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 Slavoj Zizek: How China Got Religion 談齊澤克〈中國如何掌握宗教〉

Referral Link: http://www.nytimes.com/2007/10/11/opinion/11zizek.html?_r=0

Zizek 2007年前的經典文章〈中國如何掌握宗教〉,與本人隔年寫的一篇學位小論文處理類似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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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佛教得到官方鼓吹和補助;藏傳佛教、附佛外道法輪功卻是必須控制或打壓的信仰。箇中原因當然是政治和諧。

但Zizek 認為更根本的看,這是自由派與世俗主義在普世範圍贏得現代性一役(war on modernity)的明確指標,正如猶太-基督信仰在美國已大致被馴化為一種文娛文動、高等教育把宗教當一種人文學科來教──這表示社會已經不再尊重宗教的終極性。

All human sciences are turning into a branch of cultural studies; our societal elite follow (some of the) religious rituals and mores of our tradition only out of respect: Christmas trees in shopping centers every December; neighborhood Easter egg hunts; Passover dinners celebrated by nonbelieving Jews.

The significant issue for the West here is not Buddhas and lamas, but what we mean when we refer to “culture.”— the name for all those things we practice without really taking seriously.

然而,基要主義者仍然是對現代世界的一種威脅,他們欠缺懸置預設立場、抽離自身視角理解世界和反省自身傳統的能力。

Today, we seem to see the ultimate threat to culture as coming from those who live immediately in their culture, who lack the proper distance.

Perhaps we find China’s ‘management measures for the reincarnation of living Buddhas in Tibetan Buddhism’ (basically prohibits Buddhist monks from returning from the dead without government permission) so outrageous NOT because they are alien to our sensibility, but because they spill the secret of what we have done for so long: respectfully tolerating what we don’t take quite seriously, and trying to contain its political consequences through the law. »

只是作為文化馬克思主義者的Zizek,解構現代政治邏輯是真的為了尋回信仰的終極性嗎?

參見這段 Zizek 論神學的錄音,看來果真如此。

Zizek 表示:我拒絕 Feuerbach 那種把基督宗教當成人類高等自我投射的人學理解。Man is not enough and man has to be de-centered.

 

本人從《公共的信仰》切入此題,仍認為從四個範疇理解不同宗教活動的特質,將有益於凸顯真正的信仰:

一、        不妥協、無益於社會:對社會共善無益、或含有盲目與暴力成分的基要主義信仰。

二、        可妥協、無益於社會:容易被政治利用而形成暴力、宰制、或叛亂根源的宗教信仰。

三、        不妥協、有益於社會:超然於政治、為社會帶來批判視角和獨特人才孕育系統的宗教信仰

四、        可妥協、有益於社會:以文化的形式成為社會共同精神資產的宗教信仰

這樣,事實上需要國家去控制和導正的,其實只有第二象限的宗教。對第一象限宗教,則當形成政治和文化包圍圈。藏傳佛教在中國而言,則正面對著這樣的包圍圈,而同時存在自身象限界定的問題。

不夠超驗的與終極的宗教信仰,很快就會因為失去了主流文化立基之壤,而選擇妥協世俗形式重新換取資源。

關鍵便在於:宗教如果作為文化,那麼配得的就只有民主中「少數服從多數」的那種「尊重」;但何為尊重,由制訂規格的多數定義。反之,若作理解世界的根本信念(神學),則它必要回過頭來參與制訂遊戲規則,包含何謂「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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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孫窮理:佔領行動的民主悖論

Source Link: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8131

Forewords:

  1. 當「儘速回歸體制」的形式正義要求,在這次社運的輿論公約數遠遠大於「真正民主」的實質正義壓力時,這一篇含有深層意涵的激進左派、草根民主論述,是帶有亮點的見解,值得參考與反省。
  2. 編輯病,文章內容以個人認為更扼要好讀的方式略微重編,自認未失作者原意。原文請點來源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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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弩之末不足穿縞,硬撐不是辦法,這場運動一開始就沒有它看上去的那麼強大。它從馬、王鬥爭的裂縫裡擠了進去,也從這裂縫裡再擠了出來,330五十萬群眾瞬間消失;而或許是一開始沒有準備,又或者決策者始終盤算著自己與馬、王間緩衝的餘地,這一場包含了「反中」、「反馬」、「反服貿」,以及始終未進入運動主要議程的「反自由貿易」,最終被收攏到形式程序上的「反黑箱」。

兩岸協議監督機制需要法制化,起因於憲法架構下,兩岸關係定位不明確,兩岸協議的國會監督機制缺乏法源依據。

2002年,美國小布希政府取得國會的「TPA授權」,2007年6月,授權期結束之前簽定《美韓FTA》,將協議帶回到國會內,進行包裹表決,省略冗長的國會程序(讓政府可以逃避既有國會監督的設計)。但這種「快速通關」沒有得到雙方國會的認可。

2008年美牛開放項目,在南韓引起了自焚和百萬人街頭抗議,時任總統李明博最後放棄30月齡以上美國牛肉的進口以平息眾怒。在美國同樣由於廉價的韓國車進口,受到汽車工會(United Steel Workers)抗議,「被貿易談判傷害得最重的人,在談判桌上沒有一個位子」。

到了2012年,才完成整個程序。之後,美國國會就一直拒絕再對美國總統進行任何的TPA授權

運動的自我取消

在當前兩黨政治結構下,無法完成對自由貿易協議的有效監督;體制無法實現民主,為什麼不是用運動的力量來監督、壓迫體制,以「公民憲政會議」完成運動的目標?

在佔領行動這二十幾天裡,群眾、議場內的警力漸漸形成了一個「共管」的秩序;佔領沒幾天後,立法院的各委員會就開始運作;而佔領行動最終,宣告恢復議場,讓週五院會得以如常進行。這一場行動的隱喻,說明這次行動者不能將行動本身視為民主不可或缺的環節,動不動想要回到體制,但一旦制度完成,又回到這個政治結構下去進行審議,假使到時候結果還是不樂觀,哪還有正當性和動員力去反制?

一旦繞開核心的「價值」問題,最終也只能仰既有政治權力的鼻息,而難以從運動中搾出群眾政治的真正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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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窮理(苦勞網創辦人) photo link: http://pic.pimg.tw/blackditch/4bb59d8b03ac5.jpg

[文摘] 晚期馬克思與恩格斯的社會民主主義(共產主義是一種落後的馬克思主義)

Source Link: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shsc/article_2013051783584.html

文/老耄耋

在1848年前,馬克思依據當時英、法的資本主義發展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力量對比狀況,寫出了早期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作,即《共產黨宣言》、《法蘭西內戰》和《哥達綱領批判》。這些論著表明,無產階級要通過武裝奪權,通過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來實現共產主義的理念。

但是自1848年以來,由於實現了電氣化,使資本主義經濟發生了革命性變化,社會化大生產廣泛發展,股份制的出現,「產生了真正的資產階級和真正的大工業無產階級」。工人階級已經「是一支統一的國際社會主義者大軍,他的人數、組織性、紀律性、覺悟程度和勝利信心都在與日俱增。」(《馬克思恩格斯全集》22卷第598頁)

基於以上的情況,恩格斯在他的晚年於1895年8月,為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階級鬥爭》一書寫的序言,就是晚期的馬克思主義代表作。

針對早期的馬克思主義反省說:「歷史表明我們曾經錯了…1848年的鬥爭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已經陳舊了。」(《馬恩全集》22卷,第695頁)

其原因就是「當時的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剷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程度。」

由於蒸汽機基礎上的生產力社會化水平還不高,資產階級對工人的剝削很殘酷,使其處於絕對貧困化,階級鬥很爭尖銳。於是在「真正的大工業無產階級隊伍還沒有形成時,就只能通過暴力革命,武裝奪取政權,實現社會主義。」

這種「不成熟的理論,是和不成熟的資本主義生產狀況、不成熟的階級狀況相適應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3卷第299頁)這是因為「一個社會制度在他所能容納的生產力充分發揮出來以前是絕對不會滅亡的;而新的生產關係,在它藉以存在的物質條件在母胎裡成熟以前,是絕對不會出現的」(轉引自《炎黃春秋》2010年,第8期,第2頁)這就表明,晚期的馬克思主義已經放棄了早期的共產主義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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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1月6日,恩格斯在致左爾格的信中說:「今天不僅在英國,而且在德國和法國,我們可能面臨著具有決定性意義的選舉。而在義大利最嚴重的危機,奧地利不可避免地要進行選舉改革。」是年1月19日,他又在致拉法格的信中又說:「不管怎樣,我們的五十個法國社會主義者議員是走運的。不到一年半的時間內,他們推翻三屆內閣和一個總統。德國的社會黨,在當時所得選票已佔總票數的四分之一以上。」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8頁第)

「資產階級和政府害怕工人階級的合法活動更甚於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動,害怕選舉成就更甚於害怕害怕起義成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3頁)在恩格斯看來,這種票數的增張「是自然發生的,經常不斷地發生,正如自然界中發生的某些過程一樣。政府企圖阻止這種增長的一切努力都毫無成效」。 (《馬恩全集》第22卷,第609頁)又說:「政府和統治階級使盡了一切手段,可是毫無用處,毫無成效,毫無結果。當局從更夫到首相,都不得不接受──並且是從可惡的工人方面接受。」(《馬恩全集》22卷低01頁)法國工人,「給予了世界各國同志們一件新的武器──最銳利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們向這些同志們表明了應該怎樣利用普選權。」(《馬恩全集》第22卷,第601頁)

他還認為,「德國黨成了世界各國工人效法的模範。如果用法國馬克思主義綱領中的話來說,選舉已經被他們認為是由向來『欺騙的工具​​變為解放工具』」,並感嘆地說:「我們採用合法手段比採用變革辦法要獲得多得多的成就。」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10頁)很顯然,晚期的馬克思主義主張的是:把選舉看作是工人階級解放的工具,號召工人通過合法手段,利用選舉權,參加議會鬥爭,爭取自己的合法權益,逐步實現自由人「聯合起來的社會個人所有制」,即社會所有與個人所有相結合的共產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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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人的幸福(邱慕天)

** ˊ本文同步刊載於 臺灣醒報民意論壇

作者:邱慕天

又聽到有人批評臺灣是一個沒有「整體觀」和「國際觀」的社會。

在左派理論與批判思維中浸淫太久,筆者最近思考的課題之一,是社會的幸福之道與個人自我實現的關係:「究竟在當代社會中,一個人是否必須成為具備人文素養的國際公民,才有資格享受自由、幸福與尊嚴的果實?」

許多朋友每天密切關注時事與國際情勢,他們平日就為同性戀者的權益四處奔走,或者這陣子猛轉貼士林王家都更案抨擊政府;下陣子指責馬政府油電雙漲政策及核電廠對環境的破壞;又不滿十二年國教使大學理念進一步崩盤;或說臺灣國際新聞太少媒體亂象令人唾棄。

他們也會就法國與美國的總統大選論斷是非、為阿薩得對敘利亞人民的冷血軍隊鎮壓上書聯合國、為芝加哥北約(NATO)高峰會的邪惡軸心大集結義憤填膺;他們會注意香港特首的右傾政治風向與媚共言論,並曾為六四罹難者及陳光誠、李旺陽頭綁白布條,或是致上悼念的燭光。

然而,我身邊還有另外一種人,從來不談時事。他們每天關注的只有天氣、朋友、家人、感情、娛樂、美食、美妝等等。

這些人中的年輕女性,或許是被譏諷的「腦殘正妹」,但她們至少貢獻著自己的微笑妝點市容及網路空間。有些則是相夫教子、溫柔恬靜的賢妻良母。

男性則多半是在工作上取得充分成就和滿足感的實業家、業務員、投資人或醫師。他們在意的是周遭的親人與朋友,並堅持自己的成功之道。事業上的挑戰,使他們無暇輿論。

這群人是我稱為個人主義者的右派,或更為人所知的布爾喬亞(Bourgeois)。他們的共通點,在於相信簡單的幸福。透過妥善地安置生活重心與金錢,散發正向的人生態度,讓周遭的人感受快樂;他們力求先獨善其身,因而不願多關心那些或遠或近的公眾事務。

然而我們左派社群主義者,生來卻被所謂的「同理心」和「正義感」所驅策--會成為左派的人,一定對切身所遭受的結構不公有所感悟,並將這個痛楚也將心比心。雖然不是受迫走上街頭,但坐視他人受苦而「獨善其身地樂活」是我們所無法想像的「幸福」。

我們並非職業政客,以文科或社科的研究生出身為大宗。有的人是流浪博士,感受到國家教育制度和人才聘用的僵化。有的人身為出櫃同志,覺得社會上的沙文霸權是頭號需要被解構的對象。有的是父祖輩曾受到國民黨威權體制的壓迫,或甚至觸及過民運及維權人士「被封口」、「被自殺」的類似經歷,而覺得刨淨封建社會的遺毒是兩岸四地華人邁向成熟自由民主所要共同推進的工程。

左派的憂國憂民,往往與一種深切的憂患意識和自身的不安全感有關;社群主義者視社會為一個有機的身體,我們不能體內「癌細胞」的存在。

社群主義者不是天真地以「兼善天下」為己任,只是不認為國事天下事應該由學者與政客所包攬。人民與社會的福祉,維繫於多元、民主、自由、公平的公民社會。這些基礎價值,需要一群公共知識份子在各界發聲,作社會良心。

然而我們每天都在憂愁、都在政府機器的「巨靈」面前感到自己無能為力。網路幫助了左派以階級鬥爭之外的方式串連起「微型反動」,卻也讓我們漸以新聞下留言罵人、點讚、轉貼憤世言論的便宜行事,取代了真正有意義的社會建設工程。

你絕少聽見我們主動分享生活。家人伴侶私生活這些「小情小愛」,在「家國大義」前相形失色。我不知道是我們早已都學會了墨子的「兼愛」,還是有時候我們在「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先知憂慮中,早已忘了享受快樂、並且愛。

除了那些「深陷股海」、為著自己的荷包「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人之外,我還沒有見過任何個人主義者,願意主動過上左派那種憂國憂民的生活。

[省思] 從「不能戳的秘密」看社會信任與Žižek新時代的戰鬥宣言

 

臺灣李惠仁導演是一位極具專業偵探能力和熱情的記者,他在《不能戳的秘密》紀錄片中追蹤了自2004年起禽流感病毒在臺灣藉南部民間教授自製非法疫苗殘留、以致變種、擴散,如今成為有高度危害能力的甲型禽流感H5N2病毒的經過。

揭弊過程,幾乎可以演繹為李惠仁與農委會防檢局長許天來所代表的政府官僚系統的攻防戰。

然而即使掌握了關鍵事證,官僚收買學界、並以生計算盤扣留無知農民,依然使廣大民眾的權益被罔顧。

《不能戳的秘密》在多個月前八卦版被推爆時,底下一堆人說:「天呀,好黑!」「媽,我在這!」「記者快來抄!」彷彿除了等待記者的動作外,這些年輕高等教育學子能做的就只有孩提般的哭叫和製造噪音。

如今這麼盤根錯節以致「共生共亡」的國際醜聞,很容易讓人沮喪地丟下一句:「臺灣真是鬼島!」

然而北京有天朝、上海是魔都,美國的巨頭食品工業更是跨黨派式地買通整個政體。這類問題顯然需要齊澤克(Slavoj Žižek)一類的後馬克斯全球化批判才能妥善處理。

如今臺灣反對黨不停地高喊「牛有毒、雞有病、豬有疫、馬無能」,想要拉更高層級的官員下馬,對這個跨越兩任政權的弊端,還是只有奪權思維而沒能提出解決之道。

日前我在「回應加藤嘉一:警惕新迎合主義」一文中,我質疑他對「政客和官僚」在不同國家政體中互動的識見不清。然而這在臺灣很明顯,是政客和官僚互相勾結的問題。

一如李惠仁所指出,1997年台灣爆發口蹄疫,撲殺上百萬頭豬隻,當時省農林廳長陳武雄、農委會畜牧處承辦科長許天來為此雙雙下台,「如今,陳武雄貴為農委農會主委,許天來也高升為防檢局長,他們這對『豬』事不順的難兄難弟,豈會輕易為了禽流感這等『鳥』事,再次搞掉自己的烏紗帽?」原來在臺灣官僚所謂「下台」,只是離開主管職,仍是受保障的公務員,繼續擁有工作權。只要事過境遷,仍然可以跨越政黨輪替,繼續被拔擢。

這次H5N2禽流感病毒在臺灣被隱匿疫情七十天以致大爆發,當時在官僚內部和學界都知情,畢竟連民間記者代表的李惠仁都能掌握檢體數據和養雞場座標資訊了。然而《不能戳的秘密》中被訪問到的大學教授,一個個昧於學術良心為官員護航和撇清責任。

紀錄片後半段導演和記者分別打電話給當時兩次和政府官員「協調」疫情的學者,而所有的學者都推說不清楚不知道不在場。李惠仁鍥而不捨地調查這些教授與農委會、國科會等政府機構的關係,結果這些與會教授大半都有拿政府的補助經費,累計少則百萬、多則幾千萬。

我們為著這些深知事情嚴重性而不敢說破的教授們感到痛心。臺灣最接近後馬克斯社會批判的公眾知識份子前清大彭明輝教授則曾經撰文痛批,「五年五百億」之類的臺灣卓越大學補助計畫,將使大學學術喪失獨立和批判思考的能力,進而將使臺灣亡國。如今證實所言不假,更顯他以身作則自請退休是為清流。

齊澤克更是將整個矛頭指向資本主義的基本邏輯:長時間以來我們允許自己參與政治的權利被外包(outsourcing)給那些技術官僚和被政府所圈養的學者,如今這些資本主義利益集團就以最殘忍的共產主義者面貌來殘害我們的生活品質。

作為後馬克斯第一號人物的齊澤克進一步指出,在現在的全球版圖,最有活力的資本主義體系,是由極端不民主的共產主義政權(中國)所領導的。這說明著民主和資本主義的「婚姻」已經結束了。在美國,「你想要加收一點富人稅,他們告訴你這不可能;你想要有多點錢在醫療保健里,他們告訴你這不可能,這意味著集權主義國家。」

在臺灣,所有人民的生存權、健康、公眾參與權,則可以因著政府團隊為了拼美國免簽、拼台美雙邊貿易(TIFA)、拼世界衛生組織(WHO)席位、拼兩岸經貿協定(EFCA)而置後。一線雞農更是為蛋價肉價等生計問題而不敢揭露疫情,更有許多是私自為禽類接種非法疫苗,以致病毒和抗體同時潛伏體內使早該被撲殺的雞鴉都已大批上市讓民眾吃下。

殊不知從塑化劑到禽流感,短視近利而竄改標準、淹沒誠信原則的結果,如今只是在世界舞台上再次重創臺灣的國際地位和經濟前景,並動搖維繫社稷穩定所基本的自由互信機制。

在美國得獎紀錄片「美味代價」(Food Inc.)中,我們看到除了紀錄片導演外,還看到為了愛兒食物中毒犧牲後勇闖議會立法的母親、一位奮不顧身跳出大揭食品加工業瘡疤的養雞戶,以及一個堅持造物主自然觀、實踐有機理想的生鮮肉農。

如今,從我們貼身所吃進的食物做起,只是一個最基本的呼籲。

在臺灣,我們能有李惠仁導演和彭明輝教授這樣能夠身教言教、心理素質強大的公共知識份子當反對派。雖然他們時有激進和情緒化的公開言論但那若是為了喚起社會的冷血則咱們無可厚非。

或許如同齊澤克在佔領華爾街的慷慨陳詞所說的,「我們應當改變我們生活的優先順序。我們不需要高生活水平,我們要的是更好的生活水平。我們只有在一點上是共產主義者,那就是我們關心公有權。自然的公有權,被私有化的知識財產的公有權,遺傳生物學的公有權。爲了這,而且只爲了這,我們應該戰鬥。」

戰鬥不光是吶喊「媽,我在這」或是露營。那些需要透過記者來抄或攝影機來拍才有存在意義的活動已經早就被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和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論證過,是可以製造的幻覺。

我們需要做的是讓自己成為直接具有發話權的報導者、新一代的掌握專業的公眾知識份子、迪雪圖(Michel de Certeau)口中有實踐理性和微型反抗戰術(tactics)的路人甲、以及美味代價中那位生鮮肉農般的青年實業家。

 

記得約兩年前曾經在 Facebook上,隨機瀏覽到一對剛從成大畢業的年輕夫妻,在職業欄自信地填上「農夫」與「農婦」。他們的婚紗照是在田邊拍的,個人檔案中公開的盡是農忙的生活照和傲人的農穫。他們立志繼承家業,帶給國民健康的、生鮮的蔬果。「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不知道他們現在過得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