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理宗的同婚分裂:一場聖靈實驗

最近有一個教會界消息要報告是,聯合衛理公會的聯合大會在二月23至26日已在 St. Louis, Missouri召開。會中對於可否「接納(包含主持)同性婚姻」、「按立有同性伴侶的牧者」兩件事上,兩個聯盟最終的談判結果以分裂收場。

在這些議題上聯合衛理公會的「福音派國際聯盟」認為,教會必須在拒絕這兩件事上才能合一;另一頭的「進步-中堅聯盟」則認為宗派內的各教會間對此可以不用有一致的看法,維持肢體的光譜多元性。

最後幾次投票下來,「福音派-國際聯盟」以 55%-57% 的票數壓倒了「進步-中堅聯盟」的 43%-45%。合一於是破局。

▍在愛中,也追求聖潔


我論這或許會是好事。會中激烈的辯論表明,兩個聯盟都渴望建立一個完整的教會,將教義、道德和宗派制度聯繫在一起,形成一個支持明確使命的連貫框架。

然而,他們對「衛斯理四邊型」強調如何實踐「愛」這個上位美德,抱持無法相容的歧見。「進步-中堅聯盟」認為,通過社會正義實現完全的包容,才是彰顯「愛」的最忠實的方針。「福音派-國際聯盟」堅持,忠貞持守聖經教訓,追求聖潔,才能實踐不打折扣的愛。

但當雙方都傾向認為,自己並未忽略對方所強調的那塊時;真正的問題就在於「忠實的解釋 聖經」(聖經)以及「如何理解LGBT真實信仰經驗」(經驗)。

▍聖靈,經驗的嚮導

基督教衛理宗強調的「衛斯理四邊型」是指用「聖經、傳統、理性、經驗」去做實踐神學;「理性」又回歸「傳統」來運用,卻在「聖經」和「經驗」上分裂的結果,這是實踐神學上深沈的一件事。

新約研究泰斗 Richard Hays教授也是衛理宗牧師,他在 Moral Vis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MVNT,1996)的附錄專章,仔細了闡釋了同婚議題的聖經神學觀點。

他分析到底,教會對同婚的決疑關鍵應當是「經驗」:「凡是被聖靈所感卻又與聖經不符的‧經驗‧,只能在經由教會苦思審慎檢視而有共識後,才能被教會認定具有規範準則性。」

就像初代的猶太基督教會,看到未受割禮的外邦人居然能被聖靈充滿時,彼此驚嘆地對問到:「我們是誰,竟要攔阻神的作為?」

▍宗派作為柱化實驗


Hays 結論表示:「正是外邦人信主的新‧經驗‧,證實是在詮釋上照明了聖經,所以教會經過一段時間,能夠決定接納外邦人進入神子民的團體中。」而這個問題,換個問法就是:

「(彼此忠貞的/追求神的)同婚有沒有足以類比的格局,更新教會對基督救恩框架的普遍認知呢?」

回答這個「經驗」詮釋的問題,43%的「進步-中堅聯盟」幾乎無法不透過與55%-57% 的「福音派-國際聯盟」分裂成兩個柱化陣營來實驗。

一場靈魂的、但也是聖靈保守下的實驗。

參考文章:

https://www.firstthings.com/web-exclusives/2019/02/methodist-schism

「作對」情人節:單身力 vs. 雙身力

文/邱慕天

臉書轉發(2017.2.14)

關於情人節,我的想法是這樣。單身易「作對」,雙身亦「作對」。
而我想談的,是讓信仰幫助我們「做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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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末,跟家人們春節補聚,共同享用一人一菜,尤其是我用壓力鍋熬的美味羅宋湯。

席間兩位優秀的妹妹談起「對象」之事── apparently one of them has the « friend zone » barrier hard to break,用個咱們厘俗的說法就是「總被當哥們」。

當然這有兩部份:男性眼中的「女人味」(femininity)是一部分;但另一部分、在咱之間都有共鳴點的,就是「單身力」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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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身力」是個人近來迸出的概念,於我來說,那是指「一個人可以過得獨立、充實、完整、自由的能力」。

這個概念或可透過反向例證,說明什麼叫「缺單身力」。

首先,「缺單身力」有經濟面的缺。舉凡「物慾」遠超過個人賺錢能力狀況者,或帶著小小孩的單親媽媽,都會成為她/他對另一個經濟供應對象的依賴性。
這樣的人,一個人生活不下去。

但再來,「缺單身力」更普遍的是「心靈面」的缺。被無法與自己獨處的、「欲求不滿」、「年紀到了該給自己找個對象」、「情人節沒伴很可憐」、「需要人陪」的因素被推著結合。

這樣的人,一個人也生活不下去;所以他們會積極給自己找到對象,儘管自己並不是真正地跟對象相吸引;儘管在各取所需的關係下彼此利用,往往是有些人感情一段接著一段,卻每一段都爛尾的主因。

「你交往,僅僅出自於需要,卻根本沒準備好為另一個人給予和付出。你倆都只想到自己。」

我小妹說她一點不嚮往這種感情。

當「脫單」的原動力主要來自負面的「推力(push factor)」,而不是正面的「拉力(pull factor)」時,人往往即使脫單了,也沒有真正地「脫魯」。

***
「但是不是就因此,我單身力變得太好了,而不在對象的雷達中?」小妹問道。

當然,這問題需要論述一下,在不想刻意營造假性需求來脫單的情況下,我們期望的是:兩個分屬不同性別的獨立個體,在上帝造人的目的下,預備好彼此成全,以愛共同承載一個「家」所要擔負的更大社會/神聖責任。

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才看「單身力」作為好事壞事。好事在於,你開始具備了照顧自己、以致於能兼照顧別人的能力。

壞事呢,卻是在於「你照顧自己的方式,必然存在著很多個人怪好(idiosyncrasies)」,而另一個你尋找的高單身力對象,也同樣地存在這些個人怪好。

叫你為著另外一個人放掉、磨掉這一切單身時建立的生活習慣,會變得很艱難。舉凡:

◎對(空檔細碎的等待)時間、金錢很精打細算;
◎對飲食和運動健康有一套養生觀念,愛自家煮更勝外食;
◎每天都要洗澡洗頭、人生有免治馬桶才美好;

有趣就在於,人可以為神國發下如此願景宏大的誓約、對人生有著高尚的理想遠景,卻連搬去一個沒有免治馬桶的國度事奉都會如喪考妣。夫妻生活,小到連擠牙膏都可以吵到離婚,這說明了「柴米油鹽」的真正威力。

不幸的是,「單身力」愈高的人,就愈有被「柴米油鹽」共同生活擊垮的風險;「單身力」成了你持續單身的死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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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吾人可能要在單身時不斷砌高「單身力」,又要在有對象時奮力消解這些單身力,以兌換「雙身力」。這樣的人生,總在考驗我們的信仰是否靈活地「心意更新而變化,查驗神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婚戀的幸福關鍵絕不是自我實現,而是彼此成全。」

有信仰的我們都口認「上帝是那位偉大情人」;但實際上,祂還要求我們,試著去委身另一個人,並效法偉大的基督之愛去愛她/順服他 ,因我們「口認的主」,必然還要作我們「生命的主」:

《以弗所書》
5:21 又當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
5:22 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順服主。
5:23 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
  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
  他又是教會全體的救主。
5:24 教會怎樣順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樣凡事順服丈夫。
5:25 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
  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

這樣的人生,總在考驗我們是否倚賴那「唯一能被完全依賴的祂」,透過在的小事上盡忠、服事肢體,活出愛人的能力──無論你是單身中,或非單身中。

祝 情人節快樂! 
Happy Valentine’s Day!

這八個月福音書查經的故事


去年中開始,我暫時停接所有外面的主日講台事奉。一方面是對於過去這個事工型態的意義重整思考;同一時間,則在社內開始了每天早上8:00-8:10用十分鐘做佈道式解經。


從那之後大概七個月的時間,我只有一場講道。但是用平日解完了馬太福音1-28章,現在進入馬可福音1章。雖然社內人事和其他制度風格的飄搖,目前我在出國腳步中和執行其他寫作計畫不可控也不再去多做影響,可是至少每天的這10分鐘中間,從我主觀的眼睛看出去,是一片祝福和豐收的美景。

這十分鐘有兩個目的:闡明福音、灑下慕道的種子;以及給予一天燒腦又孤寂的工作注入鼓舞的強心針。
在那之前帶過一整年《荒漠甘泉》和一陣子《靈命日糧》,但我認真說這些培靈讀物的效果不是很好,尤其是面對幾位都是沒有認信背景甚至也不在慕道行列的新進年輕同仁們,讓我一來感到它們都斷章取義對一兩張經文任意發想延伸發想、毫無解經;二來雖然表述的是基督教敬虔的內容,可是都有一種壓抑人性的受苦神學在其中,這與福音恩典和祝福不相襯。

除非讀者你曾有美好的教會或家庭祭壇生活讓你已經知道並體會過什麼是福音的恩典和祝福,否則一點也不會感覺到它的信息如何能給一個日常的、在台灣想要向上的文組悶世代大學畢業生鼓舞。我常常每讀完一篇《荒漠甘泉》時發現自己在幫裡面內容「消毒」或做化解文字誤會。

直到我們換回讀福音書之後,問題很大程度上解決了——解決了社裡的問題也解決了我個人的問題。不太客套地說,我受過福音派最嚴格的解經神學訓練;許多經文的背景和和合本背後原文希臘單字蘊藏的歧義,即使手邊沒有解經書,我都能在誦讀完經文的當下把這些故事組織出來。
又因為沒有講稿或參考書的限制,我可以把這些背景用來呈現耶穌及其佈道團事工於其當代的帝國政治、宗教、階級、性別、種族、年齡等社會關係中,再連結於我們媒體工作所遭遇的議題中。

時常,這會叫我感謝耶穌是一個如此心底柔和謙卑又善良的好人,所以最後故事沒有瓦解於眾多的社會關係糾葛中,而沒有一個人格典範讓人依循。不會是每個人都拚命放大自己的苦境和受害者情結,以致於只想挑去對方眼中的刺而不能看到自己眼中的樑木

時常,媒體就是需要關注衝突議題。但衝突議題常常各方都有可責之處,但總有至少一方不肯誠懇聆聽妥協退讓所致。因此不論你再只是想堅持說公道話都會有人覺得你有立場偏袒覺得情緒受傷,而不能純粹地先去理性分析和消化那些(同理了雙方出發點的)道理。
這讓我覺得身為媒體人的身份常常是與牧者好衝突的。對於好多的衝突,牧者的作法是要私下花時間心力建立關係、私下勸慰及撫平的;媒體卻是以將一切公開訴諸大眾、訴諸公道為美德。
而我們都知道,現在的社交媒體,是塗了劇毒的毒液在這把名為公道的判官利刃上,不造就以不安慰人。

在真正的大眾媒體場域中,良好解經講道訓練能直接用來祝福和應用的部分是如此地少。教會有時候歡迎我以職場傳道身份去主日做異象分享(往往可以募到款),但變成很多時候我只想給教會一篇比較紮實、啟應時代的解經講道。
It’s all because such a work is too all-consuming. I cannot afford not having the dear company of God’s Word and lett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knowledge of God’s Word go wasted.

後宗派福音派運動的靈魂索尋(soul-searching)時刻

後宗派福音派運動的靈魂索尋時刻(The Soul-searching Moment of Post-denominational Evangelicalism )
文/邱慕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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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基督徒談論這個問題前,我們必須先簡短地帶到什麼是宗派。在今日許多普世為懷神學或年輕基督徒心目中,談論「宗派」似乎是一種老舊的妄圖,一種基督新教內鬥和將彼此分門別類的偏狹。

基督教的歷史上派系眾多。宗派主義首先是一觀念形態,其認為一些或所有的基督教教派不論其標籤為何,都是相同事物下的不同版本。但不是所有的教派都如此認為,天主教就不將這一具有可替換性的觀念授與於神學教導上。另外有些團體會被其他大部份的教派視為叛教或異端,而不被認可為基督教的一支。

此處所限的,一般是在世界基督新教的六大主流宗派(mainline Protestant denominations),簡稱主流新教:

  A。路德宗(信義宗)
   B。改革宗(歸正宗,長老宗,長老會)
   C。安立甘宗(聖公宗,聖公會)
   D。公理宗
   E。浸禮宗(浸信會)
   F。衛理宗(循道宗,衛理公會)

這些宗派在基督宗教改革後出現,並且由於地域、文化、哲學、解經方式,形成 包含某些教義、傳統、習慣和優先順序決疑模式的獨立基督信仰團體, 但可以互相承認對方在基督信仰上的正統性,並且尊崇聖經文本,信仰邊界也受到過去一千年的天主教的普世會議共識約束。

然而「你可嬰兒洗,我講浸水禮」;「我論化質說」、你論紀念說」;「我撐加爾文、你挺亞米念」;「你遵經課集,我選題隨意」這樣的互相尊重承認,來之不易。

雖說1618年至1648年間的歐陸「三十年戰爭」未必能算嚴格意義的宗教戰爭,但宗派的信仰充實與板塊遷移,卻與宗教改革後對這些細節極端有堅持有關,境內不願遵循的人民受到信仰迫害並且流亡。而擁立新舊教宗派的到歐洲新教勢力之間彼此撕裂,最後確認「教隨國立」的現代主權國家形式。我們今日談論的「福音派」有一種與「宗派主義」之間的張力和背景,因為它生成的背景直指宗派主義理念的缺乏而來。

新教歷史學者一般將福音派運動粗分為五個(或是六個)時期。

(一)前福音派時期(1650-1720)

首先,「前福音派時期」,可說它就是福音運動的第一個世代,或說它就是福音運動生成前的醞釀期。1650-1720年代間,以宗教難民戰爭為背景,逃亡到北美大陸建立新社會的「五月花號」清教徒們、英國反抗「國教會」(聖公會)壓迫的自由教會運動的向著新世界進發。

或尋找新大陸、或在歐陸逃難建立自己的新社區,這群宗教難民們繼承宗教改革精神,尋求信仰良心自由的沃土,建立對上帝盡忠的社區制度與生活

(二)復興運動時期的福音派(1720-1820)

進入18世紀上半葉,是「福音復興運動」時期。英美人傑 輩出 ,注意到歷經30年宗教戰爭背景而穩固的新教宗派,或因帶著與國族政治結盟(the formation of nation-state)的殘餘,被社會權力菁英的語境把持,淪為徒具形式,既無屬靈活力,又不與中下層窮人接壤的神學空談組織。

以 John Wesley、George Whitefield、Jonathan Edwards 為首的福音派運動,力求擺脫宗派神學的高深。他們不再從改教家神學著述的撰寫工作,而紛紛在個人經歷了聖靈的「重生洗禮」(born again experience)之後,走向礦工、織女、酒鬼、文盲,用激昂的口語傳播進行的佈道奮興工作

這個工作在北美新英格蘭以及舊英國開展幅度最大。他們並非脫離宗派或國教的體制,而是熱忱地相信並投入在以福音引領人、引領國家追求聖潔的志業。他們也不像貴格會對教會或社會體制採取一貫批判破壞的思維,而是積極地謀求個體和設群在體制內的互相適應進步。

福音運動的核心,從而即是一種「社會性的成聖」的運動,即包含「個人在社會關係、社會參與中成聖」以及「社會文化整體的聖潔」。

以1720年代至1820年代這個時期,作為「福音復興運動」公認的歷史源頭,英國福音派歷史學者David Bebbington為它提供四個鮮明的標記:

  • 決志轉向(Conversionism):相信生命需要通過「重生」的經歷和追隨耶穌的終身過程來改變
  • 行動主義(Activism):在福傳/傳道和社會改革努力中表達和展示福音
  • 聖經主義(Biblicism):高度重視和服從聖經作為最終的權威
  • 十架中心主義(Crucicentrism):強調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犧牲,使人類得以拯救

不分新教宗派,只要高度認同這四個原則並願意委身,你就可以說自己是福音派。讓我們記得這個時刻。

(三)現代主義時期的福音派(1820-1890)

只是從1820年代至1890年代間,福音運動走進了第三個時期:「現代主義時期」。走了100年後覺醒的一代淡出舞台,開始了它不可控的因素:世界因工業革命、機械生產和運輸發展;以新英格蘭為首的美國北方經歷了都會化,和美國南方以靠著畜黑奴維持的棉花經濟產生政治神學的南北撕裂。

包括德意志觀念論哲學(German idealist philosophies)衝擊古典神觀;殖民與帝國主義(colonialism and imperialism)綁架跨文化宣道運動;社會科學的學際(disciplinary social sciences)萌芽;海外探索隊和考古學的發展,帶動聖經科學和高等鑑別學(higher criticism of the Bible),尤其讓靠著Bebbington的四邊型中「聖經主義」維持的福音運動受挫。

福音運動是「口傳運動」、「平民運動」,它缺少自身獨立的智性傳統,而是倚賴宗派支持。但同一時間這些具有公共神學性格的時代挑戰,也在各大新教宗派內激盪成為一套「自由神學」傳統。宗派(包含此時的天主教)面對的是需要再度延伸智性疆界的挑戰。而「自由神學」在歐陸高度學術化,與福音派格格不入,且
同樣的跨宗派特質,形成分庭抗禮。

(四)基要化時期的福音派(1890-1940)

從19世紀晚期的1890年代到1940年代間,稱為「基要化時期」(the fundamentalist turn)。面對成型的自由神學威脅,這一時代的福音運動繼承者
找到了18世紀啟蒙哲學家Thomas Reid為首的蘇格蘭常識實在論,並逐漸以此智性框架支持他們「聖經主義」的世界觀。

蘇格蘭常識實在論一面對於觀念論(唯心論)進行猛烈攻擊,也同時開始將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後衍生的現代性問題一一「排毒」。大戰演化論、高等批判、心理學、排拒社會科學方法論。這段時期的福音派展現了理性,卻也極度有防衛性的基要性格。

如今的「開明福音派」中很多人或不想認的這段「黑歷史」,是因為它的毒性讓後來新福音運動領袖紛紛呼籲與基要派切割。但需要切割,就表示他們曾經根本無法切割。不妨參考George M. Marsden為這個時期的蓋棺之作 Fundamentalism and American Culture. The Shaping of Twentieth-Century Evangelicalism: 1870-1925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五)泛福音派時期(1940-1990)

1940年代到1990年之間的「新福音派」時期,興起了很多「平教會事工」(parachurch ministries),包含大家所熟知的葛理翰(Billy Graham)福音佈道團事工、John Stott 的德愛基金會(Tearfund/福音派聯盟難民基金會)、聖經聯盟、世界福音派聯盟(World Evangelical Alliance)、洛桑運動(Lausanne Movement)。

這第四個時期,三個重要的國際背景促成了「泛福音派」的強勢結盟:「反國族主義」、「反共產主義」和「反世俗化運動」。

邊界一:跨國主義(internationalism)

之所以將1940年代視為福音派第三和第四個時期的分野,主要是在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隨之生成新的國際秩序:如聯合國、歐洲媒鋼共和。這個國際秩序對「國族主義」高張引發的世界大戰根源提出嚴肅反省。 「國族」和「宗派」正是在現代意義的「國家」生成上彼此糾葛(因此才醞釀了「前福音派」時期的背景),因此

因此當國際氛圍傾向用「國際結盟」抑制國族主義(nationalism)時,本身就是國際化、跨宗派國族的「福音派運動」也形成了泛新教教派的大家主。

在我們華人這邊,以戴紹曾牧師、滕近輝牧師為標竿人物的世界華人福音運動(華福;CCEOWE)、中國神學研究院(中神;CGST)、中華福音神學院(華神;CES)。當我們想瞭解何為「泛福音派」聯盟的實際時,我們看向他們的信條、他們的教導和做法、他們接納的教會和高舉的教師領袖。

邊界二:反共產主義(anti-communism)

再者,由於蘇聯共產主義的無神論、唯物論,還有壓迫傳統的侵略統治性格,他們拆毀教會、驅除宣教士、否定上帝和個人的信仰良知。它與基督教的戰爭公然明顯,瞬間突破了新教教派內的局部神學紛爭,而立刻不僅將新教不同教派、甚至連天主教都團結了起來。

邊界三:泛道德主義(moralism)

除老共之外,福音派也同時在社會內部打文化思想戰爭,主要對手對於出自於二戰後疲憊的「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他們倡議波西米亞享樂主義、藝術實驗、使用迷幻藥物、另類性取向、混合東方宗教(印度教、禪修、佛學)。崩潰、頹廢、墮落和不務正業,是這個世代青年的標籤;隨後1960年代年輕人以嬉皮為潮,反古典、蔑視傳統和權威、性解放、反越戰(在基督教世界與共產主義國際戰鬥上扯後腿)、「神死神學」。

「反世俗化」讓這時期泛福音派染上了濃厚「道德主義」的重墨。因而許多時候福音派的身份,呈現以外在(特別是性道德)「純潔」為承認的形式。「婚前性行為」、「與非基督徒結婚」、「同情同運同婚」、「宣稱基督教的上帝與伊斯蘭的阿拉是『同敬拜一位神』的兩套神學」…,大致上都在挑戰著這個福音派認識認知的界線。

「福音派」從第一、第二的時期走到這時,已經變得複雜和疲憊。因為它起因於「宗派的複雜」而想要維繫「自身的單純」以凝聚宗派;但是當世界本身愈來愈複雜起來,維持單純不再是容易的事,反而使它易於受到世界外部的議程左右和界定。

(六)後宗派時期的福音派(1990-)

然而時代並不放過拖著這個「自由神學」時代問題的我們。1990年代鐵幕垮台、全球迎接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全球化」,福音運動被拽入「後宗派」的第六期,並再受到新興「第三波靈恩運動」的侵蝕、夾殺。

「第三波靈恩運動」帶有成功神學(prosperity gospel)色彩、隱含物質豐盛祝福,和在這波全球化下具有最佳適性。 無論是在第一世界城市的「巨型教會」,或是在第三世界的「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第三波靈恩運動」都扮演教勢增長的火車頭,成為最大贏家。

而難有力量去探問新教不斷革新的神學思想資源,是否能幫我們在這些問題中做到一致性,包含對獨一上帝的忠貞和對基督福音的熱切。

當主流新教望向 「全球南方」 的新興教會時,他們常常將 「第三波靈恩運動」與「福音派」視為同一物。但其實只要用「Bebbington四邊型」去檢視,就看見兩者存在合作之外的諸多張力,例如它擁有「決志轉向(Conversionism)」和「行動主義(Activism)」特質,但是在「聖經主義(Biblicism)」和「十架中心主義(Crucicentrism)」方面,會叫傳統福音派人士諸多疑慮。

在上階段的福音派透過「反抗世界大勢」來界定自身的內聚和保守中, 「第三波靈恩運動 」將全球化的「(自由)市場邏輯」直接運用在教會建造,展現了行動主義的積極特色。

「第三波靈恩運動」 不像今日是很多人以為的是靠迎合「上層菁英」,其實它的上升, 係在「自由貿易」世界人口大幅脫貧的時刻,緊抓廣大中下層族群向上移動的浪潮,服務他們心理需求,成為他們的積極指引和社會關係黏著劑。

單就這點,一二三波靈恩運動的著陸具有John Wesley、George Whitefield 時期的福音復興運動特色。只是在這個「第三波靈恩運動」教會成型後,形成了更多的平教會事工和組織,包含敬拜讚美學校、權能佈道事工、通宵禱告山、巡迴敬拜樂團,在這「後宗派時期」抽走了福音運動聯盟的大量能量。

省思:2019

到此,吾人必要再思「福音派是什麼」、「福音派不是什麼」了。

在這個2019年的當代大眾媒體的語境中,如果使用到「福音派」這個字眼,它的定義以及族群想像99%絕對都是指第四、第五時期的基要反動派:「支持川普」(北美)、「排拒多元」、「無法與社會時代對話」,然後還有一個把「反共(反社會主義)」和「反世俗化」攪於一鍋的「黨國基督徒」標籤,就是指(咱)這群人。

可是,在筆者曾就學的中華福音神學院、美國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Wheaton College,或是以事奉參與響應的Lausanne Movement、CCCOWE,都不會承認這種界定方式。大家認同回歸的是第二時期的「福音復興運動」,也是在這個立場上,我們嘗試為「超宗派的福音神學」撐開空間。

大家一直願意相信,「泛福音派」可以是靈活的、包容的,而認信(confessions)賦予我們的應當是積極的資源、並非消極的包袱。

然而,這個想像背後的現實存在於「主流宗派」,用於描述「福音派」卻不全對。無論是信義會(路德宗)、衛理公會(循理會)、長老會(改革宗)、浸信會、聖公會、神召會,當我們認真地沈浸在這些宗派標籤裡邊的實質時,其中是存在豐富的智性維度的。

——「嬰兒洗」和「浸水禮」不是關於泡水泡幾分滿,而是人性、人格(personhood)、自由意志與救恩的終極論證。
——「化質說」跟「紀念說」之辯,不是一塊餅乾怎麼烤怎麼吃,而是我們對於這個創造和物質宇宙具有神性臨在之成分或時機的體悟;對生態、對開發、對我們與基督在什麼樣的意義上交往和共融的方方面面扣連著。
——「經課集」或「公禱書」的存在不是方便你我預備講道而已,而影響我們看待聖經與傳統、傳統與時代的關係。

宗派非常地豐富——當我們不是將它當作標籤,而是願意按照傳統認真地思辨時。想要在「超宗派」的基礎上建立福音(認信)神學,是一種超艱鉅也是超可怕的挑戰。因為想要真正浸濡並領略認同一種主流新教傳統的深刻,最少都要花上十年的時間在一紮實的傳統堂會實地參與、認真研究。

跨宗派的艱鉅(or 兼具?間距?堅拒?)

在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 號稱跨宗派的神學院,但它僅是要在師資間共存、並維繫「加爾文正統」和「亞米念/衛斯理正統」兩個神學傳統張力,再把福音派重視的「聖經研究」治學做好,就足以福音派最聰明的一票年輕人無暇分心他顧。
對基督新教對那曾經引領時代、超越時代的宗派傳統,跨宗派神學教育就像是那個提供拳手切磋競技的擂臺,允許彼此之間鬥而不破的交流精進,是新教神學的優美。

然而正如Larycia Hawkins 離職風波所體現, 提供擂臺的超宗派福音派,本身並不是格鬥譜系出身, 一旦拳手「疑似」使出了規格外的套路,需要動用「裁判」系統時,這樣的擂臺可能瞬間崩塌。

2016年,Wheaton College與其政治系專任教師Larycia Hawkins達成自願離職(事件參拙帖彙整,和連結討論區連結中臨風兄的文章)。Hawkins 於臉書宣稱「基督徒與穆斯林敬拜一位神」,在校園戴上穆斯林婦女頭部包巾表彰理念。

校方基於此舉與認信宣言中的「承認三位一體真神」信條有違,召開特別協調會議。Larycia Hawkins不願走完協調會議流程、自願接受資遣。Hawkins的聲援者則向社會外界訴諸白人基督教校園排穆(islamophobia)、在就業上歧視少數族裔和女性在白人福音派…。

事後,Larycia Hawkins 接受University of Virginia (UVA)宗教系延聘,學術不再受到認信框架限制,彷彿從一個「規則綁手綁腳」的跨界擂賽場,進入了無限制格鬥的MMA(指UVA)。

在這個過程中,Wheaton College 作為跨宗派福音神學院不單失去了在神學上協調眾多雜音的能力,也使得多年間透過神學研討會不斷撐開「神學科際整合」、泛宗派對話的社會形象努力遭受重挫。

福音派神學研究以「認信宣言(articles of faith)」決定邊界約束著負有教學任務的教師。這份(跨宗派)認信宣言就像是解題的「標準答案」,但它卻像是沒有能力驗算答案的批改者,它仰賴場上的解題手(神學教授)提供驗算算式,但又限制解題手又必須是符合這套標準答案規則下的產物,由此產生了靈魂的矛盾。

「宗派」是包含某些教義、傳統、習慣和優先順序決疑模式的基督信仰團體,
「福音派」過去歷史上從來不是。 「宗派」是一套有「算式」和「驗算法」的世界觀(標準答案)獲得方式;是宗教改革的神學思想菁英們們對過去1500年基督信仰累積智慧的總檢索、迭代更新與再創。

「福音運動」在歐美泛基督文化的土壤中生成,仰賴宗派在外圈保護提供的信仰安全感,作為平民運動而自帶「極小化」(minimalist)簡約和靈活。它作為一種「向心性」力量( centripetal force )而萌芽;只佔據空間中「小不點」的它不曾需要費心管轄圓周邊界(periphery)事務;

「只要你跟我向著一樣的中心(biblio-centric、gospel-centered、christocentric)、把握核心原則,你就是福音派!」

「福音運動是向心力,宗派是外圈」

然而福音運動到了本文中的歷史第三、第四期,隨著宗派成色的淡去、世界新思潮在「泛基督文化」外圈的擴張,福音運動逐漸變移成邊界設定者(boundary arbitrator),而且有了一個雖然比當初的「圓心」寬廣、但遠比宗派邊界狹隘的圓周。這時它即已經潛藏危機。 這種危險我稱之為「福音派的僭政」。


「宗派外圈虛化,福音運動不再向心,而是在圓心周邊當起邊界警察,成為今日大眾語境下的福音派特色」

當福音派開始治理邊界,這意味著它必須深化,得出自己的「算式」和「驗算法」;但同一時作為一種平民心靈的解放工程,它的潛意識也一直抗拒著深化扎根。

深化的努力曾經存在1940年代至1970年代間,學者牧者領袖諸如 Harold Ockenga、Carl F. H. Henry、Gerhard von Rad、Bernard Ramm都各自試圖在學術和智性上重振廣義福音傳統的大方向。可是這樣的努力一方面與既有的宗派拉扯。

二方面就是福音派的實力組織也不怎買單。
世界跨宗派福音派都是「行動主義」,在地的是面向全地萬民的門訓(discipleship)、差傳(mission)、福傳(evangelism),他們強調「實踐神學」(Bebbington 的 actvism)、不在意福音派學者們努力的「聖經神學」(Bebbington的 biblicism;也參考連結中 Mark A. Noll 1994年發聾振聵的 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 一書)。

至於「系統神學」,或說「堂會是什麼」、「堂會治理」、「政教關係」、「聖職」、「聖禮」這些「禮儀神學」和「建制神學」,更是沒有能力及心力處理。

往好的說,「福音派組織」、「福音派聖經研究」、「宗派建制」三方的模糊分工,可以是福音神學更加發展不受限的創造性模糊,卻也可能是福音派害怕碰觸宗派分歧、故步自封的因由。

——它號稱「超宗派」,卻只是各新教宗派中比較保守思維的一群人的聚斂;這種
聚斂是在「圓心」周遭劃一塊比宗派更窄小的圓圈;行為舉止守在這圈圈中就基本不會犯錯。但走到了今日,這樣的思維卻也在面對同婚、處理女性按牧、和外邦人通婚、教會懲戒的事務上捉襟見肘…。

作為一個道德方面以這窄圈最高標準自律的傳道者,我卻對福音派如今「邊界管制」(policing the boundary)的被動思維感到哀傷。

結論

「新教主流宗派」系變革(reformation)而生,其內在精神是一種不斷變革的趨力 (semper reformanda) ,在處理政教問題(教會論、教會與世界的關係)也有一套自身系統。

但近代的「泛福音派運動」的神學教育、新興教會信徒教育,號稱「超宗派」,但既未能真正做到「協調和包容各宗派神學算式」,以維持「向心性」的行動特色;也尚未能應運時代變革,行動力和靈活度完全比不上「後宗派」的第三波靈恩運動

此刻不論是華福、華神、Lausanne,福音派運動已經到了靈魂索尋的時刻:作為在1970年代興起的「泛福音派」的平教會事工,該怎麼去面對我們視之為「世俗的滲透」, 卻仍然為福傳和牧靈保持邊界的通透(porosity)?

如何在智性、教牧、和靈性上向多元的當代俗世伸張 ,卻又保持「基督中心」的向心性、有層次地「在多樣中合一」?

在18世紀福音運動緣起的那個Wesley時代,它曾經一點也不害怕與世俗接觸,因為它有強大的向心力和轉化力,化水為酒。「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它是吞噬世界一切污物的黑洞、它是打開電源100倍強力的吸塵器,潔淨一切,叫這世界成為神的聖所。

但如今叫人害怕的是,我們拔了吸塵器拔了電源,然後沒有能量而死氣沈沈地為防塵而疲於奔命。

如今福音派運動已經到了靈魂索尋時刻: 當福音派不再是一種吸引世人的向心運動, 我們其實失了福音運動的靈魂。

相關書籍:


Fundamentalism and American Culture. The Shaping of Twentieth-Century Evangelicalism: 1870-1925
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
A Place at the Table: George Eldon Ladd and the Rehabilitation of Evangelical Scholarship in America
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Con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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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習近平正在改寫清朝歷史

【習近平正在改寫清朝歷史】

Source Link: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01/29/xis-china-is-steamrolling-its-own-history/


大夥只曉得最近中共官方對「清宮劇」下了限令,說是宮廷勾心鬥角,不利公序良俗、教化人心,但事實上這是整個「黨的中國史」大計畫的一部分。新設立在中關村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是這個歷史設計商店的總舵。

▍厲害了我的清

大約半世紀前,世界各地清代史學者就已達成共識:始於1644年的清朝,以滿族入關攻下明朝首都北京為開端。遵著明代朝廷制度,在17世紀後期,清朝的版圖超越了明朝,擴向台灣、蒙古、西藏、新疆。 18世紀是清朝的盛世,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它在建築、哲學和藝術方面的成也驚嘆了訪清宣教的的耶穌會士,並透過他們,連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都在影響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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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19世紀,帝國遭受了歷史上最血腥的內戰「太平天國起義」;西方列強以船堅砲利剝奪了帝國的貿易主權和都市經營權;隨後現代化崛起的日本,則讓中國面對了現代意義上的殖民威脅。


▍混合國族主義與共產主義

但這個詮釋模板,中國民族主義運動(最初以國民黨為代表)下的部分歷史學家卻不同意。他們認為滿族在日本之前就已經就是一個外來民族文化破壞者。他們認為清朝的腐敗,一部分顯示了滿清貴族並無抵禦洋人侵略者、捍衛漢文化主權和領土的決心;縱容奴役、屠殺和羞辱在這片土地上發生。


「習思想」的史學家挪用了這套宣稱,把現在從鴉片戰爭發生的1842年至1949年間被概括為「恥辱世紀」,這有助於1949年後建政的中共鞏固其合法性宣稱。
習近平甚至說,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的核心,必須從歷史中拿回來。他們忽略了清朝和其他過去的統治者一樣,用儒家思想壓迫了整個中國人民,以奴性封建社會的階級制度。甚至從五四運動至文化大革命以來,「正統」共產主義的史觀是敵對儒學傳統、揚棄孔孟的。


「習思想」重建歷史的策略是有選擇地從國民黨的民族主義和共產黨的共產主義史學中「混出新味道」,並堅決遏制全球化下比較史學的影響滲透。


▍王道天朝

特別是美國歷史學家將清朝描述為一個全球性突出的征服帝國,其權力和財富乃從包括種族滅絕在內的殘酷手段得來。在蒙古、西藏、新疆,歷史證據都指出,清朝都投放了大量的軍費實施控制。而台灣,也是在歷史上第一次被納入了建都中原之帝國朝代的一部分。


但顯然,說清朝領土是「征服」而來,就表示什麼「中國固有領土」乃是無稽之談,從而賦予藏獨、疆獨、台獨合法性。這是「習思想」必須解決的困難。因此,他手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撰寫的清史,要將將清朝從一「征服帝國」改寫為「王道天朝」,而蒙古、西藏、中亞和台灣人民都是心悅誠服歸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