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約倫理重建神國十架意向:教會實踐路徑芻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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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邱慕天

Richard Hays 的《基督教新約倫理學》(MVNT, 1996)是很嚴厲的一本書。與 John Howard Yoder 的《耶穌政治》(The Politics of Jesus,1972)一起,這是兩本從嚴肅的新約聖經考據、以基督啟示為中心,搭造起後自由 #postliberal 正統立場的關鍵著作。

在其嚴謹的反覆論證中,基督教新約聖經只能被有信服力地理解為:「一個捨己、付代價、從社會邊緣向帝國權力中心發起衝擊的見證社群」的自我詮釋文本。

這個「神起/神啟」社群的存在品質,成為他們回憶那個他們所跟隨的主——十字架上耶穌基督——的決定性視角。

以其他方式理解和應用新舊約聖經,都有對經文不夠忠實、以(非基督中心之)「外來性標準」證成自身信念的偏離傾向。例如該書中 Hays 對 Reinhold Niebuhr(現實主義/效果主義倫理學)以及 Elisabeth Schüssler Fiorenza(女性主義/後現代主義)的批評。


這陣子為了寫作再次回顧 Hays 此書的思想方法能在多大程度上被我要觸碰的牧養倫理議題採用。會做如此考量的背景初衷,來自於應用的「距離」。正如Niebuhr 一早所提點:

基督教福音的踐行者和今日的經文受眾,早已從前三世紀的「地中海城鎮中下階層」,轉換為許多「在主流社會需要履行複合職責,或試圖在主流社會的運作法則(以今日來說最顯著的就是市場與資本邏輯)下繁榮昌盛(flourishing)的人。

不論是為了此刻香港保有自由空氣而上街吸催淚彈的教會青年,或是在隱藏基督徒身份、十一在微博轉發《人民日報》祝賀「祖國繁榮昌盛」的中華民國藝人、或僅是年輕人提升自己個人「市場價值」所做的種種內外在積極努力,我們都無法避免需要帶著他們的視角,對基督教新約倫理提出 #公共神學 的正當扣問。


歷世歷代以來,一直有提出以「雙重標準」的稀釋福音,給那些有心想尋求神作「完全人」、卻放不下世上產業的「少年官」作為信仰解套,就是宣稱「和平、避世的、全人歸主的踐行道路」,是專留給獻身的「門徒」、蒙召「神職人員」之道;而對「一般平信徒」,就是有基本的聚會、十一奉獻就好了。

畢竟主耶穌的教導「這話甚難、誰能做到呢?」

「只要口裡相信,心裡承認,就必得救。」

後自由神學的提出,正是為了徹底打破這種雙重標準。上帝對基督徒沒有「兩種心意」,一種給「門徒」、一種給「信徒」;基督徒要不然就是效法基督的門徒,要不然就是只是領有會籍、自稱基督徒的慕道友。

因此後自由主義以基督中心的公共神學,也不同於其他標示鼓吹基督徒公共參與的基督教左右派政治,它只承認一種上帝(在基督裡)的心意:使宇宙萬物藉著「承認元首基督的教會」,得以一同進入救贖/新造的國度。
對於這一種心意,基督徒的生命只有一種作門徒的議程:用生命展演/宣揚上帝國度心意的議程。

然而確立聖經是關於「跟隨十架的主、成為門徒呼召」的啟示後,必須要接著問:「下一步該怎麼做?」「這個上帝國度能夠如何展開呢?」
我們進入 #實踐神學 思考。


▍神國意象失落:三種解釋
Richard B. Hays 的聖經研究清晰地指向「神蹟」建造了初代門徒社群。具體地說,是「神降臨世間成為人」這個關鍵「神蹟」——祂以全然奉獻,順服,捨己愛人的生命,讓一個屬神、蒙福的社群在聖靈澆灌中誕生。


不幸的是,這個新約聖經背後的初代教會高標,在某時某刻,從後代的教會失落了。我歸納三種角度來看待這個現象。


第一,
是將之視為新約見證內部的張力;永恆的教會化作時空中實存教會的 sitz im leben。

Hays 在「偽保羅書信」、約翰書信、啟示錄致七教會書信中覺察它的體質弱化,認為第二代信徒開始的教會沒有與耶穌直接的記憶連結,使得這些書信有的開始呈現「外邦倫理」(如教牧書信對「監督」的要求)、有的開始內聚收縮(如約翰書信只教導「彼此相愛」而沒有愛鄰舍、愛仇敵的教導),有的則離了起初的愛心、或自滿於擁有的財富(如啟示錄三章被譴責的教會)。


第二,
從組織社會/心理學去解釋,「(激進的)神國倫理無法被大規模地活出」。

20世紀初期社會學開山組織 Max Weber 和神學家 Richard Niebuhr 從社會學類型中預見「(教會)組織一旦大幅擴張,就絕無可能維持先前的高標」;樹大必有枯枝,教派(sect)從教會(church)中分離,又在擴張成教會(church)的過程中註定走向平庸。

這樣的解釋,又類似法國啟蒙思想家 Jean J. Rousseau 提出社會契約論時認為「民主」只能在小國寡民下成功施行;或是當代牛津心理學家Robin Dunbar 的「鄧巴數字 150」:人類的腦容量結構只允許我們與上限 150人保持親密感。大過這個數字的組織注定無法人人擁有深度的認識交誼。
(初代教會在馬可樓上恆切禱告領受五旬聖靈的人數是 120人。)


第三,
「末日」被無限期延長,被哄騙的門徒只好將指望轉向今世。

指出「凡物公用、大愛無私、捨己奉獻、堅忍受苦」的激進倫理,只有在「鮮活的即臨末世盼望」下,才能實踐。好像生產痛一般,這樣的劇痛能夠忍受是因為不會它的短暫,以及孩子即將出生伴隨的喜悅企盼。如果不是這樣,誰要吃苦?

宣教醫師 Albert Schweitzer 才前往非洲叢林行醫前,是20世紀歐洲新約神學頂尖的通才博士,他以社會修辭學的取徑指出:耶穌挑起了跟隨者對末日新秩序的彌賽亞企盼,卻讓他們錯誤地空等。當第一世界末的門徒沒有等到耶穌再來,後代的教會不得不回頭「與世界接軌」,發展出折衷的型式。



無論如何,任何認真地企盼「神的國、神的義」的人,對於今日所見基督教會「偏離聖經」的景況,都無法太過雀躍。

然而,只要你不僅憑藉網上筆戰「耶膠」來概括今日基督徒面貌,而是曾向基督教會現況敞開,都能有點真實認識:那些忠心、徹底、激進的耶穌門徒/教會/宣教士,仍然在今日今日的各城、各鄉部、各地、各省、各文化中低調堅定地存在。

真正需要扣問的是:既然有著這些忠信跟隨基督的激進門徒「如雲彩般的見證人環繞我們」,為何今日的教會卻不能,也沒有建基在這些典範榜樣上?

為何這樣的人(和教團)曾經是世界的邊緣人(但作為引領教會的中心和主力),但今日不單是世界的邊緣人,還甚至是普遍堂會,普世基督教社群當中經常放逐忽略的人?

▍重建神國意象:三個方向與挑戰

要足夠地論述這題,篇幅會遠高過此處回應MVNT一書的寫作範疇和網路文字讀者耐心。我也觀察到 Hays、Stanley Hauerwas 和1980〜1990年間第一代後自由神學倡議者,幾乎沒有認真回應過這個問題。

但這些自己在實踐過程中,不斷趨近發展三個方向的答案。我們未來可以一再回到這些焦點,思考福音/神國/文化/公共神學之間的辯證和實作。

第一,
品格足以領導教會的人,不懂或不肯領導教會。

激進門徒們可能獨善其身,但做光做鹽的「領導格局」不夠。或而「心志單純」,缺乏了「心意更新而變化的」彈性和淵博;或而自覺不自覺地走上了「避世」的道路,是未能效法耶穌對建造社群的承擔。

他們或會說沒有「領導教會」的呼召,或(沒有聖經基礎地)先驗性迴避任何有格局的思考。不為名、不為利的奉獻是好事,但他們的清貧安貧,也確實與自身排斥媒體公關、不善於募款、只願意當僕人不願意領導、道德潔癖有更大關係。

我自己,正定期收著他們許多人的代禱信,榮幸地作為他們的同行夥伴、支持者、諮商對象。這個信仰中有著許多我的摯友、恩師、楷模,放在任何時代、任何文化中都是品格極為高尚、最為與世無爭的人。

今日的教會比往日都更需要這些「聖徒」屬靈道德資產的提攜與鼓舞。這不是說他們願意站出來就好,從領導力到心態的培力、格局的重塑、健康的公關、資產管理都必須要裝備。
(僅列舉:柳溪教會領導力高峰會議、洛桑福音運動、中華基督教福音協進會,是我看到有此異象的平台。)


第二,
實際教會者的思維及品格沒有根植於福音神學。

與前一點相反。今日的大教會吸引增長和眾多效法,太多太多是因為其他的善:精湛的牧會術,風趣的講道,紮實的兒童節目、華麗堂皇的會堂;而不是這教會展現最多的聖潔,最多的悔改重生,最多的無私財物分享和恩典。

今而教會放在高位,賴以推動信仰的見證名人,是憑藉名氣和影響力,而不是因背負十字架的旅程。而這樣的分享,自然也不免混雜著成功神學。

——這裡有必要解釋一下生命的「十字架」是什麼:十字架是「苦難」,是「重擔」,但它不是你的「病痛,憂鬱,厄運,無能,犯罪傾向」只有自己「原本能夠穩穩掌握,卻為了順服上帝旨意,而甘願捨去且承擔」的,才能叫作十字架一一正如「十字架」在基督/上帝自身生命中所承載的意義那樣。

我們不可能一再誤解和誤用「十字架」的意義,而渴望教會能在十架根基上復興。
這是為何,我們必須回歸本質:教會只能被真正揹十字架——也就是真正跟隨基督的人來領導,才有機會成為教會。這樣的領導不是威權的、不是操控剝削的、不是契約消費的,而是彼此服事、存心謙卑、看別人比自己強、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腓立比書2:3-5)


第三,
「現代性」問題,也是最難纏的問題。


當代天主教哲學家 Charles Taylor 認為現代性革命最核心關鍵的特質是「個人主體意識/個人主義」的萌發,並被接納成為現代社會的預設建構核心。

——更具體的說,是「個人心靈(mind)成為事物意義的支配者(locus)」的這個大發現(Cartesian discovery)。

它一面帶來了「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的祝福,一面卻也讓「我(self)」成為真正的主、丈量一切的權威。16世紀更正教的神學和制度改革,正是這現代化最徹底的一場社會革命,讓教會和社會走入了一個加速的新時代:世俗世代。
從現代性開啟至今,整個基督教思想最根源的挑戰,來自於它自甘於一套「滿足我」的靈性關懷模式,來保持它的意義。

「我」的滿足,自然必須透過金錢、名譽、性生活、舒適感、新鮮刺激、成就、伴侶…等等一切來達致;而基督教敘事以及上帝必須它們來競爭「我」、透過肯定我、給我自尊/自豪/自我方向感,好值得「我」這個意義支配者,來派發(assign)給這位上帝一些真值(truth value)和意義(relevance)。

這不表示我們有辦法回到具有個人主義批判意識的「現代性」以前。激進正統運動的學者 John Milbank 在 Theology and Social Theory(1990)指出:從Dons Scotus之後,已經回不去了。
但從施洗約翰的「祂必興旺,『我』必衰微」、建立在悔改上的先知性信仰,到今日以道德療癒自然神觀(moral therapeutic deism)取而代之的社會功能,我們必須深刻反省繼續忠實前行的方式;而有兩項針對現代性的思想工作一定要做:

a. 發展「社群主義」而非「自由主義」的人觀;教會一定要走到「後自由」卻看待這個現代性問題蘊含的巨大危機和潛能。
b. 同步發展批判性思考、但將之指向內部的「自助式信仰( »self »-help faith)」。仿若耶穌推倒聖殿內匯兌銀錢和買賣牲畜的鴿子:自助式信仰竟使應當作為「萬國禱告的殿」的地方成為賊窩(馬太福音21:13)。

這兩項倡議的細節不是這篇概要能處理。未來計畫再拉出來撰注專文甚至專書,
敬請期待。

回應:「回應《製造耶穌》對信徒的挑戰:以第二章為例 」

Photo of Bart D. Ehrman taken following the Gr...
Bart Ehrman

在不同的場合,都有教牧同工和信徒表示因《製造耶穌》一書而困惑,其實多月前已得同學借來給我看完,只是沒有時間回應,難得翠珊留言詢問,也是時候好好談一談。

我看的,是台灣大家出版社在2010年出版的中譯本,共有七章。回應這書之前,我想用今天的新聞來說說我回應的進路:我們每天的生活其實都要對不同的「事 實」作出判斷,有些判斷不太重要,有些則生死攸關。今天的《明報》引述杭州《都市快報》報道,在溫州動車追撞事故中,生命探測儀已顯示「沒有生命跡象」, 溫州市特警支隊長邵曳戎收到指示要「用吊機把車廂吊起來,放到橋下清理。」邵不同意,堅持在鐵軌上清理。

生命探測儀顯示「沒有生命跡象」是一個事實,我們可以換一台探測儀,也可以再探測一次,但卻不能改變這一部探測儀測出的這一次結果…(read more)

(感謝格主李雋博士這篇文章生動舉例引發的思考)

我認為以Bart Ehrman 的立場來說,由抄寫員的非專業性所導致的「抄寫錯誤」,已經是一個很客觀中性的講法了。

首先對抄本的改動或錯誤的種類,可以如David Alan Black 在New Testament Textual Criticism: A Concise Guide (1994) 的附錄中那樣洋洋在列。透過實際的經文鑑別操作就能夠坐實對這些抄寫文士專業性的質疑或是否定。故個人不太同意談「非專業性導致的抄寫錯誤」只是停留在主觀意見的程度。

反過來說,引溫州動車事故一事舉證,讓人覺得耳目一新。然而說「生命探測儀顯示「沒有生命跡象」是一個「事實」,我覺得則罔顧中國廣大的輿情和常理。

不但鐵道部發言人王勇平對事後搜出女童活體的情事「這是一個奇蹟」的說法,已經引起全國網民憤慨和不適任的檢討,此話的「事實性」在傳媒河蟹風氣鼎盛的中國大陸,更是解讀空間頗大。

連參與搜救的消防特勤隊員都說,目前的生命探測儀主要分為四種:音頻、視頻、紅外和雷達生命探測儀。類型不同,各自工作原理也不同。在廢墟中尋找幸存者,發揮重要作用。但無論哪種生命探測儀,均有其各自的局限性。

(點擊圖片看新聞評論)

故西安日報說:

「奇跡歸奇跡,奇跡背後也有一些讓人深思的問題。這個小女孩是在宣布無生命跡像之後,被發現而獲救的,如果她的生命力沒有這麼頑強,她是否能夠幸運地撐到被發現?

當然,在早先的排查中,這個小女孩可能沒有呈現出生命跡像——如果非要解釋的話,或者這個小女孩呈現出的生命跡像太過微弱。所以,早前無生命跡像的 結論與小女孩的生還之間沒有矛盾,這只是一種巧合和偶然。任何事情都難以絕對,之前的排查出現疏漏可能存在。但是,這個解釋卻是難以讓公眾接受的,因為既然生命是一個奇跡,一個無法復制的奇跡,為何不能對其多一些敬畏呢?如果足夠敬畏生命,就不應該允許任何瑕疵的發生,因為一旦發生,生命的奇跡就難以再現。」

再談回《製造耶穌》,如果我們認同「不專業的抄本錯誤」是一個可以透過經文鑑別的社會科學深描證偽的陳述,那對於「專業的抄寫員通常不想要所抄的東西,抄寫只是他的工作,但基督宗教的抄寫者卻是需要這些文本的人,他們是為了自己的信仰以及信仰群體抄寫文本,所以可能比職業文士更認真、嚴謹地對待文本」這類假設,更適當的類比,或許應是把它放在「音頻、視頻、紅外和雷達各類生命探測儀」的功能性和侷限性下理解?

畢竟,Bart Ehrman追隨者普遍的懷疑論立場中,還有一個立場是需要被考量的:「基督宗教的抄寫者是需要這些文本的人,為了自己的信仰以及信仰群體抄寫文本,所以更可能主觀性地為文本加油添醋以符合自己的信仰需求」。

懷疑論的讀者大可以倡導: 「基督宗教的抄寫者不但欠缺專業訓練,更是為了自己的信仰以及信仰群體抄寫文本因而欠缺冷靜自持(emotionally detached)的專業素養的人」。

就如同記者對自己身份的理解可以有三種:一是忠實還原和陳述真相的人;二是為公眾利益服務,評論和整理資訊給大眾的現象詮釋學家;三是為特殊意識型態喉舌的時事報導、發言人。

相同的分類也可以套用在歷史學家、聖經學家對自身的想像(以及我們對他們的想像)。

在那時廣大的託名作品流傳,並且諸多新約書卷信末語尾的三位一體頌讚格式(Trinitarian formula)和主觀性的經文「訂正」確實是後期抄寫過程所添加,我認為Bart Ehrman在這裡已經顯得相當委婉客氣了。如果兩千年的歷史不可避免地具有高度的複雜性和共構性,我們何妨認為「非專業性導致的抄寫錯誤」已經是Bart Ehrman為保守派讀者致力取得最大公約數的科學化陳述?

12th Street BART station
12st Street BART Station

BibleWorks 9 is ready to be released

Source Link: BibleWorks New Version Offers Unequalled Capabilities: Blending High-Tech with Ancient Manuscripts Will Benefit Pastors and Academics World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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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tor or Scholar? Ethics or epistem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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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http://theotherjournal.com/2011/03/07/joining-the-communion-of-saints-and-writing-the-unwritable-word/

In Basil’s day, people were arguing over how exactly to describ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esus and the One who sent him, between the Father and the Son—are they the same, different, or sort of both? And there were of course the naysayers, the people who said it didn’t matter, who argued that we should be out there helping the poor instead of poring over this esoteric academic nonsense. Basil had an answer:

Those who are idle in the pursuit of righteousness count theological terminology as secondary, together with attempts to search out the hidden meaning in this phrase or that syllable, but those conscious of the goal of our calling realize that we are to become like God, as far as this is possible for human nature. But we cannot become like God unless we have knowledge of God, and without lessons there will be no knowledge. Instruction begins with the proper use of speech, and syllables and words are the elements of speech. Therefore to scrutinize syllables is not a superfluous task.[5]

Sure, Basil says, those who don’t care about holiness don’t care about language. But those who want to love God know that our only way to do that is to love language—as theologians, future pastors, and educators, as writers, all we have is words from God to give out to other people. And words are enough.
————————————————–

Well, I think then Richard Hays is one of the naysayers, for whom ethics means that we have to act without complete knowledge (c.f., the preface of The Moral Vis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In Exclusion and Embrace, Miroslav Volf also suggests that we cannot suspend the action of active embrace as we seek knowledge of the Other (and vice versa). Namely, the interpretiion elements of speech and the scrutint od syllables do not precede- let alone being performed in isolation from- the use of language, which does by all means carry weight of meaning/justice in social dimensions.

So why defending the priority of academic theology over social justice (e.g., helping the poor)? I do not buy into the scholastic thesis, nor do I consider Basil’s response to the critique of academic theology an adequate one.

[文摘] Book Review of The Nature of Doctrine

According to Lindbeck, modern church is defenseless in the confrontation against the various strands of modernity, all because it no longer practices the kind of unifying scriptural interpretation within the soteriological framework that the early church embodies.

Jesus on the Cross
Image via Wikipedia

According to George Lindbeck, the reason why modern church is defenseless in their confrontation against the motley strands of modernity  is all because it no longer practices the kind of unifying biblical hermeneutics within the soteriological framework that the early church embodies.

What does this practice actually entail?

Peter Ochs (Edgar Bronfman Professor of Modern Judaic Studies University of Virginia) summarizes the appeal Lindbeck advances in The Nature of Doctrine:

To recover these practices is, following Barth, to resituate Christian theology as a practice of reading the Gospel as itself a practice of rereading the Old Testament history of Israel. This rereading is not a one time event, however, as if we could say, « well, the Gospel already reread the Old Testament, so we will learn the meaning of the Old simply by rereading the New. » It is, instead, a perennial event of returning to the plain sense of Israel’s story and rediscovering, everyday, what it now means in light of the Gospel narrative.
For Lindbeck, this practice of rereading implies that the story of Israel remains integral to Christianity‘s scriptural witness and that it remains open, as well. No contemporary Christian reader knows, beforehand, all that any text of the Old Testament means, since each reading must return to rediscover the texts of the Old Testament as they will be re-read in light of the Gospel witness for this day. Rediscovering the message of the Old Testament, the Christian reader also rediscovers the place of Israel in salvation history. But the meaning of that place of Israel is not yet fully defined. While the Christian reader knows that « Jesus Christ is the Messiah of Israel, » no reader knows before the present moment of reading everything there is to say about the meaning of that sentence. Lindbeck returns us, on this note, to the principle of semper reformandi.

Ochs, Peter.  « The nature of doctrine: religion and theology in a postliberal age » Review & Expositor, 103 no 1 Wint 2006, p 239

Two applications:

  1. Perennial rehearsal (preaching) of the Old Testament is the key by which we keep our Christian message integral [in defense of the divisions of modernity and relativism and postmodernity]. It is the recovery of the Eastern tradition of metaphors and narratives for contemplating the dominant logic of the West, the continuity of the Old with the New, and unity of the philosophical high (metaphysics) and low (ethics).
  2. Our study of the Bible today must be oriented to serve the unity of the church, in Lindbeck’s thoughts, first, in terms of the Catholic-Protestant relations, then in relations between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Churches, and both now—and in the eschatological « then »—in relations between the Church and the People of Israel.

Revelation 5:7-14 καὶ ἦλθεν καὶ εἴληφεν ἐκ τῆς δεξιᾶς τοῦ καθημένου ἐπὶ τοῦ θρόνου. 8  Καὶ ὅτε ἔλαβεν τὸ βιβλίον, τὰ τέσσαρα ζῷα καὶ οἱ εἴκοσι τέσσαρες πρεσβύτεροι ἔπεσαν ἐνώπιον τοῦ ἀρνίου ἔχοντες ἕκαστος κιθάραν καὶ φιάλας χρυσᾶς γεμούσας θυμιαμάτων, αἵ εἰσιν αἱ προσευχαὶ τῶν ἁγίων, 9  καὶ ᾄδουσιν ᾠδὴν καινὴν λέγοντες· ἄξιος εἶ λαβεῖν τὸ βιβλίον καὶ ἀνοῖξαι τὰς σφραγῖδας αὐτοῦ, ὅτι ἐσφάγης καὶ ἠγόρασας τῷ θεῷ ἐν τῷ αἵματί σου ἐκ πάσης φυλῆς καὶ γλώσσης καὶ λαοῦ καὶ ἔθνους 10  καὶ ἐποίησας αὐτοὺς τῷ θεῷ ἡμῶν βασιλείαν καὶ ἱερεῖς, καὶ βασιλεύσουσιν ἐπὶ τῆς γῆς. 11  Καὶ εἶδον, καὶ ἤκουσα φωνὴν ἀγγέλων πολλῶν κύκλῳ τοῦ θρόνου καὶ τῶν ζῴων καὶ τῶν πρεσβυτέρων, καὶ ἦν ὁ ἀριθμὸς αὐτῶν μυριάδες μυριάδων καὶ χιλιάδες χιλιάδων 12  λέγοντες φωνῇ μεγάλῃ· ἄξιόν ἐστιν τὸ ἀρνίον τὸ ἐσφαγμένον λαβεῖν τὴν δύναμιν καὶ πλοῦτον καὶ σοφίαν καὶ ἰσχὺν καὶ τιμὴν καὶ δόξαν καὶ εὐλογίαν. 13  καὶ πᾶν κτίσμα ὃ ἐν τῷ οὐρανῷ καὶ ἐπὶ τῆς γῆς καὶ ὑποκάτω τῆς γῆς καὶ ἐπὶ τῆς θαλάσσης καὶ τὰ ἐν αὐτοῖς πάντα ἤκουσα λέγοντας· τῷ καθημένῳ ἐπὶ τῷ θρόνῳ καὶ τῷ ἀρνίῳ ἡ εὐλογία καὶ ἡ τιμὴ καὶ ἡ δόξα καὶ τὸ κράτος εἰς τοὺς αἰῶνας τῶν αἰώνων. 14  καὶ τὰ τέσσαρα ζῷα ἔλεγον· ἀμήν. καὶ οἱ πρεσβύτεροι ἔπεσαν καὶ προσεκύνησα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