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 陳志武論金融體系與中國政治未來

我將重點稍作整體:
有幾個重點我這樣看:
一、

這幾年大家對於中國未來往哪走的文化討論很激烈,究竟要往西方的追求個人權力與自由,還是回歸四世同堂的儒家體系?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路。

…我的研究告訴我,回歸四世同堂境界的願望很好,但是不大可能。有三個原因,一是現代中國的人口流動太高,二是30年來的獨生子女政策,三是財產非私有制,基於這個現實基礎,儒家的宗族體系建立不起來。再者是儒家這套體系的前提是個人不能有自由,你就是被安排在結構裡面的一個工具,不能想到自己,但現代人更在乎的是自己,儒家和現代自由人權的觀念是衝突的。

這樣的現代中國社會只會更矛盾。我過去的研究就看到,即使在傳統朝代的中國社會,基於儒家建立的官體系,實際上是很失敗的。

我曾和幾個學者研究,18世紀中國平民的命案率比歐洲平民低一倍多,但中國皇帝死於非命的概率卻是歐洲國王的3到5倍。這說明了原來的儒家體系,在社會底層建立的威權秩序很穩定,大家都要聽宗族的老大。但儒家體系對於解決上層的權力分享和交接一直都不太理想,才讓中國皇帝死於非命的概率高很多,這就是量化研究的好處。

評:儒家在上層體系的穩固來說,是失敗的(但量化並沒有為他找出原因,所以在此誇量化好,是很莫名的)。 但答案其實很簡單,君王即天子、沒有其他穩定結構支撐。
二、

我過去花很多時間了解貨幣對人類發展的意義,貨幣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匿名性和平等。我這種70、80年代在大陸長大的人來說,當時有錢都不行,需要單位給你開證明。但貨幣化後,只要你出得起,身份背景就沒關係,有助於打破權貴距離。

但現在大陸的貨幣電子化,甚至有超過1000塊不能用鈔票的趨勢。這樣一來你是誰?你跟誰交往?你去哪花錢?你怎麼花錢?都太容易掌握了。大陸的個人信貸業務,現在評估信用的工具五花八門,很多數據公司能輕易下載手機個資來做評估。

從金融交易的安全度來說,雖然可避免一些不良投資放貸,但同時也延伸很多問題。譬如你交往對象都是政商名流,就能給你很多貸款,社會又再度階級分明,政治發展也可能倒退。

過去中國皇帝的權力,理論上不受限制,實際上因技術侷限,資源調動的能力很難深及鄉村。現在交通基礎建設提升,再加上金融電子化,掌權者調配社會資源更輕鬆容易,對民間財富的掠奪又提高到全新程度。這樣的現實,會讓政治權力的制衡比歷史任何時刻都更重要。

評:Fintech 解放個人於宗族,但也帶來國家對這人更穩定的監控。 在這方面數億小民得到的主要是福(解放的好處),但中產以上的人則主要是禍(一旦生意做很大,或做到跨國要搬錢,就不可能隱匿)。
三、

中國經濟扭曲不平衡的地方太多,譬如貨幣政策太寬鬆,導致過多負債和借貸。資金過多造成房價和股市泡沫化,所有明眼人都清楚泡沫不可能持續。他們愈來愈感到自身及財產的不安全,開始配置資產到國外,但又遇上政策嚴加限制,結果就是讓比特幣成為轉移資產到海外的唯一辦法。中國政府一旦發現這個漏洞太大,隨時都可能關掉。

另一方面,人民幣被過度政治化,好像代表了中國的符號和國力,在這層意義上不能貶值,對我這種搞經濟的人看來是瘋狂的。不讓人民幣貶值就禁止資金外流,國內又沒有可靠的金融商品投資時,資產可能更進一步泡沫化。可以想見中國政府必然會印更多鈔票來解決潛在危機,但也因為貨幣價值更低,物價波動嚴重,最終在社會造成更高的不穩定性。

現在中國政府還有些財政空間,未來兩年的發生機率不會太高,但5年到10年內,比較難避免。

很多人會說中國模式造就了中國經濟奇蹟,但這些年我從不同國家的比較研究看到,中國只是走了其他國家走過的好模式而成功,我不認為「中國模式」有足以取代「普世價值」的特殊性和優越性。

多年來的研究讓我看到人類的共性遠遠比我們想像得多,無論是中國人或是其他人,人最終還是要靠「激勵機制」(incentive)驅動,而不是虛無飄渺的東西。

中國能搶下全球金融話語權?經濟和金融的「市場規模」不必然成為世界金融體系的主導者。要在國際金融秩序有話語權,一方面需要開放,另一方面需要制度。

制定規則和維護世界金融體系,需要很多經驗積累。這幾年中國非常積極派官員到IMF(國際貨幣基金)等國際金融機構參與管理,很多是我朋友。

但大陸的官僚體系,必須思惟和做事邏輯足夠合拍才可能到高位,這樣的體制文化和國際體制文化很不同,真正能在其中輕鬆自在的官員很少。這是漫長的體制文化問題。

現在內地資金想要佔領香港後,再到國際金融中心發揮主導角色,這個企圖肯定有,但如果價值觀無法和國際兼容,就很難制定規則。只有「普世價值」在中國社會被廣泛接受和遵守,中國代表的想法和理念,才可能被國際社會接受。

 評:中國以政治化而非法制化、系統化的方式來搞經濟,或自蒙其害。 陳志武認為,這沒甚麼好稱為「中國邏輯」的。因為它能於現在中國取得成功的因素,靠的還是普世的市場邏輯。只是因為中國具有量的優勢,好處看起來才大。 但這不能掩蓋中國的制度本身是較差的。 所以他評估,中國金融還是應該普是金融體系的標準靠攏。(這是他作為一個港裔美籍學者,非常典型香港法治主義的金融思維。)
專訪知名中國專家陳志武:互聯網金融會讓中國更分裂

 

[文摘] 世界重回封建時代?-從 Uber 談起

Do you really think UBER a good thing that healthy for our economy? For while I believed so, until insights from economic realists such as this article revealed to me the opposite!

摘譯這期《國家》周刊封面故事,未來式的講了一個尚未被廣泛認知的圖像:名為「共享經濟」的科技創業,如UBER、AirBnB、TaskRabbit、Mechanical Turk 等,過去總讓我們以為是「充分利用閒置社會資源的好東西」,我們因此願意透過 app network 及 gps 跟人共乘、代購、提供空房。

實際上卻是網創商人大賺「勞動剩餘價值」落差的新型態剝削,這種經濟的蔓延會快速拉大這世代接下來的貧富差距。

國家雜誌 Cover

 

從 Uber 即可看出,業主狡猾地規避對勞工與消費者的合法保障。甚至在美國大城市,Uber的收費也被業者不斷壓低,只有都市人均時薪百分等級25,以跟小黃車隊跳樓競爭(還不包括車子的折舊也車主自行吸收,因為Uber定義自己只是個「共享經濟」服務,而不是運輸業。)

AirBnB則在許多城市變成「黃牛經濟」。只需要「一張床」的大學生,在紐約租「四人房」,然後拉高價格分租其他三床,使自己的房租變成「免費」。代價是,想租「一間床」的租屋客,在紐約不少地段已經找不到地方住,而「只能」往 AirBnB一類的服務去,進而炒高整個地區的房價和租賃市場。

TaskRabbit 等服務,更養出一堆 Taskers,讓很多單位不再招聘正職人力,而是利用這些服務發包工作。這是 Karl Marx 當年所最不樂見的,勞動「剩餘價值」再度被掌握資產工具者瘋狂剝削的變形「資本主義」-
世界重回封建時代

The sharing economy looks like a classically neoliberal response to neoliberalism: individualized and market-driven, it sees us all as micro-entrepreneurs fending for ourselves in a hostile world. Its publicists seek to transform the instability of the post–Great Recession economy into opportunity. Waiting for your script to sell? Drive an Uber on the weekend. Can’t afford a place to live while attending grad school? Take a two-bedroom apartment and rent one room out. You may lack health insurance, sick days and a pension plan, but you’re in control.

新一波的宰制,讓極少數掌握科技生產工具的創業家及資本家股東,變得超級富有!而自願按下「同意使用者服務條款」的你我,則成為這些「科技封建地主」的佃農,

只是這回,我們每個人都要耕好多塊田才能補足收入了:早上接 task case幫代購、搞設計、接翻譯、或是順道用 Uber 開自己的車去接某個有錢人家的小孩放學、平日處理分租、晚上再出去開一趟車接喝酒應酬完的人回家。

如同 Airbnb 創辦者Chesky引用Thomas Friedman所說的:You may not have a job but you’ll have an ever more complex “income stream”—which in most cases is more likely to be a trickle than a torrent.

Despite the appeal to a green communitarianism, it became a nice way for rapacious capitalists to monetize the desperation of people in the post-crisis economy while sounding generous, and to evoke a fantasy of community in an atomized population.

In an arrangement that looks increasingly feudal. There’s the venerable TaskRabbit, founded in 2008, which was described by Wired as an “eBay for real-world labor.” It matches “Taskers” with “Clients”—firms or people with errands to run. Financially, TaskRabbit is a pipsqueak next to the giants of the sharing space; according to CrunchBase, it’s received just $38 million in financing.

Lugging a bag of dog food on a cold winter night gets recast as an act of neighborly generosity, even though money will change hands and the “neighbor” is unlikely to be seen again. Many Taskers are people who had good jobs until the recession hit; as of last year, 70 percent had a bachelor’s degree, and 5 percent a PhD. Now they’re running around town fetching stuff.

Comparable services like Amazon’s Mechanical Turk allow workers to bid for the privilege of doing piecework online—filling out spreadsheets, doing graphic design, checking code for errors—at low rates with no accountability from companies, which can reject their work (and their invoice) if they deem it insufficient for any reason.

未來將是窮忙族、派遣工 vs. 科技創業新貴 的革命。

而要怎麼改變這種狀態呢?你可能沒發現,除了科技天分之外,答案就在於擁有與責任。「你只會擁有你想要負責任、覺得驕傲的東西。」人們不想負擔車子,於是寧願使用 Uber共乘服務;人們不想負擔房子,於是使用 AirBnB租屋服務。甚至你不想要小孩、不想擁有戀愛,當然也會有業者推出:計時情人、出錢代養的託管育兒服務等等。

Airbnb 創辦者Chesky 在 McKinsey & Company 的一個訪談中說:today’s generation sees ownership as “a burden.” People aren’t proud of their homes or cars; they’re proud of their Instagram feed.

In the future, people will own whatever they want responsibility for. And I think what they’re going to want responsibility for the most is their reputation, their friendships, their relationships, and the experiences they’ve had.”

我們可以說,當除了持有臉書或 instagram,人們已經不願再「長期持有」任何產業的時候,就是世界重回封建時代的開端。

延伸閱讀:

又老又鬱悶的第一世界(邱慕天)

[文摘] 世界重回鍍金時代--與皮凱迪討論《21世紀資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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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重回鍍金時代〉,中國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邵宇表示,《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本質上是一本大數據之書,作者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就是列出大數據來說明一個清楚的事實——資本主義在它過去300年的長長的進化歷史裡面,只有在二戰以後的那二三十年內是名不副實的,其他時間都是資本由始至終切走最大的蛋糕,而這是資本主義的本質「涓滴效應」終究只是富人偽善的托詞。

然而,在這令人沮喪的結論之外,。二戰後西方那個「類似社會主義」的短暫時段、所謂戰後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變顯得有特殊的啟發。邵宇幫助我們透過書中的典型——美國,來回顧一下那段歷史:

大致是在南北戰爭結束以後的1870年到一戰開始之前的1910年左右,被稱為美國歷史上的「(長)鍍金時代」。政治上,聯邦政權不再為兩個利益相對的政治集團分享,而是由新興的工業資產階級所獨攬。在漫長的鍍金歲月中,民主黨在國會中只有兩段短暫的時期取得了議席上的優勢,產生過三位總統。經濟上,美國工商金融業的崛起代表了漢密爾頓的理念在實踐中取得了勝利。高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橫掃北美大陸,工業的成長與移民潮成為美國歷史上這個時期的典型特徵。鋼鐵的生產量急遽增加,電燈、電話、汽車等新發明層出不窮。尤其是鐵路的發展,讓西部豐富的資源得以源源不斷運送到東部,整個美國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但經濟增長與繁榮同時也產生了復雜而矛盾的後果和副產品。

然而,

令人目眩神迷的高速經濟增長在帶來物質享受的滿足同時,它的陰暗面也一樣讓人觸目驚心。市場化環境下,人(勞動力)和自然(土地、資源、環境)也都成為了可交易的商品和生產要素,這極大的改變了社會的面貌和人們的價值取向,留下了無數後遺症。最為明顯之一就是貧富分化。一方面,財富的巨大增長伴隨著史無前例的財富集中,富有而且影響力巨大的工業及金融有產階層開始出現。馬克.吐溫之所以把這個時代稱為鍍金時代,是因為有許多人在這個時期里成為巨富,因為富有過著金色的生活。例如洛克菲勒因石油致富、卡內基因鋼鐵致富等(靠著買低賣高的手段,賺取大量利潤,迅速積累了巨額財富,被稱為「強盜大亨」(Robber Baron )。而另一方面,在工業化的過程中,「自由工人」卻發現他們實際上沒有自由,而是已經淪為工資奴隸,工作條件非常惡劣、工作時間長、缺乏勞動安全保障。

如皮凱迪所發現的,在鍍金時代的後期,大多數美國人開始改變對於美好社會和無為政府的傳統信念,他們發現,經濟增長伴隨著越來越大的貧困、剝削、污染、精神空虛、混亂與腐敗,自由主義理想徹底落空。這時以城市中產階級為核心掀起了一場創新國家和政府體制的運動,人們試圖彌補過度放任的資本主義帶來的破壞。

於是,以羅斯福新政為首的(凱因斯經濟學)改革確立了「政府在經濟生活中應該發揮作用」的國家理念、在影響整個國家經濟的方向上總統的行政權力受到加強、以稅收為核心手段拉近了各收入階層的所得,民主黨在國會中的議席和影響力也比起「鍍金時代」大大提升。

戰後歐洲也經歷了類似的財富和收入分配的收斂過程,作者的解釋是來自於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競爭壓力,所以當時世界的潮流也就是繼續執行有利於一般社會大眾的大壓縮(Great Compression)政策,透過國家介入資本分配抑制資本家,讓被扶植的中產階級、民主社會馴服資本,直到新自由主義的再度復闢。

1973年底爆發了為期兩年的、戰後最為嚴重的一次經濟危機,從此「黃金時代」宣告結束被長期停滯所代替。政治的轉向逐漸發生,共和黨再度占據上風(克魯格曼的政治源起的解釋指向了美國的原罪——黑人問題,這很有趣),當新自由主義回到整個政策或者世界的核心的時候,像電影慢動作又回放給我們看一遍,重回鍍金時代已經避不可免。

重回鍍金時代

從1990年開始,隨著資本市場的蓬勃發展和長期的牛市,1%頂尖資本家的實際收入快速上升。

新自由主義的崛起,無論它在經濟上是多麽的具有效率,它在財富分配上的公平性方面顯然是存在問題的,更為棘手的是它應對分化問題的新解決手段——各政黨為了獲取選民支持,不斷承諾更高的社會福利力圖掩蓋拉大的收入鴻溝,民粹思維迅速膨脹,福利的增加具有不可逆性,而福利的增加大部分依靠巨額負債、貨幣發行和轉嫁海外來實現,天文量級的公共開支,拉動了經濟的狂飆突進,卻也最終形成了全球失衡和2008年大金融危機。

資本主義獎勵創新、獎勵才華的部分,本來是正面的,無人會否定這點。蓋茲、孫正義、馬雲等科技新貴的出現儘管惡化了社會分配的格局,但這應當是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能夠承受之重」,因為熊彼特式的破壞創新和企業家精神原本就是資本主義進化的核心。然而,「這些新的財富一旦積累下來,它就和其他資本沒有什麽不同了」,即當一群人靠著以利滾利、財富世襲、虛擬經濟的融資槓桿就可以維持資本地位時,甚至形成壟斷和阻礙創新,社會的階級流動和分配正義就被犧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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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分配問題

談到中國近30年在高度經濟增長中的貧富差距過大,數據顯示,廣義貨幣(廣義購買力)的寬鬆膨脹,似乎扮演最大的因素。

中國這30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與「金融深化」(指經濟貨幣化)並肩同行,大致可以把它定義為政府和人民方面。理論上說政府的資本積累應該大部分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而民間資本積累的速度如此之快確實值得反省——分化來的是如此之快和劇烈。

財富的增長一方面得益於用GDP衡量的每年新增產出;另一方面是得益於原來很多沒有市場化的生產要素,在改革開放導入市場經濟之後被資本化了(例如土地和礦山);還得益於財富或者說資產價值的重估增值。

總體而言,利潤的積累總是平淡的,而估值飛躍才是真正的推動力。

具體地說,農產品和工業品價格的剪刀差、農業用地同房地產用地價格之間的剪刀差、一級市場的原始股跟二級市場流通股價格之間等三個剪刀差的超額利潤,成了財富積累(以及不均)的源頭。

在中國的一個更為典型的財富積累和分化的故事通常是這樣的:

在城市化過程中,政府徵收了住民的一塊土地,象徵性的做了些補償,然後拍賣給開發商,開發商把房子高價賣給了投資者,投資者的房子價格在10年裡漲了10倍,如果還借用了銀行信用杠桿的話,那幾乎就是空手套白狼式的暴利了。這其中的開發商和投資人都有大幅度財富增值,而相對而言原住民和其他沒有持有這項資產的投資者則被遠遠的丟在了後頭。那這個財富分化的典型模式裡面牽涉到至少四個分化環節——即城鄉二元結構、要素價格壟斷性(土地制度)定價(制度性傾斜),信貸資源可得性、貨幣供應與資產泡沫。

真正有趣的環節是在貨幣與資產泡沫。要洞察中國在年均增長20%的長期的貨幣幻覺中,財富是如何增長和被分配的。以皮凱迪書中1970-2010年的比較圖日本的財富分化的的圖表來看,日本這段時間的貧富差距拉大幅度是驚人的,遠超其他經濟體,但到經濟泡沫崩潰的時候1990年,它下跌得又非常快(因富豪多數是持有公司的股權、房產),足見金融泡沫在財富分化時的力度。

最糟糕的是,中國在土地(包括礦產資源)、房產和礦產開發、基礎設施、國企等公共資產的資本化過程中存在有重大貪腐弊端。國家公共財在資本化過程中向私人轉移,透過工程招投標、設備採購、企業上市並購,將利益輸送給了特殊利益集團。

例如俄羅斯的金融寡頭,他們是憑借免費拿到一些國有的資本(自然資源)。台灣在1990年代的自由化也是如此,過程是暗箱的,結果就可以想見。

從中國近期落馬官員,不論貪污金額、人數、政治層級都在上探,從中央和地方的黨政大員、地方黑社會勢力、部分代理人性質的民企、壟斷性央企,橫跨地產、能源、交通、宣傳、資本市場等關鍵領域,並深入國家政法紀律部隊甚至武裝力量。中國的發展型腐敗(即所謂的潤滑劑式)可能正在惡化為掠奪型和壟斷型腐敗(即贏者通吃)。

解決貧富分化,不但需要注意貨幣、資本利得的泡沫,更必須正視金權政治的腐敗問題。

也就是說,

資本社會發展的體制缺陷使得一部分人優先或者低價得取得了這些資產,然後在資本透過金融泡沫機制套息的過程中,他們的財富驟增,並透過通膨把財富差距迅速拉大了。其中最讓社會痛恨的無疑是有著數百套房產的貪官,其實理論上兜了半天,結論竟然是如此的直觀和草根。

理論上,經濟公平分配的問題唯有消除「不受制約的資本」和「不受監督的絕對權力」才是解答方案。

然而,皮凱迪建議的實踐方針,不論是遺產稅、財產稅都會遇上困難,首先是政策制訂者若是遇上資本家關說,或是本身就是資本利益集團的人,肯定會把這個規則做得向自己傾斜。

另外資本也會用腳投票,在全球化競爭下,資本會逃到對自己擴張與生存最有利的環境中,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絕對不是他們的首選。

對當下的中國,可能還是先集中先把不動產登記制度的透明度問題搞定了再說。這是一場針對既得利益的革命,不過相信在依法治國的大勢所趨之下,搞清楚家底的不動產登記法律一定會盡快成行。

在人類歷史中,避免仇恨、沖突、戰爭等大洗牌式的激進解套方案如要避免,一個巨大的中產階層絕對是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穩定的基石。

這裡必須特別要被提醒的,還包括新自由主義/晚期資本主義當前金融體制的複雜,與過去資本主義的重要本質差異:資本泡沫在根本上讓實業經濟的未來蒙上陰影(巴菲特的職業生涯始於做一名工廠主,但後來他關閉了工廠並進入保險業。)

邵宇的結論是:

競爭會提升效率,差距會提供動力,但一旦過頭結果必然就是社會的對立、敵視和持續的動盪。與劉勝軍談「市場經濟與公平」,李迅雷的「中國的私有化道路」不同,《廿一世紀資本論》可解析出的關鍵主軸要算是「資本和民主」。就民主而言,與其讓左右再次分裂,還不如說讓他們更加容易找到共同的底線,精英也好民粹也罷,…但是說好的共同富裕呢?

無論如何,在新一輪的財稅、土地、戶籍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等這些利益再次分配的重大關頭上,共同的底線就應該是透明和公開。

[Muvi] 雷倩:解構學運三股勢力

 

解構學運三股勢力 服貿包藏利益輸送嗎

 

(沒力氣看這33分鐘影片的,我已把重點文字整理如下)

基督徒中華21世紀智庫協會執行長雷倩抽絲剝繭,指反服貿學運的三股力量為:

1. 反自由貿易
2. 反不民主行政程序
3. 反親中

第一股力量包含左派社運與宗教慈惠人士、文化界人士
第二股力量包含行政法學者與支持憲政保障審議民主的公民
第三股力量則是獨派勢力

雷倩聲明,她不反中、不反自由貿易,但認為府院意圖透過執政黨在議會的多數將服貿強渡關山,把立法院當橡皮圖章,操控代議體制,為最大弊端。

在自由貿易方面,服貿由大陸承諾對我方開放80項、我方對大陸開放64項產業。

實際上,雙邊談判當然均以優於WTO多邊協定的互惠標準為前提,才有意義。然而,在選擇開放的產業時,其談判邏輯卻是如同「美式足球」分為「進攻組」和「防守組」互相角力的。

我方得准進入大陸的80項,理當是我方認為「攻擊力」最強、能夠在大陸發展賺錢,能夠吃下對方市場的產業。

而讓大陸進入台灣的這64項,應當是「防禦力」最強,在本土完整紮根,最不容易被陸資併吞取代。

也因為如此,服貿所產生的就業率提升和GDP成長評估,才會如此地低(年均約1萬至1萬2千個工作機會,以及不到0.1% 的GDP增長)。因為一旦這個數字很高,就表示我們的產業「根本沒有守住」。

然而既然服貿在對台灣本島產業而言,是以防守為主,為何又必須簽呢?原因就在於「進攻組」可能獲得的斬獲。

對此,哪些財團能在大陸賺錢?能賺多少錢?利潤如何分流給在本島大後方苦撐的產業?執政黨的問題,就在於對這一切的評估都是迷糊帳,唯一有的客觀數據還是十多年前的。

可能因為擁有國會多數,也可能因為和財團的協商,整個服貿草案是到去年年中立法院休會期前不到幾天才匆匆提交,在去年6月21日簽署後,行政院於6月27日院會通過後送立法院備查。

以此觀之,如果執政黨必須給予「反自由貿易」以及「反親中」者一個交代,服貿問題關鍵仍在於必須落實「民主行政以及溝通程序」。

雷倩分析,服貿所謂的逐條審議,其核心只在於第13條有關「市場開放」、第15條有關「特定承諾」這兩點的疑慮罷了。執政黨為何不做?

因為光是針對這兩點,所要做的專家評估匯報就極為龐雜。包含:我國整體產業藍圖是什麼?為什麼是這64項防禦、另外80項向大陸進攻?這些會導致什麼樣的經濟發展,以及文化衝擊?

研讀整個服貿協議內容,不得不說這是一份非常「混」的文件,許多內容照抄WTO協議內容一字不動,甚至翻譯的語文水平也大有問題(何謂「自然人呈現」?)。

此次太陽花學運若要落幕,不單服貿必須退回原點,和大陸方也必須取得一定的默契和諒解。因為其根源完全是國民黨(以及作為不稱職在野黨的民進黨)輕賤台灣的民主與法治,甚至把國家未來發展當作兒戲所致。

此時此刻,上一輩政客虧欠下一代的,究竟有沒有修補的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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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新結構經濟學/國家計畫性市場經濟

Source Link: http://big5.ftchinese.com/story/001051358?full=y

前言: 與作者在金融時報原文中吹擂的自我經歷相較,其文章實際論點顯得相當貧乏。但儘管有些一味褒揚中國改革開放模式的味道,仍然帶出了合乎邏輯的方法論可供學習、參照。

林毅夫最關鍵的主張就是發展中國家應當站在全球化國家競爭的思維格局上,由中央統籌發展優勢產業,「讓一小部分人先富起來」。

但他也反對「結構主義」那樣完全由政府主導設計制度,而沒有市場自由度的經濟模式。他認為制度的進步改善、硬體設施的進化這些政府主導的項目,並不是一步到位的,而必須由產業和社會發展需求一步一步帶動。

林毅夫:探尋中國經濟背後的邏輯

文/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 林毅夫

從今天的眼光來看,在十八世紀西方國家工業革命發生之前,世界是平的,最發達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以人均收入來衡量的發展水平差距頂多只有4~5倍。工業革命以後,世界出現了大分歧。西方國家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經濟發展一日千里;亞非拉許多國家仍然沿襲著傳統、落後的生產方式,經濟發展日顯落後,國家實力不振,遂成為西方工業化強權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發展中國家迎來了民族解放。因應需要,發展經濟學從現代經濟學中獨立而出,成為一個現代經濟學的分支領域。

發展經濟學的第一波理論思潮,或是,第一版的發展經濟學稱為結構主義。當時的發展經濟學家認為發展中國家所以貧窮落後是因為發展中國家沒有發達國家先進的現代化資本密集型大產業;其原因則是市場失靈,依靠市場的自發力量,無法將資源配置到現代化的產業。他們主張用進口替代的戰略,以政府主導,直接動員資源、配置資源來發展現代化的資本、技術密集型大產業。

到了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結構主義政策的失敗,催生了發展經濟學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義。當時主流的看法認為發展中國家政府對市場過多的干預導致資源錯配,尋租、腐敗橫行。因此,新自由主義主張以休克療法推行包括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等激進改革措施在內的華盛頓共識來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但推行的結果發展中國家績效進一步下滑,八、九十年代的經濟增長率低於六、七十年代,危機發生的頻率也高於前一個時期。有些經濟學家因此把推行華盛頓共識改革的八、九十年代稱為是發展中國家「遺失的二十年」。

有趣的是經濟發展取得傲人成績的東亞經濟體,在二次戰後的發展水平普遍低於拉美和非洲國家,資源少人多,在當時被認為是最不具發展希望的地區。東亞經濟體在五、六十年代採取出口導向戰略,從發展傳統的勞動密集型中小規模的產業入手來推動經濟發展,以當時主流的發展理論來看錯誤。到了八十年代發展中國家紛紛開始進行改革時,中國、越南、柬埔寨和七十年代就開始進行改革的毛里求斯採取的是被主流理論認為比計劃經濟體制還糟糕的漸進雙軌制改革。但是,休克療法的國家經濟崩潰了,而推行在理論上被認為是最糟改革路徑的國家卻取得了穩定和快速發展(固然也收入分配不均、腐敗問題)。

新結構經濟學的形成

林毅夫的幾本重要著作:《經濟發展與轉型:思潮、戰略和自生能力》、《解讀中國經》、《新結構經濟學:反思經濟發展與政策的理論框架》、《繁榮的求索:發展中經濟如何起飛》(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詮釋了新結構經濟學的主旨)。

以下就新古典經濟學的實質,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是否建立在善良政府的假設之上等四個方面的問題來談。

新古典經濟學的實質

新結構經濟學主張政府應該積極有為地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

自亞當斯密以來,現代經濟學的發展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主導,發展不是主要考量。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在分析資源配置時通常以給定的產業、技術為前提,並且,假定不存在外部性和信息不確定性,因而,得出了競爭性市場是人類社會資源配置的最優機制,「自由放任」也就成了新古典經濟學潛含的精神傳統。

然而,現代經濟增長是一個十八世紀下半葉工業革命以後出現的技術、產業、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基礎設置(制度)等的結構不斷變遷的過程。外部性、協調和信息不確定性是這個過程內生的問題,從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可以得出政府應該積極有為,幫助單個企業克服自發發展過程中必然出現的外部性和協調多個利益不盡相同的企業行為的市場失靈的問題,這樣發展才能順利進行。所以,新結構經濟學對政府應該積極有為,發揮因勢利導作用的強調是新古典經濟學研究方法在發展問題上運用的結果。

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

斯密型增長,即分工、貿易、勞動生產率提高所帶來的經濟增長本身,與技術創新和組織創新所帶來的經濟增長(即熊彼特型增長)常常絞纏在一起,且互相作用。新結構經濟學主張在現代經濟增長中隨著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生產的經濟規模、產品的市場範圍和交易的價值不斷擴大,企業對資金的需求越來越多,面對的風險也越來越大,硬的基礎設施,像交通、電力、通信、港口等必須不斷改進,同時,軟的基礎設置,也就是金融、法律等制度也必須有相應的完善,這樣才能降低各種交易費用,充分發揮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增加生產、促進發展的效用。顯然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是同時將熊彼特型增長和斯密型增長結合在一起的。

現代自19世紀西方工業革命以來的經濟增長,加進了科技革命和機器化工業大生產後的斯密動態經濟增長,是包括了斯密型增長的熊彼特型動態增長。斯密的分工有利於交易技術的創新,但是,交易技術的創新無法得出新產業的創新。現代經濟中新產品、新產業不斷涌現,由於風險和資金需求以及生產規模和市場範圍的擴大,則會內生出對交易技術和制度改善的要求

服務業在發達國家的比重增長快於製造業的增長,卻不會帶來比製造業更大的增長。亞非拉的許多低收入國家的服務業的比重遠大於中國,但是,他們的經濟增長的速度卻遠低於中國。

有人認為把現代憲政民主政制像市場制度一樣被視作為現代經濟可持續增長的一個必要條件,但是拉美國家和二戰後,擺脫殖民統治、直接繼承英美現代民主憲政政制的發展中國家如菲律賓、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以及許許多多非洲國家,不僅沒有實現向發達的工業化國家的收斂,而且還長期深陷中等收入陷阱和低收入陷阱的泥沼之中。

二次大戰後,唯一的二個從低收入躍升為高收入經濟體的恰恰是在追趕過程中沒有西方發達國家的憲政民主政制的韓國和台灣。

美國著名的政治學家,福山在其最近的一篇論文「什麽是治理」中指出,憲政民主既不是好治理的必要條件也不是充分條件。不管發展的水平高低如何,一個國家作為上層建築的各種制度安排是內生的。隨著經濟的發展,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生產和交易規模的擴大,人民財富的普遍增長,相應的規範市場交易和人與人、人與政府互動的制度安排也必須相應的與時俱進的完善。

中國經濟體制中還存在各種舊體制所遺留下來的制度扭曲,需要在轉型過程中根據可能性和必要性不斷深化改革,經濟才能持續穩定健康發展。

現代憲政體制不是一勞永逸。日本在1991年以後長達二十多年的停滯,和2008年英美發達國家爆發的金融經濟危機,說明即使有西方國家的學者所認為的理想的現代憲政政制也不能保證其政府和領導人不被利益集團綁架、經濟可以持續健康發展。

在新結構經濟學的框架中,產業結構是內生於「要素稟賦結構」的,而不同的產業結構需要相應的基礎設施(包括有形的如電力、交通和無形如金融、法律)來支持其投資、運行,減低交易費用。隨著產業的升級,資本需求、生產規模、風險和市場範圍的不斷擴大,軟硬基礎設施也必須不斷根據實體經濟生產運行的需要而相應改進。因此,適用的軟硬基礎設施,包括金融制度,是內生於實體經濟的需要的。

新自由主義不顧發展中國家實體經濟中企業的規模和風險特性去發展所謂的現代金融體系,以及在發達國家進行「脫離實體經濟的」金融創新恰恰是八十年代以後經濟危機頻仍發生的原因之一。

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在科技進步、產業升級和各產業的發展前景、市場需求等等經濟運行方面,政府所掌握的知識和所做出的判斷應能比本國企業乃至一些大公司的管理者和科技人員所具備的知識多、判斷也高明。

因為外部性、協調和信息不確定性的市場失靈問題是內生於現代經濟增長中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過程,如果一切依靠企業自己,這個過程很可能不發生,或是發生的速度很慢,不能滿足人們的就業、改善生活。企業基於競爭不會和其它企業分享信息,每個企業都要自己去收集、處理,就整個社會來說是重複投資。

智利政府在八十年推行了自由放任,結果三十多年了沒有新的產業出現,結構變遷遲緩,深陷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哈薩克按世界銀行的建議把各種政府對市場的干預都取消了,企業經營環境改善了,但是,國內的企業並沒有進行推動經濟結構轉型的新產業、新技術的投資,外國企業除了來開發礦產資源外也沒有其它投資。

今天的英、美、德、日在處於追趕階段時無一例外地採用扶持國內的重點產業的措施(專利保護、補助基礎科研、政府採購、規定在一個時間內市場上只能使用某種技術、產品等措施來支持他們的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

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政府不能不對技術創新的方向和所要升級的產業做出判斷,挑選冠軍。劍橋大學韓裔經濟學家張夏準認為發達國家倡導發展中國家需遵循自由放任的政策是一種「上了樓就踢掉梯子」的自私主張。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新結構經濟學的政府不是越俎代庖去決定一個國家應該發展什麽產業,而是,和企業共同決定應該發展什麽產業。這個框架的第二、三、四步,都是取決於國內或國外企業的自發、主動的選擇,政府的作用,則是以有限的資源來幫助這些具有潛在比較優勢部門內的企業,消除它們自己難於解決的具有外部性,或需要多個企業協調才能成功解決的增長瓶頸限制。而且,應該是發展在國際比較中具有優勢的產業,政府因勢利導的作用主要在於提供或協調相關企業投資於產業升級所需的軟硬基礎設施的完善,給予潛在比較優勢產業的先行企業的稅收優惠、在有外匯管制時取得進口機器設設備所需的外匯、在有金融抑制時優先獲得貸款,為克服軟硬基礎措施的缺失發展的工業園區、在園區內實行一站式服務等,以幫助企業降低交易費用,使這個國家的潛在比較優勢變為真正的競爭優勢。

這些應該遠比發展經濟學第一波思潮結構主義的進口替代戰略所主張的以各種政府扭曲和保護補貼去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簡單易行、容易見效。

政府行為的假設

新結構經濟學中假定所有行為者,包括政府領導人,是理性的,其行為、選擇為了滿足自己的利益目標的。一個因勢利導的政府並不需要「掌握著巨大的政府投資和開發資金」,或「加大市場扭曲、加重腐敗」。

政府領導人關心「長期執政」和「青史留名」。但事千百年來,今尚無一套成熟的理論可以讓政治領袖作為指南,使其施政給國家帶來繁榮、給百姓帶來安居樂業。

從結構主義和新自由主義觀之,政治領袖很容易犯下「好心幹壞事」的錯誤。或是政治領袖採取各種必要措施去拉幫結派、收買利益集團以鞏固其地位,以及腐敗、貪污積累個人財富以備下臺後的生活或東山再起的資本。結果距離給國家帶來繁榮、給百姓帶來安居樂業的目標就越來越遠,其表現也就變成為“壞人”。

在理性人的假設下,關鍵在於是否有一個可以指導政府領導人做出事實求是、與時俱進的政策,真正能夠給國家帶來持續繁榮的理論,在領導人運用自由裁量權去追求個人的目標的同時也能滿足社會和百姓的目標。

針對加工貿易給東莞為代表的沿海地區帶來了繁榮,但在經過20 多年實踐後的今天,中國處於全球價值鏈低端的狀況並無根本改變,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必須說,中國的漸進雙軌制的改革仍然有許多不到位的地方,中國政府必須繼續深化改革,完成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在未來的發展中能夠少犯「好心幹壞事」的錯誤,以實現持續、快速、健康、包容的發展。

不按主流理論來制定政策需要承擔許多外部(如國際貨幣組織、世界銀行、外國政府和國外輿論界)和內部(接受了主流理論的知識界和輿論界)的壓力。能夠承擔這種壓力,自主制定政策的國家很少;在這些少數國家中,由於缺乏正確的理論的指導,政策能夠對頭的更是少之又少。實際上,東亞經濟體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恩格斯所說的「必然王國」,而非「自由王國」的結果:東亞經濟體的四小龍由於資源貧乏、人口規模小,而日本則在美國的占領下,政策受制於美國政府,政府能夠給予企業的補貼很少,只能選擇優勢產業進行補貼,卻「量變到質變」符合了新結構經濟學中所主張的外部性的補償和因勢利導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