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神網誌：專訪《時代革命》紀錄片導演周冠威
//我和太太曾幾次到非洲短宣，有一個字眼經常用，就是「扎心」。現在好明顯，最扎心就是香港！怎會不扎心呢？若然以一個宣教士的心來理解，豈不會留在香港呢？神確在～不～停～挑～戰～我～啦！對自由、對信仰、對行公義施憐憫，對香港扎心，這是我的責任，但～我∼是一個丈夫，一個父親，為何我不該保存自己， 繼續成就身為丈夫或爸爸的責任？我很想負責任⋯⋯不知道⋯⋯這是十分痛苦的事，但面對的又豈只我一人，全部香港人都被挑戰，恐懼籠罩得十分嚴重。如何面對這恐懼、面對被禁言？若然發聲，就會承受風險、苦楚，甚至乎苦難。
因此，就懷著一顆追求真自由的心，繼續留在香港囉。何況我這份人很看重誠實，是你講大話，為何是要我驅逐自己出去，我想留在香港，尋找屬於我心靈裏的自由，你囚禁我的身體，但囚禁不到我的靈魂，也限制不到我的信仰。若是無可避免要承受，也有一重積極意義，就是「我過到這一關了！」我所講的自由就是真自由！這份平安很奇妙，我真的擁有！//
#公共神學 文／邱慕天
2019年四月的復活節主日，9名激進伊斯蘭自殺炸彈客在斯里蘭卡全島六個天主／基督教聚會處發動攻擊，一共造成269人喪生、500人輕重傷。
當天早上，斯里蘭卡東岸中部城市拜蒂克洛的靈恩派錫安教會來了一名背包男子，他與堂會負責人聊天，說今早想要參加鄰近天主教堂的彌撒撲空，因此前來洽詢錫安教會今日各堂聚會開始的詳細時間。
牧師注意到他說話時渾身出著大汗，便邀他脫下背負在身後的背包，而男子不願。就在那時，錫安堂整批30多位主日學兒童下課下樓，準備加入大堂聚會，而背包男也同時間撥打了電話——就在那瞬間他身上炸出精光。就當下一刻所有人回過神來時，他們面對的是，他們身旁從小到大所熟知的一些弟兄姊妹、親人、朋友，已經與他們天人永隔。
斯里蘭卡的國際青年福音事工領袖 Ajith Fernando 是我在三一的校友學長，他的兒子與我在三一同窗相熟。因為他們一直在這個對基督徒很有敵意的伊斯蘭環境下向年輕人傳福音。兩年前這一波教堂恐怖攻擊發生時我立刻問候他。
可倫波神學院院長 Dr. Ivor Poobalan 既是他們好友、也是三一校友。他受訪轉述了主日學班上的見證，卻在媒體上引起了軒然大波。
Dr. Poobalan 分享當天倖存的兒主老師是他的學生，那天早上恰好在主日學強調生命回轉向神、為主犧牲的課題。
“All the children had responded [to their teacher’s question] by putting their hands up, and signaled their fresh dedication to Jesus by lighting a symbolic candle,” recounts a seminary leader. “For so many of those children, it would be their final act of worship.” [1]
（所有的孩子都舉手回應，並通過點燭儀式更新他們為耶穌獻身的決志宣誓。…對於當中許多孩子，這成了他們為主獻上的終極敬拜。）
然而就是這一段話在英語媒體傳播後，受到了第一世界已經浪漫化的福音派和左傾式自由派倡議者抨擊「洗腦兒童」、「散播極端思想」、把「上帝的絕對」看得發展自由多元的想法更為優先，以「教義的正統」壓過兒童生命的尊嚴福祉，教導不適齡且出發點心思扭曲。
然而就如緊接在報導後方的文字告訴我們，這並不是一個第一世界已經浪漫化的福音派想像中，老師灌輸在一群兒童白板心智上的廉價頭腦體操，而是有一個完整的獻身決志儀式、是斯里蘭卡基督徒的十架與敬拜。
《今日基督教》報導破題寫道：「在絕大多數的主日學，這道問題都只會是一道隨堂測驗（In most Sunday schools, the question is an academic exercise.）。」
然而Fernando 多年的代禱信我從未漏接，在一個福音教會信徒只佔人口1%的國度，他們開辦的並非「絕大多數的主日學」。
斯里蘭卡的福音困境一般可追溯自1983年由「泰米爾之虎」發起、長達26年之久的內戰。
由於斯里蘭卡民族主體的僧加羅人（75%）絕大多數信仰上部佛教，並圍繞此一認同發展後殖民國族意識，這讓以印度教為主的泰米爾人（15%）和以伊斯蘭教為主的摩爾人（9%）感受到很深的結構壓迫。
佔據全國7%的基督宗教人口其中6%天主教徒與過去的葡萄牙殖民淵源有關。上一段英國殖民所攜入的福音派活躍於人口的1%。他們雖是斯里蘭卡難得的自由信仰，混成了僧加羅、泰米爾人口，且為彼此跨族通婚、同一教堂作為弟兄姊妹做出示範。
然而，隨著上世紀導向內戰的佛教總統與僧伽羅政府主導的特權國族主義與泰米爾分離主義爭端升溫，天主／基督教徒變顯得在政治上腹背受敵。先前內戰有些天主教僧加羅人參軍位列高層；1% 福音派則僅僅熱衷福音，並不興於政治；但他們又因傳統組成偏向中產且教育程度較高的自由市民，既被「（僧加羅）國族主義」視為帝國殖民主義的遺緒而不受待見，被泰米爾人和摩爾人視為僧伽羅／佛教當權派政府的鷹犬加以仇視。
在那份環境下成為福音使者，他們必須交代著自己如何在帶領每一次青少年福音營會，經歷信心的勇敢與背負十架的挑戰。
對每一個孩子——是每一個孩子，他們都必須要在傳福音的及早時刻就與他們交流清晰，接受這份福音，在當前的斯里蘭卡社會環境，有什麼樣的風險、可能付出什麼樣的代價。
然而在斯里蘭卡的復活節恐攻中，錫安教會有一位孩子斷腿、有一位孩子双目失明、有多位孩子身體大片燒傷。對日後可能PTSD的他們來說，老師對著全世界告白他們殉道心志，真能想過他們能心理健康地與創傷復健共度，驕傲地在餘下人生見證信仰嗎？
我第一時間對主日學老師做出批評質疑的地方，並非贊同主張老師不該與班上兒童確認獻身的心志，而是他與院長把這段兒童在主日學中獻身的事蹟變成了一則全球公開的見證。這份見證紀念了「那一半逝去的孩童」的生前心志，卻同時給「另一半以傷殘狀態倖存的孩子」強迫「屬靈出櫃」、拱上了（殉道者的）高壇封聖。
我很喜愛的漫畫家諫山創筆下一位角色，因為兒時一次在「壓迫的社會秩序下」越軌的天真決定，整個成年期的人生都在償付代價，彷如至死方休。他向著那位命運判官痛苦地說：
「若我早知道這是自由的代價，當初便不會踏出那一步。」
若錫安教會的那批基督徒孩子那天知道，願意「為耶穌犧牲」對應的是斯里蘭卡近代最髮指宗教仇恨攻擊，他們還會點燭回應獻身的呼召嗎？
——我們用一生與世代去琢磨這個自由與命運、苦難與神義的課題；但它15分鐘不到的窗口。
無論兩年前的復活節那天，主日學老師是否有帶領他們再次確認殉道心志，在斯里蘭卡全境多處基督教聚會點聯動發難的伊斯蘭炸彈客，都無從改變他們的既定計畫。
直到我進一步追蹤瞭解，這是個一整代人信仰空間被壓迫的社會。一個在這環境領受基督的孩子，是否為被「突襲表白了信仰」的「被殉道者」、決志效力應予多少折扣，非你我可主張認定。他們既是自小習得殉道視野的門徒，即或不足作你我信仰的師傅，又何許第一世界教會寵溺文化下的基督徒扮演「大人」呵護？
斯里蘭卡內戰以2009年泰米爾之虎被鎮壓下表面落幕，宗教族裔仇恨的傷疤卻寄生在威脅排擠、打家劫舍、暴民砸店的日常。這份復活節信仰告白的份量，亦不是在相對自由政治中呼吸的我們可當然想像。
它不僅是以一個的最微小分子，向著這極度撕裂的結構凝聚和平、呼喚醫治。同時，能夠讓所有基督徒與這些孩童在往後歲月中一同抬頭地面對與修復這傷疤的，只有來自他們自身意識的時刻清楚清醒：
「這是一個由你親啟的故事啊。」
你不知道這故事的後來，卻知道它回應著2000年前的始祖呼喚。
這故事並非一名失明女孩或釘痕木匠「單機打怪」的英雄獨白，而是在一代一代的信心加頁繼承中眾籌online。這見證向著進入救恩記憶通道的來者敞開，交付慷慨回應的責任。這過程，據我所知，也正是這樣一批基督徒鍛成信心的所在。
–參考資料：
“Within the Christian community there has to be moderation because by its nature it consists of two different ethnic communities. There’s a natural instinct for them to look at such religious and ethnic issues with deep compassion,” said Rohan Gunaratna, a religion and security expert and co-author of “The Three Pillars of Radicalization.”
But peace is not guaranteed.
“Sri Lanka must not take this Christian interreligious harmony for granted,” Gunaratna said in a phone interview. “The danger is that the Christian patience could break if there are more attacks, and that is what the terrorists want.”
About 7% of Sri Lanka’s 21 million people are Christian, and most are Roman Catholic, according to Mathew Schmalz, a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of the Holy Cross and an expert on Christianity in South Asia.
There has not always been universal Christian unity and restraint in Sri Lanka.
During the civil war that began in 1983, Christianity was divided, with members of the faith fighting for both the largely ethnic Tamil separatists and the mostly Sinhalese Buddhist government forces, experts say, and some tension still lingers.
The cost of Debbie and her aunt’s treatment is much more than the family can afford, even after collectively exhausting their savings. While the Catholic Church has helped the Catholic survivors, smaller local NGOs like the National Evangelical Alliance and Heal Lanka are trying to help the others.
Particles of the bomb still remain lodged in Debbie’s head, but Sri Lankan hospitals lack the technology and expertise for the surgery, her uncle Robert Antony Moses said.
A Canadian doctor has agreed to perform her surgery after examining her case, Moses added, « but it will require a lot of money, and we are trying to arrange that amount. » He left his job as an electronic engineer to coordinate and administer Debbie’s treatment.
Debbie’s parents were Sunday school teachers at the church and owned a book shop in the church’s premises. The bomb exploded a few meters in front of the shop, killing her parents and brother and injuring her aunt.
“Whenever the family feels sad about losing their loved ones, Debbie says, ‘Why are you crying? They are in heaven with Jesus, and he is taking care of them,’” said Vethany Moses, Debbie’s aunt. Debbie’s other aunt, 24-year-old Rebekah Arasarathanam suffers severe third-degree burns on most of her body. She has gone through several plastic surgeries, and some more are left.
“I was speaking to my mother on the phone when the bomb exploded, » Arasarathanam said. « I thought my phone had exploded. » After the explosion, she fell unconscious. « I could only see fire everywhere after I came back to my senses. »
Debbie wants to be a Sunday school teacher just like her mother. She says that when she grows up, she will spread the gospel to thousands of people. “Jesus has already made eyes for me,” she said. “He will give it to me when my time comes.”
#公共神學 文／邱慕天
稍早臉書看到友人讀書心得的提問如下：
16世紀英國貌似人口過剩，一堆貧民被當成「垃圾」，所以他們透過「人口販運」，期待解決人口過多的問題。當時英國到底發生什麼事，為何閒置人口會如此多？土地被貴族霸佔，一般貧民無法耕地就變成閒置人力？
此題於「公共神學與現代性」個人原已有相關知識答題，但在用關鍵字發展簡答的過程中，暴露了先前掌握不足的區塊。——果然是個有意思的問題，我在重新翻書補足資料後，在版上做此答覆：
一、
故事應該這樣說起：「16世紀英國人口過剩」並非表象可成立的命題，因為14世紀黑死病曾將不列顛的人口500萬砍半到250萬，而整個16世紀不過是從300萬穩定回增到400萬。
發生在16世紀的問題是耕地產權的變遷。16世紀宗教改革，英王亨利八世1530年諭令強奪了修道團體和教會莊園佔3成的農地產權，其中地產拿來酬庸、更多是賣給仕紳籌措打仗軍費。
二、
中古英國的社會階層是這樣：laborer （薪水工、無產業）, husbandman（佃戶）, yeoman（自耕農、自有產權）, gentleman（鄉紳、地主戶）, esquire（仕紳、享尊議）, knight（騎士）, baron（男爵）, earl（伯爵）, duke（公爵）, monarch（君王）。
前五種算下層庶人，後五種是上層貴冑（人數很少）。16世紀是英國最大的經濟發展特色是走向「重商主義」。隨著市場和交通漸次發達、修道團體這個重要社會中介階層退出英國社會，取而代之是仕／紳開始擴張產權、「圍地」（enclosing）養羊，佃戶以下的生活則愈來愈難。
三、
原先莊園經濟存在共同產權制（common right）：大家的土地在休耕或轉作牧場用途時，各自的牛羊都可以到處吃草（自由放牧）。意思是地上的作物收成是私有的、牛羊是私有的，但是「上帝讓地上自然生發的青草」並非私有。
仕紳階層擴產「圍地」讓共同產權變得尷尬。身為佃戶也可以養羊，但既不能跨越圍籬吃草，也不會有足夠地方給牠們活動了。
四、
佃農 vs. 仕紳地主的緊張關係，不像是歐洲封建領主直接對農民施加權力壓迫，而是讓經濟資源差距合法擴大。羊毛織品國際國內都有上升需求，養羊帶來豐厚的貿易賺頭；地主即可能藉整併土地圈養羊或輪替經濟作物，向佃農收回租約。
這個地段高檔化、排除「低端人口」的進程，就是 « gentrification » 這個字詞的由來；如今我們用這個字眼描述商圈發展中資本主義財團圈地炒房，使原生住民無法負擔在此生活的消費。
五、
傳統農經時代，土地就是決定性的生產工具。農作或牛羊在人休息時，仍靠天滋養持續長旺。領工薪的勞動開發、手工製造這種這種領薪的無機累活，遠遠比不上「老天賞飯吃」的生態農牧業。
佃農若能有高產能、肥沃的耕地，豐收存錢，有機會買下產權翻身為自耕農。然而隨著這個世紀英國人口增加，「仕紳化」圍地迫使佃農外徙承租更為偏遠、不毛貧瘠的土地。生為佃農之子與父親耕同一片地無利可圖，受雇做採石、開礦、挖煤、剪毛補貼家庭，漸次淪為無產底層。
六、因此，所謂16-17世紀英國「人口過剩」實指經濟制度而言。地主仕紳主導的農牧規模生產，糧食總產量雖足支持本世紀人口增長，但供需飽和後便帶來了糧價需求面的通貨膨脹。
諸如煤礦工這類職災風險和死傷意外相當高，娶妻育兒置房都有困難；比今日的「夜班保全」、「外送員」更無保障、更不穩定。礦工、盜匪、強暴酗酒的無賴、羅漢腳，當時皆指同一群社會階層。
——他們亦是被1720年代衛斯理（ John Wesley） 看見有極大需要、謀求轉化復興的目標群體。
八、
衛斯理帶來了18世紀上半英國的信仰大復興。然而，「工作機會滿足不了新增人口」這一環節造成的政治經濟困頓，要到1760年工業革命後才得以在制度面消化。
在那之前，他們當中一批懷有信仰的年輕男性，則選擇往海外開拓「新‧英格蘭」，意思是這不是一個改變民族身份的政治行動。
——他們仍是向英皇上稅的英格蘭子民；不同的是，「新」英格蘭給予了一份新的夢想：他們知道辛勞能得到天意的回報、殷勤必得獎賞。在這裡種下清教徒精神、也種下了美國夢。
當時誰會想到，那些被拋下的「過剩人口」竟會有屬於他們的公共神學。在大洋的一端，那是為底層求生賦能的屬靈大覺醒；在隔海的彼端，那是為追求經濟盼望和信仰自由而誕生的清教徒秩序。
附錄
參考書目：
林德貝克的贈言 Patrimoine de Lindbe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