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阿富汗與塔利班 一點澄清闢謠

#中東研究
文／邱慕天（中華民國教育部2018年中東政經研究公費博士留學）

▍〇、前言：

前幾天有一篇從「國際難民組織」台灣人視角原生文章，採訪「阿富汗人」談自己國家局勢。除了某大報願景工程竟轉載，一些（教會圈）朋友都轉發了，覺得說「寫得很好」。
然而其中有多處邏輯架構、事件詮釋、可能性分析的專業錯謬，我也發現作者確實不是國際政治或是中東研究背景的年輕人。

原先一如早先解釋分析以巴衝突時，我認為真正長期關注國際領域、對於遙遠的局勢危機擁有專業決策和實質影響的圈內人，沒有理由被外行粗淺的論述「愚弄」。

反而，辨別不出資訊真謬的廣大華文讀者，苦口給予「啟蒙」國際觀或「訂正」信息，皆已非個人離開媒體產業銜接學術後再有興趣為之。然而對於該文滲入了並擴散於我個人的朋友圈，影響彼此交流認知，則殊為難忍。

故此我8月23日私下為文張貼個人朋友圈內，後隨更多讀者反映有的資訊需求，三日後轉為公開。以下就當是給知道在該篇信息背景文章、也想要更多明鑑國際局勢和新聞眼的朋友，做些公開免費的資訊服務吧。

（以下專業內容僅代表作者個人研究心得與信息詮釋，不主張最終權威判讀；並保留接受指教與日後修正的空間。附有論文或外電超連結註腳之段落，敬請參照原文以得到更精準全面的信息脈絡。）

▍一、帶風向

首先，年輕人在國際組織工作，又能關心到自己本身服務範圍外其他動盪區域，都是秉意良善。只是這文章劈頭說國人分析評述阿富汗，都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說他們不懂阿富汗當地，只為偷渡個人統獨議程。既踩了藍也踩了綠。這又何必呢？彷彿台灣方便都不曾有就事論事的評析、也不曾有人參考和採訪過來自阿富汗人的一手資訊。

接著，文章就以一位先前就在海外的阿富汗平民，以一位「深諳阿富汗政治局勢」的專家登場，為「真（The）阿富汗人」的真正想法代言、一槌定音正統。無視國內至少有三、四種彼此衝突的主流派系意識形態。

個人並不一定反對由「單一專家」呈現議題全貌。前提是這人必須做到一定程度地公正、客觀；受過一些專業的邏輯思考訓練。他必須把自己「把握程度不一」、「帶入主觀的個人偏見」、「自己情感上反對、但屬於敵對陣營自我認知的關鍵主張」．．．，都陳明出來，然後標準一致。

偏偏撰稿人並沒有追究受訪者資訊當中的主觀片面，丟出的詰問都是”softball”；寫成中英文章後，還在語氣重墨渲染、加強自己這位受訪者意見的權威／絕對味道，造成了一些效果。

▍二、蘇維埃

主觀和矛盾一開頭就出現了。

第一段論塔利班，Ｈ劈頭說「這些人根本不能叫做穆斯林」；設可蘭經學校、又建立神學士制度這些「只是收買人心」、「以宗教的名義，哄騙沒有受過教育和無依無靠的民眾」。

這樣說塔利班，本也不無道理。但下一段他接著稱「1989年 #蘇聯撤離 後，阿富汗陷入內戰．．．」自我打臉矛盾很大。呃．．．

在蘇聯撤離之前1979－1989年的蘇阿戰爭，國際關係叫做 #蘇聯入侵阿富汗 好嗎？Ｈ對此輕描淡寫，他是以社會主義 #阿富汗共和國（DRA；1978-1992）為正朔的共產主義支持者？

但如此他豈有資格前面把塔利班講成一副是外國植入的政權呢？

很多阿共倒台和內戰流亡海外的阿富汗人，因為穆賈希丁之後的無政府亂局，從而懷念起納吉布拉。這是一段歷史記憶錯亂的情感化學；但塔利班主政後虐殺納吉布拉，致使喀布爾政局失去官僚秩序，不能從後設證成一開始阿共的篡位是和平正當、有民意授權的。

▍三、共產黨

蘇聯 1960年代起扶持 #馬列毛主義 的阿共政黨PDPA 於1965、1969年兩次選舉都是非法身份竊佔國會席次；1973年他們暗植政變，讓時任首相推翻王室。他們在1977年逼這位傀儡首相把憲法改成一黨專政、1978年又把他暗殺。

源於蘇聯在阿富汗搞的這齷齪事，拿回屬於自己國家的穆賈希丁（#mujahideen） 才於當年秋天從阿富汗東面直接爆發。

這一切都是當初冷戰世界的 #自由秩序 所支持的人民覺醒啊！蘇聯為了護盤，直接揮軍入侵；各國勢力才再來加碼進場幫忙 。

#聖戰士起義（mujahideeninsurgency）的本土正當性，比蘇聯的傀儡政權高太多了。談內戰，豈能不談為何會有蘇共？談塔利班出現，豈能不分清是起哪一方在內戰中趁火打劫？

▍四、聖戰士

穆賈希丁 於 1992年推翻PDPA（納吉布拉政權）後自我就分裂、流露出不寬容的伊斯蘭基本教義色彩。這既本就在國際局勢預料之中，也是阿富汗「本地／內部派系」的鍋。

難道因塔利班最有組織力、下手最狠，就單獨強調這是一個受到境外勢力資助的群體？這完全與描述蘇聯性質的地方自相矛盾了 。

Ｈ提到塔利班出現，僅僅講 #沙烏地瓦哈比派系、 #巴基斯坦三軍情報局（ISI）的背後協作，那1980年代這場代理戰爭背後更重要的 #美國中情局（CIA），他為何不分析呢？靠巴基斯坦推得動這麼多的東西嗎？

沒有雷根政府相當數十億軍費能量的挹注「#哈卡尼網絡」，全球伊斯蘭恐怖主義的「#不對稱戰爭」哲學會在與無神論的對抗中得到完美的練兵土壤嗎？沒有CIA這十年間的「#颶風行動」操盤中亞冷戰，沙烏地又怎麼會取代了穆巴拉克的埃及，成為阿拉伯人與阿富汗人聖戰理論與實踐的拍檔呢？

▍五、塔利班

論到人民心間感受到的「阿富汗價值」，阿共第二階段極權政府（1986-1992）的納吉布拉出身良好在印度受過教育、大學讀醫科、妻子是俄語學校校長；是飲外國勢力和菁英體制奶水的政客。

回看塔利班政權（1996-2001）的領袖 #奧馬爾 （Mohammed Omar, 1960*-2013）出身普什圖落後村莊的三級貧戶。父親幼年逝世，他是由可蘭經學校的叔叔過繼撫養。傳說他於 1979年時因阿共篡政後的時局走避到巴基斯坦讀遜尼派神學院，然而更權威的解密檔案發現，他一生從未住過巴基斯坦，只有短期越境兩次，其中一次是為看牙。

奧馬爾的伊斯蘭神學教育則其實都是受於阿富汗鄉間傳統的蘇菲派門下。而他絕少理會伊斯蘭馬巴德招攬利誘、不歡迎巴基斯坦干涉本國政治，蘇菲主義的靈性更能解釋奧馬爾與塔利班的行動方針。

僅憑普什圖民族地緣關係便將奧馬爾算作巴基斯坦特工滲透的組織青年的牽強附會，已經被華府智庫2019年的地毯式研究報告徹底駁斥翻案。不僅如此，阿富汗哪一個權力人物，沒有蘇聯扶植的／與CIA合作的／收北約現金／通英國圈子／與印度親近的國外勢力背景？

奧馬爾 1982年起回加入反蘇戰爭，他的個人傳奇也在這時開始展開。他以近2米目標明顯的高大之軀於前線戰場拚殺，換到過不同民兵部隊麾下，不變的是聞名的驍勇。幾年間他4次負傷；報導根據許多親歷戰場見證奧馬爾善用長距離步槍，是名神級的狙擊手，曾摧毀蘇聯坦克多部，直到他1987年在戰場上失去右眼。

▍六、神學士

奧馬爾個人於1989年蘇聯境外勢力撤離後，就沒有再於1989-1992年對抗 #納吉布拉政權 的內戰中出手，回去繼續研修伊斯蘭神學。

直到 1994年，腐敗的軍閥割據，在民間四處燒殺擄掠，尤其不分男女幼童的雞姦，在當地令人髮指。奧馬爾他「夢中得到聖者異象感動」，要他拯救阿共倒台後，生活更加水深火熱的蒼生。於是他中斷自言主觀上更想要從事的神學研修，率領自創的宗教學校50名學生（一說30人）開始所謂的「#神學士」運動。

當這群「神學士」出來時，顯然是南方軍閥中最有紀律、最少腐敗的一股清流；對於雞姦男童、擄掠民女的軍閥暴行嚴懲嚴辦，僅僅1年之間，立刻以綠林俠盜的形象席捲整個普什圖居住的阿富汗南境12省。他們在所有佔領的地方，都用伊斯蘭教法施行治理，處理民事訴訟。

對向來只有叢林法則強取豪奪的野蠻社會，塔利班導入的「政治神學」可能在你我的「上帝視角」看來是落後壓迫，但比起其他軍閥的統治，他們已是唯一能拉出公平原則並有效執行的社會秩序。

塔利班於是在全國民意範圍內，迅速升級為最受基層支持的軍事集團，在1996年包圍喀布爾，在9月時讓 mujahideen野心家希克馬蒂雅爾（Gulbuddin Hekmatyar）的派系交出納吉布拉和政權。

▍七、盜亦道

奧馬爾掌權後，他甚至下令除掉所有的鴉片田，大傷經濟並使普什圖年輕人逃到巴基斯坦求生，直到美國與北約開始用北方聯盟搞他後，塔利班需要軍費才不得不重開鴉片種植與交易。

在 mujahideen之中，奧馬爾是一個相當有文化的人、通曉阿拉伯語。不喜奢華、不愛大權與高位。但我們注意到，冷戰後塔利班面對「民主外送」的敵意，基地組織的賓拉登與札瓦希里在阿富汗進出坐大、脫離奧馬爾的影響掌控。近年記者曝光，他生前這段時間不乏無奈，也必須承認政治格局的需求變化，堅持理想只會使得現實變得更加糟糕。

1998年沙國主動邀請奧馬爾參訪伊斯蘭麥加，他以個人理由拒絕。但阿富汗在塔利班年間（1996-2001）成為阿拉伯聖戰體系與西方價值對壘的恐怖主義前哨，也因貧窮欠教育的普什圖的執政班底，難以不賴遜尼派產油國的供輸來抗衡北約撒下的國際制裁和顛覆。

• （註：911炸雙子星基地組織和賓拉登為世人所認識。然同年阿富汗0301炸巴米揚大佛、909暗殺馬蘇德，亦為基地組織參與主導。美國截獲情報與塔利班內皆認1998年起，賓拉登與札瓦希里實質影響已越過奧馬爾，主持塔利班趨向激進的執政作為，與西方孤立對抗。）

只是我不知道那些一早把塔利班當成宇宙塵埃的、騙小孩的、外國撐腰的，知不知道這些歷史和基地與塔利班間的角力故事。又是否能指出1970-2000 年間，哪一個軍閥、哪一個執政者，比他更有做事格調？比他更有阿富汗基層民意基礎？

▍八、獅子王

如果唯一說要有，那就是我在臉書先前第一時間概述阿富汗政變提到的那位塔吉克族出身、北方聯盟的「#潘傑希爾之獅」馬蘇德（Ahmad Shah Massoud，1953-2001）。

該篇文章的後半段也提到了這位被基地組織暗殺後形象昇華為民族偉人的 mujahideen魅力領袖。——是的，馬蘇德也是mujahedeen。你文章不可能譴責整個聖戰士運動和阿富汗內戰，卻想要單獨捧馬蘇德的光環。因為馬蘇德的光環就是來自 mujahideen起義。

馬蘇德不單是反蘇戰爭中最有統帥方略的一位，也在 1992-1996年期間展現政治格局，避開了臨時政府軍閥的腐敗分贓。當時分裂派系中出身普什圖豪強部落的野心政治人物希克馬蒂亞爾，拒絕馬蘇德提議的多元族群派系共和，個人殘暴專斷、在基層極不得民心，使（巴基斯坦與阿富汗兩地的）普什圖人民都轉向同情並支持塔利班。

故1996年塔利班進入首都時，視希克馬蒂亞爾的體系為阿富汗頭號毒瘤（cancer）的馬蘇德退居中立，只願保納吉布拉出逃。隨後馬蘇德因反對塔利班過度基要的政治伊斯蘭主義，才開始組織北方聯盟軍閥對抗、被北約相中為推翻塔利班統治的馬前卒。

▍九、靠爸族

馬蘇德倚潘傑希爾谷地在北方塔吉克區挫敵多次，並在北約支持來到後，領北方聯盟在全境展開游擊戰爭推翻塔利班。然而該文提到「阿富汗人民把復國的希望寄托在艾哈邁德．馬蘇德（Ahmad Massoud）身上」，已經不是指「潘傑希爾之獅」本人，而是指他在2001年被 #基地組織 暗殺時只有12歲的兒子 #小馬蘇德。

1989年出生的小馬蘇德徹底不是他父親。他於2015年前都在英國接受高等教育，念到碩士很抱歉地說都是軍事理論的紙上談兵。2016年掛名「馬蘇德協會執行長」、2019年於阿富汗政壇出道。

馬蘇德死後，他一家吃他光環的人很多。包含Ahmad Wali Massoud（小弟、馬蘇德協會董事長兼創辦人）、Ahmad Zia Massoud（二弟、前副總統）。其家族勢力的政治關係也十分地親西方。

——但他們沒有一人真正有馬蘇德本人的魅力與功績。

（註：下令基地組織暗殺馬蘇德的賓拉登 與前者極不對盤，卻仍在1994年為之斡旋希克馬蒂雅爾，建議後者應按照馬蘇德的共和提案，讓過渡政府更有代表性。希克馬蒂雅爾卻認定喀布爾當前更需要自己的強人領導、未採納。賓拉登斡旋無效後便放棄希克馬蒂雅爾，改與奧馬爾親近。馬蘇德也退出過渡政府，另與12省人組織民間救國委員會。）

▍十、早不做

8月18日的時候， 小馬蘇德投書 《華盛頓郵報》， 內容陳述塔利班乃是全球秩序的恐怖威脅、請美國支持他們先進武器。他很有鬥志、很有聲望。他們仍在潘傑希爾谷地、會與塔利班決戰，「重建阿富汗的秩序」。

該訪問Ｈ的文章，就在這天真喊話帶出了希望的結尾：「艾哈邁德．沙阿．馬蘇德之子艾哈邁德．馬蘇德沒有逃跑！他想為我們奪回阿富汗！」

然而不幸的是：馬蘇德家族上一輩早就都已經參與到 2002年塔利班倒台後由美國扶持的秩序，也就是之前卡扎依（Hamid Karzai）、「落跑總統」加尼（Ashraf Ghani）領導到垮台的這個政府。

從2002年到2021年，塔利班在野、這群人是執政派。那時，所有的發展機會與紅利都在他們這邊。「重建阿富汗的秩序」豈是你們已無機會時才喊要做的嗎？

無怪塔利班／蓋達根本沒在介意活口，隨他們搞。所必須除之者，唯「潘傑希爾之獅」矣。

▍十一、機不待

20年時間，西方投資、美國幾萬部隊駐紮，提供軍事顧問、參謀、精良裝備．．，你們訓練不出一批有紀律的軍人、不收賄的警察和公務員。你們沒有發展教育、沒有聯絡城鄉。

直到美國走了，塔利班從外圍逼進，你們無血開城，數十萬大批軍人繳械、連美國支援的新式武器，都給塔利班民兵撿走．．．現在再跟副總統一起，在推特、在西方媒體喊話要支持、要武器打仗，不是很奇怪嗎？

這文章裡面說，阿富汗並沒有如拜登所言「不為自己而戰」、「阿富汗男男女女都有堅強的戰鬥意志、生死置於度外」；那上週國際瘋傳的短影片，成千上萬阻塞喀布爾機場跑道、大包小包亡命、失去理性攀登機翼的那群人，可是你人人「堅強戰意」與「生死度外」的定義？

先前20年美國需要訓練這些本地人參軍的時候，他們是在？過去一年之中你們還在美國保護下掌握全部發達據點時，我們看到的是？

▍十二、捫心問

對這些人如果當初居阿富汗政府要位、上達國際社會天聽、美軍資源仍駐當地、既得利益且絕對政治正確，都還做不了事情、代表不了民意，現在豈能一轉身又來代言彷彿海內外8、9 成「真．阿富汗人民」齊刷刷都是這種聲音呢？

過去幾年，香港面對一國兩制被破壞的威脅，沒有槍砲、沒有子彈的青年以血肉之軀前仆後繼，向那些荷槍實彈的壓迫者，抵抗成什麼樣？這樣的誓死抵抗景象，在過去幾個月、在8月15日塔利班進入喀布爾時，何曾出現了呢？

這些有國際發聲渠道的國際組織工作者、西方留學的都會中產之子，你們憑什麼代表「真．阿富汗人」？你們確定阿富汗的部落與鄉間人民，都跟你們同一種看法？

再一次，利益上、政治上、神學上，個人可沒有理由支持塔利班。但理解國際局勢，我們需要知道社會為何崩潰、國家為何失敗，便要認真檢討放對重點。不要天真浪漫打感情牌、不要自我欺騙雙重標準、不要迴避責任粉飾太平。

▍十三、新政局

潘傑希爾谷地那邊，當初 1980、1990年代是靠著美國、北約的支援；北方聯盟集體團結，並在 馬蘇德 這位游擊戰鬼才的領導下，才在這個相當全國的 5-10% 的領土範圍成功抵禦和挫敗對手。

現在 #小馬蘇德 ，塔利班要捏死他太容易了。但這對他們想在國際社會建立的形象高度都不好。塔利班幾日前已經立刻宣稱會特赦加尼和副總統沙雷。我們真誠希望不要再有無謂的抵抗和流血發生。小馬蘇德請做一些會讓父親真正為你感到驕傲的事吧。

新塔利班已經全面做好執政準備。巴基斯坦的世仇印度，也早在好幾個月前就開始和塔利班私下打交道，為新印阿外交關係鋪路。

國際社會應該盡可能恩威並濟地督責這個 2021年改頭換面前來執政的新塔利班政府；善待人民、發展國家建設、保障民間社會發聲管道不至於窒息。
回應那些視奧馬爾為解放英雄的人民期許。做個好俠盜。

瞭解今日塔利班領班政治結構／BBC 新聞

• （註：潘傑希爾谷地小規模戰事和包圍已經展開。匯集當地記者推特頻道：塔利班提供和平談判，提出要求外國軍力於8月31日前撤出阿富汗境內。塔利班透過記者表示，若和平談判失敗，將準備在一週內攻下谷地。
• // I just talked to one of their commanders n they r hopeful to conquer this area within a week in case talks fail. // （Source: Maham Banori, Aug 23, 2021, via Twitter）

副總統沙雷於17日推特宣稱，加尼出逃後，他就是代位元首。並逃往潘傑希爾谷地與小馬蘇德會合。不過根據稍早21日最新照片動態，沙雷（右一）在當地與忠誠於原政府的志士們一起架網子打排球，心情輕鬆愉快。（Photo by Yalda Hakim via Twitter）

作者相關文章：

• 神… 可能不這樣看塔利班（Facebook, Aug. 26, 2021）

[文摘] 裴敏欣專訪：中共自我改革的三條路

source: 裴敏欣專訪——中國靠經濟增長維持政府合法性的路，已快走到盡頭

60歲的裴敏欣是當代重要的中國問題專家，他是美國加州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府學教授、凱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Keck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主任。

 

師從哈佛政治學教授杭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裴敏欣的研究主軸是專制政權與威權體制的轉型。對於屬於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也轉型的中華民國國民黨政權，裴敏欣也在觀察未來中共是否有可能出現蔣經國式「政治菁英自上而下」的政體改良。

以下為原文中的重點分段摘要

有關專制，或說中國共產黨的專制為何可以穩定長久：

中共這類「一黨制」的專制體制是最長壽，而且這個一黨制一定要是「高度組織」，對社會控制滲透能力很強，能把社會菁英籠絡起來。世界上最長壽是前蘇聯共產黨，現有的是國民黨，還有墨西哥的革命制度黨。

國民黨在大陸時，中國共產黨就十分務實，毛澤東時代之後，它變得十分靈活，它很會學習，很會做戰術上的調整。蘇聯垮台之後，共產主義整個意識形態體系都垮台了，唯一能夠使人民認同政府的，就是要提供「經濟表現」帶來的「合法性」，這一點，雖然簡單，但是許多威權政權做不到。

（筆者註：至今還能做到的極權國家，有相當多都是靠石油能源或礦藏吃老本的國家，如委內瑞拉、沙烏地阿拉伯；而非有能力發展經濟服務的市場。）

有關貪腐，或說中國共產黨的貪腐與民主政體出現的貪腐有何不同為何可以穩定長久：

八九之後，中共把國有資產的控制權大大的下降，一下子使許多共產黨的基層縣級幹部，對國有資產有了支配權，有錢的資本家進行交易，這就是中國的「權貴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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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過去也有貪腐，但都是小打小鬧，因為你再貪也貪不到哪裡去，但是你一旦擁有土地、礦場、工廠，一夜間可以暴富，那才是真正的資本主義。而其特色是金錢跟政權結盟，使小部份人成為權貴。目前中國政府的打貪，只是針對這個權貴資本主義收賄、權勢交易的表面現象，但是沒有針對權貴資本主義的「根」：第一，是國家掌握很多資源，一旦政治權力可以支配經濟資源，腐敗土壤就會形成，政治權力不受監督，沒有反對黨，沒有媒體，沒有獨立司法體系監督，更加變本加厲。民主腐敗的人多得不得了，例如在印度是多數人的腐敗，但每個人收的錢不多；專制體制下的腐敗，是少數人的腐敗，但個人量大，一個人能收到5,000萬美元。民主體制解決貪腐還要使政府管得錢少，並有獨立透明的程序機制，不然政府逮了人，無法說明那人是真的腐敗還是因政治鬥爭被逮，因此還要媒體、民間社會的力量來監督。

中國共產黨的危機與民主改革契機：

所謂中國民主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政治菁英）：如果中國政治菁英認為，挽救共產黨最有效且長期能夠持續的方法，是讓共產黨跟別人競爭，改變遊戲規則共產黨還同樣能掌權，它會做這樣的「戰略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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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80年代做的戰略決策，使國民黨至少延長了二十幾年壽命，這是不得了的，因為一般這麼年紀大的一黨專制政權，要維持30年是很困難的。中國民主化契機目前還看不到，因為政治菁英的價值觀，還是覺得民主不好，戰略判斷上，威權體制還可以靠高壓政策，或是靠經濟增長繼續提供合法性，當然不會進行民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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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歐發展世界上一流的秘密警察，因為它面臨了「綜合危機」；危機發展到一定程度，威權政權是沒有人會出來保護他的，因為威權體制講人治，危機到來時人的鬥志都已經沒有了。顯然中國現在是沒有這樣的「綜合危機」，只是苗子都在了，還沒有匯集到一起，有的苗子，也還是很嫩。

中國共產黨以「資訊控制」為專制續命，卻會為此付上經濟代價；最後若經濟不好，仍然會加速專制崩解的危機：

專制政權民主化很重要的一點是「資訊的流通」，但是中國政府近年實施各種技術手段，並對媒體加強收緊，降低信息革命對政權的威脅，是鞏固了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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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它的代價肯定是信息流通少了，但是信息是有價值的，雖然你控制了對政府不利的資訊，同時也控制了對社會有利、經濟有利、對社會創新有利的資訊，那代價是無形的。中國的經濟還是被政府管得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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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高速經濟增長的時期已經過去，要維持中國的經濟增長，需要很困難的改革，你要搞經濟改革，政治上必須放權，但共產黨政權如果對經濟資源放棄了，它的政權的根基就不穩固了，因為它是通過對經濟資源的支配來維護許多人的政治忠誠，政治改革會把它的基礎給摧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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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設想人都需要一定程度的自由，都要一定程度的安全、法律的保障，都希望能夠上網不受管。這些價值觀是跟教育水平、經濟水平的發展是正相關的，經濟及教育水平提升，我認為就是10到15年，人們越會不認同現有政治體制的權威，開始覺得「你憑什麼管我？你不是我選的！」

中共自我改革的三條路

改革可能的有三類形式，第一是自上而下的政治菁英「改良」。就像是蔣經國，他看到長期國民黨是沒有前途的，非得通過改變遊戲規則，才能給國民黨帶來新的政治生命。這種改革不能太晚，要在「綜合危機」到來之前，反對力量還不是那麼強大，人民對你還有希望，太晚「改革」肯定會導致「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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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改革類型是自下而上的「革命」。實際上面對專制政權有絕對暴力上的優勢成功率很低，一般來講，只有在幾種情況下人民會起來造反，一種是選舉不公正，例如台灣的「中壢事件」。第二種，是國家打仗打輸了，老百姓很生氣，例如希臘、阿根廷。再來，就是經濟危機、銀行崩潰，這種是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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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類型是「改良」導致「革命」，政府一開始是要改革，但是改革釋放出來的革命勢力，往往是因為改革改得比較晚，政權已經比較虛弱，正好讓革命勢力起來，像是前蘇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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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黨專制的社會裡，一般反對黨的出現都是舊的統治菁英的分裂，政治權力鬥爭當中的輸家，薄熙來就很可能像這類人物，像是前蘇聯的葉爾辛，搖身一變變成民主派。

從十九大和一帶一路看「後天安門體制」的穩定性危機：

中國政府一套「後天安門體制」的生存戰略有幾個特點，第一，是「菁英抱團取暖」、「分贓聯盟」，但是現在菁英內鬥。

再來是，中國外部的國際環境已經改變很大，在後天安門時期，中國在世界上是「韜光養晦」，現在是「鋒芒畢露」，在國際擴大自己的影響勢力範圍、投資過多，可能就犯了跟前蘇聯一樣的毛病。

（最後，）打貪不能再打了。打貪在中央一級層面，有清除異己的政治效應，但使共產黨整個官僚機制變得「消極」。許多規章制度使中國官員感到不可接受、感到繁瑣，他們不幹活了；再繼續下去，沒人給你幹活你怎麼「立」？他一定要使中國官僚機制的積極性可以重新調動起來。

 

[文摘] Gefährliche Versprechen (The Perilous Sykes-Picot Agreement of WWI)

Source Link: https://leserservice.zeit.de/die-zeit-diese-woche/?r=titel&bmMailId=1OUJRHHJ-1OMKH9HS-Q8T17V6&pa=

This is an around 65% summarized translation of  Die Zeit’s article « Gefährliche Versprechen » (Nr. 21, 2016 vom 12.05.2016) in mainly English and some free-floating Chinese. The article critically looks at the legacy of the Sykes-Picot Agreement of WWI in May 1916 for its centennial retrospection.

…

That there could be such a demarcation, a division of the Ottoman Empire, was something no one dared to think back in 1914 at the beginning of World War I; and even in January 1915 this idea still strained the Foreign Ministers in London and Paris.

For British diplomats and military men, it is feared that as this amounts to a humiliation of the Sultan and Caliph, it might trigger another holy war which could spill over to the Muslim population of India. France, which had invested in the Ottoman Empire, was also heavily betting on the region’s stability.

But the course of the war forced the British and French to rethink.

Constantinople joined the Central Powers of Germany and Austria-Hungary in the war by the end of October 1914; and in 1915, it caught all parties in surprise that the Battle of Gallipoli turned out to be one of the greatest Ottoman victories during the war. The Allies’ naval attack was repelled by the Central Powers after eight months’ fighting, as the land campaign was abandoned and their invasion force was withdrawn to Egypt. At the same time Ottoman fighters in Mesopotamia operated successfully against the British-Indian expeditionary forces.

It has marked a defining moment in the nation’s history, a final surge in the defense of the Ottoman motherland. The victory formed the basis for the Turkish War of Independence between 1919 to 1923 under Kemal Atatürk, who first rose to prominence as a commander at Gallipoli.

As the situation of the Russian worsened by the German advances in the east, the fear that Russia could withdraw from the war after making a peace treaty grew. British Foreign Secretary Edward Grey had therefore set up a secret treaty in the spring of 1915, which promised Russia significant territorial gains in prospect if the Allies would be victorious over the Ottoman Empire. In return, Tsar Nicholas II also supported French demands for areas in Syria, Cilicia (on the southeastern Mediterranean coast of present-day Turkey) and Palestine, as if that the wants of more than 20 ethnic groups in the multi-ethnic Ottoman empire would mean nothing in the face of the strategic interests of the Grain Britain and France.

這種以權力政治劃分疆界，而不考慮現有的地緣牽連或當地居民的利益的思維特性，讓人聯想到的是1814年至1815年間維也納會議的分贓設定。

British policy was thus laid out with the mindset for the region’s further development in the long term course, eyeing at the fundamental importance of the Suez Canal and Egypt for the networking of its global empire.

Already in 1915 Sir Henry McMahon, the British High Commissioner in Egypt, has begun to negotiate with Hussein ibn Ali, the Sherif (郡治安官) of Mecca and leader of the Hejaz, (the region in what is now Saudi Arabia) for moving Arab descent soldiers of the Ottoman army to desert to fight against the Sultan. The promise to assist him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Arab kingdom was the return. (Both failed their stated promises, though.)

With Baghdad and Basra (the southwesternmost Iraqi city located on the Shatt al-Arab nearly the Gulf between Kuwait and Iran) marked as red provinces, their future were to be associated with the Great Britain as a protectorate and hence should be subject to the British’s direct management and control. The region from the Iraqi Kirkuk to Gaza was to be under British informal control. Blue zones were inked for defining France’s dominion. They included Cilicia and the regions of the Syrian coast. 另外有些地方為英法共管。

Finally in the area between Damascus, Aleppo and Mosul the promised Arab dominion should arise. But should there be an independent state? A monarchy? A confederation of several states with Arab leader? Unfortunately the Allies were too preoccupied at the strategic thinking to win the Arabs as a partner in the war against the Ottoman Empire to get interested in this important discussion. The possibility of an independent state is also conceived in the naive thought that the Arabs would automatically conquer most of the important cities of the contemplated territory itself – cities that are today known as places of violence: Damascus, Homs, and Aleppo.

The Sykes-Picot Agreement also foresaw an international administration of Palestine, as Haifa (the third-largest city in Israel,  located below and on Mount Carmel, as a seaport city lying on the Mediterranean coast) was granted a special status as the end point of a newly constructed oil pipeline stretching from Iraq under British control  – which shows how developed the resource of oil had become in this world war.

Russian government got Eastern Anatolia. This entire region of Nagorno-Karabakh (Berg-Karabach) is still a conflict zone until now between Russian-backed Armenia and Azerbaijan, to whom the Turkish President recently assured his unconditional help.

Since the discussion in 1916 about an independent Arab state there was a disregard of the ethnic and social reality, as a homogeneous pan-Arabism should have been out of question in the first place. Within the narrow stratum of intellectuals in the Middle East very different visions were laid out to compete against each other, and few regional leaders even attempted at all to pursue the course of actually establishing a separate Arab state.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what the pyrric victory of the Great Arab Revol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Hussein ibn Ali against the Ottomans has given rise is not a homogenous movement. Although the pan-Arab circles under the Hashemites were particularly supported by the British leadership, but they represented only one current among many.

There were people who advocated an Arabic state solution of a Greater Syria (the Levant), which claimed the area now Syria, Lebanon, Palestine and Israel.

At the same time, the British government has always focused on meeting the British Zionist Chaim Weizmann (a Zionist leader born in Belarus, who served as President of the Zionist Organization and later as the first President of Israel): Early Weizmann had been impressed by the idea of Zionism developed by Theodor Herzl (Austro-Hungarian political activist and one of the fathers of modern political Zionism, at whose initiative the Zionist Organization was founded) in his book The Jewish State. This idea of this state, so it haunted Weizmann before, is that it be built in line with the historical territory of Palestine. Most politicians from the Allies’ side argued that given the supposed global influence of the Jews – especially to potential lenders in North America, this arrangement can only be beneficial for the war against the Central Powers .

1916年的賽克斯 – 皮科協定，仍沒有脫離早期殖民思維妥協的傳統，布爾什維克發表於1917年12月的秘密協議，則殘酷地揭示了西方列強的「帝國主義陰謀」。The Arab leaders, however, appeared only mildly upset in their acknowledgement to this conspiracy because the military situation of the Ottoman Empire was so dire at that time that all Arab eyes had turned to the partaking in the big pie of the emerging post-war order.

The agreement, however, resulted in a juxtaposition of competing models of order: Pan-Arab arrangements here, Zionist ideas there, and in between were area alignments according to their particular interests. The credibility of European policy got seriously damaged by this contradictory action and the maneuvering over concessions made with various indigenous leaders, and so what began in May 1916 ended up being those problems with which the diplomats had to deal 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s in 1919.

For a moment in Paris, it seemed there a post-war order on the basis of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advocated by the US President Woodrow Wilson, had prevailed. But could the right claimed by the Polish, Czechs, Slovaks, Serbs, Balts, Finns or Irish also be claimed by Asian or African colonial societies? Given th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the British and the French Empire played in the Arab world, this was particularly a tough pill to swallow.

Wilson’s program seemed to be the starting point for a comprehensive decolonization as it successfully blocked the Western European diplomats in Paris. But in the decomposed zones of the multi-ethnic empires such as Russia and Austria-Hungary and the multi-ethnic Ottoman Empire, the World War soon passed into civil wars and ethnic conflicts, leading to the further disintegration of the region.

After November 1918, there is the emergence of entirely new violence centers: within Europe it was Ireland, where in 1918 the Civil War began, and the Baltic States, but also in the Middle East and in India, where the Amritsar Massacre took place in 1919, as the end of the World War for many regions of the world just does not mean the end the violence.

“Equality requires common rules for all peoples of the earth.” Henri Barbusse wrote this in his book Le Feu in 1918. This hope continues to this day- yet to be realized. The disappointment with the results of the post-war order is a shared fundamental experience of the 20th century.

 

related article:

• The War Within  (The Economist) 
• 全球週刊封面：阿拉伯世界內戰：別都怪西方世界 （20160515 經濟學人）

[Muvi] 雷倩：解構學運三股勢力

 

解構學運三股勢力 服貿包藏利益輸送嗎

 

（沒力氣看這33分鐘影片的，我已把重點文字整理如下）

基督徒中華21世紀智庫協會執行長雷倩抽絲剝繭，指反服貿學運的三股力量為：

1. 反自由貿易
2. 反不民主行政程序
3. 反親中

第一股力量包含左派社運與宗教慈惠人士、文化界人士
第二股力量包含行政法學者與支持憲政保障審議民主的公民
第三股力量則是獨派勢力

雷倩聲明，她不反中、不反自由貿易，但認為府院意圖透過執政黨在議會的多數將服貿強渡關山，把立法院當橡皮圖章，操控代議體制，為最大弊端。

在自由貿易方面，服貿由大陸承諾對我方開放80項、我方對大陸開放64項產業。

實際上，雙邊談判當然均以優於WTO多邊協定的互惠標準為前提，才有意義。然而，在選擇開放的產業時，其談判邏輯卻是如同「美式足球」分為「進攻組」和「防守組」互相角力的。

我方得准進入大陸的80項，理當是我方認為「攻擊力」最強、能夠在大陸發展賺錢，能夠吃下對方市場的產業。

而讓大陸進入台灣的這64項，應當是「防禦力」最強，在本土完整紮根，最不容易被陸資併吞取代。

也因為如此，服貿所產生的就業率提升和GDP成長評估，才會如此地低（年均約1萬至1萬2千個工作機會，以及不到0.1% 的GDP增長）。因為一旦這個數字很高，就表示我們的產業「根本沒有守住」。

然而既然服貿在對台灣本島產業而言，是以防守為主，為何又必須簽呢？原因就在於「進攻組」可能獲得的斬獲。

對此，哪些財團能在大陸賺錢？能賺多少錢？利潤如何分流給在本島大後方苦撐的產業？執政黨的問題，就在於對這一切的評估都是迷糊帳，唯一有的客觀數據還是十多年前的。

可能因為擁有國會多數，也可能因為和財團的協商，整個服貿草案是到去年年中立法院休會期前不到幾天才匆匆提交，在去年6月21日簽署後，行政院於6月27日院會通過後送立法院備查。

以此觀之，如果執政黨必須給予「反自由貿易」以及「反親中」者一個交代，服貿問題關鍵仍在於必須落實「民主行政以及溝通程序」。

雷倩分析，服貿所謂的逐條審議，其核心只在於第13條有關「市場開放」、第15條有關「特定承諾」這兩點的疑慮罷了。執政黨為何不做？

因為光是針對這兩點，所要做的專家評估匯報就極為龐雜。包含：我國整體產業藍圖是什麼？為什麼是這64項防禦、另外80項向大陸進攻？這些會導致什麼樣的經濟發展，以及文化衝擊？

研讀整個服貿協議內容，不得不說這是一份非常「混」的文件，許多內容照抄WTO協議內容一字不動，甚至翻譯的語文水平也大有問題（何謂「自然人呈現」？）。

此次太陽花學運若要落幕，不單服貿必須退回原點，和大陸方也必須取得一定的默契和諒解。因為其根源完全是國民黨（以及作為不稱職在野黨的民進黨）輕賤台灣的民主與法治，甚至把國家未來發展當作兒戲所致。

此時此刻，上一輩政客虧欠下一代的，究竟有沒有修補的誠意？

 

波士頓、伊拉克都爆炸 傳媒大小眼

Source Link: http://anntw.com/awakening/news_center/show.php?itemid=40461

國際媒體跟隨美國的視線關注「波士頓大屠殺」，同一時間伊拉克更瘋狂的連環汽車爆炸案，卻就這樣被忽略或冷處理了。

【台灣醒報記者邱慕天特稿】全球六大馬拉松賽事中最悠久的波士頓馬拉松賽，在15日下午2點50分驚傳兩起連續爆炸意外，引起3死、144人受傷的重大傷亡；無獨有偶，同一日在伊拉克也發生多起連環汽車爆炸攻擊，造成12個城鎮至少50人死、300人受傷。但是國際媒體這兩起重大人禍的重視程度，卻是厚此薄彼；過多的資訊，反噬自身，最後竟是助長了混亂與恐慌。

波士頓炸彈案事發後，美國總統歐巴馬沈重表示將全力緝兇，要讓犯案者受到「司法正義最嚴厲的制裁」。民主黨籍麻州眾議會議員、國土安全會委員威廉．季亭表示，這兩起爆炸案可能是「密切協調，且有預謀的攻擊行動」。白宮官員則說，本案將被視為恐怖犯行處理。警方則鎖定「操外國口音的深色皮膚男子」為作案嫌疑人。

馬拉松賽萬眾矚目

儘管截至目前為止，各方仍然處在高度懷疑階段，犯案動機也無法確認；但十分明顯的是，自1897年至今年為止已舉辦117屆的波士頓馬拉松賽，在美國受到極高的矚目，可以說是慢跑界的「超級盃」。以本屆來說，除了參賽人數包含來自全球90個國家和地區的2萬3千人之外，夾道的觀眾和支持者更多達數十萬人。

將地點選在眾家媒體和攝影記者搶拍的「終點線」之前、日期選在麻州的「愛國日」、炸彈啟動時間設定在42%的跑者匯流在終點的鐘點區段「下午三時」，顯示犯案者所要製造的是恐慌和混亂，而非人命的傷亡。

媒體鋪天蓋地

在隨後媒體鋪天蓋地的報導中，這起事件不但被形容為「911事件之後美國本土最慘重的恐怖攻擊行動」，許多現場民眾也透過推特、臉書，和Vine加入「戰局」，一時間許多不實與誇大的消息和揣測瀰漫在網路上。

有些人甚至趁機離題，重新倡議讓人民擁槍自保的重要性（事實上手槍並沒有防炸彈的用途）；一些帶有種族和宗教仇恨的謾罵言論也在網路上不著邊際地發散開來。

媒體在無法鎖定犯案嫌疑人的情況下開始繪聲繪影，稱犯案者針對平民又不敢現身挑釁的手法非常「沒種」（Cowardly），無疑更加深了這起爆炸案作為「恐怖攻擊」的公眾印象。

恐慌引起的效應，讓波士頓警方立刻宣布封鎖羅根機場與周遭的航線；同時在華府的白宮實施戒嚴，五角大廈附近的地鐵站也暫時關閉，紐約曼哈頓鬧區更出現了大量警車巡邏。從政府高層的緊張反應到民間的哀慟，都凸顯了美國人民的敏感和精神脆弱。

冷落了伊拉克

國際媒體跟隨著美國的視線，紛紛以頭版和各種追蹤報導密切地關注3人死亡的「波士頓大屠殺」。諷刺的是，同一時間在伊拉克正出現更瘋狂的連環汽車爆炸案，卻被各大媒體忽略或冷處理了。

根據ABC引述伊拉克官方數據的報導， 15日的汽車爆炸案在伊拉克全國12個不同市鎮發生、跨及6個省分，其中兩顆炸彈的引爆地點就在首都巴格達的國際機場安檢閘口。據估計，伊拉克全國一天之內就有50人罹難、300人受傷。直逼上月19日造成98死亡、240受傷的全國炸彈和槍擊案。

伊拉克的汽車連環爆攻擊事件有非常多可明確追蹤報導的面向。因為汽車炸彈和槍擊的目標多半鎖定在穆斯林什葉派活躍的區域，伊拉克境內由遜尼派激進份子所組成的蓋達恐怖組織儼然涉有重嫌。

冷靜的癒合

此外由於4月20日就是伊拉克12省的地方選舉（全國共有18個省），也是美軍撤離後伊拉克政府權力重組的重要指標，許多的恐怖攻擊和暗殺事件都是伴隨著政治利益和族群仇恨而來。這陣子，候選人遭到暗殺的已超過10多人。

相較波士頓爆炸案所得到的關注和同情，伊拉克的人命顯得非常不值錢。然而就如同過多的媒體資訊帶來的不是幫助而是更多的混亂，有時「冷靜的大眾」才是真正能幫助一個社會修補癒合的力量。

這個視角也是接受了太多美國觀點的人們正需要的。就在人們正準備再一次陷入911的自責與自憐意識中時，美國喜劇演員奧斯沃16日一篇臉書的留言彷彿敲醒了人們。他寫道：

人性的真相

我記得，在911事件時，我想說：好吧，這就是人性。

但我錯了。我並不知道現在這起混亂背後的真相是什麼。一個人渣，或是一群反社會的害蟲。

只是我知道，不論背後是一個人或是一百人，那也不過是地球上的一小丁點人。在大屠殺的片段中，你可以看到許多人是衝上去幫忙的。

所以不論是暴力、妄行、偏見、恐懼，或常見的仇女（misogyny）、憤恨或無知，當你面對它時應該心想：「我們的善會比你們的惡更多，永遠更多。」

他的這則留言在一天半之內，得到了超過26萬個讚。

（本文同步刊載於台灣醒報4/16 3版國際專題）

Believe it or not, SOMETIMES there are bigger things to worry about than what the media chooses to push for money.
A woman stands in the debris following three explosions in Tuz Khurmatu, 175 kilometers north of Baghdad, on April 15, 2013.
A series of bomb blasts across Iraq on MONDAY killed at least 42 people and wounded more than 257 others, police said. (Photo Credit: Tristan Barker @ Faceb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