的逆轉揭示了過去二十年不言而喻的前提:如果美軍繼續在農村與塔利班作戰,那麼城市的生活就會蓬勃發展。 這理論上或是一個永續方案——只要美國持續以空優火力擊打,塔利班就沒有能力打進城市。 但這叫公義嗎? 一個社區的權利能否建立於另一個社區的權利被剝奪之上?

在桑金,每當我提到女權時,村里的婦女無不反唇相譏。

「我們這的婦女被他們奪命死傷遍地、喀布爾婦女享受他們給的種種生存權益,」帕扎蘿問,「你說這是正義?」

「殺害我們姐妹、殺害我們兄弟、殺害我們父親的,算哪門子『女權』。」來自潘基萊的瑪霽亞告訴我。

來自附近村莊的哈莉妲說:「美國人沒有給我們帶來任何權利。 他們不過就是了人、打人、殺人、走。」

(以上譯自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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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阿富汗與塔利班 一點澄清闢謠

#中東研究
文/邱慕天(中華民國教育部2018年中東政經研究公費博士留學)

▍〇、前言:


前幾天有一篇從「國際難民組織」台灣人視角原生文章,採訪「阿富汗人」談自己國家局勢。除了某大報願景工程竟轉載,一些(教會圈)朋友都轉發了,覺得說「寫得很好」。
然而其中有多處邏輯架構、事件詮釋、可能性分析的專業錯謬,我也發現作者確實不是國際政治或是中東研究背景的年輕人。

原先一如早先解釋分析以巴衝突時,我認為真正長期關注國際領域、對於遙遠的局勢危機擁有專業決策和實質影響的圈內人,沒有理由被外行粗淺的論述「愚弄」。

反而,辨別不出資訊真謬的廣大華文讀者,苦口給予「啟蒙」國際觀或「訂正」信息,皆已非個人離開媒體產業銜接學術後再有興趣為之。然而對於該文滲入了並擴散於我個人的朋友圈,影響彼此交流認知,則殊為難忍。

故此我8月23日私下為文張貼個人朋友圈內,後隨更多讀者反映有的資訊需求,三日後轉為公開。以下就當是給知道在該篇信息背景文章、也想要更多明鑑國際局勢和新聞眼的朋友,做些公開免費的資訊服務吧。

(以下專業內容僅代表作者個人研究心得與信息詮釋,不主張最終權威判讀;並保留接受指教與日後修正的空間。附有論文或外電超連結註腳之段落,敬請參照原文以得到更精準全面的信息脈絡。)

▍一、帶風向

首先,年輕人在國際組織工作,又能關心到自己本身服務範圍外其他動盪區域,都是秉意良善。只是這文章劈頭說國人分析評述阿富汗,都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說他們不懂阿富汗當地,只為偷渡個人統獨議程。既踩了藍也踩了綠。這又何必呢?彷彿台灣方便都不曾有就事論事的評析、也不曾有人參考和採訪過來自阿富汗人的一手資訊。

接著,文章就以一位先前就在海外的阿富汗平民,以一位「深諳阿富汗政治局勢」的專家登場,為「真(The)阿富汗人」的真正想法代言、一槌定音正統。無視國內至少有三、四種彼此衝突的主流派系意識形態。

個人並不一定反對由「單一專家」呈現議題全貌。前提是這人必須做到一定程度地公正、客觀;受過一些專業的邏輯思考訓練。他必須把自己「把握程度不一」、「帶入主觀的個人偏見」、「自己情感上反對、但屬於敵對陣營自我認知的關鍵主張」...,都陳明出來,然後標準一致。

偏偏撰稿人並沒有追究受訪者資訊當中的主觀片面,丟出的詰問都是”softball”;寫成中英文章後,還在語氣重墨渲染、加強自己這位受訪者意見的權威/絕對味道,造成了一些效果。

▍二、蘇維埃

主觀和矛盾一開頭就出現了。

第一段論塔利班,H劈頭說「這些人根本不能叫做穆斯林」;設可蘭經學校、又建立神學士制度這些「只是收買人心」、「以宗教的名義,哄騙沒有受過教育和無依無靠的民眾」。

這樣說塔利班,本也不無道理。但下一段他接著稱「1989年 #蘇聯撤離 後,阿富汗陷入內戰...」自我打臉矛盾很大。呃...

在蘇聯撤離之前1979-1989年的蘇阿戰爭,國際關係叫做 #蘇聯入侵阿富汗 好嗎?H對此輕描淡寫,他是以社會主義 #阿富汗共和國(DRA;1978-1992)為正朔的共產主義支持者?

但如此他豈有資格前面把塔利班講成一副是外國植入的政權呢?

很多阿共倒台和內戰流亡海外的阿富汗人,因為穆賈希丁之後的無政府亂局,從而懷念起納吉布拉。這是一段歷史記憶錯亂的情感化學;但塔利班主政後虐殺納吉布拉,致使喀布爾政局失去官僚秩序,不能從後設證成一開始阿共的篡位是和平正當、有民意授權的。

▍三、共產黨

蘇聯 1960年代起扶持 #馬列毛主義 的阿共政黨PDPA 於1965、1969年兩次選舉都是非法身份竊佔國會席次;1973年他們暗植政變,讓時任首相推翻王室。他們在1977年逼這位傀儡首相把憲法改成一黨專政、1978年又把他暗殺。

源於蘇聯在阿富汗搞的這齷齪事,拿回屬於自己國家的穆賈希丁(#mujahideen) 才於當年秋天從阿富汗東面直接爆發。

這一切都是當初冷戰世界的 #自由秩序 所支持的人民覺醒啊!蘇聯為了護盤,直接揮軍入侵;各國勢力才再來加碼進場幫忙 。

#聖戰士起義(mujahideeninsurgency)的本土正當性,比蘇聯的傀儡政權高太多了。談內戰,豈能不談為何會有蘇共?談塔利班出現,豈能不分清是起哪一方在內戰中趁火打劫?

▍四、聖戰士

穆賈希丁 於 1992年推翻PDPA(納吉布拉政權)後自我就分裂、流露出不寬容的伊斯蘭基本教義色彩。這既本就在國際局勢預料之中,也是阿富汗「本地/內部派系」的鍋。

難道因塔利班最有組織力、下手最狠,就單獨強調這是一個受到境外勢力資助的群體?這完全與描述蘇聯性質的地方自相矛盾了 。

H提到塔利班出現,僅僅講 #沙烏地瓦哈比派系#巴基斯坦三軍情報局(ISI)的背後協作,那1980年代這場代理戰爭背後更重要的 #美國中情局(CIA),他為何不分析呢?靠巴基斯坦推得動這麼多的東西嗎?

沒有雷根政府相當數十億軍費能量的挹注「#哈卡尼網絡」,全球伊斯蘭恐怖主義的「#不對稱戰爭」哲學會在與無神論的對抗中得到完美的練兵土壤嗎?沒有CIA這十年間的「#颶風行動」操盤中亞冷戰,沙烏地又怎麼會取代了穆巴拉克的埃及,成為阿拉伯人與阿富汗人聖戰理論與實踐的拍檔呢?

▍五、塔利班

論到人民心間感受到的「阿富汗價值」,阿共第二階段極權政府(1986-1992)的納吉布拉出身良好在印度受過教育、大學讀醫科、妻子是俄語學校校長;是飲外國勢力和菁英體制奶水的政客。

回看塔利班政權(1996-2001)的領袖 #奧馬爾 (Mohammed Omar, 1960*-2013)出身普什圖落後村莊的三級貧戶。父親幼年逝世,他是由可蘭經學校的叔叔過繼撫養。傳說他於 1979年時因阿共篡政後的時局走避到巴基斯坦讀遜尼派神學院,然而更權威的解密檔案發現,他一生從未住過巴基斯坦,只有短期越境兩次,其中一次是為看牙。

奧馬爾的伊斯蘭神學教育則其實都是受於阿富汗鄉間傳統的蘇菲派門下。而他絕少理會伊斯蘭馬巴德招攬利誘、不歡迎巴基斯坦干涉本國政治,蘇菲主義的靈性更能解釋奧馬爾與塔利班的行動方針。

僅憑普什圖民族地緣關係便將奧馬爾算作巴基斯坦特工滲透的組織青年的牽強附會,已經被華府智庫2019年的地毯式研究報告徹底駁斥翻案。不僅如此,阿富汗哪一個權力人物,沒有蘇聯扶植的/與CIA合作的/收北約現金/通英國圈子/與印度親近的國外勢力背景?

奧馬爾 1982年起回加入反蘇戰爭,他的個人傳奇也在這時開始展開。他以近2米目標明顯的高大之軀於前線戰場拚殺,換到過不同民兵部隊麾下,不變的是聞名的驍勇。幾年間他4次負傷;報導根據許多親歷戰場見證奧馬爾善用長距離步槍,是名神級的狙擊手,曾摧毀蘇聯坦克多部,直到他1987年在戰場上失去右眼。

▍六、神學士

奧馬爾個人於1989年蘇聯境外勢力撤離後,就沒有再於1989-1992年對抗 #納吉布拉政權 的內戰中出手,回去繼續研修伊斯蘭神學。

直到 1994年,腐敗的軍閥割據,在民間四處燒殺擄掠,尤其不分男女幼童的雞姦,在當地令人髮指。奧馬爾他「夢中得到聖者異象感動」,要他拯救阿共倒台後,生活更加水深火熱的蒼生。於是他中斷自言主觀上更想要從事的神學研修,率領自創的宗教學校50名學生(一說30人)開始所謂的「#神學士」運動。

當這群「神學士」出來時,顯然是南方軍閥中最有紀律、最少腐敗的一股清流;對於雞姦男童、擄掠民女的軍閥暴行嚴懲嚴辦,僅僅1年之間,立刻以綠林俠盜的形象席捲整個普什圖居住的阿富汗南境12省。他們在所有佔領的地方,都用伊斯蘭教法施行治理,處理民事訴訟。

對向來只有叢林法則強取豪奪的野蠻社會,塔利班導入的「政治神學」可能在你我的「上帝視角」看來是落後壓迫,但比起其他軍閥的統治,他們已是唯一能拉出公平原則並有效執行的社會秩序。

塔利班於是在全國民意範圍內,迅速升級為最受基層支持的軍事集團,在1996年包圍喀布爾,在9月時讓 mujahideen野心家希克馬蒂雅爾(Gulbuddin Hekmatyar)的派系交出納吉布拉和政權。

▍七、盜亦道

奧馬爾掌權後,他甚至下令除掉所有的鴉片田,大傷經濟並使普什圖年輕人逃到巴基斯坦求生,直到美國與北約開始用北方聯盟搞他後,塔利班需要軍費才不得不重開鴉片種植與交易。

在 mujahideen之中,奧馬爾是一個相當有文化的人、通曉阿拉伯語。不喜奢華、不愛大權與高位。但我們注意到,冷戰後塔利班面對「民主外送」的敵意,基地組織的賓拉登與札瓦希里在阿富汗進出坐大、脫離奧馬爾的影響掌控。近年記者曝光,他生前這段時間不乏無奈,也必須承認政治格局的需求變化,堅持理想只會使得現實變得更加糟糕。

1998年沙國主動邀請奧馬爾參訪伊斯蘭麥加,他以個人理由拒絕。但阿富汗在塔利班年間(1996-2001)成為阿拉伯聖戰體系與西方價值對壘的恐怖主義前哨,也因貧窮欠教育的普什圖的執政班底,難以不賴遜尼派產油國的供輸來抗衡北約撒下的國際制裁和顛覆。

  • (註:911炸雙子星基地組織和賓拉登為世人所認識。然同年阿富汗0301炸巴米揚大佛、909暗殺馬蘇德,亦為基地組織參與主導。美國截獲情報與塔利班內皆認1998年起,賓拉登與札瓦希里實質影響已越過奧馬爾,主持塔利班趨向激進的執政作為,與西方孤立對抗。)

只是我不知道那些一早把塔利班當成宇宙塵埃的、騙小孩的、外國撐腰的,知不知道這些歷史和基地與塔利班間的角力故事。又是否能指出1970-2000 年間,哪一個軍閥、哪一個執政者,比他更有做事格調?比他更有阿富汗基層民意基礎?

▍八、獅子王

如果唯一說要有,那就是我在臉書先前第一時間概述阿富汗政變提到的那位塔吉克族出身、北方聯盟的「#潘傑希爾之獅」馬蘇德(Ahmad Shah Massoud,1953-2001)。

該篇文章的後半段也提到了這位被基地組織暗殺後形象昇華為民族偉人的 mujahideen魅力領袖。——是的,馬蘇德也是mujahedeen。你文章不可能譴責整個聖戰士運動和阿富汗內戰,卻想要單獨捧馬蘇德的光環。因為馬蘇德的光環就是來自 mujahideen起義。

馬蘇德不單是反蘇戰爭中最有統帥方略的一位,也在 1992-1996年期間展現政治格局,避開了臨時政府軍閥的腐敗分贓。當時分裂派系中出身普什圖豪強部落的野心政治人物希克馬蒂亞爾,拒絕馬蘇德提議的多元族群派系共和,個人殘暴專斷、在基層極不得民心,使(巴基斯坦與阿富汗兩地的)普什圖人民都轉向同情並支持塔利班。

故1996年塔利班進入首都時,視希克馬蒂亞爾的體系為阿富汗頭號毒瘤(cancer)的馬蘇德退居中立,只願保納吉布拉出逃。隨後馬蘇德因反對塔利班過度基要的政治伊斯蘭主義,才開始組織北方聯盟軍閥對抗、被北約相中為推翻塔利班統治的馬前卒。

▍九、靠爸族

馬蘇德倚潘傑希爾谷地在北方塔吉克區挫敵多次,並在北約支持來到後,領北方聯盟在全境展開游擊戰爭推翻塔利班。然而該文提到「阿富汗人民把復國的希望寄托在艾哈邁德.馬蘇德(Ahmad Massoud)身上」,已經不是指「潘傑希爾之獅」本人,而是指他在2001年被 #基地組織 暗殺時只有12歲的兒子 #小馬蘇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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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出生的小馬蘇德徹底不是他父親。他於2015年前都在英國接受高等教育,念到碩士很抱歉地說都是軍事理論的紙上談兵。2016年掛名「馬蘇德協會執行長」、2019年於阿富汗政壇出道。

馬蘇德死後,他一家吃他光環的人很多。包含Ahmad Wali Massoud(小弟、馬蘇德協會董事長兼創辦人)、Ahmad Zia Massoud(二弟、前副總統)。其家族勢力的政治關係也十分地親西方。

——但他們沒有一人真正有馬蘇德本人的魅力與功績。

(註:下令基地組織暗殺馬蘇德賓拉登 與前者極不對盤,卻仍在1994年為之斡旋希克馬蒂雅爾,建議後者應按照馬蘇德的共和提案,讓過渡政府更有代表性。希克馬蒂雅爾卻認定喀布爾當前更需要自己的強人領導、未採納。賓拉登斡旋無效後便放棄希克馬蒂雅爾,改與奧馬爾親近。馬蘇德也退出過渡政府,另與12省人組織民間救國委員會。)

▍十、早不做

8月18日的時候, 小馬蘇德投書 《華盛頓郵報》, 內容陳述塔利班乃是全球秩序的恐怖威脅、請美國支持他們先進武器。他很有鬥志、很有聲望。他們仍在潘傑希爾谷地、會與塔利班決戰,「重建阿富汗的秩序」。

該訪問H的文章,就在這天真喊話帶出了希望的結尾:「艾哈邁德.沙阿.馬蘇德之子艾哈邁德.馬蘇德沒有逃跑!他想為我們奪回阿富汗!」

然而不幸的是:馬蘇德家族上一輩早就都已經參與到 2002年塔利班倒台後由美國扶持的秩序,也就是之前卡扎依(Hamid Karzai)、「落跑總統」加尼(Ashraf Ghani)領導到垮台的這個政府。

從2002年到2021年,塔利班在野、這群人是執政派。那時,所有的發展機會與紅利都在他們這邊。「重建阿富汗的秩序」豈是你們已無機會時才喊要做的嗎?

無怪塔利班/蓋達根本沒在介意活口,隨他們搞。所必須除之者,唯「潘傑希爾之獅」矣。

▍十一、機不待

20年時間,西方投資、美國幾萬部隊駐紮,提供軍事顧問、參謀、精良裝備..,你們訓練不出一批有紀律的軍人、不收賄的警察和公務員。你們沒有發展教育、沒有聯絡城鄉。

直到美國走了,塔利班從外圍逼進,你們無血開城,數十萬大批軍人繳械、連美國支援的新式武器,都給塔利班民兵撿走...現在再跟副總統一起,在推特、在西方媒體喊話要支持、要武器打仗,不是很奇怪嗎?

這文章裡面說,阿富汗並沒有如拜登所言「不為自己而戰」、「阿富汗男男女女都有堅強的戰鬥意志、生死置於度外」;那上週國際瘋傳的短影片,成千上萬阻塞喀布爾機場跑道、大包小包亡命、失去理性攀登機翼的那群人,可是你人人「堅強戰意」與「生死度外」的定義?

先前20年美國需要訓練這些本地人參軍的時候,他們是在?過去一年之中你們還在美國保護下掌握全部發達據點時,我們看到的是?

▍十二、捫心問

對這些人如果當初居阿富汗政府要位、上達國際社會天聽、美軍資源仍駐當地、既得利益且絕對政治正確,都還做不了事情、代表不了民意,現在豈能一轉身又來代言彷彿海內外8、9 成「真.阿富汗人民」齊刷刷都是這種聲音呢?

過去幾年,香港面對一國兩制被破壞的威脅,沒有槍砲、沒有子彈的青年以血肉之軀前仆後繼,向那些荷槍實彈的壓迫者,抵抗成什麼樣?這樣的誓死抵抗景象,在過去幾個月、在8月15日塔利班進入喀布爾時,何曾出現了呢?

這些有國際發聲渠道的國際組織工作者、西方留學的都會中產之子,你們憑什麼代表「真.阿富汗人」?你們確定阿富汗的部落與鄉間人民,都跟你們同一種看法?

再一次,利益上、政治上、神學上,個人可沒有理由支持塔利班。但理解國際局勢,我們需要知道社會為何崩潰、國家為何失敗,便要認真檢討放對重點。不要天真浪漫打感情牌、不要自我欺騙雙重標準、不要迴避責任粉飾太平。

▍十三、新政局

潘傑希爾谷地那邊,當初 1980、1990年代是靠著美國、北約的支援;北方聯盟集體團結,並在 馬蘇德 這位游擊戰鬼才的領導下,才在這個相當全國的 5-10% 的領土範圍成功抵禦和挫敗對手。

現在 #小馬蘇德 ,塔利班要捏死他太容易了。但這對他們想在國際社會建立的形象高度都不好。塔利班幾日前已經立刻宣稱會特赦加尼和副總統沙雷。我們真誠希望不要再有無謂的抵抗和流血發生。小馬蘇德請做一些會讓父親真正為你感到驕傲的事吧。

新塔利班已經全面做好執政準備。巴基斯坦的世仇印度,也早在好幾個月前就開始和塔利班私下打交道,為新印阿外交關係鋪路。

國際社會應該盡可能恩威並濟地督責這個 2021年改頭換面前來執政的新塔利班政府;善待人民、發展國家建設、保障民間社會發聲管道不至於窒息。
回應那些視奧馬爾為解放英雄的人民期許。做個好俠盜。

瞭解今日塔利班領班政治結構/BBC 新聞
  • (註:潘傑希爾谷地小規模戰事和包圍已經展開。匯集當地記者推特頻道:塔利班提供和平談判,提出要求外國軍力於8月31日前撤出阿富汗境內。塔利班透過記者表示,若和平談判失敗,將準備在一週內攻下谷地。
  • // I just talked to one of their commanders n they r hopeful to conquer this area within a week in case talks fail. // (Source: Maham Banori, Aug 23, 2021, via Tw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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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總統沙雷於17日推特宣稱,加尼出逃後,他就是代位元首。並逃往潘傑希爾谷地與小馬蘇德會合。不過根據稍早21日最新照片動態,沙雷(右一)在當地與忠誠於原政府的志士們一起架網子打排球,心情輕鬆愉快。(Photo by Yalda Hakim via Tw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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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瘟疫時代的解放先知:黑死病與改教先驅威克里夫

#學 #公共神學

Flagellants in the Netherlands scourging themselves in atonement, believing that the Black Death is a punishment from God for their sins, 1349.© Photos.com/Thinkstock

文/邱慕天

14世紀的黑死病估計在中世紀歐洲殺死了30%-60%的總人口。這天災帶來滅絕和新生反映了歷史演進的一種「神意邏輯」;而「義人必因信得生」。

1348年夏天它傳進英格蘭時,神學家/經院哲學家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人正在牛津學院學習,還是個20多歲的年輕人。看到疾病在他的身邊殺人,苦學著「教會階級語」拉丁文和「政治階級語」法文的這位青年學者暗下決心,要和平民站在一起,要保護並弘揚他們所使用的「日常庶民語」英語。

英語在英格蘭成為「國語」,經歷了好幾波重大的殖民權力變遷。甚至遠超他的預測,成為帝國主義殖民輸出文化的「國際語」。

至今,「威克里夫精神」所象徵的一切,也只有曉得最初「語言」與「聖經」是一部「受迫者求告上主」的應答詩篇回憶,方能避免再次淪入權力的傲慢/瘟疫的慌亂/神意的不覺。

於是, 「威克里夫精神」所象徵的一切,也正為那些真誠理解與受感召的人們傳承,在深山、孤島的地極,為渴望力量發聲的民族複寫生命求告上主的詩篇

▍ 古老的英雄記憶、被殖者的低下語言

最早的英格蘭原住民是塞爾特人,後來日爾曼裔的盎格魯人、薩克遜人、日德蘭人(古丹麥人)在西羅馬帝國瓦解後,從北海橫渡到英格蘭,成為那邊的新住民。像是大學英國文學系修課會讀的《貝奧武夫》就是這個古英語時期的代表著作。

《貝奧武夫》故事的舞台位於北歐的斯堪地那維亞/丹麥,詩中所描寫的故事發生在5世紀晚期。但是盎格魯人、撒克遜人卻是在8世紀的英格蘭以文字保存這樣一則英雄史話。

11世紀時,北法的諾曼地人征服了英格蘭。這群諾曼地人是維京人、法蘭克人、高盧人混合的後裔。他們的征服讓古法語成為英格蘭地區的統治語言。與此相對地,拉丁文則是這中世紀歐洲通行的標準宗教語言。

若按照我們對國民黨統治台灣,以及香港歸歸中共統治的脈絡理解,我們應當可以看到古英語(被統治者使用的「方言」)漸漸地死去,然後作為強勢和菁英貴族文化資本象徵的古法語或是拉丁文將成為整個英格蘭的標準語。

▍敗血性鼠疫:專殺菁英的黑死

然而這樣的事情在黑死病(鼠疫)於英格蘭大流行後發生了逆轉:作為「蠻族」後裔且從事耕地粗活的盎格魯人、薩克遜人、日德蘭人,證實他們比養尊處優的貴族、教士擁有更好的免疫康復力。英格蘭地方死了大約100萬人,然而這百萬人中集中受創的更是原已居於人口少數的菁英階層。

疫情延燒另貴族喪失了大半的政治力量,從而必須跟草根妥協。1362年,諾曼地人的議會通過了法律,讓申訴的文狀使用英語而非法語。後來在 1399年即位的亨利四世,更是「諾曼地征服」以來第一位使用英語為母語發表登基演說的國王。

——儘管這之後我們看到的英語也不再是《貝奧武夫》的古英語,而是混入了大量法語影響的近代英語。

300年來征服影響讓英格蘭從以北歐/海洋文化為主體的自主社會,易換成法語/歐陸投射文明鋒芒的邊陲。威克里夫在1370-1380年代將聖經翻譯為近代英語的行動,放在這個封建文明交錯的框架下時,也更能彰顯它的政治神學意涵

威克里夫對黑死病後的世界是極度悲觀,他在1356年完成牛津大學莫頓學院(Merton College)學位時寫了一篇小論文:〈教會的末期(The Last Age of the Church)〉。論文觀察到神職人員在黑死病疫情中的死亡率特別高(缺乏運動又老的文人),反而是那些幹粗活的的低下階層有更高機率存活。

當主流神學觀點都將黑死病解視為上帝「賞善罰惡」的制裁時,威克里夫獨獨認為這份「天罰」是給神職人員的起訴書。

他表示「世界末日」就在14世紀的末期——1399年。

▍時代的先知:1399審判預言

於是威克里夫更在理查二世(1377-1399)的時代果斷地做出先知性的行動:將聖經-神的話語,翻譯為為普羅人民的語言。他反對神職人員對聖言獨斷的解釋權,也反對「語言政策彰顯的權力私貨」被暴力編碼植入一份「神愛世人」的普世信仰中。

1377 年的De civili dominio ( « On Civil Dominion » ) 是威克里夫傳世最重要的一本議政小冊。文中他大力譴責天主教會積斂財富、遠離貧民的貴族化傾向——就連這一點,都預告了英國接下來要發生的變局。

理查二世就在這一年即位,但他無視黎民苦楚,頭4年便三次向百姓徵人頭稅,引發了1381年的農民起義;坎特伯雷大主教及理查二世首席理財大臣都在這場起義中被殺。儘管理查二世勉強鎮壓了暴亂,卻已民心盡失,從而再也擺不平自身與貴族間的日漸激化的關係;權力鬥爭一路持續到1399年他被罷黜的落台日。

於是1399年——威克利夫身後的第15年,威克里夫所見證的那個時代,真如他預見地畫下了句點:法語退出英國成為一種外語、貴族與教士能量衰退,亨利四世成為本地人民擁戴的新王,重整英格蘭的主體性,並開始了向法國用兵出征的道路。

作為第一波歐洲宗教改革和平民解放的大背景,「黑死病」拉高了英語的地位、塑造了新的政治及時勢,並讓基督宗教改革以一種解放神學的面貌誕生。

▍末世的過剩:大瘟疫先知的不朽贈言

儘管真正給予宗教平民政治賦權的那項科技,還要50年後才傳進歐洲,但誰又知道這個據說是蒙古人西征帶來的流行病,之後還有三度「回瘟」洗劫歐洲的生靈,直到18世紀方才消停。在那個年份,英國已經是個基督新教人權保守主義的新教國度;英語作為一種世界共通語的霸權動能,正悄然蓄勢待發。

當年威克里夫心中的「國/民族語」遠超他的預測而成為「國際語」;文明的賽末也遠超他預設的1399年,走到了新一波變種病毒大蔓延的2021年。

然而1370年代威克里夫翻譯的英文聖經,到今天依然句句可讀;而以他的名字前進深山為各個地極「國/民族語」 翻譯聖經的事工,亦前仆後繼為人踏出了無停歇的腳步。

以劉仲敬的話說:這天災帶來滅絕和新生反映了歷史演進的一種「神意邏輯」;而「義人必因信得生」。

(本文於2020.04.08首發於作者臉書, 最後重新編輯於2021.0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