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約倫理重建神國十架意向:教會實踐路徑芻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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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邱慕天

Richard Hays 的《基督教新約倫理學》(MVNT, 1996)是很嚴厲的一本書。與 John Howard Yoder 的《耶穌政治》(The Politics of Jesus,1972)一起,這是兩本從嚴肅的新約聖經考據、以基督啟示為中心,搭造起後自由 #postliberal 正統立場的關鍵著作。

在其嚴謹的反覆論證中,基督教新約聖經只能被有信服力地理解為:「一個捨己、付代價、從社會邊緣向帝國權力中心發起衝擊的見證社群」的自我詮釋文本。

這個「神起/神啟」社群的存在品質,成為他們回憶那個他們所跟隨的主——十字架上耶穌基督——的決定性視角。

以其他方式理解和應用新舊約聖經,都有對經文不夠忠實、以(非基督中心之)「外來性標準」證成自身信念的偏離傾向。例如該書中 Hays 對 Reinhold Niebuhr(現實主義/效果主義倫理學)以及 Elisabeth Schüssler Fiorenza(女性主義/後現代主義)的批評。


這陣子為了寫作再次回顧 Hays 此書的思想方法能在多大程度上被我要觸碰的牧養倫理議題採用。會做如此考量的背景初衷,來自於應用的「距離」。正如Niebuhr 一早所提點:

基督教福音的踐行者和今日的經文受眾,早已從前三世紀的「地中海城鎮中下階層」,轉換為許多「在主流社會需要履行複合職責,或試圖在主流社會的運作法則(以今日來說最顯著的就是市場與資本邏輯)下繁榮昌盛(flourishing)的人。

不論是為了此刻香港保有自由空氣而上街吸催淚彈的教會青年,或是在隱藏基督徒身份、十一在微博轉發《人民日報》祝賀「祖國繁榮昌盛」的中華民國藝人、或僅是年輕人提升自己個人「市場價值」所做的種種內外在積極努力,我們都無法避免需要帶著他們的視角,對基督教新約倫理提出 #公共神學 的正當扣問。


歷世歷代以來,一直有提出以「雙重標準」的稀釋福音,給那些有心想尋求神作「完全人」、卻放不下世上產業的「少年官」作為信仰解套,就是宣稱「和平、避世的、全人歸主的踐行道路」,是專留給獻身的「門徒」、蒙召「神職人員」之道;而對「一般平信徒」,就是有基本的聚會、十一奉獻就好了。

畢竟主耶穌的教導「這話甚難、誰能做到呢?」

「只要口裡相信,心裡承認,就必得救。」

後自由神學的提出,正是為了徹底打破這種雙重標準。上帝對基督徒沒有「兩種心意」,一種給「門徒」、一種給「信徒」;基督徒要不然就是效法基督的門徒,要不然就是只是領有會籍、自稱基督徒的慕道友。

因此後自由主義以基督中心的公共神學,也不同於其他標示鼓吹基督徒公共參與的基督教左右派政治,它只承認一種上帝(在基督裡)的心意:使宇宙萬物藉著「承認元首基督的教會」,得以一同進入救贖/新造的國度。
對於這一種心意,基督徒的生命只有一種作門徒的議程:用生命展演/宣揚上帝國度心意的議程。

然而確立聖經是關於「跟隨十架的主、成為門徒呼召」的啟示後,必須要接著問:「下一步該怎麼做?」「這個上帝國度能夠如何展開呢?」
我們進入 #實踐神學 思考。


▍神國意象失落:三種解釋
Richard B. Hays 的聖經研究清晰地指向「神蹟」建造了初代門徒社群。具體地說,是「神降臨世間成為人」這個關鍵「神蹟」——祂以全然奉獻,順服,捨己愛人的生命,讓一個屬神、蒙福的社群在聖靈澆灌中誕生。


不幸的是,這個新約聖經背後的初代教會高標,在某時某刻,從後代的教會失落了。我歸納三種角度來看待這個現象。


第一,
是將之視為新約見證內部的張力;永恆的教會化作時空中實存教會的 sitz im leben。

Hays 在「偽保羅書信」、約翰書信、啟示錄致七教會書信中覺察它的體質弱化,認為第二代信徒開始的教會沒有與耶穌直接的記憶連結,使得這些書信有的開始呈現「外邦倫理」(如教牧書信對「監督」的要求)、有的開始內聚收縮(如約翰書信只教導「彼此相愛」而沒有愛鄰舍、愛仇敵的教導),有的則離了起初的愛心、或自滿於擁有的財富(如啟示錄三章被譴責的教會)。


第二,
從組織社會/心理學去解釋,「(激進的)神國倫理無法被大規模地活出」。

20世紀初期社會學開山組織 Max Weber 和神學家 Richard Niebuhr 從社會學類型中預見「(教會)組織一旦大幅擴張,就絕無可能維持先前的高標」;樹大必有枯枝,教派(sect)從教會(church)中分離,又在擴張成教會(church)的過程中註定走向平庸。

這樣的解釋,又類似法國啟蒙思想家 Jean J. Rousseau 提出社會契約論時認為「民主」只能在小國寡民下成功施行;或是當代牛津心理學家Robin Dunbar 的「鄧巴數字 150」:人類的腦容量結構只允許我們與上限 150人保持親密感。大過這個數字的組織注定無法人人擁有深度的認識交誼。
(初代教會在馬可樓上恆切禱告領受五旬聖靈的人數是 120人。)


第三,
「末日」被無限期延長,被哄騙的門徒只好將指望轉向今世。

指出「凡物公用、大愛無私、捨己奉獻、堅忍受苦」的激進倫理,只有在「鮮活的即臨末世盼望」下,才能實踐。好像生產痛一般,這樣的劇痛能夠忍受是因為不會它的短暫,以及孩子即將出生伴隨的喜悅企盼。如果不是這樣,誰要吃苦?

宣教醫師 Albert Schweitzer 才前往非洲叢林行醫前,是20世紀歐洲新約神學頂尖的通才博士,他以社會修辭學的取徑指出:耶穌挑起了跟隨者對末日新秩序的彌賽亞企盼,卻讓他們錯誤地空等。當第一世界末的門徒沒有等到耶穌再來,後代的教會不得不回頭「與世界接軌」,發展出折衷的型式。



無論如何,任何認真地企盼「神的國、神的義」的人,對於今日所見基督教會「偏離聖經」的景況,都無法太過雀躍。

然而,只要你不僅憑藉網上筆戰「耶膠」來概括今日基督徒面貌,而是曾向基督教會現況敞開,都能有點真實認識:那些忠心、徹底、激進的耶穌門徒/教會/宣教士,仍然在今日今日的各城、各鄉部、各地、各省、各文化中低調堅定地存在。

真正需要扣問的是:既然有著這些忠信跟隨基督的激進門徒「如雲彩般的見證人環繞我們」,為何今日的教會卻不能,也沒有建基在這些典範榜樣上?

為何這樣的人(和教團)曾經是世界的邊緣人(但作為引領教會的中心和主力),但今日不單是世界的邊緣人,還甚至是普遍堂會,普世基督教社群當中經常放逐忽略的人?

▍重建神國意象:三個方向與挑戰

要足夠地論述這題,篇幅會遠高過此處回應MVNT一書的寫作範疇和網路文字讀者耐心。我也觀察到 Hays、Stanley Hauerwas 和1980〜1990年間第一代後自由神學倡議者,幾乎沒有認真回應過這個問題。

但這些自己在實踐過程中,不斷趨近發展三個方向的答案。我們未來可以一再回到這些焦點,思考福音/神國/文化/公共神學之間的辯證和實作。

第一,
品格足以領導教會的人,不懂或不肯領導教會。

激進門徒們可能獨善其身,但做光做鹽的「領導格局」不夠。或而「心志單純」,缺乏了「心意更新而變化的」彈性和淵博;或而自覺不自覺地走上了「避世」的道路,是未能效法耶穌對建造社群的承擔。

他們或會說沒有「領導教會」的呼召,或(沒有聖經基礎地)先驗性迴避任何有格局的思考。不為名、不為利的奉獻是好事,但他們的清貧安貧,也確實與自身排斥媒體公關、不善於募款、只願意當僕人不願意領導、道德潔癖有更大關係。

我自己,正定期收著他們許多人的代禱信,榮幸地作為他們的同行夥伴、支持者、諮商對象。這個信仰中有著許多我的摯友、恩師、楷模,放在任何時代、任何文化中都是品格極為高尚、最為與世無爭的人。

今日的教會比往日都更需要這些「聖徒」屬靈道德資產的提攜與鼓舞。這不是說他們願意站出來就好,從領導力到心態的培力、格局的重塑、健康的公關、資產管理都必須要裝備。
(僅列舉:柳溪教會領導力高峰會議、洛桑福音運動、中華基督教福音協進會,是我看到有此異象的平台。)


第二,
實際教會者的思維及品格沒有根植於福音神學。

與前一點相反。今日的大教會吸引增長和眾多效法,太多太多是因為其他的善:精湛的牧會術,風趣的講道,紮實的兒童節目、華麗堂皇的會堂;而不是這教會展現最多的聖潔,最多的悔改重生,最多的無私財物分享和恩典。

今而教會放在高位,賴以推動信仰的見證名人,是憑藉名氣和影響力,而不是因背負十字架的旅程。而這樣的分享,自然也不免混雜著成功神學。

——這裡有必要解釋一下生命的「十字架」是什麼:十字架是「苦難」,是「重擔」,但它不是你的「病痛,憂鬱,厄運,無能,犯罪傾向」只有自己「原本能夠穩穩掌握,卻為了順服上帝旨意,而甘願捨去且承擔」的,才能叫作十字架一一正如「十字架」在基督/上帝自身生命中所承載的意義那樣。

我們不可能一再誤解和誤用「十字架」的意義,而渴望教會能在十架根基上復興。
這是為何,我們必須回歸本質:教會只能被真正揹十字架——也就是真正跟隨基督的人來領導,才有機會成為教會。這樣的領導不是威權的、不是操控剝削的、不是契約消費的,而是彼此服事、存心謙卑、看別人比自己強、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腓立比書2:3-5)


第三,
「現代性」問題,也是最難纏的問題。


當代天主教哲學家 Charles Taylor 認為現代性革命最核心關鍵的特質是「個人主體意識/個人主義」的萌發,並被接納成為現代社會的預設建構核心。

——更具體的說,是「個人心靈(mind)成為事物意義的支配者(locus)」的這個大發現(Cartesian discovery)。

它一面帶來了「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的祝福,一面卻也讓「我(self)」成為真正的主、丈量一切的權威。16世紀更正教的神學和制度改革,正是這現代化最徹底的一場社會革命,讓教會和社會走入了一個加速的新時代:世俗世代。
從現代性開啟至今,整個基督教思想最根源的挑戰,來自於它自甘於一套「滿足我」的靈性關懷模式,來保持它的意義。

「我」的滿足,自然必須透過金錢、名譽、性生活、舒適感、新鮮刺激、成就、伴侶…等等一切來達致;而基督教敘事以及上帝必須它們來競爭「我」、透過肯定我、給我自尊/自豪/自我方向感,好值得「我」這個意義支配者,來派發(assign)給這位上帝一些真值(truth value)和意義(relevance)。

這不表示我們有辦法回到具有個人主義批判意識的「現代性」以前。激進正統運動的學者 John Milbank 在 Theology and Social Theory(1990)指出:從Dons Scotus之後,已經回不去了。
但從施洗約翰的「祂必興旺,『我』必衰微」、建立在悔改上的先知性信仰,到今日以道德療癒自然神觀(moral therapeutic deism)取而代之的社會功能,我們必須深刻反省繼續忠實前行的方式;而有兩項針對現代性的思想工作一定要做:

a. 發展「社群主義」而非「自由主義」的人觀;教會一定要走到「後自由」卻看待這個現代性問題蘊含的巨大危機和潛能。
b. 同步發展批判性思考、但將之指向內部的「自助式信仰( »self »-help faith)」。仿若耶穌推倒聖殿內匯兌銀錢和買賣牲畜的鴿子:自助式信仰竟使應當作為「萬國禱告的殿」的地方成為賊窩(馬太福音21:13)。

這兩項倡議的細節不是這篇概要能處理。未來計畫再拉出來撰注專文甚至專書,
敬請期待。

[文摘] 世界重回鍍金時代--與皮凱迪討論《21世紀資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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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重回鍍金時代〉,中國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邵宇表示,《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本質上是一本大數據之書,作者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就是列出大數據來說明一個清楚的事實——資本主義在它過去300年的長長的進化歷史裡面,只有在二戰以後的那二三十年內是名不副實的,其他時間都是資本由始至終切走最大的蛋糕,而這是資本主義的本質「涓滴效應」終究只是富人偽善的托詞。

然而,在這令人沮喪的結論之外,。二戰後西方那個「類似社會主義」的短暫時段、所謂戰後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變顯得有特殊的啟發。邵宇幫助我們透過書中的典型——美國,來回顧一下那段歷史:

大致是在南北戰爭結束以後的1870年到一戰開始之前的1910年左右,被稱為美國歷史上的「(長)鍍金時代」。政治上,聯邦政權不再為兩個利益相對的政治集團分享,而是由新興的工業資產階級所獨攬。在漫長的鍍金歲月中,民主黨在國會中只有兩段短暫的時期取得了議席上的優勢,產生過三位總統。經濟上,美國工商金融業的崛起代表了漢密爾頓的理念在實踐中取得了勝利。高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橫掃北美大陸,工業的成長與移民潮成為美國歷史上這個時期的典型特徵。鋼鐵的生產量急遽增加,電燈、電話、汽車等新發明層出不窮。尤其是鐵路的發展,讓西部豐富的資源得以源源不斷運送到東部,整個美國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但經濟增長與繁榮同時也產生了復雜而矛盾的後果和副產品。

然而,

令人目眩神迷的高速經濟增長在帶來物質享受的滿足同時,它的陰暗面也一樣讓人觸目驚心。市場化環境下,人(勞動力)和自然(土地、資源、環境)也都成為了可交易的商品和生產要素,這極大的改變了社會的面貌和人們的價值取向,留下了無數後遺症。最為明顯之一就是貧富分化。一方面,財富的巨大增長伴隨著史無前例的財富集中,富有而且影響力巨大的工業及金融有產階層開始出現。馬克.吐溫之所以把這個時代稱為鍍金時代,是因為有許多人在這個時期里成為巨富,因為富有過著金色的生活。例如洛克菲勒因石油致富、卡內基因鋼鐵致富等(靠著買低賣高的手段,賺取大量利潤,迅速積累了巨額財富,被稱為「強盜大亨」(Robber Baron )。而另一方面,在工業化的過程中,「自由工人」卻發現他們實際上沒有自由,而是已經淪為工資奴隸,工作條件非常惡劣、工作時間長、缺乏勞動安全保障。

如皮凱迪所發現的,在鍍金時代的後期,大多數美國人開始改變對於美好社會和無為政府的傳統信念,他們發現,經濟增長伴隨著越來越大的貧困、剝削、污染、精神空虛、混亂與腐敗,自由主義理想徹底落空。這時以城市中產階級為核心掀起了一場創新國家和政府體制的運動,人們試圖彌補過度放任的資本主義帶來的破壞。

於是,以羅斯福新政為首的(凱因斯經濟學)改革確立了「政府在經濟生活中應該發揮作用」的國家理念、在影響整個國家經濟的方向上總統的行政權力受到加強、以稅收為核心手段拉近了各收入階層的所得,民主黨在國會中的議席和影響力也比起「鍍金時代」大大提升。

戰後歐洲也經歷了類似的財富和收入分配的收斂過程,作者的解釋是來自於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競爭壓力,所以當時世界的潮流也就是繼續執行有利於一般社會大眾的大壓縮(Great Compression)政策,透過國家介入資本分配抑制資本家,讓被扶植的中產階級、民主社會馴服資本,直到新自由主義的再度復闢。

1973年底爆發了為期兩年的、戰後最為嚴重的一次經濟危機,從此「黃金時代」宣告結束被長期停滯所代替。政治的轉向逐漸發生,共和黨再度占據上風(克魯格曼的政治源起的解釋指向了美國的原罪——黑人問題,這很有趣),當新自由主義回到整個政策或者世界的核心的時候,像電影慢動作又回放給我們看一遍,重回鍍金時代已經避不可免。

重回鍍金時代

從1990年開始,隨著資本市場的蓬勃發展和長期的牛市,1%頂尖資本家的實際收入快速上升。

新自由主義的崛起,無論它在經濟上是多麽的具有效率,它在財富分配上的公平性方面顯然是存在問題的,更為棘手的是它應對分化問題的新解決手段——各政黨為了獲取選民支持,不斷承諾更高的社會福利力圖掩蓋拉大的收入鴻溝,民粹思維迅速膨脹,福利的增加具有不可逆性,而福利的增加大部分依靠巨額負債、貨幣發行和轉嫁海外來實現,天文量級的公共開支,拉動了經濟的狂飆突進,卻也最終形成了全球失衡和2008年大金融危機。

資本主義獎勵創新、獎勵才華的部分,本來是正面的,無人會否定這點。蓋茲、孫正義、馬雲等科技新貴的出現儘管惡化了社會分配的格局,但這應當是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能夠承受之重」,因為熊彼特式的破壞創新和企業家精神原本就是資本主義進化的核心。然而,「這些新的財富一旦積累下來,它就和其他資本沒有什麽不同了」,即當一群人靠著以利滾利、財富世襲、虛擬經濟的融資槓桿就可以維持資本地位時,甚至形成壟斷和阻礙創新,社會的階級流動和分配正義就被犧牲了。

Cover

中國經濟分配問題

談到中國近30年在高度經濟增長中的貧富差距過大,數據顯示,廣義貨幣(廣義購買力)的寬鬆膨脹,似乎扮演最大的因素。

中國這30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與「金融深化」(指經濟貨幣化)並肩同行,大致可以把它定義為政府和人民方面。理論上說政府的資本積累應該大部分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而民間資本積累的速度如此之快確實值得反省——分化來的是如此之快和劇烈。

財富的增長一方面得益於用GDP衡量的每年新增產出;另一方面是得益於原來很多沒有市場化的生產要素,在改革開放導入市場經濟之後被資本化了(例如土地和礦山);還得益於財富或者說資產價值的重估增值。

總體而言,利潤的積累總是平淡的,而估值飛躍才是真正的推動力。

具體地說,農產品和工業品價格的剪刀差、農業用地同房地產用地價格之間的剪刀差、一級市場的原始股跟二級市場流通股價格之間等三個剪刀差的超額利潤,成了財富積累(以及不均)的源頭。

在中國的一個更為典型的財富積累和分化的故事通常是這樣的:

在城市化過程中,政府徵收了住民的一塊土地,象徵性的做了些補償,然後拍賣給開發商,開發商把房子高價賣給了投資者,投資者的房子價格在10年裡漲了10倍,如果還借用了銀行信用杠桿的話,那幾乎就是空手套白狼式的暴利了。這其中的開發商和投資人都有大幅度財富增值,而相對而言原住民和其他沒有持有這項資產的投資者則被遠遠的丟在了後頭。那這個財富分化的典型模式裡面牽涉到至少四個分化環節——即城鄉二元結構、要素價格壟斷性(土地制度)定價(制度性傾斜),信貸資源可得性、貨幣供應與資產泡沫。

真正有趣的環節是在貨幣與資產泡沫。要洞察中國在年均增長20%的長期的貨幣幻覺中,財富是如何增長和被分配的。以皮凱迪書中1970-2010年的比較圖日本的財富分化的的圖表來看,日本這段時間的貧富差距拉大幅度是驚人的,遠超其他經濟體,但到經濟泡沫崩潰的時候1990年,它下跌得又非常快(因富豪多數是持有公司的股權、房產),足見金融泡沫在財富分化時的力度。

最糟糕的是,中國在土地(包括礦產資源)、房產和礦產開發、基礎設施、國企等公共資產的資本化過程中存在有重大貪腐弊端。國家公共財在資本化過程中向私人轉移,透過工程招投標、設備採購、企業上市並購,將利益輸送給了特殊利益集團。

例如俄羅斯的金融寡頭,他們是憑借免費拿到一些國有的資本(自然資源)。台灣在1990年代的自由化也是如此,過程是暗箱的,結果就可以想見。

從中國近期落馬官員,不論貪污金額、人數、政治層級都在上探,從中央和地方的黨政大員、地方黑社會勢力、部分代理人性質的民企、壟斷性央企,橫跨地產、能源、交通、宣傳、資本市場等關鍵領域,並深入國家政法紀律部隊甚至武裝力量。中國的發展型腐敗(即所謂的潤滑劑式)可能正在惡化為掠奪型和壟斷型腐敗(即贏者通吃)。

解決貧富分化,不但需要注意貨幣、資本利得的泡沫,更必須正視金權政治的腐敗問題。

也就是說,

資本社會發展的體制缺陷使得一部分人優先或者低價得取得了這些資產,然後在資本透過金融泡沫機制套息的過程中,他們的財富驟增,並透過通膨把財富差距迅速拉大了。其中最讓社會痛恨的無疑是有著數百套房產的貪官,其實理論上兜了半天,結論竟然是如此的直觀和草根。

理論上,經濟公平分配的問題唯有消除「不受制約的資本」和「不受監督的絕對權力」才是解答方案。

然而,皮凱迪建議的實踐方針,不論是遺產稅、財產稅都會遇上困難,首先是政策制訂者若是遇上資本家關說,或是本身就是資本利益集團的人,肯定會把這個規則做得向自己傾斜。

另外資本也會用腳投票,在全球化競爭下,資本會逃到對自己擴張與生存最有利的環境中,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絕對不是他們的首選。

對當下的中國,可能還是先集中先把不動產登記制度的透明度問題搞定了再說。這是一場針對既得利益的革命,不過相信在依法治國的大勢所趨之下,搞清楚家底的不動產登記法律一定會盡快成行。

在人類歷史中,避免仇恨、沖突、戰爭等大洗牌式的激進解套方案如要避免,一個巨大的中產階層絕對是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穩定的基石。

這裡必須特別要被提醒的,還包括新自由主義/晚期資本主義當前金融體制的複雜,與過去資本主義的重要本質差異:資本泡沫在根本上讓實業經濟的未來蒙上陰影(巴菲特的職業生涯始於做一名工廠主,但後來他關閉了工廠並進入保險業。)

邵宇的結論是:

競爭會提升效率,差距會提供動力,但一旦過頭結果必然就是社會的對立、敵視和持續的動盪。與劉勝軍談「市場經濟與公平」,李迅雷的「中國的私有化道路」不同,《廿一世紀資本論》可解析出的關鍵主軸要算是「資本和民主」。就民主而言,與其讓左右再次分裂,還不如說讓他們更加容易找到共同的底線,精英也好民粹也罷,…但是說好的共同富裕呢?

無論如何,在新一輪的財稅、土地、戶籍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等這些利益再次分配的重大關頭上,共同的底線就應該是透明和公開。

兩種人的幸福(邱慕天)

** ˊ本文同步刊載於 臺灣醒報民意論壇

作者:邱慕天

又聽到有人批評臺灣是一個沒有「整體觀」和「國際觀」的社會。

在左派理論與批判思維中浸淫太久,筆者最近思考的課題之一,是社會的幸福之道與個人自我實現的關係:「究竟在當代社會中,一個人是否必須成為具備人文素養的國際公民,才有資格享受自由、幸福與尊嚴的果實?」

許多朋友每天密切關注時事與國際情勢,他們平日就為同性戀者的權益四處奔走,或者這陣子猛轉貼士林王家都更案抨擊政府;下陣子指責馬政府油電雙漲政策及核電廠對環境的破壞;又不滿十二年國教使大學理念進一步崩盤;或說臺灣國際新聞太少媒體亂象令人唾棄。

他們也會就法國與美國的總統大選論斷是非、為阿薩得對敘利亞人民的冷血軍隊鎮壓上書聯合國、為芝加哥北約(NATO)高峰會的邪惡軸心大集結義憤填膺;他們會注意香港特首的右傾政治風向與媚共言論,並曾為六四罹難者及陳光誠、李旺陽頭綁白布條,或是致上悼念的燭光。

然而,我身邊還有另外一種人,從來不談時事。他們每天關注的只有天氣、朋友、家人、感情、娛樂、美食、美妝等等。

這些人中的年輕女性,或許是被譏諷的「腦殘正妹」,但她們至少貢獻著自己的微笑妝點市容及網路空間。有些則是相夫教子、溫柔恬靜的賢妻良母。

男性則多半是在工作上取得充分成就和滿足感的實業家、業務員、投資人或醫師。他們在意的是周遭的親人與朋友,並堅持自己的成功之道。事業上的挑戰,使他們無暇輿論。

這群人是我稱為個人主義者的右派,或更為人所知的布爾喬亞(Bourgeois)。他們的共通點,在於相信簡單的幸福。透過妥善地安置生活重心與金錢,散發正向的人生態度,讓周遭的人感受快樂;他們力求先獨善其身,因而不願多關心那些或遠或近的公眾事務。

然而我們左派社群主義者,生來卻被所謂的「同理心」和「正義感」所驅策--會成為左派的人,一定對切身所遭受的結構不公有所感悟,並將這個痛楚也將心比心。雖然不是受迫走上街頭,但坐視他人受苦而「獨善其身地樂活」是我們所無法想像的「幸福」。

我們並非職業政客,以文科或社科的研究生出身為大宗。有的人是流浪博士,感受到國家教育制度和人才聘用的僵化。有的人身為出櫃同志,覺得社會上的沙文霸權是頭號需要被解構的對象。有的是父祖輩曾受到國民黨威權體制的壓迫,或甚至觸及過民運及維權人士「被封口」、「被自殺」的類似經歷,而覺得刨淨封建社會的遺毒是兩岸四地華人邁向成熟自由民主所要共同推進的工程。

左派的憂國憂民,往往與一種深切的憂患意識和自身的不安全感有關;社群主義者視社會為一個有機的身體,我們不能體內「癌細胞」的存在。

社群主義者不是天真地以「兼善天下」為己任,只是不認為國事天下事應該由學者與政客所包攬。人民與社會的福祉,維繫於多元、民主、自由、公平的公民社會。這些基礎價值,需要一群公共知識份子在各界發聲,作社會良心。

然而我們每天都在憂愁、都在政府機器的「巨靈」面前感到自己無能為力。網路幫助了左派以階級鬥爭之外的方式串連起「微型反動」,卻也讓我們漸以新聞下留言罵人、點讚、轉貼憤世言論的便宜行事,取代了真正有意義的社會建設工程。

你絕少聽見我們主動分享生活。家人伴侶私生活這些「小情小愛」,在「家國大義」前相形失色。我不知道是我們早已都學會了墨子的「兼愛」,還是有時候我們在「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先知憂慮中,早已忘了享受快樂、並且愛。

除了那些「深陷股海」、為著自己的荷包「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人之外,我還沒有見過任何個人主義者,願意主動過上左派那種憂國憂民的生活。

[文摘] 金融時報(FT中文網)全球經濟特刊:為資本主義會診(一)

Commerces
Commerces (Photo credit: zigazou76)

Source Link: big5.ftchinese.com/tag/为资本主义会诊

資本主義需要重新設計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總編輯 張力奮

一年一度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都在一月份的最後一周舉行,已有42年歷史。每年都有個宏大主題。它是一個精密的“議程設置“工程,用來測試該年度全球政界商界和意見領袖的脈搏和體溫。也為新興市場增長經濟體的專業人士們提供了出頭露面的機會。

今年的主題是 “Big Transformation: Shaping New Models” (大轉型:尋找新模式)。

頭天清早,第一場就是“資本主義大辯論”。我趕去旁聽時,過道上已站滿了人。其中印度和巴西均派出了規模龐大的代表團。

主持人問,20世紀的資本主義制度,能否適應21世紀的現實? 開場伊始,他對在座的幾百位代表做了一個舉手民調。結果發現,將近一半在座者認為,資本主義無法應對21世紀。兩成左右覺得資本主義並無大礙。餘下的是謹慎的遊離派。

印度裔的美國教授讓江,在討論中思維最為慎密。他提醒大家,收入差距的加大,大體上是因為高等教育投資的回報的提高。其實,尋租行為在高收入群體中 也很有限。對西方資本主義和中、星國家資本主義之間的角力,他有不同看法。他說:「只要貧窮國家在經濟上能趕上發達國家和它們的產業,國家資本主義就不會成功。」兩種資本主義都有侷限。但西方的強項是創新。以前,資本主義的日子比現在好過,是因為需求就在家門口,現在則要創造全球的需求。」

他還談到,財富分配是個大問題,富國的市場經濟模式已經長期增長緩慢,但這些國家的公眾對生活水準的高預期,是超前消費,是國家能力所不及。

當下,歐洲一些國家就業慘淡。西班牙和希臘等國,失業率高達30%至40%,失業的多半是年輕人。全球勞工的領導人要看到的是一個沒有剝削的就業環境,企業要在全球各地創造就業機會,不要用一個地方的就業來犧牲其它地方的就業。她呼籲,公司須每年拿出2%至3%的年收入用於創造新的工作機會,投資下一代的產業和人才。

過去30多年,中國對意識形態的敏感問題一直用“不爭論”來消解。但達沃斯無緣享受這種特權,因為繞不過去。這場不如人意的辯論,至少告訴我們,除了喬姆斯基這樣孤獨的永遠的批判者,資本主義陣營中也有人在反思。

資本主義正在生一場大毛病,但它不需退場。我們正進入一個獨特的時代:美式資本主義和中國式的威權主義,不再互為敵手,而是同時進入制度的自省和改革。在全球化資本、商品、人力和思想的流動中,這兩種制度的互動將催生資本主義的改革和重新設計。

達沃斯論壇落幕

英國《金融時報》 約翰•加普

一家美國銀行的負責人談到,“當我聽取歐洲的業績匯報時,感覺十分沮喪。聽到巴西或是印度匯報時則完全不同。”

美國商會(US Chamber of Commerce)試圖利用此次論壇,提出一項跨大西洋、旨在削減關稅的貿易協定案。“人們知道我們必需創造增長,於是突然之間,我們似乎得到了山呼海嘯般的輿情支持,”美國商會主席湯姆•多諾霍(Tom Donohue)表示。

跨國公司表示,它們面臨著來自於投資者和員工的壓力,要求公司彰顯社會價值,而不僅僅是將利潤最大化。“我們不能將企業社會責任與其他問題分離開來——如今它是企業運轉的核心,”聯合利華(Unilever)首席營銷官基斯•威德(Keith Weed)表示。

並不是所有人都認同這種態度上的轉變。“通常來說,企業是糟糕的社會政策工具,它們應該遠離這一領域。”班納吉說道,“優秀的企業是從市場獲得資金,然後將資金配置到各個項目上,並從中賺取利潤。如果它們把這些都做好了,就不會有問題。”

今年,因與春節撞車,中國高層 »缺席 »達沃斯,讓一副部級官員代勞了。現在的全球論壇,中國若不出席,就名不副實,令主辦方難堪。1979年中國首次出席達沃斯,但近年來出勤率下跌。對中國領導人來說,春節期間留家裡,下基層慰問百姓是政治正確,當然比達沃斯重要。不少中國企業大老不願去,一是英語,二是住宿,三是食物,四是挨凍,掏錢買苦受。務實的WEF,已正式決定明年起調整會期,避免和春節撞車,確保中國領導人露面。

 

西方應汲取東亞經驗

馬來西亞前總理 馬哈蒂爾•穆罕默德

當今歐洲如何應對這場金融危機,具有全域性的意義。幾個世紀的霸權使歐洲以自己的價值觀為普世價值觀。

當外匯交易洗劫東亞時,西方人提出了他們的萬靈丹:提高利率,實現預算盈餘,讓遭遇困境的銀行和企業破產。但美歐金融危機時,他們卻雙重標準,做著每一件他們當年不准東亞做的事。

過去兩個世紀,歐洲資本主義帶來高生活水準。歐洲製造堆滿全球商店的貨架。歐洲主宰著世界貿易。歐洲經濟增長和財富積累的曲線本來可能無限延伸下去。但二戰之後,日本工業化,生產出價廉質優的產品。隨後台灣、韓國和中國大陸走上相同的道路。歐洲人很快失去了市場。

1997年,我在香港發言,把東亞金融危機的原因歸咎於外匯交易。我表示,貨幣不是商品,不應拿來進行交易。批評外匯交易,我受到了譴責。但是,對資本市場的榨取和濫用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2008年,銀行、保險公司、投資基金,甚至某些國家都經濟泡沫化。美元若不是擁有貿易結算貨幣的地位,也將變得幾乎一文不值。如11年前亞洲金融風暴,歐債危機使這些國家也變窮。但他們拒絕接受自己的貧困,於是民眾上街、罷工,反對緊縮措施。

亞洲國家當年的行為不是這樣的。當他們因本幣貶值而變窮時,他們量入為出。有些國家求助於世行和IMF;韓國民眾將把自己的錢和首飾捐給了政府,幫助償還債務。工人們更加賣力地工作,同時接受更低的生活水準;馬來西亞固定了匯率,使外匯交易員無法下手。我們被警告後果會很嚴重,我國經濟可能崩潰,沒人會借錢給我們。但這些預言根本沒有成為現實。相反,馬來西亞比其他國家復甦得更快。

歐洲各經濟體邁向復甦的唯一途徑是,承認自己變窮、量入為出、重新發展實業,即生產產品和出售服務。工資、獎金和其他津貼都必須降低,以獲得競爭力。此外,政府應對虛擬金融產品進行監督、管理,甚至取締。

【網摘與綜合評論】

馬哈蒂爾還是馬來西亞最聰明的人,從他的高度看透了歐美一貫正確後面的真實面容。這篇文章對中國、歐洲和美國都有很好的借鑒。核心的一條就是,金融應當服務於實體經濟,而不是有利於實體經濟之外。

當年東亞金融風暴,全球看到如韓國民眾將首飾捐給國家!再看看希臘!民眾絕對不放棄如何現有利益,更談不上與國家共度時艱。超高的福利將使國家入不敷出,逐漸拖向衰亡。

 

市場機制仍無可替代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塞繆爾•布裡坦

實施再分配的最佳途徑,是建立(最好是統一的)稅收和社會保障體系,而不是去幹預價格和工資。

貨幣和財政政策,用於緩和經濟波動、避免供需失衡導致的失業和通脹失控,是必須的。

我支持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關鍵原因在於它能夠促進個人和政治自由。沒必要去假裝市場回報能反映個人價值。

非金融領域的商人,可以通過滿足社會成年公民需求而致富—流行音樂專輯、棉花糖或脫衣舞表演。即便在一些長者和道德高尚者眼中這些毫無益處,但自由社會應保障這些選擇價值的權利。一個人可以專心享樂、在從事社會公益事業、幫助國外的窮人,或以上活動和其他活動的任意組合。

讓我們反問社會主義者:如果沒有資本主義市場,該如何決定生產什麽、以及如何生產?市場社會主義者斷言,國有企業能夠模擬資本主義企業,利用市場價格來引導自己的行為。然而,當涉及到發明新產品或尋找降低成本的方法時,缺少開放競爭就會讓資源分配和管理出現問題。John Stuart Mill闡明一個政治上的考慮:「如果一個國家的所有公路、鐵路、銀行、保險公司和有限合夥企業都是政府機構的一部分……如果這些企業的雇員……人生中每一次升遷都要指望政府,那麽即便媒體自由、立法機構民選,這個國家的“自由”也只可能是表面上的。」在諷刺評論期刊《偵探》(Private Eye)的創刊過程中,私人資本發揮了重要作用;而在上世紀50年代的美國,一些作家為逃避麥肯錫主義的迫害,在私人部門尋找工作。這兩個例子都驗證了私人資本對於言論自由的重要性。

任人唯親可能腐蝕資本主義,保守黨議員Jesse Norman列舉:傳統的壟斷資本主義、俄羅斯式、以寡頭控制自然資源為標志的資本主義、軍人執政式資本主義、建立在毒品交易基礎上的毒販資本主義(自由至上主義)。最後一種情況需要受到立法干預(比如美國在上世紀20年代頒布的禁令)。

我還少考慮一點:金融部門還是可能為了自身利潤,在金融維穩的職責之外操弄債幣,對資本主義秩序造成損害。我們不能容忍大量虛擬資金威脅一個又一個機構和國家。資本主義是實現自由和富足的手段,其本身並非目的。

任何一種市場秩序要想建立,都必須設法將儲蓄和借貸的願望結合到一起。把多餘的錢投資於可投資的基金市場,或以各種方式對人生中的意外情況進行保障(比把錢藏在床墊下要強得多)。或許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應繼續為公眾所有,政府必須救助銀行。

【網摘與綜合評論】

本文最後提出的問題才是目前資本主義真正的問題所在—而且這個問題不是現在才有人提出—這些金融機構利用復雜的無意識的數學公式兜售虛假的垃圾債券,同時,寅吃卯糧的財政政策在資本主義的制度下被政策性地鼓勵。這些和資本主義原初精神背道而馳的現象,在作者簡略的分析下,就是呼籲大家回到曾經的美好時光,但不知道是不是年齡的關係,作者沒有注意到,除了透過回憶之外,那個美好時光已經回不去了。

我們需要就曼特爾(Ernest Mandel)、奧佛(Claus Offe)的「晚期資本主義」概念,對當前全球化局勢提供全新的診療和處方。

[文摘] Book Review: The Politics of Happiness: What Government Can Learn From the New Research on Well-Being

Source Link: Joy to the World by By ALAN WOLFE

前言:這是一篇紐約時報上由 Alan Wolfe 寫的書評。我將原文貼上,除畫線外不做任何更動,但會在段落間插入自己的中文摘要和議論。

Derek Bok, THE POLITICS OF HAPPINESS: What Government Can Learn From the New Research on Well-Being 262 pp.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4.95

Excerpt ‘The Politics of Happiness’ (pdf) (princeton.edu)

Thomas Jefferson's Rotunda at the University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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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s, especially those who cross the disciplinary boundary into psychology, have recently begun informing us about what makes people happ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 as Thomas Jefferson memorably declared, seeks among its three objectives the pursuit of that very thing. The conclusion seems self-evident: Apply what psychology teaches us to the way the system works and the achievement of a good society will be one step closer.

Such, in brief, runs the argument of “The Politics of Happiness,” Derek Bok’s new book. Eighty years old this March, Bok, since retiring from the presidency of Harvard University in 1991, has become a prolific author and commentator, addressing vital issues like affirmative action, nuclear weapons and problems of governance. In all his books, he writes out of a commitment to social improvement, with a realistic ability to separate the possible from the utopian. We have, alas, all too few wise people in our media-saturated and celebrity-driven public life. Derek Bok is one of them.

  • The Politics of Happiness 是前哈佛大學校長 Derek Bok 在2010年他年屆八十之際所寫下出版的作品。自從 1991年卸下哈佛大學校長職務以來,他成為一位活躍的思想家和社會評論家,舉凡教育、核能、移民、多元種族、健保、家庭、政府與公民制度,都是他關心的話題。他的思想已經集結為許多書。

Wise Bok may be, but persuasive, at least in this book, he is not. For Bok’s argument to work, two conditions have to be met. One, empirical in nature, is that the findings of the economic psychologists must be shown to be trustworthy. The other, a normative issue, requires a demonstration that happiness is indeed something government ought to maximize. “The Politics of Happiness” satisfies neither one.

  • Bok 難能可貴的,是他的改革建議比起社會主義和左派的烏托邦聽來實際的多,人也不缺想法。然而,這本書卻可以被視為是一本無法達成目標的失敗之作。原因有兩點。
    • 第一。太強調社會心理學對成功個人和成功社會的定義。然而,這些經濟心理學的研究調查的可信度和應用方式都恐怕不如他想見中的高。畢竟學者要混飯吃,就需要推出新見解。學者很有可能為了攫取社會關注而故意呈現新奇、聳動、反傳統認知的結論。這使得它們不可盡信。如果要倚靠這些研究成果來修訂公共政策的話,更須謹慎鑒察。例如「賺得錢多不見得更快樂」這一研究結論,就容易導致「財富與幸福感無正相關」的誤解。
    • 第二。對於為何「盡力使人民感到幸福是政府的責任」,Bok欠缺更基礎的哲學證成(根據)。

Happiness research,” Bok writes, “is most interesting when its results challenge conventional wisdom about what people want,” citing as an example the finding that societies experiencing higher incomes are not necessarily happier. It is certainly true that unexpected findings are interesting. But this does not make them reliable. On the contrary, the path to academic fame lies in challenging conventional wisdom, which means that researchers have an incentive to come up with attention-grabbing results. The entire field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 the term used to describe the intersection of economics and psychology — has about it a maverick temperament, as if its practitioners are determined to disprove the silly notion that people know what is best for them. We ought to be skeptical of any findings trumpeted so insistently as ­counterintuitive.

Such skepticism is especially warranted when matters of public policy are at stake. It is one thing for a social scientist to be wrong, for other studies will most likely discover what is right eventually. Basing a public policy on an incorrect finding, by contrast, sets it in concrete. Because it is difficult to pass laws under our political system — and next to impossible to repeal them — we need real certainty before we allow experiments in the lab to become experiments in ­governance.

To be sure, Bok is aware of this difficulty and urges appropriate caution; he is neither an unreconstructed utilitarian seeking to maximize pleasure whatever the consequences nor a brave new worlder in search of nirvana. But his very care raises the question of why we need behavioral economics to begin with. Bok’s actual policy recommendations — promoting greater equality, helping to stabilize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improving public health — require no presumably paradigm-shattering science to back them up. They are the stuff of moderate liberalism and have been with us since the Victorians. Even Bok’s most radical recommendation — abandoning our fetish with economic growth — has its roots, as he himself recognizes, in 19th-century thinkers like John Stuart Mill.

  • 事實上,Bok的政治光譜接近「第二現代」的溫和自由主義路線:捍衛平權、穩定家庭價值、支持全面改善社會健康福利、甚至倡議會社會放棄「經濟成長」的資本主義神話等等,這些都是在第一現代化時期(維多利亞時期、Mill的功利主義等等)就有被提出過的考量,也是第二現代的左派正在大力重建的。

Libertarians would argue that even if we can establish what makes individuals happy, we should leave its pursuit to them. Bok is no libertarian; government in his view is generally a force for good. Although the danger of paternalism always accompanies that point of view, Bok faces it squarely: lawmakers using the findings of happiness research “are relying on persuasive evidence of what will make constituents happy instead of accepting what people mistakenly think will promote their well-being.” In principle, I find nothing wrong here: democracy is not government by public opinion poll, and legislators have an obligation to do what is right.

At the very least, however, those who appreciate the need for democratic law­makers to do unpopular things ought to distinguish carefully between policies that are vital to the public good and those that are discretionary. Laws and court decisions that promote racial equality or immigrant rights are not always popular but are justifiable because they require us to live up to the ideals enshrined in our history and founding documents. But should government help those who suffer from restless leg syndrome? Bok is genuinely dismayed that so many Americans are forced to live with sleep disorders and believes that helping relieve their pain ought to be one of those things government should take on. Libertarians would see in such a recommendation a nanny state out of control, and they would not be wrong.

  • 然而將 Bok和溫和自由主義者(如 Peter Drucker)區別出來,而使他更導向左派第二現代的,是他一些「大政府」的社會主義主張。例如他認為,好的政府應該有公共福利政策來改善精神緊張性的失眠。這些太過社會主義的想法,實際上是限縮了人們的道德自主性(例如:「憑什麼我不能選擇要不要用自己的納稅錢去幫別人解決他自己的失眠症狀?」),也就損害了自由的價值。
  • 當然,這會是一個複雜且不容易評估的問題。因為有時候,道德上正確的事情就是不容易在一個社會上經民意表決成為主流意見。然而有魄力、有憲法精神的執政者還是應該大刀闊斧,而非只是一味討好民意(例如父權社會下的婦女投票權、受教權;同性戀平權;新移民的綜合社會福利等等)。

Government has the potential to produce happiness, but Americans dislike government. Ever logical, Bok concludes that the state should therefore do more to encourage trust in it. Believing that the public’s attitude toward government is too “extreme” and its judgments of politicians too “harsh,” he also calls for the news media to balance their frequent stories of corruption and inefficiency “with accounts of success and accomplishment in order to give an accurate picture of the government’s performance.” It may be true that Americans are too skeptical of government for their own good. Yet something tells me that such Mugwumpish ways of trying to overcome the problem will only make matters worse. Americans are most certainly misinformed. Dumb they are not.

  • 為了讓政府更有魄力和效率地執行這些非主流政策,Bok認為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度必須提升。目前世界各國及地區政府中(美國、中國、臺灣、香港、馬來西亞、印尼)多數情況是,「人民對政府極端地不信任」。這是由於媒體太過注重在「揭弊」這樣的「監督」工作。因此Bok一個駭人的建議是:媒體要多報報政府的好事,例如他們的施政績效和成就等等。這邊我就留給各位評估兩件事:第一,Bok所提倡的「平衡報導」到底和所謂的「河蟹、洗腦、意識型態宣傳」該怎麼樣劃分?第二,自由民主社會下的人民,有那麼容易受到媒體的洗腦嗎?單靠媒體揭弊或媒體的褒讚,能在多少程度上挽救或摧毀人民對政府的信任?

Robert R. Livingston
Rousseau flipping the power table

One final policy recommendation Bok makes struck me as particularly inappropriate. I am not sure any behavioral economist has studied the issue, but my guess is that reading “Othello” or “Crime and Punishment” does not make one happy. Bok wonders whether ou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ught to do more than just assign such materials, no matter how great their literary merit. We need to teach students to appreciate more fully what makes them happy. So let’s teach them . . . happiness research. “A number of colleges are doing just that,” he notes, without any apparent dismay. “Indeed, if interest in Great Books courses has declined, the opposite is true of offerings by behavioral scientists on happiness.” I’d rather have sleepless nights.

  • 最後,Bok認為大學中應該在鼓勵學生讀文學經典之外,開一些探索幸福人生的課程。既然現在大學生已經不喜歡讀經典了(而且讀經典並不太會使人感到幸福快樂。按照亞理士多德對「悲劇」的看法,讀這些作為經典的著作目的在於使人的心靈被陶冶、靈魂得到煉淨與昇華。那些與伊比揪魯學派的快樂主義要追求的幸福顯然還是不同的。)

The flaws in “The Politics of Happiness” do not flow from any designs on the part of its author to put one over on us. Bok is always straightforward, honest and well intentioned. It is to his credit that he follows his arguments to their conclusions even if those conclusions expose the flaws in his arguments. He is right to search for a more positive view of the American purpose. To achieve that, however, we need far more than behavioral economics. Maybe we could start by reading more Plato.

  • 總之,行為學派的經濟學、心理學家所設定的那種「幸福感」,真的就是當代政治社會共同體和個人所要追求的一切嗎?我們不如重新回到柏拉圖來開始思想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