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象募款:從根面對神學院辦學的「兼任教師」困境

記得在 2016年參與世界洛桑青年領袖營時,大會先行以問卷調查了我們每個人的「已具備」的專業能力(可以帶領和分享給其他與會者)和「最想具備」的專業能力(可以來大會和那些已具備的人學習),我在後者選填了「募款能力」(fundraising ability)。

在我理解中,募款是一種「良善經濟學」,是一種以「異象」帶出正向感染力的影響。 我們每個工作都能獲得一些錢,這些錢的估價多半是靠著「服務市場」需求而來。有錢人透過更高效或深入地服務了寬廣的市場需求,而使市場的經濟資源集向於他。

芝加哥神學院教授 Susan Brooks Thistlethwaite 近來在 AAR電子報上寫了一篇文章,憂心「神學院」在市場機制壓力下已經長期堆疊了愈來愈高的「倫理赤字」。她在1998年至2008年擔任芝加哥神學院院長的期間,見證大學院校人文科技經費的不斷縮裁,以「兼任教授」取代全職教授人力,成為許多學校主政者標準平衡預算手法。在這段期間進入神學院就讀,爾後修讀博士完成卻仍只能徘徊在兼課者,有不少是我過去的學長、同學同儕。

一項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的報告揭露,目前美國大學院校中已有 超過 50% 的教學課程是由「兼任教授、代理教授、博士生助教」所提供。Thistlethwaite 教授這幾年十分關切他們的處境。在2017年波士頓的AAR 她更參與了 Academic Labor and Contingent Faculty Working Group,閱讀到這些流浪博士困苦、無尊嚴的勞動環境。有些是被請來客座給放安息年的教授墊檔用,半年一年就要搬一次家。有些靠食物券過活、有些靠兼任教會幹事的薪水還比教書的本薪高。

Thistlethwaite 說,這些神學院校聲稱「尋求真理」、「效法基督」、「致力於正義與和平的十架工作」,實際上卻給予他們學術長工如此惡劣的待遇,這就是「倫理赤字」。 這些年要辦神學院/宣教,缺錢、沒有錢,是當然的。熱錢與投資不會往這邊來,他們會去新興市場的營造、期貨,去區塊鏈平台、去下一個獨角獸創業,或所有可能給我們財務自由、保險,或是能刷名聲和存在感的地方。

「募款很難、非常地難。」做了10年院長,Thistlethwaite 說她都知道。 因為很難,更多神學院校經營者為了平衡預算,寧願繼續地用堆疊「倫理赤字」的方式處理。直到總有一天,這些學術長工忍無可忍,串連、罷工,或跟學校行政方惡言相向-那時,就是這份倫理赤字被公開,且難以再轉圜的時候了。 所以,Thistlethwaite 鼓勵所有的學校主政者,選擇走那條困難但正確的道路。那關鍵就是重新大膽地宣告和扎根在「異象」。扎根和分享「異象」於我而言,是一個經濟學的語言,因為它邀請在地上有資源、有錢的人一同投入建造,建造會帶出興旺國度人才的成果、帶來工作的滿足、互相回饋的關係。

It is far better to take the path of inspiration and accountability. Launch a campaign. Create an inspirational motto like “Walking the Walk” on mission and practice. Invite the adjunct and contingent faculty into this walk. Partnership gets it done.

如果我們把「募款」看作要錢,那麼在有錢人心中,它自然很難與那些獲利更豐的投資選項競爭,也難以叫人捨棄環遊世界的頭等艙或遊艇之旅、換購大房升級新車的渴望。但如果我們給予每一個投注資源在其中的支持者,一個在偉大事工中有份的尊榮感受,一份更多善良和善事可能因此發生的企盼,那麼它將帶來超越的滿足。

Stop running on ethical deficit by replacing it with « ethical surplus. »

Chicago Theological Seminary
Chicago Theological Seminary- photo via https://www.aiachicag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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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離婚、毒品、酗酒:葛理翰子女與缺席的父親

Source Link: Divorce, drugs, drinking: Billy Graham’s children and their absent father

Author: William Martin (Harry & Hazel Chavanne professor emeritus of religion and public policy at Rice University; author ofA Prophet with Honor: The Billy Graham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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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全的婚姻

葛里翰和露絲·貝爾於1940年秋在惠敦學院會面。作為長老會醫療傳教士的女兒,在中國長大的活潑可愛的美女露絲是她班上的「頭獎」。兩人第一次約會是去聽韓德爾《彌賽亞》的音樂演奏會,之後葛里翰寫信回家,說他遇見了自己想要許諾終身的女孩。露絲則形容葛里翰是「與上帝有非比尋常關係的人」。

兩人的交往過程儘管並沒有什麼出奇的地方,卻面臨著巨大的障礙。兩人都蒙召事奉神,但露絲一直夢想著向西藏傳福音,而葛里翰想要在那些「莊稼已經熟透」的地方佈道收割。他尊重露絲的崇高願望,但因為他覺得沒有喜馬拉雅之聲呼喚他,所以他說服了她,若自己不忠於自身呼召,就是攔阻神顯明的旨意。

在露絲表達自己想成為他的妻子後,葛里翰指出聖經說丈夫是妻子的頭,並表示那就「夫唱婦隨」。雖然有點觀念的人都知道,露絲是憑著自己的獨立意志做出她的決定的,但她很快就開始了解「跟隨葛里翰」絕對沒有說的那麼簡單。

大佈道家的留守家庭

1943年8月結婚後,露絲從蜜月歸來時得了感冒。葛里翰沒有打電話取消在俄亥俄州的一般講道、留在他新娘的床邊,而是讓她住院檢查並赴約,事後給她發了一封電報和一盒糖果來安慰。她感到受傷,但很快發現在丈夫的輕重緩急之中,沒有比講道更重要的事。

1945年,葛里翰成為一名全職佈道者,這份工作讓他在整個美國和歐洲旅行。也許感覺到一輩子就是這個節奏了,懷著第一個孩子的露絲搬去了北卡的蒙特利特一個長老會退休社區和她的父母同住。兩老為她提供了陪伴,以緩解她丈夫長期缺席期間感受到的孤獨感,並在那裡分享生命的重要時刻 – 當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弗吉尼亞(換做「吉吉」)出生於1945年時,葛里翰也是在外講道而不在身旁。

葛里翰的宣教征圖將他帶往全世界,而露絲和她的孩子(吉吉、安妮、和暱稱為「小兔」的露絲、福臨、奈德)卻被淘空了。有一次,當露絲把安妮帶到活動現場正在講電話的葛里翰身旁,打算讓她給父親一個驚喜的時候,他茫然地盯著襁褓中的孩子,完全沒認出是自己的女兒。幾年後的一次,年輕的福臨也在葛里翰回家應門時傻住:「這男的是誰?」

為了讓葛里翰在孩子的心目中留下印象,露絲會朗讀葛里翰的信件,並引導孩子們為他和他的工作禱告。星期天下午,她把他們聚集在一起,聽他在《關鍵時刻》的廣播好熟悉他的聲音。之後,葛里翰通常會打電話與家裡每個人說說話。 如果孩子們談起父親的缺席,他們會得到的一個回覆,就是「父親前往某處告訴人們關於耶穌的事情」。吉吉回憶說:「媽媽從來不會說,『爸爸要離開一個月』;她會說:『爸爸將在一個月內回家。 我們在他回來之前會做這個那個。』」她還指出,自己小時候以為「每個人的爸爸都出門不在家。因為我的爺爺也是這樣一個父親形象,所以我從來沒發現這一切都是不尋常的。」

無論是否被認為是不尋常的,孩子們都注意到他們父親的缺席了。 有一次,露絲看到家中一位女兒坐在草坪上,渴望地凝視著遠處的一架飛機,喊道:「再見,爸爸! 再見,爸爸!」一架將爸爸帶向某個遠方的飛機。

葛里翰的早期事工的圈內人都記得,葛家小孩在教堂和其他公眾聚會上的表現與「牧家教養的典範」差距不小,但是露絲無疑已盡了最大的努力保持嚴謹家教門風。她聲稱自己是從狗狗訓練手冊中習得她最有效的育兒技巧,其手則包括「讓指令極簡化以及最少化」,讓它們利於服從,並用讚美獎勵乖巧,也保持獎懲原則的一致。 吉吉回憶說,「媽很嚴格。我幾乎每天都挨打。福臨也是。安妮似乎並不需要它。但母親很有幽默感,我們生活有不少樂趣。我的回憶中不存在一個歇斯底里的母親。」

葛里翰每年在家的日子不到一半,可只要他回來了,露絲就只能把持家的紀律準繩全部下放來歡迎他。「母親平常會讓我們對每件事都養成習慣 :何時能看電視、何時該做功課、何時該上床。」吉吉回憶說,「但只要當爸爸回家了,他會說:『讓孩子們熬夜和我一起看個電視吧~』他也會給我們額外零用錢買糖果和口香糖。母親對此從沒有半點脾氣。她從未說過,『好個老葛,是來搗毀我辛苦建制的一切的吧~』她只是說,『不管你爸爸說什麼,我都接受。』」

吉吉為她父親更為寬鬆隨性的門風提供了一個可能的解釋。 「有一次,他因為我做的某些事情而責罰我。我忘了是什麼事,但地點是在廚房。我跑上樓梯,當我覺得我逃離了他的掌控範圍時,我大力跺了下腳。然後,我跑進我的房間,把門鎖上。他走上樓梯,腳步聲很重,他生氣了。當我終於打開門時,他把我拉進房間,擺坐在床上,然後開始飆罵。
我頂了他,說『你這是什麼爸爸!你總是拋下家人,沒有一刻在家!』沒想到他雙眼突然間冒出了滿滿的淚水。那一幕讓我心碎了。我記憶中永遠忘不了那一幕。我意識到,他也做出很大的犧牲。但看那之後,他的確幾乎不曾再責罰管教我們了。」

隨著時間的推移,露絲也變得更加靈活,她把必要的管教事項以外的要求全放掉了。 但是,當他們適齡時,她和葛里翰將他們全部送到了寄宿學校。

小兔承認,他們有一部分動機是為了子女更好的教育,但應該還有一個更主要的因素:「爸爸很沉重、母親累垮了。把我們送走輕鬆多了。」

子女的反叛

像她的姐妹一樣,小兔也有著為了成為妻子、家庭主婦和母親的角色而調適自我的記憶。 「我沒有為職涯打算過,」她說。 「我想去護理學校 – 惠敦學院有一個五年學程 – 但爸爸說不。沒有理由,沒有解釋,只是『不』,他不是用反對的姿態說這句話;他沒有生氣。但是只要是他決定的事,就沒得討價還價。」 她補充說,「他都忘了這件事,但母親還記得。」

福臨才一直是那個最難搞的。青少年時吸煙、喝酒和飆車,成年時也沒有擺脫這些習氣:他仍然騎著哈雷、穿著摩托車皮衣。他的第一本書的標題是《反叛的訴求》。

幼弟奈德則被毒品問題纏身,其中包含古柯鹼。 「當我被捲入這一切時,」他回憶道,「我的父母非常有耐心。他們對這種行為表示了擔憂和不滿,但他們從來沒有讓我覺得他們放棄了我這個人。他們對我的愛永遠是無條件的。無論我處於什麼樣的狀態,家都是開放的。他們為了我捨己,我從來沒有覺得他們的愛是基於我達成了某些他們的要求。最終,他們的恩典和親情喚回了我。」

成年人之後的葛家孩子們於公於私,都沒有對他們童年的家庭表達過什麼批評,只說過「人無完人」。近年來,女兒露絲 – 長大就不再叫她小兔了 – 是唯一對生長在名牧家庭比較多直接批判的。 「我父親與家人的關係很尷尬,」她在2005年的一次採訪中說,「因為他有兩個家庭:葛理翰福音佈道團(BGEA)和我們。我無法不怨懟這事。我們的名字不過是他書中的註腳。但我們不是註腳。我們是又真又活會呼吸的人。」

她說父親絕對是愛家人的,但他的事工索要了他全部的精力。「我們一直也都在配合,」她說。 「我們並沒有拒絕他們或基督。我們都參與某種形式的事工。我們在滿足人們的期望方面做得很好,但這是一種負擔。我們不是一個完美的家庭、我也厭倦了人們這樣形容。我不願口無遮攔,但上帝要的是誠實,反正我也不是什麼形象管理達人。」

活在地上的葛理翰一家

五名葛家子女中有三人婚姻破裂。露絲(小兔)是第一個。當她發現她的丈夫長期存在婚外情時,她感到非常沮喪。「起初我採取了我拿手的鴕鳥戰術 – 用屬靈的陳詞濫調來掩蓋我受的傷害。我禱告、我禁食、我原諒。我用聖經宣告爭戰得勝。我做了所有我被教導去做的事情。我還跟所有人隱瞞了這個問題,以免我在人前- 尤其是我的家人前 – 無地自容。」

她的家人當然還是發現了。但葛理翰強烈敦促她不要離婚,並告訴她這會傷害成千上萬在葛理翰家族事工中尋求寄託的福音派基督徒。 在一次至關重要的談話之後,露絲(小兔)回憶說:「我明白了這個事工對他來說有多重要,而這個家庭又是多麼地渺小。事情必須看起來是正確的,而離婚不正確。」然而,露絲(小兔)承認,一旦他們意識到其婚姻沒有挽回餘地了,他們「就不斷以愛待我」。「親情裡面的核心是愛、恩典和溫柔。我不確定爸爸能理解我所感受到的傷害,但他能理解何為背叛。我們在這點上可以共鳴。他也經歷了背叛、傷害,然後重新振作。」

露絲(小兔)很快意識到,無數的基督教家庭也被類似的壓力撕裂或嚴重受傷,而且,與她和她父親所擔心的信仰骨牌崩盤效應並未出現,相反地,她的離婚「不過是雷達屏幕上閃現的一個紅點」。她用她的經驗傳達的真相,是即使是最著名的基督徒也不能免除平凡人的困擾。她說,「我們都仍然必須解決生活中的混亂和沈重。你不能只是把一節聖經金句糊在傷口上,然後指望傷會痊癒。」

在出版的書中和親友座談會上,她與其他女性一起分享了應對諸如不忠、配偶虐待、離婚、疾病和成癮等麻煩的故事。 她書寫的是一個「經常被捧上天,但實際上仍然必須活在地面的家庭成員」的故事。她向聽眾讀者保證,「上帝對葛理翰和他一家的愛,不會祂對你的愛更多。」

年關遇見少年官

#產 #新媒體

走進會議室,看到一身套裝、有點拘謹的小何(化名)。小型電暖器朝著她的身下吹。我們調的。畢竟咱陽台改建的會議室不怎避寒。

我們坐下來,過了些基本資料。22歲新聞系剛畢業的小何已經在一家踢爆聞名的某週刊做了4個月。大學時的她也在某間主流報社的電子報做網路實習記者。就是專門改寫新聞稿或已刊登消息成為短篇即時新聞的那種。

自己在那家帶有顏色的媒體也學到了不少「撇步」,小何悠悠地說道,像是把在首頁新聞圖片後製上一個「播放鍵」,人家以為有影片就按下去但其實點進去只是文字。或是放個gif 會在那反覆播,但點進去仍然只是一秒半的gif 反覆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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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如何?這就是靠點閱率生存啊。」我說道,我們不靠點率量換廣告,因為那樣做下去時目的會回過頭開引領手段的開發。而用圖片、標題釣魚欺騙讀者、翻抄他社新聞、便宜製作一些沒有社會價值、無關公共利益的內容,變得都是可以的、甚至被鼓勵的。

「提到社會價值,這篇雖然沒有,但這是我一個人獨立完成的。」小何將肩包從腿上搬上桌,拿出並攤開了去年底的一期某週刊頁面,上面是關於某位年輕女主播同時勾搭幾位富少、又被拍到露出一些沒教養舉止的踢爆新聞。

#週刊狗仔
我請小何聊聊這則新聞的製作過程。她說道,其實自己從畢業後在某週刊幾個月,名為記者,但其實就是狗仔。每天守候著政商名人。「雖然說是獨立完成,但其實是跟主管一起。他開車跟拍照,不寫稿。我負責寫稿,也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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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公司配給你器材?你會攝影嗎?」「是用自己的類單,不是真的會拍。」我把雜誌揪過來瞄,仔細一看,畫質確實不怎地。

「每天工作時間都不固定,長的時候從早上7點守到晚上9點。常常整天沒有收穫。這是我來公司好幾個月唯一一篇刊登出來的稿。」

「沒動靜的時候呢?就在車上跟主管聊天?」一旁的社長問道。
「聊到後來其實根本沒話聊了。就在車上各自做自己的事。」
「划手機吧。」
「對。」
「那唯一的這篇稿登出來,妳有去關心當事人的想法嗎?」我問。

「當然是會。要做這篇報導,還要去採訪她的閨密問話。後來從閨密那得知,她知道要上下一期的週刊新聞,『還挺難過的』。」小何補充,「我完全不想我自己跑新聞的第一篇故事就是在傷害一個人。我當初應徵的時候是說好做社會新聞,但進了週刊居然是分到狗仔隊。」

「你在來跟我們面試前,有先試過談內調嗎?」我問。

「其他組都是滿員,只有狗仔有缺。」小何說,「我其實不喜歡這個工作。」

#Penny & #Hardway
「但你又知道我們是什麼樣的公司嗎?你知道我們跑新聞的原則嗎?」社長問。

「我們不靠網路廣告,也不做個別社會新聞。國內的部分我們報導政策,但是每一篇都要有第一手的現場取材,或是採訪到人。所以不會是你之前新聞稿抄抄寫寫那樣,也不可能像你現在整天泡在車上沒事做。」我補充。

「但你要有覺悟,我們這樣做新聞是不賺錢的。現在新聞產業不好,但我們還是堅持 do it the right way, even though the right way is also the hard way。」我準備把話一口氣說完,因為一會在外有事我得先離開。

小何點頭回我說她都知道也認同,表示欣賞我們是做「正派新聞」。

我起身抱著電腦離開會議室,剩下就交給社長了。我想挺好的,新聞系的年輕人走過一遭開開眼界,良知覺醒,有助於在我們這兒定下心來扎根。

在《醒報》幾年還是第一次年關前面試人,會來什麼樣的人我也挺奇的。畢竟也是 2017年時我們遭受年後離職潮,經歷了地獄3、4、5月,補人竟然補到6月一波大學新鮮人畢業後才補上。

現在社裡在年後需要人是確定的,如果現在就能找到適合人當然好。

 

「怎麼樣,傍晚那個女生談定了吧?」晚上10點多我回社,問起小何的狀況。

「唉,別提了。」社長嘆到,「你知道她在《X週刊》一個月多少嗎?4萬!」
「在那個環境沒成就感、良心不安。可是又放不下那個 4萬塊。每次談到薪水這裡就卡住的節奏,這幾年我面試年輕人的案例太多了。」

#浮士德的交易
「哇。一個還什麼都不會的大學新鮮人,每個月4萬養你快半年就為買你這一篇稿…」我做起腦中換算,她新鮮人領的已經比我30歲回國工作前兩年領得還高了。

但其實道理很簡單:養狗仔追政商名流,賺的就是他們動輒百萬計的「封口費」。幾個月撈一票大的就值了。至於向小何爆的嫩主播當然是出不起什麼錢醜聞消音的,但時不時曝光這種並在標題亮幾個不知渾號的「富少」,對《X週刊》來說就是個狗仔隊的「軍力展示」,也是「撈到大條」時封口費談判的籌碼一環。

「還不用大學哩。狗仔現在能拿器材,高中、高職畢業就可以來做。」社長說道,「我還不是跟她講2萬5,我講可以到3萬。但她也不是台北人,上來拿這個薪水也存不了什麼錢。她拿過4萬當然是想著4、5萬的工作。」

「唉。還好我出去前有先跟她打預防針。有提到我們是 the hard way。」我忖到,心中卻浮現那個少年官在耶穌面前憂憂愁愁離去的畫面。

耶穌出來行路的時候,有一個官跑來,跪在他面前問他說:「良善的夫子,我當作甚麼事,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穌對他說:「你為甚麼稱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沒有良善的。誡命你是曉得的: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不可虧負人、當孝敬父母。」

他對耶穌說:「夫子,這一切我從小都遵守了。」

耶穌看著他,就愛他,對他說:「你還缺少一件。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

那少年人聽見這話,臉上就變了色,憂憂愁愁的走了。因為他的產業很多。

-《聖經‧馬太福音19:16-22、馬可福音10:17-22、路加福音18:18-24》

 

 

 

 

 

 

 

 

讓基督徒參與政治,也讓教會成為教會:〈罷免黃國昌的三股力量:教會、家長、國民黨〉訪談之後續補充

霸昌

第一次對安定力量「罷昌」的議題發表一點意見。主要是教會在處理基督徒身分與政治運作的分際仍然欠缺經驗和好的反思,一般媒體的寫作也就更不知道如何拿捏和切入。

OBSER

然而報導最後很可惜,還是無法照顧呈現到基督教政治神學上必要核心的原則問題,在段落的鋪陳之間還可能引發掛名受訪者之間的猜忌,所以我再把一些個人意見原則補充在這。(只是很抱歉,以下的觀點可能再次無法討好兩邊已有既定立場的任何一方。)

正如《天下》記者實地觀察到的,在連署罷昌與動員的過程中,許多體面有素的青年志工是最主要的力量,而這些志工自然不是全由汐止當地從零徵召訓練起,而是繼承了信望盟與護家運動在北、中都會教會網絡既存的政治動量。

AND

【讓基督徒學習帶著信仰認識、參與民主政治】
安力主席對此並不完全諱言。事實上它也符合信望盟創初與最後公開吐息發表的兩大清新理念:

  1. 作為素人培力平台,訓練基督徒青中生代,參與公共事務與政黨政治的人才。
  2. 深耕地方關係,從議員、里長、村長範疇的參與,對鄰里社區等基層公共事務開始協商與傾聽。

在這個基礎下,任何符合民主精神的基督徒公共參與都是值得鼓勵的;儘管基督徒的日常公民活動,依然應當受到聖經與基督徒倫理的訓正和約束(例如:操作「謊言政治」、作假見證,這很少模糊地帶),但既然它是包含多重維度的地上政治行動,吾人同樣不應以神學人或牧者的身分做出異端性質的信仰論斷。

「是基督徒就別參與罷昌!」
「基督徒挺昌你對得起信仰?」

上述任一說法都犯謬,未理解眼下是一個具有公民身分的基督徒行使公民自由意志的議題;它不應受單一信仰思維,或神職專業的權柄綁架。美國的基督徒也分成挺民主黨與共同黨,但無疑兩黨都存在重大國策上無法完全遵照信仰價值之處,而雙方基督徒在交流價值立場時,應避免就對方的信仰人格和主內地位作出攻訐或審判,方才同時符合基督教民主寬容的精神。

【罷昌並非單純神學問題】
安定力量在動員過程中事實上也見到國民黨力量的匯聚、民進黨的旁觀,以及地方人士情感上無法接受「地方」選出的中央民意代表,對地方陳情居住問題、紅白場、辦事處服務的生冷,這些多股民意的複雜匯流,應該從其各自的社會脈絡去處理。

然而我雖無意像「政治牧師」對安定力量發起「神學聲討」,卻不幸地必須指出,安定力量組織動員的過程中依然太多出於權宜、方便心理,而不能清楚地「將上帝的歸上帝」。

我向記者解釋怎麼寫我的話,而這可以代表很公開的新教與大公教會精神,就是「罷昌」既然作為一高度政治性而非高度神學性的議程,就請不要有「現職牧者/長老」在背後參與運作討論、不要使用以團契教牧、神國事工推展為目的設立的平台(禱告會、策略聯盟、LINE群組、教會場地)來開會/聯絡/傳遞資訊。耶穌潔淨聖殿時說「那些使我父的殿成為賊窩」的,適用這種行為。

要妥善地做到這些分際的分明也不是太難:
要運作政團,請帶牧長職位的全部辭職;要開會,不要選在教會;要徵募青年志工,請全部一一用LINE個人私訊聯絡,而不要碰觸到以信仰目的成立的群組。不要把一切與安定力量有關的事項刊上教會周報;不要給予政團成員在主日崇拜藉機上台「做見證」的機會;不要讓一位教會內與你們立場不同的基督徒覺得他在大公教會內有的那一份,被你們拿去「代表」了。

(聲明:以上提及的行為並不作為新聞式的證據或是指控,關於安定力量聯盟與教會組織相關的運作,也都請依然以當事單位吐露的程度和狀況為「無罪推定」的底本。但是請基督徒一齊留意政治力量越界滲透教會平台的狀況,並曉得提出您的異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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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定力量不再公開使用信仰語言動員,但也不完全避開基督徒身分,「政教分離」的操作比起信望盟之前大有進步。但繼要持續仰賴教會平台的哺育,那就不能怪很多其他基督徒恨被你們代表、恨你們破壞了基督徒本可以在政治歧見之上於神國異象和位份中的合一關係。

這原則不只對反同運、罷昌運動,對挺同運、挺昌運動也是一樣。結果是,汐止當地也有長老教會長老,也要帶著長老身分去串聯挺昌。若然,則幾乎又要成為不入流的基督宗教內戰。

故對這則報導,本文結論是:

基督徒具有公民身分,在民主國家有參政自由。但基督教會則無論宗派,是大公性的、是屬基督並唯獨表彰基督及基督教信仰價值的。基督徒公民參政,除了應最妥善採取信仰資源中的智慧,保持公開良好的見證;最起碼必須維持公民運動的性質,避免將教會資源(包含「牧長」這些按立過的神職身分)用於遂行大公信仰精神上無法達成一致神學意見的私益或政治目的。

這樣即使成員過半數有基督徒平信徒身分,也單純是多元民主中的正常能量釋放,我們可以在主內彼此政治看法不同但仍多元尊重,而不會造成神學上的基督徒身分政治危機。

[文摘] 德意志哲學會被這群新世代的「網紅哲學家」搞死嗎?

 

終有時間品讀這篇《外交政策》7月24日刊的文章後(瀏覽器 tab 消滅不完的苦),它一躍成為 2017 下半年以來我最愛的一篇文章,是可以跟這篇文章的思想談戀愛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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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從「當代德國哲學圈的第一網紅」普雷希特(Richard David Precht)談起。被譽為「非小說界的米克‧賈格(Mick Jagger)」,他的賣座書籍《我是誰?》已在全球翻譯成32種語言、熱銷百萬冊 。

Richard David Precht
Richard David Precht

還有他在德國ZDF頻道的同名哲普節目〈Precht〉收視人口也有近百萬。他的台風、口才、魅力,也是偶像級的德國文青師奶殺手(50+)。

 

德國哲學今天並不是馬丁•海德格爾在黑森林小屋裡實踐的一種思想紀律,而是一個要成功爭取客戶買單的服務行業。

就像在港台,也有01哲學哲學新媒體 Philosophy Medium這樣的哲普媒體一般,德國2011年時就有一個亮面的雙月刊《哲學誌》(Philosophie Magazin;德國嚴肅雜誌通常不用流行雜誌的亮面設計)上架書報通路。總編輯說這本雜誌宗旨是「把問題意識帶到大眾市場,讓公眾一起體會它們/賦予它們血肉」。

值得注意的是,在紙本退潮的當代《哲學誌》的發行量卻堂堂來到10萬本。因為它也打開了年輕族群的市場、讓人們渴求哲學思想的養分。過去3年間,德國連大學哲學系都變得熱門,學生招收人數比之前多了3分之1。

當你看到他們的標竿人物在辦了熱銷的雜誌、在TED侃侃而談、寫出賣座書籍、做出高收視節目,還有每年6月在科隆有上萬遊客人次的「科隆哲學祭」;你再也不能說,他們只是等著餓死的窮書生或空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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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前的德國哲學不是這樣子的。或說,德意志哲學的正宗精神並非如此。70多年前,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學派)的阿多諾(Theodor Adorno)和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是極為不留情地批判所謂的「(影視傳媒)文化產業」為「一群愚蠢和腦腐名人的群魔亂舞派對」、是用來控制和愚民的。

他們指出,消費這些文化產業,會讓人思想愚鈍、失去深度的長考能力、想像力與自主性退化。

我們要知道,從康德、黑格爾、尼采、海德格以來,德意志的哲學
一直與德意志民族認同與建國大業存在一體兩面(我們甚至可以在這標準裡回推鞏固現代德文、新教理性的路德)。

不僅德意志哲學代表了德國驕傲,黑格爾更在法國拿破崙席捲歐陸失敗後,以它的哲學為普魯士的「大國崛起」定下基調;在它的「正反和」辯證中新世界的大和平要由一個前衛的新國度來帶領;而當時軍事上凱歌突進的普魯士,是唯一能夠符應這個哲學理想的現實參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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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恐怕沒有一地的哲學是像德國這樣,如此地在自己國族身上添加如此的重責大任和使命。

壞就壞在這裡。

它終於結出第三帝國─納粹這樣的惡果。奧斯威辛之後,以海德格為首的這套德意志觀念論哲學是要崩盤的。但父親是改信新教的猶太人、母親為義大利天主教徒的阿多諾,透過發展馬克思理論,以及將「德國哲學」擴張為「德語哲學」,在戰後為傳統延續了新的批判生機。

在阿多諾看來,是「德文」而非「德意志民族」賦予了這套哲學傳統優越性。他說:「要達到哲學的核心,只有德語能夠穿透現象背後的本質、實證性、既受性。」或換句話說,如果你想做正確的哲學,忘了英文、法文、阿拉伯和希臘文吧!(按:這全部都是我有學的語言。)

作為戰後在西德的國族良心(畢竟共產的東德是他們法蘭克福的新馬克斯主義為異端),阿多諾特別強調:奧斯威辛不能重演,這是新的無上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

(也是因著背負這個原罪和需要自我設限,打擊了現代德國哲學的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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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在68學運的隔一年,發生了一件足以讓阿多諾遭受羞辱且憂鬱而終的憾事。

1969年4月22日正準備去上課的阿多諾,突然遭到法蘭克福歌德大學學生的的快閃襲擊。有學生在黑板上寫下:「如果讓阿多諾善終,資本主義將不會終結。」同時另有三名女學生突然「解放乳頭」對著阿多諾,如撒冥紙般在他身上灑一堆玫瑰和鬱金香花瓣。

阿多諾落荒而逃出教室、講課取消;而且之後陷入了不可自拔的憂鬱,幾個月後過世。得年66歲。

「乳房行動」殺死了阿多諾是很諷刺的。之所以在那個年代阿多諾會成為學生針對的對象,是因為做為一個馬克思主義學者,他居然如此「思巨行儒」(思想的巨人、行動的侏儒)、反對年輕人起義。言行不一就像是寫了《自由民主的理路》的台灣前閣揆江宜樺教授一般。

「如果哲學在關鍵的時刻不能提供行動的養分,那它就是失敗的哲學。」特別是當你說它是馬克思哲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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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諾的死是一個德國哲學時代的結束,也是法蘭克福學派的一個終結── 因為在它的接班人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手上,法蘭克福學派完全變了樣。

現年88歲的哈伯瑪斯年少時曾加入納粹青年團、後成為阿多諾的助理。1970年代阿多諾死後,他執掌了法蘭克福學派。從此在他的知識分子生涯中嘗試建立一套跨越歐陸及英美哲學、政治理論、社會學和法律理論的知識體系,他充滿了樂觀的希望,相信人類可以在市場資本主義下興旺、自主 ──完全背離了法蘭克福學派的馬克思精神。

原來的批判哲學,是極為瞧不起那些權充技術資本主義打手的英美哲學的。但哈伯瑪斯視資本主義下的民生經濟發展,為避免納粹/法西斯/奧斯威辛重演的最關鍵元素。

阿多諾對普羅常民的主體性的悲觀態度彷如〈耶利米哀歌〉,但哈伯瑪斯卻認為這是德意志哲學傳統中一種菁英的傲慢。

哈伯瑪斯在一次1979年的採訪中說道,法蘭克福批判理論的前設是「工具理性的掌控是勞不可破的」,也就是他們認為資本邏輯如《駭客任務》的母體般把人們箝制在糜糜虛妄中,只有孤絕的哲學心靈能夠洞察與突破它。「但我不信這套。」哈伯瑪斯認為這一種左翼思想過於菁英主義和悲觀。

所以他在代表著作1981年的《溝通行動理論》,就架設了一種通過不斷地開放協商審議、互為主體的理性辯證的民主溝通社群,達成人性自由自主的「第二現代」理念。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接下來有了公眾哲學家,即「網紅哲學家」們。

哲學必須從象牙塔下來,與群眾溝通。1990年代時還是科隆大學哲學系學生的普雷希特,就想著要翻轉哲學家在世人眼中的形象:不是一群穿著卡其或海軍藍西裝的無聊中年紳士,

「而是過著有魅力又不妥協人生的一群超棒的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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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伯瑪斯自1980年代就是 Historikerstreit(「歷史學家衝突」)中反方陣營的一架黏人戰鬥機。他不斷佔領德國報紙的評論頁面,重炮抨擊修正主義的德國歷史學家(他們為納粹的大屠殺開脫)。

哈伯瑪斯呼召全國男女對納粹過往進行公共反省。在現任總理的安潔拉•梅克爾(Angela Merkel)的道德領導下,可以看出這一轉變的反映,也就是他們為難民大開門戶的「歡迎文化」。

但如果哈伯瑪斯締造的「德國憲政愛國主義」新品牌和「理性大同運動」是成功的,當前的網紅哲學浪潮如何能夠比照;而不庸俗?

從2002年到2012年間,普雷希特在ZDF上的冠名節目本來為斯勞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主持,名為《哲學四重奏》。當時以4人對談的方式,做了10年智性養分完全超英趕美的優質節目。

但2012年,電視台或喜新厭舊或顧及收視率,把主持人換成了普雷希特,風格也丕變。

如今在圈中,像普雷希特和加百列(Markus Gabriel)這樣才貌兼備又暢銷的新生代網紅哲學家,不時會遭到斯勞特戴克酸溜溜地批為「譁眾取寵」、敗壞哲學門風。但他倆這樣的哲學家,可不只是滿足原生的需求而已。他們還以極高的新媒體商數與消費者吸睛術,將德國哲學打造全球市場影響力。

當然德國哲學不可能有寶馬、德意志銀行、愛迪達這種國際品牌等級利潤可言,但相較德國獲得廣泛認可的工業和金融實力,軟實力是德國在國際間缺乏耕耘的一大殘缺;想想你能舉得出多少部21世紀德國叫好叫座的經典電影和文學?相比之下,德國哲學要多虧了這些年輕網紅,沖積了一塊出口沃土。

Markus Gabriel
Markus Gabriel

在1934年,法-德裔神學家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告訴他的哲學家朋友卡西爾(Ernst Cassirer)說,神哲這行的人士必須處理和關心每個人的日常生命問題,而且必須發展出受高等教育的菁英口味之外的風格。這就是普雷希特和加百列這一輩現正在做的。

你說80 後的加百列2015年那本暢銷書《為什麼世界不存在》(Warum es die Welt nicht gibt)沒有深度吧?這位波恩大學的天才年輕教授可是把神哲學「實在論的轉向」打進普羅認知的旗手之一呢。他的2017新書《我不是大腦:21世紀的心智哲學》還要繼續挑戰大眾不能、或不該讀哲學的老派想像。

能表演、能思考、能當網紅,這將是當代哲學家的新品種。


寫到最後一段才發現此文過去至少已有兩個版本的全文中譯(大家都喜歡的文章啊)。還好我是以順順的意譯加偶爾超譯為主。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