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慕天
▍一、論教會與地上政治的區別
見有人引施禮華神父一篇講道自述說:
「我從不過問來訪(告解)者的政治觀點,因為我根本不在乎 …… 我對政治不感興趣,理由是每個基督徒都享有全然的自由,但也要承擔個人的責任。 我們可以不受限制地參與合適的政治、社會、文化活動,但教會訓導禁止的除外。」
「為了你們靈魂的好處,我唯一擔心的是:一旦你們超越了界限,那你們的行動便與你所宣認的信德對立起來。」
這句話深入我心。它為基督信仰保留一個思想意志的堅定,是以天國的視角參與世界政治。
西班牙天主教施禮華神父(Josemaría Escrivá, 1902-1975)於1928年興辦的主業會(Opus Dei)修道團,致力「推動天主教聖職人員與平信徒都於入世和日常活出全人聖潔」。
施禮華說:「我身為神父,只談天主。」這背後的明斷,有公共神學的深意。諸如:綠能政策或國防政策如何處理?民主與憲政改革將如何抗爭遊說?有一個衝突事件中兩方都情緒精神受傷了,該如何各打50大板並同時包紮、引向復和?
「神職人員」或「教會」在神職的權柄上,能夠參與政治的程度十分受限(或是說,神權的「自我克制」)。我們只能在信仰大原則給予信仰資源的啟迪和牧養,但往往無法具體到能夠參透地上政治議程的細節,不適合只有一味譴責、更不應無條件站台為特定政黨/手段/候選人/思想運動背書。
——這並非禁制神職人員在穿戴牧師袍服事以外的時間進行公民實踐、也並非推崇「無政治」的講道、以超然中立為美。然而屬世的政治活動基於它們的複雜多變性(volatility)和易朽性(fallibility &corruptibility),擔不起「彌賽亞式」的受膏。基督徒或神職人員明顯屬於當下權宜判斷的政治犧牲、對抗決斷、與世俗派妥協合作,也都要知道自身的參與不代表教會、也不應將教會所公認的「祭司性神職語言/符號」輕易投注在當中。
除非在一件事上,聖經的信仰資源和教會的傳統共識能給予壓倒性的清晰指引,否則基督徒的政治公共參與,都只是「此時、此刻、現階段務實有限的理解和手段下」,基督徒以「個人良知」對上主的行動回應。
施禮華說:「我身為神父,只談天主」的精神,與初代教會使徒對於聖職者呼召需要的靈性專注和寬廣,是一致的:
1門徒不斷增加的時候,講希臘話的猶太人,埋怨本地的希伯來人,因為在日常的供給上,忽略了他們的寡婦。 2 於是十二使徒召集了眾門徒,說:“要我們放下 神的道,去管理伙食,是不合適的。 3 所以弟兄們,應當從你們中間選出七個有好見證、滿有聖靈和智慧的人,我們就派他們負責這事。 (Acts 6:1-3 CNV5)
▍二、羞辱隊友,憑「借來的義」?
「可是」,該貼文作者接續寫道,「香港自從佔中事件後,偏偏多了談政治多於談天主的神父及牧師,給人的印象是他們的信仰被政治凌駕了。 」「這些公開或暗中支持使用暴力抗爭,破壞社會秩序安寧的神父、牧師、傳道人及他們的追隨者,」他問,「算不算施神父所講的『行動與所宣認的信德對立起來』」呢?
果然,討論區挑起了戰火,一連多天、多篇。
我的看法是,發帖人引施禮華神父的話,起初應先讓這樣的行誼品格成為自己的生命座標:效法你個人心目中,那聖徒為人著想、謙卑、在牧養的位置上堅定不移的品格。高舉特定聖徒的言行,並不用在信仰勒索、打壓受話者。以「反觀現下某些基督徒⋯」為起手勢的廉價批判,張口說是為著教會的聖潔,在表面的敬虔修辭和教義神學正確下,卻一樣可能引渡了私人政治立場而不自知,忘記了「謙卑」的功課。
退多步說,即使「施禮華神父的言行足以成為這些人的當頭棒喝」,我們也不能忽略個人的靈性起步、信仰操練、面對的時局和擁有的資源迥異。個別牧者在現實處境的危殆中,為義豁出了抗爭的勇氣,在去脈絡的比較之下好容易被扭曲蔑稱為「假師傅」、「政治牧師」⋯。這是缺乏「同理」的問題。主內肢體不應該允許這類貼標籤手法經手你我淪為一種方便的攻擊。
哪怕你我認定一些熱心關切政治格局的信徒傳道人中,是深陷世俗議程而「被挑旺了血氣」、是「受到不平衡的資訊」鼓動而「誤導情緒判斷」的「當局者迷」、「此刻部分激進言行,有難當眾聖徒牧者導師的靈性虧損之處」,我們都該是為他們禱求智慧、禱求溫良平靜和情緒醫治,並在自己具體的位置做法上去支持那分公義。在觀念的問題上,「愛心」常是我們需要重拾的初心。
▍ 三、「聖人」施禮華的「主業會」疑雲
華人基督新教的世界知道「聖施禮華神父」故事來歷的並不多,對於華人坊間有「西班牙慈濟」之名的主業會(Opus Dei),見聞印象也多來自暢銷書《達文西密碼》中真假成分難辨的小說創作。
然而,主業會歷來的老鼠會式傳銷、秘密結社運作,確實並非創作而是真有所本。這起施禮華神父和主業會可視作羅馬公教版本的另類「成功神學爭議」,至少存在以下四個可議層面:
- 組織帳務不透明
- 禁慾和修道功名主義
- 封聖程序弊端
- 親善政治法西斯
針對這四點,本文將逐段引據並論述,用於提醒我們:以天主教「聖徒」的行誼標準挪用施禮華神父時,可能有太過片段浪漫和歷史廉價的去脈絡風險,並有最壞的可能是絆倒了基督徒群體對公義與和平的追求。
▍ 首先是「老鼠會傳銷」、「秘密結社」這點。
「主業會」前述的精神,雖原則上受到歷任教宗和教廷神學家肯定。但往昔它的成員與財務流通都不公開。這個修道團運作的系統本身依靠招收「單身學員」在「主業之家」居住,操練踐行在世得勝的生活。
主業會的科層嚴明,學員群體擁有「修會籍」(prelature,梵諦岡下屬人主義的自治修道團,與屬地主義的 dioceses 堂會籍地位平行),單身學員因此不管身處何地都對面向主業會上層有「隨傳隨到」的義務(plena disponibilitas),成為在世界各地可以被調派出任務的志工。或是慈善、或是社交、或是幫新人適應生活,由於需要高度的參與委身,大部分的學員都必須在工作、學業妥協,並且考慮「婚姻」為身外之物。升級後有「學員小老師」,還有招收已婚家庭成為出錢取代出力的「超級學員」、成為修道團內部領袖的「主教」、「主業夥伴」等等。
在過去那個保守主義氛圍,主業會的過度緊迫拉下線他們有一套稱作「愛心轟炸( »love bombing »)的拉攏交戰法則;施禮華更宣揚學員要「自殺式傳教」( »you must kill yourselves for proselytism »)。
▍四、修道功名主義:使命門訓或精神虐待?
科層導致功名主義,還有各種勉強肉身意志表現的禁慾式敬虔。《后翼棄兵》中基督教孤兒院發鎮定劑來退慾的一幕,主業會過去真的是如此操作的。睡木板、穿釘子衣這些「懸樑刺股」的靈修勵志手段,也被以保羅「我是苦待己身、叫身服我」這句話支持。
主業會論資排輩的科層功名,在1982年被若望保祿二世認受納入為「屬人監督團」(概念如同 [特別]牧區」)前,一直與梵蒂岡正式認證無關。認證的也是整個「修道團」的自治地位,而不是裡面細分的科層。
有些內部成員被誤導很久,脫團後出面指控主業會高層一直以來刻意模糊有關聖品階級的資訊,以誘發人們在「錯誤(功名)期待」上的積極進取。大家被鼓勵要儘量為這個團體出錢出力;要是捐了家產、日後卻對組織失望自願退出,當然也是沒有資格追討分產——這樣的權責運作,比夫妻離婚還更無平等公義可言。
主業會過去會把單身學員家人的信先拆開檢查,確認內容「安全」才朗讀予收信人。若是信中有寫勸退的話迷惑他呼召,就私下銷毀不朗讀。他們引〈路加福音〉14:26 耶穌說:「人到我這裡來,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
「過去確實是如此,」主業會發言人在2001年對此爭議公開承認,但強調已經與時俱進改善做法,「現在畢竟寫實體信已不流行了。」主業會現改為開明的事先教導,要學員與家人通訊談到有關「職業呼召」的話題內容時「主動通報,尋求主業導師的靈性輔導指引」。
我的診斷是:精英化、苦修、性別隔離、邪教般拉人的做法,個別拆看都是可以諒解來自教義偏狹、但本乎「正念」來做,也能在過程中抵銷弊端、結出善果。但在主業會的運作中,這四點非但緊密互相鉤連,還再加上「秘密」以及「難以從外部問責決策」。
如此縱然領導者再如何本乎個人善念,都難以在組織擴充膨脹後,倒向領袖自我絕對化、權力控制極大化、機構內部瀆職腐敗/失去清廉監督等重重問題。
有競爭對抗關係的耶穌會基於此,認為主業會沒有不將組織運作公開透明化的理由。但主業會高層過往的回應是:學員的會籍並不會直接在社會公開關係當中被使用到——意指它就像獅子社、扶輪社、門薩俱樂部、圓桌會等俱樂部。「既與社會利益信用無涉的會籍,就不應該被強制要求透明揭露組織人員」。
只是一想便知:對於標案、審評、公眾事務的權力推舉和集中,這一層如此高強度高黏度的宗教社團關係,豈是可以自外於「利益關係申報」的呢?
▍五、快速封聖,教宗私心?
更多負面的親身故事可以看自稱被主業會「監禁」18年的施禮華前秘書 María del Carmen Tapia 出版Beyond the Threshold: A Life in Opus Dei (1998) 爆料之作。
雖說一面之辭不可盡信,但算上去這已經是1990年代第三本重磅揭露主業會內部惡性文化與施禮華神父個人爭議的書籍了,且有別於前耶穌會成員Michael Walsh 帶有偏見和過時印象的Opus Dei: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ecret Society Struggling for Power Within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1992)、《紐約客(The New Yorker)》1994年10月號資深記者David Remnick 探入天主教會秘辛的初試啼聲之作 « The Pope in Crisis« 、調查記者Robert Hutchison 客觀詳盡、資料引述豐富、但仍是從外部切入 Their Kingdom Come: Inside the Secret World of Opus Dei (1998)一書,這是來自施禮華神父身旁至今最貼身、最資深人士,在這位主業會創辦人過世20年後撰寫的個人回憶。
這本書在亞馬遜得到了4.4分評價,許多精神被摧殘的(女性為主)受害者都出現為書中細節的信用背書;而主業會曾爆發學員性侵醜聞,被官方力壓新聞,如今也得到了可貴的內部視角還原參照。
基於組織多年遭受指控為不透明和粉飾太平的爭議甚囂塵上,我們本應給予爆料者和調查記者多些聆聽,「讓子彈飛一會兒」。
特別是在1992年5月給予施禮華神父祝聖第一階段「宣福禮」之後,第二階段的正式「封聖禮」應當更加審慎。
偏偏在Robert Hutchison 、María del Carmen Tapia 兩本揭露主業會創辦人醜聞的書籍出版隔年,保守派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就再度拉寬「封聖」標準,並加速準備讓施禮華神父封聖之路上的一切路障排除。2002年,若望保祿二世獨排眾議為施禮華神父封聖,多方溢美稱其「應被列在基督教偉大的見證人之林」。
這個封聖速度插了許多天主教信仰領袖至少半世紀以上的隊,評估過程更排除了批評反對的異見,這也就使得「政治力」在「施禮華封聖」的失德運作,必須被納入質疑。
——按照教廷歷來對於教會名望人士逝後「封聖」的原則,是必須分別至少找三位平生素來反對他的「黑粉」進行獨立詳細的考究,從該人私底下書信、硬碟(家屬可以不公開,但就會影響封聖考評)、周邊當事者訪談,對其品格疑慮釐清心悅誠服,才報請教廷為他封聖。
施禮華的封聖程序被指有嚴重的「親衛隊自嗨」問題;主業會曾在1982年幫教廷還了2.5億美元的債,但不僅主業會被教宗認納為「屬人修道團」的破天荒決議在同年通過,連封聖程序需要指定「魔鬼代言人」的上千年傳統,都是在1983年若望保祿二世取消的。
天主教的追封聖徒的過程從前為求在屬靈影響力的評估上達到客觀,因此歷時間隔十分漫長,少則數十年、長則多個世紀,若望保祿二世卻將「逝世後5年」的最短間隔也在1999年時取消。
儘管當年此舉公開看是順應著德蕾莎修女(1910-1997)的支持群眾壓力,但德蕾莎修女最後也等到2016年9月時才在教宗方濟各任上封聖——其個人之靈性與上帝觀的欠缺和爭議卻未獲釐清,必須指出:從1980年代施禮華甫過世,到2002年完成施禮華的封聖程序中,若望保祿二世大開方便之門、個人毫不避嫌,皆開下了影響惡劣的先河。
不僅主業會諸多私下爭議與精神虧負,也還沒能到說「瑕不掩瑜」的地步;施禮華曾在1968年與西班牙政府司法部申請一個中世紀侯爵貴族名號,這也與圈中指稱他「沽名釣譽」的傳聞相符[1]。
對於施禮華是否「偽裝敬虔」,先是有旁人說施禮華「私下表現出暴力氣,對他人幾乎沒有表現出慈善或真正關心窮人」…,這與一般主流印象不符。在「寬厚原則」與「無罪推定」下,吾等原應摒棄誅心之論,然而在涉及公教「封聖」(canonization)的認定時,其標準就是應要連「誅心」都擔得起、連「有罪推定」原則都能被證清白,才算過標。
▍六、來自神學家的批判:政治超然或神話?
對於主業會的內幕和施禮華神父個人的人品爭議,已經有許多天主教左翼記者、調查團,代替失職的教廷做了詳盡的「魔鬼代言人」考察。
僅就公開的神學論述作公共神學評論,我們更發現早在1960年代,蒸蒸日上的主業會,就已經受到瑞士天主教神學家巴爾塔薩(Hans Urs von Balthasar)抨擊其內涵的世俗和膚淺。
巴爾塔薩的神學寬廣、深刻,在新教神學界十分知名,其作品的涵養也為個人所敬重。但他在1963年的一篇文章中少見地針對施禮華的《道路(The Way)》一書重話批判。他說,這本在主業會擁有逼近聖經地位、學員必須熟讀熟記的小冊不過是以一本「高階童子軍的西班牙文手冊」;對一個宗教組織的經營,它提供的是「不充分的精神信仰」。
相較於若望保祿二世2002年的封聖佈道引用中施禮華的《道路(The Way)》一書中對於「祈禱-補贖-行動」三步驟的教導、稱施禮華為「實踐祈禱的大師」。巴爾塔薩在那40載之前批評施禮華的祈禱神學「幾乎完全在自我意識的圈內移動」,是將「異教式(pagan)、使徒性(apostolic)、拿破崙式(Napoleonic)元素參和的自強哲學」[1]。巴爾塔薩神學洞見至今仍在不斷發光。
除了對其精神和神學思維的深度提出問題,巴爾塔薩也認為施禮華自詡的「政治超然中立」完全禁不起檢驗。
西班牙在1939年以佛朗哥將軍在內戰統一全國後,開始施行法西斯獨裁統治,其中1959-1975年的後半段也是被稱為「西班牙奇蹟」的經濟飛躍年代。法朗哥此時期有多位政府重要技術官僚都是主業會的成員,包括:
- 阿爾貝托·烏拉斯特斯(Alberto Ullastres):佛朗哥第六政府貿易部長(1957-1965)和第七/八政府歐洲經濟共同體大使(1965-1976) 、佛朗哥將軍。
- 馬里亞諾·納瓦羅·盧比奧(Mariano Navarro Rubio):佛朗哥第六政府財政部長、西班牙央行行長、「西班牙奇蹟」三傑之一
- 格雷戈里奧·洛佩斯-布拉沃(Gregorio López-Bravo de Castro):佛朗哥第六/七政府工業部長、第八政府外交部長
- 勞雷亞諾·洛佩斯·羅多:佛朗哥中期外交部長、無任所閣員(不管部部長)、「西班牙奇蹟」三傑之一
- 胡安·何塞·埃斯皮諾薩(Juan José Espinosa San Martín):佛朗哥第七政府財政部長
- 福斯蒂諾·加西亞-蒙科(Faustino García-Moncó):第七政府貿易部長
——在這裡,「施禮華的主業會」之於「法朗哥右翼軍事法西斯政權」,幾乎就是「南韓福音派教會」與「朴正熙右翼軍事獨裁統治」的伊比利亞半島翻版。
巴爾塔薩稱施禮華的天主教愛國主義版本是「整合主義」,並指出「儘管主業會的個別成員政治選擇肯定是自由的, 但它的集團文化預設就是不可否認的佛朗哥主義成色」。[3]
當時的西班牙也處在反共的熱潮下,差異在於這熱潮的源頭在更從前就被法西斯啟動並納入了德國納粹的影響範圍;而整合主義的主要目標就是「用世俗帝國權力的手段推動基督信仰」。施禮華曾在1968年為希特勒辯護的言論:「希特勒不可能是個壞人。他不可能殺死 600 萬人 ;400萬都沒有…」
事後他解釋,這番言論應該放在西班牙天主教反共產主義的背景下看待,並強調在 1941 年,主業會為數不多的年輕成員有在納稅的西班牙分支參軍…
1988年過世的巴爾塔薩晚年升為樞機主教身分,那時沒有再批評西班牙民主化後的主業會什麼,表示不熟的事他不論斷。但他重申自己對於施禮華的神學和靈性淺薄的交流認定。
以個人所見,巴爾塔薩在早年率先勇於批判的洞見、在晚年表達智性謙卑和寬厚的立場,更接近一位信仰先知超越時局順逆的「政治超然」表現。
▍七、「收刀入鞘」來自誰?——基督話外的和平要素
施禮華神父逝後,許多其身邊人的生平回顧都不約而同地證實,施禮華神父內心並不是法西斯主義的擁護者,「那些年,施禮華其實痛恨獨裁政治」。但這便更難解釋我們對他的道德勇氣和立場疑惑:他自己為什麼不表達呢?若施禮華恨獨裁、也支持民主,是讓支持民主的人付出犧牲,而自己超然中立、祝福天主教西班牙的當權者,這樣子人們在黑牢中和流血抗爭中爭取來的民權和公義,不正應當顯為他的羞愧嗎?
施禮華恨獨裁,但是他自己的主業會組織本身就是一個權力高度傾斜、問責不透明的高度掌握集團?為何貢獻金錢的「超級學員」,就算犯了各種肉身戒也可以享有修道人的清譽?
其中高級成員又多在當年政治獨裁時為當權者服務、享有經濟增長飛躍最大塊餅的既得利益;施禮華的禱告神學卻把絕大多數的重點都放在個人化的道德修養和情慾對付、教導窮人們要清心寡欲、順服在上配劍的掌權者政府,這是彰顯上帝國的公義嗎?
寫出如此整理回顧,並非為著特意描黑鞭屍一人和其事工帶來給數百萬人真實靈性啟發的貢獻;然而這會讓我們看到那些急於拋出「政治超然語錄」、譴責為民權為公義發聲牧師的基督徒論點,如何有可能落入了一種廉價和膚淺。如此,其版本的天主教愛國主義,如何可能是一種政治超然?如何可能不是一種整合主義?又如何能夠用來在屬靈上貶低和羞辱那些「革命基督徒」、「暴力牧師」呢?
前些日,我與香港郭偉聯博士私下交流勉勵。因我們知道當刀劍臨到,基督式的和平不是在廟堂安座的嘴上空談,而是比發話勸慰的對象再「多走一里路」的道成肉身同行。
「你們與罪惡相爭,還沒有到流血的地步。」(來12:4)
這罪首先不是別人的罪、這血也不是別人的血。有多少人意識到,要站在那個位置說話,是必須親歷十架和流血的啊(可 10:38)。
▍Reference:
- [1] Hutchison, Robert [1999]. Their Kingdom Come: Inside the secret world of Opus Dei, 150-1
- [2] von Balthasar, Hans Urs (1963), « Integralismus », Wort und Wahrheit (in German), 18: 737–744.
- [3]. von Balthasar, Hans Urs (1964), « Friedliche Fragen an das Opus Dei », Der Christliche Sonntag (in German), 16: 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