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滿清到中華:華裔認同政治的困境

文/邱慕天

近代以前,「中華」一詞與「漢(人)」的意思接近。中華民國建立後,「中華」和「中華民族」漸漸發展為指代整個中國的所有民族(族群)。──《維基百科·中華》


林書豪因為站在華人(Chinese)的身份立場上,對川普稱「中國病毒」的煽動言論加以抨擊,而在兩岸間聲望評價逆轉。

平心而論,他沒有提到台灣、講愛講和平、反對種族分化。然而台灣這邊抨擊的言論普遍是:他對被迫害的大陸家庭教會、新疆(東突厥斯坦)、西藏(圖博)無聲,只在多元自由的美國當「政治正確的人權鬥士」,「在中方影射病毒為美軍傳播時不說話」、只知討好人民幣、選擇性的公義說明了「極權面前軟弱無力的費拉基督徒」。


這些天整理並困囿於一些資料跟歷史論文,耙梳「中華」這個文化/民族/地理/政治概念的糾結、即今日所言之「中華」仍是基於一對清朝盛世藍圖(地理)+普世漢族文明(民族)的交疊想像。它在現代意義的起源,來自「滿清」這一個朝代的特殊:即「內亞」與「華夏」的交合。

關外滿族、內亞與漢地(photo by Qing_dynasty_in_Inner_Asia via Wikiwand)


▍滿清帝國:內亞與華夏交融的治世


「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左傳·定公十年》


「內亞」與「華夏」代表東亞大陸的游牧與農耕兩個文明社群,自長城建立阻隔以來,在關外與關內2000年不相融合。這中原華夏與四方戎夷的「華夷之辨」,卻在滿清八旗入關,精細的文化融合與再平衡下,出現巧秒的機轉。

« The Ch’ing period is significant…[as] geographically China could never have reached its present dimensions without the laborious, painstaking, and skillful work of empire building carried out by Manchu rulers between 1600 and 1800.
Since much of present-day China’s impact on the outside world is due to its size and the location of its frontiers,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Ch’ing period to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a as a geographic an ethnic entity is of the greatest significance. » ──何炳棣,“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6, No. 2 (Feb., 1967), 189

「黑龍江地方,……此地人民,語音與我國同,攜之而來,可以為我用」──《清實錄‧太宗文皇帝實錄》,卷21,頁10,天聰八年十二月壬辰條

八旗的起源本為明代女真人出獵開圍之際臨時設立的「十人之總領」,努爾哈赤將之挪用發展成一套軍政體系,隨著他對女真族各部的征服兼併而不斷擴大,原為十人統領的「佐領」下可轄300人,5佐領上設「參領」、5參領上設「都統」,為1旗。1615年,努爾哈赤經吞併除葉赫之外的所有女真部落,也納入了蒙古族、朝鮮族、漢族、赫哲族、鄂倫春族、鄂溫克族、達斡爾族等等,在維持佐領編制的階層擴張時,也保持部族血緣的完整性。

早在入關前,女真人在東北即已發展出半農半牧的經濟面貌。八旗將士以耕養戰,「出則為兵,入則為民」,將圍獵出征的「游牧民族性」與農耕生活整合,把原先散居各處、互不統屬的部民整合在一個統一的組織當中,使得來源不同旗人成為了一個不易分裂的整體。這一套集軍事、生產和行政管理於一體的內亞最先進社會組織,對清兵入關和此後維持政局的穩定至為關鍵。

▍從八旗到湘、淮新軍

滿清入關之後,在漢地的統治基本上沿用明制,而八旗在行政隸屬上則獨立於這一體系之外,是為「旗/民分治」的政策,舉凡推行八旗制度、控制官僚組織、禁止滿漢通婚、 提倡滿洲語文、保持髮式衣冠、堅持軍事價值、維護滿洲禮俗等等,在在顯現清朝的「社會文化二元性」的特徵。然而隨著八旗人口的不斷增加,功能為職業戰士,閒散時卻無地可耕的旗人愈來愈多,部份八旗中低階的漢軍因此「出旗為民」。

如果說南宋是一個儒家漢人文化民族主義的偏安政權、而大元是內亞的蒙古族軍事征服下的多元文化帝國、大明是再以漢民族中心重建華夷秩序,則滿清是真正在康熙擁抱漢文化後,失去了他們可以回歸的滿州文化原鄉,與華夏揉合成命運共同體,既鋪墊、也限制了中華現代共和的想像與實際。

滿清中後有幾場重大的變亂:雲南回變、陝甘回變、湖廣發跡的太平天國、新疆回變。其中陝甘、新疆的舉事主要是民族主義性質(回民),雲南回變與太平天國則託宗教之名義建立起政治體,廣納原本非穆斯林和非基督徒加入,並進行神權組織和宗教教育。然而他們都沒有現代化的基礎和制度上的現實性雲南起事的杜文秀曾想得到緬甸英國代表的支持未獲,太平天國則在列強考察後直接被放棄。當列強一面與滿清貴族爭奪東亞的主導權時,一面轉而支持後起漢人領袖的湘、淮軍幫大清穩住控制」。

▍諸夏:軍閥之不可得

我以為「諸夏」在近代中國曾有的最好型態,就是這些地方軍特色的軍閥政治。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幾位名臣在幾波「平亂」中崛起,左宗棠爭討甘肅新疆對回人的血洗,在當今中國歷史上被認為是為中華帝國的保疆英雄。

慈禧光緒愚蠢地倚靠義和團與八國聯軍宣戰時,從山東袁世凱到兩廣李鴻章的「東南互保」,出現了民初北洋軍閥的雛形。然而軍閥不是國家,原不具備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民族認同複合的「想像的共同體」特色。儘管民國北洋政府時期確實是近代中國最有文化朝氣、最接近先秦思想大開的時刻,但也是因為此時高舉著代表五族共和五色旗有著其精神與希望,還未曾被那黨國不分的列寧式政黨換下來成為文化大一統和思想改造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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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諸夏立國之不可得,在於華夏文化鎖國而積弱太久、現代化撬開國門來得太凶太烈。沒有民族精神統合的的華夏地方,在海洋政權的日本與大陸政權的俄羅斯兩股現代勢力交火中,只有被分化而淪為傀儡附庸和代理人的角色。

無論是庚子拳亂後,或民國北洋時期,當地方政府通電獨立時,未曾有西方國家支持其獨立──聯省自治曾經作為一個中國現代化迷人的選項,但在日俄都想經營中國大陸的野心下,西方無疑是基於更多方的利益考量才不願中國分裂。日後國民黨與共產黨成為蘇聯先後選中扶植的代理,現今我們在溥儀的親日滿州國和汪精衛的上海中華民國親日政府前加上的一個「偽」字的習慣,也不過是當日本海洋勢力最終退出大陸後,由贏家書寫的正朔罷了。

▍大中華:漢文明主體的壓迫

明朝朱元璋試圖繼承蒙古帝國基業時遭遇的文明衝突問題,在民國試圖繼承清朝時同樣發生。因為漢文化不像滿蒙,施行少數民族的貴族封建。它量體龐大的人民躍居政治主體時,其文化民族主義會吞噬它治理周邊的彈性。古時的天朝對於周邊的異族文化並沒有征服統治念頭,只有稱臣納貢或成為自治權的藩屬國。

然而在「內亞滿族」和「漢族」文化生活融合的歷史基礎上,「大中華」取而代之,成為將「中國固有領土」統一的意識形態緊箍咒。

回族與維吾爾與漢族之間的民族仇恨從未從公義解決,「新疆」是晚清在左宗棠的血洗征服之下,才被納入版圖治理。「西藏」自古不屬於華夏文明;蒙古自元末蒙古族北退之後,有其自己緊密的文化實體。「五族共和」無法保障漢族以外少數民族的文化多樣性,也無法讓國家在取消帝國型態後擁有向心性。

正如孫中山在192136日論民族主義(關於中華民族和五族共和)之講話所指出:

“五族共和 ”…根本錯誤就在這個地方。…藏人不過四五十萬,蒙古人不過百萬,滿人只二百萬,回教雖眾,大都漢人。講到他們的形勢,滿州既處日人勢力之下,蒙古向為俄人範圍,西藏亦幾成英國的囊中物,足見他們皆無自衛的能力,我們漢族應幫助他才是。
…本黨尚須在民族主義上做功夫,務使滿、蒙、回、藏同化於我漢族,成一大民族主義的國家。…積極的民族主義,不能籠統講五族,應該講漢族的民族主義。…滿、 蒙、回、藏…即無自衛能力…,仍賴我們漢族…做個中心,使之同化於我…。仿美利堅民族的規模,將漢族儘管擴為中華民族,組成一個完全的單一民族國家。

這一層區分我認為在分析今日的「文化中國」和「政治中國」心理是極為有效的。

「政治中國」是一種地理上征服的,滿清盛世1316萬平方公里的疆界,那是中國「固有領土」。我們忽略它曾是中華帝國「征服」而來,只記其後又被(俄國)奪去,或是外國勢力「策反」進行住民自決。在我們的中國夢之中,唐努烏梁海、海參威、釣魚島、外蒙古,無一不標記著「國恥」,等待著地理上的主權光復。

Map of viceroys in Qing Dynasty of China (Photo by SY via Wikimedia used und

▍「漢文化民族」的中華民族

當年鄂圖曼帝國崩潰後,土耳其只能放飛中東和阿拉伯,用民族主義保住小亞細亞,可對於小亞細亞範圍中亞美尼亞人的屠殺和對庫德族的鎮壓,仍是至今無法反平的不公。這樣,實踐中華民族之民族主義要求的,就需要更大範圍的、更強制的思想和政治暴力。

至此,「大中華主義」便在「文化中國」在「政治中國」的雙重界定中,發揮了它對彼此的掣肘:對內,由於「政治中國」以佔據絕大多數的漢族社會為主體和統治階層,它失去了滿人治理時對文化的敏感度和對他族的多元包容性,也不斷打壓著「漢地九州/內地十八省(China proper)」的在地文化認同(如方言、鄉音、少數民族、宗教)。

對外,這個敘事要反抗其他強權和強勢文化(白人/西方)的壓迫,則一直在召喚擁有「漢」特徵(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說漢語、用漢字、過春節…)的 diaspora「團結在一個偉大的復興敘事下」。正如梁啟超界定他發明的中華民族論時所說:「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國人』之一觀念浮於其腦際者,此人即中華民族之一員也。」(《梁啟超全集》,張品興(主編)。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vol.6, 3435)

(Photo by 林書豪 JeremyLin7)

如同 AIPAC 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遭逢的政治暴力是無感的海外只有「文化中國」經驗的人,會感受不到「政治中國」內在敘事的壓迫,。這一點終究會讓台灣社會,與其他海外華人社會拉開距離。中華民國在台灣呢,正是很幸運地,在海洋力量的屏障下,得以在內政日漸安穩的道路上,啟蒙人民、平抑歷史、和平移交政權,在多元和現代的折衝下漸漸形成安置靈魂的方向。

▍走過中華道路的民國

我的海外經驗使我依然可以體同川普口中 « Chinese virus » 所繫的 stigmatizing ,可是對於今天台灣輿情幾乎一面倒地不再把自己跟 « Chinese » 相提並論,我又完全不感意外。這要說是台灣反中媒體帶起民粹風向有成也罷;然而我更加看到的是:「中華」這個標籤,反而是在所謂文化內涵可以真正發展起來的地方,才逐漸失色。

「中華」打從被創造起,就它是一個政治、文化、種族、地理的複合標籤。海外華人可以只取其種族或文化之意加以認同,或以某種「思鄉」的眷戀抱而守之。然而中華民國台灣曾經三者都有:台灣是認真地實踐過「中華」之能指後、與對岸其方面意義爭奪中華正統之話語權後、長出了新的一代,在共同生命經驗中、對文化開發更新而擁抱至認同的人,才來決定這個「中華」對自己的意義。

只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又因為「政治中國」的挾持不被允許稱「中華」(「世上只能有一個中國」,又因為「文化中國」的挾持被要求一輩子要認同「中華」;以致於台灣對於這樣的認同要稱作什麼,雖還沒有一致的意見,但它勢必需要一個別的名字、別的框架來定義這個「小中華」。

▍高壓政治:文明的不自信

海外華人的問題是,「漢文化民族」視野下的「華裔」文化身份認同中,在現代中華的語境下便難免會被政治提款,因為大中華敘事會不斷地要求兩種認同的資本能夠互相交易移轉。然後弔詭地,當海外華人愈多地朝「華裔身份」認同,就愈只能在其移居地外保持一種 diaspora 的位階,也只能再回頭將尊嚴寄寓在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從NBA變成CBA球員會製造出這種轉化的氛圍,華人在馬來西亞成為一種詭異的「中華膠」,也是掉入了這種情結。因著文化或族裔認同而被政治提款,這並不是林書豪或特定誰的錯。因為梁啟超發明這個上層敘事從一開始就是為了統治(「統」之「治」之)的政治目的。比起道德缺失,我更願意將之視為一道認識論陷阱題。

它讓我們從生命經驗出發的「下層敘事」時而停擺,從而想要快速投入那個「上層敘事」而獲得一種集體的融入/榮辱感。毋怪它會很高興「全世界都開始說中國話」(文化同化/征服),卻沒有等量的氣度祝福自己族裔中的個體走進其他的文化認同(血緣綁架)。

這就是「政治中國」與「文化中國」交賊的真實面貌。它太沒有文化安全感。在西洋的現代化道路前它曾經被很多洋務知識份子視之為糟糠;共產黨在歷史中曾經輕易地就發動對這文化中的根除滅絕。如今同一個政權的繼承人試圖在推行宣揚這個「文化」的優越,不過是如過去歷朝歷代中央集權的政府一般,為求統治的方便罷了。

這樣的政治領導人並不是那種真正活出傳統又為文化創建內涵的精神領袖,而是那種除了真空的權力思想別無一物的掌權者,在其治下產生的費拉順民的一代人。
有識之士知道中國在現代化面前亟需 soul-searching,但那不是在大興文字和思想禁區的政治氛圍下有可能做到的。

這些堆疊的問題就像是壓力鍋,不去面對,就只有不斷地將壓力向「外敵」輸出、擴張,才能給自己的合法統治買贖時間;每個跟它接觸的文明都會因此感到警戒和害怕。

▍被血緣綁架的政治認同

──這樣講或許很傷感情,自己若不是經過很久的思想辯證,也講不出這種看似很忘祖及跳脫的話。然而正因如此,我自不認為是當「華人」成為「基督徒」,就能自動擁有「上帝視角」看通這個中華國族敘事的外強中乾;而是考察或經驗過猶太-基督教之現代文明生活洗禮的人,才會感知異狀。

舉例而言,當美國人團結在「愛國主義」旗幟下而戰的時候,他們保護的是一種信念價值、一種生活方式。但是當「中國愛國主義」產生的時候──就以現在的「病毒起源敘事」話語權之爭為例,它居然一樣要訴諸血緣綁架和恐懼。

因為血緣和相貌遭受到歧視,是很多海外華裔共有的生活經驗。就連在2012年我書寫林來瘋報導時,從這個角度介紹他的奮鬥敘事,也能在台灣受眾當中引起很大的共鳴。但數年之間,港台愈來愈多人有意識地將自己決絕於「中國/中華」的標籤之外,那正是因為港台華人真正要發展出精緻化的在地認同時,東亞文明窪地那個「政治中國」的狹隘就洩漏出來。在新疆用文化滅絕、對台灣用武嚇、對香港不給開放普選。

我們很難得知,究竟是華夏人民(在先秦以降)精神韌性的匱乏,使它可以被極權和文革洗滌、被資本主義收編,再又被「大中華主義」這種晚近的發明欺騙,還是說它只是周邊巨大的張力催逼下,彎曲而曲折地,還在進行一場適合於自己的現代化道路實驗。

(就像中東一般,因從不能絕於外力的干擾,我們對於伊斯蘭在現代化轉型自存的能力,有的只是各種局部實驗和各種猜想。)

若按照魯迅的說法,也只有士大夫為主體的漢族能夠在歷史解釋上將自己被亡國奴隸的歷史稱作「文化同化/漢化」的精神勝利。但這也確實是基於「華夏」作為一文化民族的量體和韌性它是一個從政治現實裡無中誕生,又不斷被重新定義的東西。
──它不應該被貼上病毒標籤。但那些今日想要全面在「政治、文化、種族、地理」給予它大一統定義的人,只怕隨著時代的向前而很難再完整地保有它。

參考資料:

[文摘] 五四運動與制度大分流:為何中華民國未能讓共和扎根中國

Source Link: 五四運動與制度大分流( 許成鋼)

許成剛教授在投書《金融時報》中文網的文中指出:

五四運動是中共產生的前奏,布爾什維克主義進入了中國,並在十多年之後就在中國建立了第一個布爾什維克政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二十多年後奪取全國政權,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相比之下,中華民國在幾十年的時間裡都沒能得到鞏固。

五四運動的觸發點是民族主義。但如同戊戌變法、庚子變法對改變制度感到迫切的需要,才是五四運動持續推力。德先生與賽先生雖被概要為五四運動的精髓,但那時中國知識分子對民主與科學的認識水平普遍很低。五四運動期間發行的所有文章也沒有科普,德先生與賽先生基本停留在標語、口號的水平。

反之,1917年俄國發生布爾什維克革命,其制度背景的許多方面與中國高度相似。1919年之後才進入中國,其影響發展及其迅猛,在五四運動中起過重要作用的一些無政府主義者,包括陳獨秀、李大釗、周恩來、毛澤東等與1920年初到來的布爾什維克的對外機構代表維經斯基(中文名吳廷康)建立聯繫。

中國兩千年的帝制,梁啟超說「期間只有造反,沒有革命。」我們要問的是:為什麼中俄仿效憲政的努力都很困難,而日本的維新卻能夠成功?

能夠長期穩定存在、高效率的制度,其制度必然符合了「制度中的參與者」的自身利益,稱為「激勵相容」。法國大革命和布爾什維克革命,這兩次革命都曾經靠鼓吹平等和給大眾權利,因此一時對於百姓群眾是激勵相容的。

所有憲政改革成功的國家制度,社會組織或社會力量都是比較強的:獨立的企業、商會、貴族、教會、以及其他非政府組織等等,有能力保護和爭取自身利益。例如英國光榮革命時期的工商階層和貴族集團。這些獨立的社會力量是實現憲政制度轉型的不可缺少的制度基因。

然而,獨立的社會力量的存在依賴於「私有土地產權」(私人掌握土地的最終控制權,而不僅僅交易權或使用權),是憲政產生的必要條件。啟蒙運動的產生,本身也依賴存在獨立社會力量這類制度基因。光榮革命時期洛克起草的權利宣言,與其說是新思想,更不如說是發動光榮革命的人群,為了保護自己利益而定的「激勵相容」制度。這些人是已經啟蒙的工商、貴族和市民。

英國哲學家羅素在1945年曾對當時世界上的改革者和革命者做過以下概括:「自從盧梭(法國大革命)以後,改革者分成了兩群。一群人追隨盧梭,另一群人追隨洛克(英國光榮革命)。希特勒是盧梭道路的產物;而羅斯福和丘吉爾則是洛克道路的代表人物。」

洛克思想的基本原則是保護人權和私有產權。為此必須建立憲政制度。而盧梭思想的基本特點是以公共意志或普遍意志取代甚至否定個人的自由和權利。他說為了公意和社會,不僅個人要犧牲自己,他人有權要求個人做出犧牲。盧梭的反私有制,用公意否定個人權利的思想,為極權主義奠定了哲學基礎。追隨盧梭的雅各賓派在法國大革命中,發展出成套的意識形態、制度,包括紅色恐怖等手段。後來這些都成為布爾什維克發展的基礎。中俄也都追隨了盧梭。

諾斯著名的「路徑依賴」理論,指出轉型後的制度中,一定總存在舊制度的影子;任何時代的已存在的制度,都是當前制度轉型的基礎。重要的制度成分會長時期地保留,其時間跨度可以達到千年以上,可稱為制度基因。

從激勵相容的角度來看,中世紀以來,日本的統治就依賴貴族結成的政治聯盟,而不存在壓倒一切社會力量的皇權。在以土地為根基的貴族所形成的統治聯盟這個制度基因的基礎上,明治維新的實質是,對於幕府聯盟的政權,希望改制的貴族與無實權的天皇結成改革的聯盟。天皇在「大政奉還」後獲得與執政聯盟共享的權力;而貴族們依靠與天皇形成的執政聯盟獲得合法性。明治維新的制度目標與這些參與者高度激勵相容,成為鞏固新政的中堅力量。

反之,在中華帝國與沙俄帝國中,皇帝和朝廷卻壟斷了所有權力;君主立憲制對掌握了所有權力的皇帝而言只有壞處,那麼皇室以及朝廷官僚當然不會自動把權力交給議會。

這是為何,革命黨和中華民國的憲政共和體制,一方面受到傳統朝廷勢力的抵抗很大,另一方面獨立的社會力量極度弱小,無力推動限制皇權的憲政改革。又得不到足夠強大的利益集團捍衛支持。反之,外來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制度基因成分,透過土地產權解放等等承諾,激勵催化了草根賤民階層,在短期衝刺時達成了制度相容的激勵性。

俄國從1814年傳入憲政思想,沙俄的君主立憲和杜馬(議會)從日俄戰爭失敗的1905年開始試行,到1917年沙俄就告終結。期間,1903年才建立的布爾什維克,僅用了14年就武裝建立極權制度成功。又只用了10多年的時間,在1931年建立中華蘇維埃政府。1949年在中國大陸全面掌政,又僅耗費18年。

許成剛教授駐筆之處,讓人意猶未盡。這些足以讓我們去想想:

這些以「權力解放」為名的無產人民制度改革,最終很快露出極權政治的面貌,這是否依然是在中俄歷史上,私人從未被充權與啟蒙的文化基因與「路徑依賴」呢?

[文摘] 習近平正在改寫清朝歷史

【習近平正在改寫清朝歷史】

Source Link: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01/29/xis-china-is-steamrolling-its-own-history/


大夥只曉得最近中共官方對「清宮劇」下了限令,說是宮廷勾心鬥角,不利公序良俗、教化人心,但事實上這是整個「黨的中國史」大計畫的一部分。新設立在中關村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是這個歷史設計商店的總舵。

▍厲害了我的清

大約半世紀前,世界各地清代史學者就已達成共識:始於1644年的清朝,以滿族入關攻下明朝首都北京為開端。遵著明代朝廷制度,在17世紀後期,清朝的版圖超越了明朝,擴向台灣、蒙古、西藏、新疆。 18世紀是清朝的盛世,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它在建築、哲學和藝術方面的成也驚嘆了訪清宣教的的耶穌會士,並透過他們,連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都在影響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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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19世紀,帝國遭受了歷史上最血腥的內戰「太平天國起義」;西方列強以船堅砲利剝奪了帝國的貿易主權和都市經營權;隨後現代化崛起的日本,則讓中國面對了現代意義上的殖民威脅。


▍混合國族主義與共產主義

但這個詮釋模板,中國民族主義運動(最初以國民黨為代表)下的部分歷史學家卻不同意。他們認為滿族在日本之前就已經就是一個外來民族文化破壞者。他們認為清朝的腐敗,一部分顯示了滿清貴族並無抵禦洋人侵略者、捍衛漢文化主權和領土的決心;縱容奴役、屠殺和羞辱在這片土地上發生。


「習思想」的史學家挪用了這套宣稱,把現在從鴉片戰爭發生的1842年至1949年間被概括為「恥辱世紀」,這有助於1949年後建政的中共鞏固其合法性宣稱。
習近平甚至說,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的核心,必須從歷史中拿回來。他們忽略了清朝和其他過去的統治者一樣,用儒家思想壓迫了整個中國人民,以奴性封建社會的階級制度。甚至從五四運動至文化大革命以來,「正統」共產主義的史觀是敵對儒學傳統、揚棄孔孟的。


「習思想」重建歷史的策略是有選擇地從國民黨的民族主義和共產黨的共產主義史學中「混出新味道」,並堅決遏制全球化下比較史學的影響滲透。


▍王道天朝

特別是美國歷史學家將清朝描述為一個全球性突出的征服帝國,其權力和財富乃從包括種族滅絕在內的殘酷手段得來。在蒙古、西藏、新疆,歷史證據都指出,清朝都投放了大量的軍費實施控制。而台灣,也是在歷史上第一次被納入了建都中原之帝國朝代的一部分。


但顯然,說清朝領土是「征服」而來,就表示什麼「中國固有領土」乃是無稽之談,從而賦予藏獨、疆獨、台獨合法性。這是「習思想」必須解決的困難。因此,他手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撰寫的清史,要將將清朝從一「征服帝國」改寫為「王道天朝」,而蒙古、西藏、中亞和台灣人民都是心悅誠服歸順的。

[文摘] ‘The Academy Is Largely Itself Responsible for Its Own Peril’

CHRI
#學 哈佛傑出女性歷史學者 Jill Lepore 最近出了一本破千頁的新書談美國全史,書名叫作 These Truth。
《高等教育紀事報》對她做了一段涵蓋議題廣泛的訪談。精彩處處。
她身上包含「人民百姓史」、「左派批判史」、「觀念史」三大治史進路的功底;
一、
在人民百姓史角度,她感慨:近年學者教授在民主政治髒水下愛惜羽毛,紛紛遠離公共領域,導致以新聞記者撰述的「宮廷史學」成為市面主流。
二、
在左派批判史角度,她表達了對科技「破壞式創新」不在乎道德倫理的疑慮,也談及美國歷史書寫如何自 Howard Zinn 以來,更多地鼓勵了有色人種的、原住民的、女性的聲音。
三、
從觀念史角度,她發聾振聵地指出:「美國」的概念從歷史以來不應被誤解為神聖歷史(heilsgeschichte),而是「實證史」。
a)
最早的時候,實證的地位是看「事實(facts)」。在這個階段人文科學具有主導地位,確立什麼是事實。
b)
在第二個階段,「數字(numbers)」興起,學術的主導地位轉移到社會科學,這是量化崛起的時代。以票票等值、數字遊戲為基本原則的民主制度也萌芽了。
c)
在21世紀我們來到第三階段,講求的是「數據」;真理是看數據分析告訴我們什麼;「事實」與「數字」都必須服膺於它。這時候「自然科學(STEM)」已經不可避免地開始擠壓人文及社科了。
Jill Lepore 認為,這與政府在高等教育投入的預算配置有關,也與人文學者放棄了面向大眾的戰場有關。但究竟驅動這三階段知識典範移轉的事實觀點是什麼,歷史給出的答案,或許仍見仁見智。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Lepore shows, was also an epistemological revolution. The country was built on truths that are self-evident and empirical, not sacred and God-given. « Let facts be submitted to a candid world, » Thomas Jefferson wrote in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fter the centuries-long rise of facts since the trial by jury starting in 1215, facts were replaced by numbers in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as the higher-status unit of knowledge, while the States are founded as a « demographic » democracy. Now what’s considered to be most prestigious is data.
Facts come from the realm of the humanities, numbers represent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data the natural sciences. When people talk about the decline of the humanities, they are actually talking abou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fact. Digital humanities and large data sets is no longer the humanities.
The resources of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have gone to teaching students how to engineer problems rather than speak to people.
Innovation doesn’t assume its modern sense until the 1930s, and then only in a specialized literature.
Disruption has a totally different history; emerges in the 1990s as progress without any obligation to notions of goodness. It’s a way to avoid the word [moral] progress.

讓基督徒參與政治,也讓教會成為教會:〈罷免黃國昌的三股力量:教會、家長、國民黨〉訪談之後續補充

霸昌

第一次對安定力量「罷昌」的議題發表一點意見。主要是教會在處理基督徒身分與政治運作的分際仍然欠缺經驗和好的反思,一般媒體的寫作也就更不知道如何拿捏和切入。

OBSER

然而報導最後很可惜,還是無法照顧呈現到基督教政治神學上必要核心的原則問題,在段落的鋪陳之間還可能引發掛名受訪者之間的猜忌,所以我再把一些個人意見原則補充在這。(只是很抱歉,以下的觀點可能再次無法討好兩邊已有既定立場的任何一方。)

正如《天下》記者實地觀察到的,在連署罷昌與動員的過程中,許多體面有素的青年志工是最主要的力量,而這些志工自然不是全由汐止當地從零徵召訓練起,而是繼承了信望盟與護家運動在北、中都會教會網絡既存的政治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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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基督徒學習帶著信仰認識、參與民主政治】
安力主席對此並不完全諱言。事實上它也符合信望盟創初與最後公開吐息發表的兩大清新理念:

  1. 作為素人培力平台,訓練基督徒青中生代,參與公共事務與政黨政治的人才。
  2. 深耕地方關係,從議員、里長、村長範疇的參與,對鄰里社區等基層公共事務開始協商與傾聽。

在這個基礎下,任何符合民主精神的基督徒公共參與都是值得鼓勵的;儘管基督徒的日常公民活動,依然應當受到聖經與基督徒倫理的訓正和約束(例如:操作「謊言政治」、作假見證,這很少模糊地帶),但既然它是包含多重維度的地上政治行動,吾人同樣不應以神學人或牧者的身分做出異端性質的信仰論斷。

「是基督徒就別參與罷昌!」
「基督徒挺昌你對得起信仰?」

上述任一說法都犯謬,未理解眼下是一個具有公民身分的基督徒行使公民自由意志的議題;它不應受單一信仰思維,或神職專業的權柄綁架。美國的基督徒也分成挺民主黨與共同黨,但無疑兩黨都存在重大國策上無法完全遵照信仰價值之處,而雙方基督徒在交流價值立場時,應避免就對方的信仰人格和主內地位作出攻訐或審判,方才同時符合基督教民主寬容的精神。

【罷昌並非單純神學問題】
安定力量在動員過程中事實上也見到國民黨力量的匯聚、民進黨的旁觀,以及地方人士情感上無法接受「地方」選出的中央民意代表,對地方陳情居住問題、紅白場、辦事處服務的生冷,這些多股民意的複雜匯流,應該從其各自的社會脈絡去處理。

然而我雖無意像「政治牧師」對安定力量發起「神學聲討」,卻不幸地必須指出,安定力量組織動員的過程中依然太多出於權宜、方便心理,而不能清楚地「將上帝的歸上帝」。

我向記者解釋怎麼寫我的話,而這可以代表很公開的新教與大公教會精神,就是「罷昌」既然作為一高度政治性而非高度神學性的議程,就請不要有「現職牧者/長老」在背後參與運作討論、不要使用以團契教牧、神國事工推展為目的設立的平台(禱告會、策略聯盟、LINE群組、教會場地)來開會/聯絡/傳遞資訊。耶穌潔淨聖殿時說「那些使我父的殿成為賊窩」的,適用這種行為。

要妥善地做到這些分際的分明也不是太難:
要運作政團,請帶牧長職位的全部辭職;要開會,不要選在教會;要徵募青年志工,請全部一一用LINE個人私訊聯絡,而不要碰觸到以信仰目的成立的群組。不要把一切與安定力量有關的事項刊上教會周報;不要給予政團成員在主日崇拜藉機上台「做見證」的機會;不要讓一位教會內與你們立場不同的基督徒覺得他在大公教會內有的那一份,被你們拿去「代表」了。

(聲明:以上提及的行為並不作為新聞式的證據或是指控,關於安定力量聯盟與教會組織相關的運作,也都請依然以當事單位吐露的程度和狀況為「無罪推定」的底本。但是請基督徒一齊留意政治力量越界滲透教會平台的狀況,並曉得提出您的異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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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定力量不再公開使用信仰語言動員,但也不完全避開基督徒身分,「政教分離」的操作比起信望盟之前大有進步。但繼要持續仰賴教會平台的哺育,那就不能怪很多其他基督徒恨被你們代表、恨你們破壞了基督徒本可以在政治歧見之上於神國異象和位份中的合一關係。

這原則不只對反同運、罷昌運動,對挺同運、挺昌運動也是一樣。結果是,汐止當地也有長老教會長老,也要帶著長老身分去串聯挺昌。若然,則幾乎又要成為不入流的基督宗教內戰。

故對這則報導,本文結論是:

基督徒具有公民身分,在民主國家有參政自由。但基督教會則無論宗派,是大公性的、是屬基督並唯獨表彰基督及基督教信仰價值的。基督徒公民參政,除了應最妥善採取信仰資源中的智慧,保持公開良好的見證;最起碼必須維持公民運動的性質,避免將教會資源(包含「牧長」這些按立過的神職身分)用於遂行大公信仰精神上無法達成一致神學意見的私益或政治目的。

這樣即使成員過半數有基督徒平信徒身分,也單純是多元民主中的正常能量釋放,我們可以在主內彼此政治看法不同但仍多元尊重,而不會造成神學上的基督徒身分政治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