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 曾慶豹：晚期資本主義與解放神學的重建

前言：本文為曾慶豹在教授中原大學教授解放神學專題的授課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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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經本人重新編輯，有段落重整、文意的補充和釐清，或許展現代表個人觀點之處。

* 與其相關的有論文　曾慶豹，2003 〈晚期資本主義與解放神學的重建〉，北京《基督教文化學刊》第九期。以及曾慶豹國科會研究計畫：「晚期資本主義與解放神學烏托邦」 (NSC 90-2411-H-03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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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將朝以一系列的現代性議程，批判地重建解放神學，以每一年一個子題研究為主，分別逐年處理：

1. 一、 晚期資本主義的問題；
2. 二、 公共領域與解放神學；
3. 三、 溝通行動的批判理論與解放神學。[1]

i.

正如學者所理解的，馬克思有一種懷疑的詮釋學（Juan Luis Segundo，The Liberation of Theology，New York: Orbis Book，1975），它使神學清醒地意識到經濟和政治生活是如何的箝制著人的一切，包括信仰生活和價值關懷。通過這項工具，解放神學分析「社會和神學」之關聯，確立批判性的神學觀點。

解放神學源生於拉丁美洲的社會政治情境，是一種處境化的反省。它與馬克思的思想關懷，就是關注受資本主義壓迫下的人，即貧窮人的解放（Gustavo Gutierrez，The Poor and the Church in Latin America，London: CIIR，1984：17）。

然而一切處境化的反省都必須針對處境的改變做出調整，往往這種改變使解放神學在普遍性的宣稱方面飽受批評，使神學喪失了其基本之性格。如何在這樣變動處境的調整中，持續地把握其內容和精神的普遍性、建立其神學基本性格，即成為解放神學當前的課題。

在這個基礎下，我們認為解放神學若要成為一門具有批判活力的神學，需要的不僅是實踐的批判，還要有來自理論的批判。如同後馬克思種種理論重建和發展，哈伯瑪斯提出「歷史唯物論的重建」（Zur Rekonstruttion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Frankfurt，1973：12），把社會中個體互動的理解，落實到思考溝通行動中極富成果的法律和道德之作用。解放神學所倡導的懷疑詮釋學若能借重哈伯瑪斯完成這個轉向，從勞動的批判成了互動的批判，就能建設其批判神學的基本性格。

ii.

根據曼特爾（Ernest Mandel）的理解，我們當前社會所尊奉的新自由主義是一種「晚期資本主義」（late capitalism）的經濟型態。「晚期」意味著資本主義經歷一系列結構之變化，從古典自由主義的市場資本主義到列寧定義的帝國主義時期的壟斷資本主義，到現在新自由主義主導的跨國、商品消費的晚期資本主義。（Der Spaetkapitalismus，Frankfurt，1972: 第十七章）。

「晚期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有別於馬克思經典論述中的資本主義，解放神學針對它的批判應該取徑於一條不同於階級分析的意識形態分析，積極進入新左派的著重的「合法性問題」。

如哈伯瑪斯哈伯瑪斯在《晚期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危機》（Legitimationsprobleme im Spaetkapitalismus，Frankfurt，1973）所說，晚期資本主義已成為了受國家調節的資本主義，形成系統的壟斷。哈伯瑪斯與曼特爾，認為「科技」，而非「階級矛盾」，才是晚期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危機的根源：「階級利益的矛盾變成了系統指令之間的矛盾」（S.59）。

詹明信（Fredroc Jameson）在《後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文化邏輯》（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1991）進一步認為，導致這種合法性問題的是以文化為主導的因素，稱「社會文化邏輯」。本計劃將以合法性問題和文化主導因素作為理解晚期資本主義的一個理論面向，以作為對解放神學的理論重建之工作。

iii.

拉丁美洲解放神學作為「對基督教實踐的批判性反省」（A Theology of Liberation，p.13），關注歷史過程中的政治和經濟之解放。然而其最大的特色與限制，在於過份依賴傳統馬克思主義，仍把資本主義理解為階級性的貧窮問題，所以把神學的革命寄望於馬克思式的階級對立。

直到古鐵熱在1988年修定其1971年所著的《解放神學》一書時發現：「馬克思主義以經濟為基礎的方法決定論，完全與支持解放神學結構這類社會分析相異」（p.249），甚至不贊同把解放神學理解為革命神學。然而古鐵熱仍未能進入制度化的反省（p.250）。他未能說明馬克思的侷限，關鍵在於他忽略了其批判對象—資本主義—的進化。謝根道同樣將資本社會現況只理解為曼特爾所言的第二期帝國資本主義，對「晚期資本主義」欠缺重新定向的實然分析，使使其解放神學批判只能困限於「靈性（神修）」的實踐。[2]

社會學的分析進一步影響到解放神學的人類學。受到馬克思主義把資本主義剝削視為異化的深刻影響，解放神學無一例外仍抱持「本質論」的人類學（Juan Luis Segundo，Faith and Ideologies，New York: Maryknoll，1984：p.240），其解放議程過份專注在恢愎那業已失落的人性，結果就是把「消除異化」的救贖方案擴大為與資本主義完全的對立。

但是根據哈伯瑪斯的想法，資本主義的扭曲主是表現為一種「以系統代替語言」的危機，對它的批判必須指出其合法性問題。

我們認為卻化解解放神學的難題，唯有經過一種「語言轉向」的努力，這項努力的前提來自於把人與上帝的關係看為是一種語言互動的關係，而不是抽象的理解為一種與物質相對立的靈性互動。

一種新的解放神學必須超越二元性對立，從互為主體性的團契互動中真正釋放出批判的潛力，亦即「教會作為一個語言性的互動團契」的實踐道路。（曾慶豹，《上帝、關係與言說》，台北：五南，2000：頁26以下）

iv.

毫無疑問的，近代解放神學仍然能藉著成種族、性別等的解放釋放出傳統階級論述之外的新活力，（p.xxiii），然而它若要「將自身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解放」[3]，就必須超越來自於生產典範之下以抽象的「人性」之本質為基礎的批判，代之以後／新馬克思主義為其分析的方法和框架，批判系統化扭曲（systematically distorted）的科技主義，並為解放神學導向一種以溝通行動（communicative action）為典範的後自由神學作準備。[4]

迄今為止，任何一種政治神學要是忽略了當代資本主義的問題，將不能解釋社會和信仰關聯性，或者無法提出一套社會批判的神學構思，也將無力於提出其實踐的目標。

當代資本主義的社會文化危機，在於它越來越不能為資本主義提供行動動機的意義，生產和行政系統無法產生出意義。「解放」作為晚期資本主義時的神學批判的共同語言，已經不再是拉丁美洲神學的專利，因此勢必需要思考並競爭合法性的問題。解放神學應對比貧窮的問題更為根本的合法性進行追問來形成對系統的壓力，從信仰的價值中提取意義的資源，實現一種非強制性規範效力的後自由社會（天國社群）。[5]

本課程之教學大綱：
一、解放神學的淵源

• 世俗與上帝：潘霍華論「及齡的世界」（讀《獄中書簡》、《倫理學》）
• 私人化宗教的批判：默茨的政治神學（讀《在歷史和社會中的信仰》）
• 解放與歷史哲學：布洛赫與無神論者的希望（讀《希望的原則》）
• 人的解放：莫特曼論十字架神學（讀《被釘十字架的上帝》）

二、解放神學的內涵

• 解放神學的緣起及其各種面向：處境化問題（讀Gutierrez《解放神學》、武金正《解放神學》）
• 解放神學的聖經資源（讀布魯克門《先知的想像》、《舊約的社會閱讀》）
• 解放神學與詮釋學：方法論（讀Segundo《解放的神學》第一章）
• 解放神學與馬克思主義：拉美與帝國資本主義（讀Miguez-Bonino《基督教與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

三、解放神學的重建

• 問題的轉向與重建：晚期資本主義的問題（讀Habermas《合法性危機》）
• 解放神學與批判理論（讀曾慶豹《上帝、關係與言說》第五章）
• 以公共為言說的解放神學（讀Tracy《想像的類比》）
• 解放神學與溝通行動的神學（讀Peukert《科學、行動與基礎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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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三個主題事實上即是以哈伯瑪斯（Juergen Habermas）思想作為與解放神學交互整合的工作，所以，總的方向應該是〈哈伯瑪斯的批判理論與解放神學之重建〉。哈伯瑪斯是我（曾慶豹）在博士論文時研究的對象，事實上，這方面的基本工作在拙著《上帝、關係與言說》第三章「道路、真理、生命—溝通行動的神學」一文中已初步的展開，本系列的計劃將朝向與解放神學 進行批判性對話。

[2] 「正如馬克思所強調的，生產方式或具體的經濟結構不能僅僅從生產材料的結構方面來理解。它也應理解為由上述生產方式與生產工具的應用所產生的『人與人的關係』，這種來自生產並對生產發生重要影響的人與人的關係包括許多因素，其中有許多我們可以確切稱之為精神的因素」（p.180）謝根道（Juan Luis Segundo）在精神和物質的二元分析中進行其所謂神學解放，使其神學更靠向於黑格爾而不是馬克思，它的結果又將使神學退回到靈性，解放成了一個（唯心主義）抽象的範疇（pp.180-185）。

[3]按：曾慶豹這裡似乎認為屬於後殖民主義、女性主義等的「文化馬克斯主義」，仍侷限於政治經濟學的基礎視角、並持有抽象人性觀。個人認為非常不精準。這一支系新馬克斯主義與其說

仍然在追求一種柏拉圖式的形象恢復，大部分種族和性別論述所展現的都是從後結構進入解構的性格。廣泛說來，這套思想的第一步是要釐清權力的的本像（傅柯與後結構），第二步是呈現權力虛無的本質（德希達與解構），第三步便是充分釋放這個虛無的權力給所有人，以作為每個人存在的權利（羅逖與新實用主義）。對後自由神學倫理學的建設還必須要遏止這種崩壞趨勢才行。那這樣根植於聖經啟示的三一本體論就是不可或缺的基礎建設。

[4] 「將解放神學導向於溝通行動的神學」不是全新的論題，過往已有作者從事於相關此一領域之研究，如Margaret M. Campbell的Critical Theory and Liberation Theology: A Comparison of the Initial Work of Juergen Habermas and Gustavo Gutierrez，New York: Peter Lang，1999，可惜並不成功。本計劃將包含相關文獻回顧和檢討。）另外，輔仁大學宗教系武金正教授在他的《解放神學：脈絡的詮釋》一書中（第五章第二、三節），已精闢地論述了解放神學與哈伯瑪斯思想之間相互整合的可能性，不過武教授是直接的進入哈氏後期的溝通行動理論中作出探討，我的工作則往後追溯，回到哈氏對於「歷史唯物主義的重建」中，尤其是以晚期資本主義此一脈絡為探討的起點和問題意識。

[5]政治的革命或鬥爭並不是實現解放的真正手段，正如解放神學對於人性解放和罪的解救不是通過暴力的手段獲得，然而關鍵就在於如何從生產典範改變成互動典範。解放神學抽象的以「愛」作為對冷漠、仇恨、不公義的克服（A Theology of Liberation，p.85），其道成肉身的實踐能動性顯然及不上後自由神學從教會的共契（solidarity）重建社會的觀點。教會即是一個「溝通的社群」（曾慶豹， 《上帝、關係與言說》，頁170-171），在溝通中實現如哈伯瑪斯所言的「上帝變成了一種溝通結構的名稱」 （S.113）。教會對系統化和結構化社會的批判、參與，以及實踐，是建立在超驗的語言互動（具有不可共量性的神學敘事），而非生產勞動（社會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