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思] 公共神學的原點:在你的光中我們必得見光

如果公共神學 在這個社會要有一種先知性的高度,先決條件它必須有一份對「上帝任何時刻掌權」的體察,這個體察帶來叫人得力的安寧(serenity),不隨著世俗的議程驚擾,而如稻草般隨風擺動。

如果公共神學在這個社會要有一種先知性的高度,先決條件是它必須有一份對「上帝在任何時刻都掌權」的體察。
這個體察帶來叫人得力的安寧(serenity),不隨著世俗的議程驚擾,而如稻草般隨風擺動。
這份體察,也意味著我們當曉得「祂是人類的主」(He is the Lord over humanity)、造物/降雨/賜福的恩典的主,不論今世人們識得或不識得祂。

這份體察,更會呼召我們成為「上帝掌權的國度」的建造者、跟隨者——其房角石是患難、受苦、犧牲,及憐憫的基督十架,是以上帝為世人而捨的生命所建造,是公義與慈愛彼此相親。

如果在這個世代有先知之言,那必當以曉諭國度子民與上帝重新「立約」為引言:
以「國度子民」自居的我們不能不曉得,「當稱謝進入祂的門、以讚美進入祂的院」,所稱謝者乃祂白白的恩典,當讚美的是祂無匹大愛與歸算(impute)在我們身上的義。

我們來到這裡,不正是因為願意悔改並捨了自己(bring our egos down)、以基督「憐恤與愛人的心」為心,以及願對那「守約施慈愛」的主,交托完全的盼望與信心?

仁者,無敵。

當我們寓居在這個國度裡看向世界,或回頭讀聖經所彷彿在譴責的那個「世界」,當知道世上這一切沒什麼好「可惡」的。因為那一切不過是「虛耗」(futility)——

如同年輕人在海邊遊憩所堆的沙堡,在豔陽下帶來樂趣,卻不能遮蔽他們度過海風吹拂的夜;

如同草木禾稭所雕刻的偶像,彷如提供了片時安慰——惟將來個人所做的工,都要經過那淬火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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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有能力興起或平靜風浪的、有權能降下或澆熄烈火的,是永生上帝而不是人,那我們又怎麼會是「把上帝的國度堆成海邊的沙堡」、「把上帝的形象雕刻成物造的偶像」,就希望這個世界能被吸引、就希望我們手所做的工在全能者的審判下蒙悅納呢?

***
這是個世上的有錢人往往很貧窮的世代,因為將太多的資源太多的心慮放在虛耗的事物上。但主的呼召,卻是要我們棄絕種種對物的眷戀(fetishism)以及那「以物役人」的工作。

當主透過先知說「沒有異象,民就放肆」,這不是指著外邦的百姓,而是「立約卻彷彿已忘了約」、「鬥拳如打空氣般」的屬主百姓說的。

是以,那立下新約的主說:「來跟從我,我要讓你得人如得魚。」意思是說,我要給你們愛人的力量。

是以,那從終末的凱旋中返身面向這世界的主說:「凡勞苦擔重擔的,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正如因詩人有頌讚說:「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在你那裡有生命的源頭,在你的光中我們必得見光。」

在那個永恆的池(repertoire)裡,才是我們立足的、公共神學的阿基米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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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澳賣淫臧否之間 挑戰身體主權(邱慕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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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醒報記者邱慕天特稿】為調查在台灣「背包客棧」等網站上傳聞已久的「台妹赴澳打工度假變應召」傳聞,《蘋果日報》宣稱讓記者親赴西澳伯斯調查一周,帶回歷歷圖文和數據,引發各報跟進轉載和網友熱議,事實上,韓國政府早已注意到此事,並展開徹查,台灣政府卻仍紋風不動;且事件顯示,在世代正義、女性主義、操守一致性等三大議題上,均值得更深切關注。

有女性朋友表示,「賣淫的女孩子都有自己的苦楚」,在澳洲,可以合法和免受台灣社會指點地「賺」,若真要揭此瘡疤,倒不如通盤檢討台灣整體性產業的除罪化和去污名化。許多男網友則駁斥這種看法,認為台女崇洋媚外和愛慕虛榮的名聲在外,一點也不意外。

《蘋果日報》的「專案組」12月初赴澳洲調查,揭露許多台灣女孩以打工簽證前往澳洲,卻做不了農場、果園或屠宰場的粗工,轉而經華人地頭仲介在華人密集區展開陪酒和應召女郎的生涯,周薪可達8萬台幣。

除了對某些人所謂「赴澳打工」的「真相」震撼以外,許多人也驚嘆該報做新聞尺度大,「報公司帳出國採訪,竟還能採訪到床上去!」然而既然澳洲性產業是合法的,倒不如說是澳洲的道德尺度大;人到了那邊,便一切都寬鬆了起來。

【澳洲性產業除罪的脈絡】
澳洲向來是一個「不道德」的國家。近現代澳大利亞的開拓始於1778年英國11艘運載著囚犯的第一艦隊(First Fleet)抵達雪梨開始,此後90年間16萬名男女囚犯來到了澳洲,其中許多女囚早就是妓女。由於男女比例失衡,「性產業」早就在新南威爾斯殖民地昌盛了起來,更有許多白人以舶來品物資,和原住民女子進行性交易。

這樣的歷史,與清教徒建立的美國是極大的反差,因而澳洲很早就開始反抗殖民宗主國英國將性交易入罪的做法。如今,東、西澳各州用不同的方式管控性交易;大致上在東澳,妓院可以合法登記。西澳則不准許設妓院,但私下性交易合法,因而產生一些「半套」特種場所、性交易另談的經營模式。

【報導打翻一船人?】
然而在消息曝光之前,許多台灣父母或同學只以為女孩子赴澳是「學英文」、「學會自立」、「多交朋友」、「存人生第一桶金」,甚至將度假打工形容為「台灣低薪世代的年輕人救星」,卻低估了文化差異和風險。

29日報導引發台灣輿情憤慨,與韓國如出一轍。坊間人士忿忿不平地指出「女孩子自賤人格,讓台灣國際形象掃地」,以及「殘害健康,對不起父母!」甚至有網友說:「現在看到澳洲回來的女生就倒胃,絕對不會想追!」

事實上,若以台灣、韓國每年各有3萬人赴澳打工度假、同時間下海賣淫約有1千人來計算,比例並不是特別的高(1千人中人蛇非法引渡與持打工度假簽證者的比例不得而知)。在伯斯打工度假的台灣年輕人社群更激動的質疑,媒體這則新聞讓97%以上認真工作遊歷的青年,特別是年輕女孩有遭受污名化的危機,是否足夠客觀負責?

【文化與世代不同】
從世代正義、女性主義,和操守一致性原則等三個方面申論,此現象反應了台灣的年輕人正處在一種世代青黃不接的尷尬世代中,反應在對於人才出走、打工度假變質、女性身體主權論述的雙面人格等價值觀辯證的焦慮。

由於產業轉型失敗、長年低薪、老一輩的資方以貼「草莓族」標籤的激將法,早已將年輕勞工打成「順民」。因此對於赴澳「台勞」,社會多能祝福與諒解。

事實上,澳洲打工並非天堂,在打工度假網站多有血淚斑斑的見證說道,許多白人雇主以黑工方式剝削台勞,真正有本領兩年存到200萬回國的,也是每天在屠宰場與血腥為伍、日以繼夜做到腰痠背痛,並要犧牲許多玩樂才有可能。

相較16澳幣時薪的最低工資,性工作者50澳幣的時薪輕鬆的翻了兩翻,且全憑出賣先天身體條件。在當前女性平權主義強調「男生可以做的事,女生也可以做到」的同時,某些女性「嫌農場很累、會曬黑」,而強調性產業是「男女各取所需」的另類平等,突顯了女性主義的內在悖謬。

【剝削人的體制談何自主?】
有女性朋友認為,既然當地合法,澳洲賣淫不偷不搶是正當工作,下海的女孩與買春的男人各取所需。女孩子需要錢生活,「有部分根本就不是所謂的愛慕虛榮!公娼阿嬤們的紀錄可以去看一下…」

恰好前一陣子法國正就《嫖妓法案》掀起正反辯論。目前法國約有90%、相當4萬名性工作者都是人蛇集團從國外販運而來,對於主張女性當擁有「身體使用的自主權」的女權主義觀點是很大的諷刺。

法國反對嫖妓法案的議員曾質疑:「若妓女是自由的,那她們又怎會落入皮條客或人蛇集團控制,且怎麼會有人只為了賺錢,願意忍受對自己身體傷害如此巨大的工作?」(在澳洲娼妓除罪化之前,英國也曾以「傳染性病」和健康為由,間接限制澳洲娼妓合法性。)

法國女權部長法蘿貝卡頌更直言:性交易是「一個剝削弱勢者的體制」。她認為,任何形式的性交易都不利於國家,不僅會使女權低落、暴力案件增加,也讓人口犯罪率提升。

若台人在澳一般的打工度假都充斥著剝削黑工的情形,人蛇與嫖客雙重剝削與消費下的女孩處境,就更難和自由理想的女性主義相匹配,而必須提出負責任的女權論述來對應。

【拒絕自欺欺人】
隨著女性主義雙面人格的悖謬浮上檯面,最值得關注的則是:我們是否能在文化轉化間保有「誠實與一致性」。

正如全國家庭協助中心兩性顧問江映瑤接受媒體訪問時指出,「有些人覺得出國不會遇到熟人,道德感就比較低落。」台灣女性不少人出了國之後道德觀大解放,說是「做自己」,讓不少友人都訝異。但這些人是否也勇於在回國後向親友、甚至國內的交往對象坦承這段「解放自我」的經歷呢?

甚至,如果「性工作者」真自認「不偷不搶光明合法」且是情有可原,是否肯在澳洲網站上不要盜用騙人的日本女優照片,以及先試試這套說法能否取得自己父母的認同及諒解,甚至理直氣壯的和未婚夫交代自己的過往?

台灣國力衰退,男盜女娼,兩性同受其害。我們怨恨人才出走、悲嘆女性自賤身體髮膚,打工度假變質的消息更刺傷了自詡小康社會的台灣人感情。然而,以經濟的弱勢為道德沈淪開脫,不但是消費了真正的社會底層公娼,也拗不過父母企盼的雙眸、男性國族自尊的底線,甚至女性的良心自我審查。

這樣的台灣未必是對「品格強國」的社會願景存有多大企盼,但至少擁有觸底的疼痛知覺;是故,那些自欺欺人的經濟大餅(「633」、「黃金十年」)、世代哄騙(「年輕人應認份勿在意薪資」、「向父母借錢也要投資自己」)、道德謊言(要性自主、賺錢,還要「立牌坊」),皆可休矣。

相關報導:女生赴澳賣淫 韓徹查我不回應
http://anntw.com/articles/20131231-abwV

[靈修筆記] 願東港討海人的信仰成為〈詩篇〉對耶和華的信仰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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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陳冠學先生統計,自一九六八年七月至一九八二年一月的十二年半間,被扣漁船約在千艘以上,漁民被押當超出三千人,而漁船被焚毀,漁民被殘殺,當有數十艘、數十人 。     漁船只要被菲律賓、印尼軍艦扣補,船員生不如死,而且要是扣補不成,即開砲轟擊,人船屍骨無存,例如小琉球建和志號漁船,於一九八一年八月,被菲律賓海軍擊碎,五名船員葬身海底。

一九八四年二月小琉球海成號五名船員遭扣返國,他們表示,在被菲律賓海軍洗劫後,必須花費一百餘萬贖金才得回國,但菲國軍方變本加厲,索賠當初開砲捕 船所花的軍火費。回顧不平等條約下的百年國恥,亦無甚於此。     …漁船落入這兩國手中,船員必須集中在甲板上列隊受檢,稍有反抗動作,則遭開槍射殺,如吉盛一號的王保生和新慶旺號的的李杞璜等。輕微的用槍托重擊,尤其以船長和大副為然。

靠了岸,陸軍便接管。船上所有設備,漁獲所得洗劫一空,船員上岸身上所有也搜劫無遺,而且免不得又會遭毒打、污辱、用香菸燙爛嘴唇、罰勞役、作苦工等,受到慘無人道的私刑。

…菲印等國設有重重關卡,凡是台灣漁民家屬前往營救被扣船員,則層層剝削,敲取重利,某些受託的華僑更落井下石,藉機設局詐騙勒索,直接找上台灣船公司騙取活動費,充當司法黃牛,等到錢到手了,卻逃之夭夭,毫無下文。

船員曾向政府建議,當武裝漁船,返航再於港口繳還武器,但政府不肯,至於所謂派艦護漁,只是虛應故事,與漁民合照一番而已,遇我漁船被人追殺,竟袖手旁觀,不加保護。

枋寮的船員接受訪問時表示,他有兩次被印尼軍艦追殺的經驗,某次在先鋒十一號船上,看到印尼船,立刻丟下已撒下的拖網,倉惶逃命。當時是在晚上,船上漁火全熄,全船船員跪在甲板上,向預先帶去的土地公神像膜拜祈禱,船長和大副全身發抖,因為萬一被抓,他們要負逃亡之責。

…十幾年來,他上船十餘趟,每趟回來,都好像拾回一條小命 ,尤其來回經過印尼把守的『地獄海』,和靠菲律賓當關的『鬼門關』,人人無不下跪向神像訴求平安渡過,全船無不發抖顫慄。一旦被發現,即全力逃命,惶惶如喪家之犬,恐怖至極。

洪田俊,〈拉番上船 遠洋漁船的黑暗地獄〉,1984。

…小時候很喜歡去東港東隆宮或是其他廟宇玩,有時候會看到有些人 眼眶泛紅去到廟裡,跪著跟溫王爺訴說什麼,有時聲淚俱下。以前搞不清楚會什麼拜拜要 這麼激動,很後來才知道,這些人都是漁民的家屬。

…也因此,每當有朋友問我為什麼東港對信仰這麼虔誠,我都用捕魚的說法。看看他們的處境,除了祈求王爺保佑,還能做什麼呢?就像文中的漁民。這類事情我聽過的程序就 是找船東聯絡找人談判,接著看價碼討價還價,四處籌錢,借錢,接著上廟裡去求神明。(read the full article: [問卦] 為什麼菲律賓殺人擄船昨天才被重視?

讀經:

1. 詩篇35

耶和華啊!與我相爭的,求你與他們相爭;與我作戰的,求你與他們作戰。 2 求你緊握大小的盾牌,起來幫助我。 3 拔出矛槍戰斧,迎擊那些追趕我的;求你對我說:「我是你的拯救。」 4 願那些尋索我命的,蒙羞受辱;願設計陷害我的,退後羞愧。 5 願他們像風前的糠秕,有耶和華的使者驅逐他們。 6 願他們的路又暗又滑,有耶和華的使者追趕他們。 7 因為他們無故為我暗設網羅,無故挖坑要陷害我的性命。 8 願毀滅在不知不覺間臨到他身上,願他暗設的網羅纏住自己,願他落在其中遭毀滅。 9 我的心必因耶和華快樂,因祂的救恩高興。 10 我全身的骨頭都要說:「耶和華啊!有誰像你呢?你搭救困苦的人,脫離那些比他強盛的;搭救困苦和窮乏的人,脫離那些搶奪他的。」 11 強暴的見證人起來,盤問我所不知道的事。 12 他們對我以惡報善,使我孤苦無依。 13 至於我,他們有病的時候,我就穿上麻衣,禁食刻苦己心;我心裡也不住地禱告。 14 我往來奔走,看他們像自己的朋友兄弟;我哀痛屈身,如同哀悼母親。 15 但我跌倒的時候,他們竟聚集一起歡慶;我素不相識的聚集一起攻擊我,他們不住地欺凌我。 16 他們以最粗鄙的話譏笑我,向我咬牙切齒。 17 主啊!你還要看多久?求你救我的性命脫離他們的殘害,救我的生命脫離少壯獅子。 18 我要在大會中稱謝你,我要在眾民中讚美你。 19 求你不容那些無理與我為敵的,向我誇耀;不讓那些無故恨我的,向我擠眼。 20 因為他們不說和睦的話,卻計劃詭詐的事,陷害世上的安靜人。 21 他們張大嘴巴攻擊我,說:「啊哈!啊哈!我們親眼看見了。」 22 耶和華啊!你已經看見了,求你不要緘默;主啊!求你不要遠離我。 23 我的 神,我的主啊!求你激動醒起,為我伸冤辯護。 24 耶和華我的 神啊!求你按著你的公義判斷我,不容他們向我誇耀。 25 不要讓他們心裡說:「啊哈!這正是我們的心願!」不要讓他們說:「我們把他吞下去了!」 26 願那些喜歡我遭難的,一同蒙羞抱愧;願那些對我妄自尊大的,都披上慚愧和恥辱。 27 願那些喜悅我冤屈昭雪的,都歡呼快樂;願他們不住地說:「要尊耶和華為大,他喜悅他的僕人平安。」28 我的舌頭要述說你的公義,終日讚美你。

淬鍊人間信仰的關鍵元素,是絕望的經歷。

在過去一個教會的崇拜,每次開始時我們習慣使用詩篇作為宣召的經文。有些詩篇很熱門,甚至由它所改編成的讚美詩就有6到8首。但是詩篇35篇並沒有讚美詩,我們也不曾使用為主日崇拜的宣召經文。

因為這是一篇所謂的詛咒詩篇(同樣地還有7, 69, 109),詩篇作者請求上帝審判和放倒他的敵人。大衛說,「 願那些尋索我命的,蒙羞受辱;願設計陷害我的,退後羞愧。 5 願他們像風前的糠秕,有耶和華的使者驅逐他們。」(4-5節)。這樣的詩篇傳遞的是什麼樣的一種基督徒精神呢?

基督徒一直只習慣於學習耶穌禱告,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所做的,他們不知道。」(路加福音23:34)。事實上,我們也記得耶穌說,「我告訴你們,要愛你的敵人,為那逼迫你的人禱告, 這樣,就可以作你們天父的兒子。」(馬太福音5:44-45)

我們也須注意到,在咒詛詩中,作者大衛總是宣稱自己的無辜。大衛並不是一個無辜的人,但在他有罪的事上,他寫懺悔的詩篇,是聖經中最露骨坦率的信仰自白,破碎且倒空了自己。因此我們也可以支持他在無辜的時候,向上帝書寫索求公義和平反的咒詛詩篇,因為寫出那樣的文字,需要的是同樣一種自我被倒空和破碎的絕望人生經歷。

大衛的寫作身份不單是個人,他更是以色列的國王和審判長。作為個人,他對上帝的敬虔,或許使他能夠原諒掃羅對他的攻擊和冒犯,但當他被上帝賦予「賞善罰惡」(羅馬書13)的公斷權柄之時,就像一位警察,法官,州長,總統,他對公義的堅持,也必然將他個人所經歷的絕望,和這個國家的未來連結在一起,並且向上帝索要能夠帶來平安和盼望的公義召書。

許多人永遠沒有機會長大成熟。欺凌人的孩子有機會被教育改變。但當我們面對真正的邪惡力量和喪心病狂時,那些冤屈的、弱勢的,只能無語問蒼天:「神啊,這樣的日子還要多久?」

在詩人的時代,就像在漁村討海的信仰時代,那是個在十架受苦以先、聖靈和復活之啟示不完全的神學時代(dispensation)。豈知,在上帝的旨意當中,祂竟是以一種與他們一同承受痛苦的卑微樣式與他們同在,並且靜靜地成為人間的平安、溫暖,和力量。可是,如果他們對上主的公義和能力有盼望,這樣的苦難和受壓迫者的冤屈,終將淬鍊出上主看為寶貴的信仰。我們也必須相信,在末世以先,神就會恢復他們的榮耀,並以公義的審判洗刷他們的冤屈。

因為,在耶穌臨到歷史上之時,已有福音傳給人:「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祂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路加福音 4:18)

The psalmist asks God to grant him the personal consolation of knowing that God alone is able to say to him, “I am your deliverance”.

2.

馬可福音 4:38 耶穌在船尾上,枕著枕頭睡覺。門徒叫醒了他,說:「夫子!我們喪命,你不顧嗎?」

在耶穌的事工中,真實的信仰是難以獲致的。耶穌並不想向社會大眾清楚地直述祂的身份和頭銜(「神的兒子」、「彌賽亞」),以免人們憑藉著對這個頭銜或身份模糊的一知半解,而成了系統神學上的異端;比起神蹟或是比喻,唯有十架的行動和復活的事件足以建造真實的門徒。基督終極的工作,乃是以自己的生命和死亡帶出「彌賽亞式的生命政治」(messianic bio-politics),以此書寫天國的倫理。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三種人們意料之外的遭遇下,耶穌仍然將話題帶向了有關祂身份的啟示。

一是在和宗教領袖論戰時。這些律法正統的守護者,應該有足夠的資源認出誰是彌賽亞;他們卻是不能。他們聚焦於耶穌的權柄來源,以及不同於他們所理解的律法教導。因此,耶穌和他們之間的辯論,總是會帶到身份的啟示(馬可福音2:1-12)

二是耶穌和所揀選的十二門徒交往時。耶穌會將在外所傳講的比喻,和天國的奧秘,私下解釋給他們聽(馬可福音4:10-12)。但即使在十架和復活的生命政治展開前,這些門徒的悟性並不足以參透這些明白的解釋背後的精義。

第三個例外情況,則是當人們有急切需要時。耶穌會展現超自然的神蹟。一些有高施行門檻要求的神蹟,例如「趕鬼」和「平靜風浪」,其輿論的後續效應,會無可避免地帶向身份的討論。

有一個法利賽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猶太人的官。這人夜裡來見耶穌,說:「拉比,我們知道你是由神那裡來作師傅的;因為你所行的神蹟,若沒有神同在,無人能行。」(約翰福音 3:1-2)

曾有宗教領袖認為耶穌趕鬼無往不利,是因為祂憑藉的力量是鬼王別西卜。但在平靜風和海的神蹟之時,人們則是聯想到〈創世紀〉那從黑暗淵面中帶出秩序和生命力的上帝

要知道,當門徒快被加利利海的風浪吞噬時,那是急迫的需要。他們當中有一些人就是加利利海捕魚的漁夫。比起身為木匠的耶穌,他們當然更瞭解這裡的天候和水性。在大難屆臨時,往往「專家」比「死老百姓」還要恐慌無措,正是因為內行的他們才知道所面對危險的嚴重性!

所以是否我們可以說,耶穌在風浪中還能安穩在船尾睡著,是因為這位木匠對海洋的可怕完全沒有概念?不論如何,面對眼前這個超出人類掌控極限的危難,他們也只能求告耶穌了!就像在專業知識、中華民國政府都不靈光之下,東港的討海人只能在絕望之前,把求告溫王爺當作他們內心細水長流的平安和希望。

但與歷史其他時刻的沈默與寧靜不同的是,耶穌了平靜風和海。當上帝以耶穌的形式道成肉身活在祂的門徒中間時,上帝罕見地選擇了高調的行動介入自然秩序。也因為這事件是如此地不尋常,門徒完全沒有預備好如何回答耶穌的問話:「為什麼膽怯?你們還沒有信心嗎?」(馬可福音4:40)政治神學家施密特(Carl Schmitt )說「主(宰)權」可以在律例之外創建「例外」。

「例外」使一生以對海洋氣候的自然知識和常理為生存信念的加利利海漁夫們,啞口無言!

人們希望神幫他們解決事情,神卻希望人們相信祂God’s very presence amongst them was all that they needed to survive.

3.

出埃及記 2:11-14

過了些日子,摩西長大了,有一次,他出去到他的同胞那裡去,看見他們的重擔,又看見一個埃及人打他的一個同胞希伯來人。摩西左右觀望,見沒有人,就把那埃及人擊殺了,埋藏在沙土裡。 第二天他出去,見有兩個希伯來人爭鬥,就對那欺負人的說:「你為什麼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說:「誰立你作我們的首領和審判官呢?難道你要殺我,像殺那埃及人嗎?」摩西便懼怕,說:「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法老聽見這事,就設法要殺摩西;摩西躲避法老,就往米甸地去居住。

出埃及記裏,摩西為一個受埃及人欺負的同胞出頭,打死了該埃及人。這位在埃及宮庭裏長大的希伯來王子,看著雙手洗不掉的血漬,頭一次地在理性上恍然大悟,原來對於民族的血緣,自己有著一份更深的感性認同。詎料,這個民族主義的英勇,在24小時之內就受到來自同胞的反噬。隔天兩個希伯來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打架,讓他失望地發現:自己的希伯來同胞不但奴性堅強,而且正是「內鬥內行,外鬥外行」。

他的高尚民族情懷既得不到認可,反而使自己陷入孤絕的境地。

摩西成了法老的通緝犯,隱居在米甸曠野,向在澳洲打工度假的年輕人一般給人做「外勞」放羊。這一做,就是40年。從血氣方剛的「報復主義」民族英雄,到從牧養群羊當中沈澱經歷的「牧民神學」。這40年磨練了他,直到他的視界成熟到足以承載上帝的啟示,讓耶和華在「神的山」(הַ֥ר הָאֱלֹהִ֖ים Exo 3:1 WTT),就是何烈山的火焰荊棘中向他顯現。

耶和華說: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實在看見了;他們因受督工的轄制所發的哀聲,我也聽見了。我原知道他們的痛苦, 我下來是要救他們脫離埃及人的手,領他們出了那地,到美好、寬闊、流奶與蜜之地。我必與你同在。你將百姓從埃及領出來之後,你們必在這山上事奉我;這就是我打發你去的證據。

整個出埃及的始末,並沒有將摩西塑造成一名愛國民族英雄。相反,聖經強調了摩西和亞倫的無助與無能,是一個神權戰勝(法老)王權的示範。

權柄、申冤,與拯救,都出自於祂。願東港討海人的信仰成為〈詩篇〉對耶和華的信仰序章。

藝人川島茉樹代(Makiyo)事件的和解與屬靈功課

川島茉樹代日籍友人施暴事件在今年 2/3 清晨台北市街頭發生,施暴者友寄隆輝在犯下重傷害罪後,同行者川島茉樹代丫子、湘瑩未以119求救,反倒逃逸,1男3女進駐一間信義區五星級旅館。然而真正激起民怨的,是肇事逃逸後處理一連串的抹黑、欺騙、關說、弄色、卸責等扭曲正義的權力操作。

其實,世人都會犯錯,不論原因是先天性格的缺陷,或是後天環境的養成、誤交損交,更或是基督教稱「人有原罪」這種大一統的說法,總之,人們往往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我們可以發現,川島茉樹代等人犯罪卻又在態度上不能真正認錯的表現,是我們所痛恨的一種人際型態,並且深深地牽動著我們每一個人內心對自我的期許。對這一起事件,不論是在網路或是媒體上,大家「揪錯」的工作已經做了很多,我可以將它們分列如下。

重點是從基督徒的屬靈眼光一一來看這些錯誤又是如何地深藏在每一個人的罪性中,好讓我們能「以神為師」,真正地「經一事、長一智」。

1. 按法規,在後座應繫安全帶。大家氣他們對自身酒醉失態、不肯配合司機要求的胡鬧行為避重就輕,卻藉道歉記者會反咬司機態度不佳。

2. 川島茉樹代不是施暴者,但我們認為她面對自己帶在身邊的友人失控舉止,至少理應居中協調、勸架,甚至報警。但事件愈是釐清,大家就愈無法接受她的說詞和表現。這些說詞包含:

  • 稱「我非當事人」。但姑且不說她為事件中之代表性公眾人物,從當事人丫子證詞還原的現場狀況中,她帶頭拒付車資、出門踹車、大呼小叫與司機拉扯。
  • 抹黑司機襲胸(觸胸),為友寄隆輝提供「保護女性」而施暴的合理化藉口。
  • 用「語言不通」為擋箭牌。事實上在台出道十餘年且現為談話性娛樂節目的專職通告藝人的川島茉樹代中文早已是母語,同行的兩位女藝人丫子、湘瑩,也都是咱們臺灣人來的。若友寄隆輝的中文不通,大沒有會在現場強出頭的邏輯。

3. 肇事後逃逸,丟下傷者不管。現場既有目擊者,且能當場攔車,亡羊補牢的做法應是先讓計程車載傷者去醫院。或藉司機該聯絡救護車。大家無法接受川島茉樹代辯稱「手機遺失,無法為受害者求助」的說詞。

4. 運將熱心同行錄影追蹤,並跟車至飯店,才致肇逃者一行四人落網。然而「關鍵報告」的調查節目指出,他們當晚就能請到律師、有力人士、甚至日本在台協會來「和諧」案件。幾個小時之內編織強力辯護火網,讓民怨反彈更大。

5. 友寄隆輝此行是來「觀摩」幾間臺灣有名夜店。據說他在東京有四間夜店,是身價數十億的日本黑道大亨。卻能以五萬台幣輕易交保,且原先連限制出境都沒有,民意對司法不能一視同仁秉公裁決,也相當憂心及憤慨。

6. 在公開律師函中,友寄隆輝以高姿態稱自己有驗傷單,有「反告對方傷害罪」的選項。然而,如「關鍵報告」劉寶傑及許多網友合理懷疑的:「此腿部瘀傷有沒有可能踹車或單方施暴過程中的反作用力所造成的呢?」傷者還在加護病房不能對外說話,民眾無法接受友寄隆輝第一時間記者會上就「惡人先告狀」。

7. 除襲胸說法外(隔天她予以否認,成為一起羅生門),大家對川島茉樹代致歉不夠真誠的疑慮還有三:

  • 記者會上過度打扮,未能在儀容上更為審慎莊重。
  • 網路道歉聲明,單方側重因「該風波社會資源浪費」的虧欠。但客觀來看這只觸及了現象,大家期盼看到她代表一行四人對「扯謊辯解、扭曲社會正義」的交代與懺悔。
  • 攜罹癌抱病的母親探視傷者,已是第二時間之舉。但社會大眾對她仍多有「消費家人」、「搏同情外」,「自身責任感不足」的批評和疑慮。

8. 據稱,原委任之律師事務所已經與川島茉樹代方解約,日本在台協會則願提供必要且相關之程序協助。此事還可能繼續衍生以特權影響司法程序的情形,包括聘用昂貴律師團,或將事件升格到國族情節與外交議題。

雖然輿論常常未審先判,但縱述此事件至今所累積的線索,個人認為必須感謝民眾及媒體形成的輿論監督。當特權被民權民意制衡,正義才能夠進一步得到伸張。

換個立場來說,我們都不是神也不是判官。川島茉樹代方面的人可能至今還不明白,為何自己盡力想要滅火抽身,卻一再適得其反。如果說「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我認為基督徒從此事件中應該學到功課-當然,作為反面教材的川島茉樹代及友寄隆輝一行人更需要學這個功課-就是悔改認罪的本質。

在掌管宇宙且賜下道德律的神面前,我們無時無刻犯著各種大小罪。基督徒都知道自己是罪人、要認罪、要悔改。然而事實上,有「重生得救」果效的悔改並不容易。面對罪,我們很容易產生類似川島茉樹代一行人的心態。或是正確地說,在事情還待檢調及當事人雙方釐清的當下,世人所批判及厭惡她/他們的,毋寧是同樣也深藏在我們每個人心中的八個普遍罪性。

1. 我們常常知法卻不守法。犯罪之後,去怪罪惡法,甚至第一個去找對方眼中的刺、無視自己眼中的樑木(路加福音六章41節)。

2. 我們試圖卸責。說自己非當事人:「因為『環境』、『旁人』比我更有責任!」甚至用「語言不通」(上帝無法溝通或沒講清楚)這類的理由,將問題責任推給自己的「天真無知」。

3. 我們撇下自己過犯所製造的傷害(無論對象是神、人、或是破壞性後果仍未彰顯前無法預知的不特定多數受害者),試圖逃逸。我們以為自己有辦法逃離神的面、以為自己有辦法逃離受害者的面和目擊者的視線,殊不知上帝之眼就像後方司機的行車監視器一般將經過「全都錄」。

4. 過犯被陳明後,開始為自己尋找辯護律師。甚至牽拖聖靈或信仰上的偉人、名人下水。一面躲在屬世之財所打造的「五星級大飯店」中繼續享受黑暗淫靡的罪中之樂。

5. 給自己「從輕發落」、自由來去,我們知道這個社會管不太住我們,甚至神的律法也可視為虛妄。我們對過犯的嚴肅程度(seriousness)不及罪債嚴重性(seriousness)的萬分之一。

6. 覺得「和解」(reconciliation)是可以隨己意、用手段及勉強的方式來達成的事,在公開的道歉中不肯謙卑,心中始終認定公道在自己的一方。強硬的心防唯有在醜聞被攤開在陽光、輿論下才肯破碎、降卑。

7. 在事件對自己不利時,試圖以輕鬆或轉移壓力的手段來「大事化小」。

8. 在可能能靠依附權力的手段使事情轉為對自己有利時,又忍不住「小題大作」。

     

茉樹代事件的八點,與我們犯錯心理中的八條罪律是對應的。確實的自我省察不容易,人對徹底認罪的被動逃避和抵抗機制也是一種罪;只有我們把「不肯認罪的罪」也在上帝面前全盤供認時,懺悔才會有果效、人才能達到在神、人面前的和解。

川島茉樹代接下來若能為自己在這次「危機處理」中一點一點的言行不當和心態不正全盤交代、悔過,我相信民性敦厚樸實的台灣社會大眾仍然會願意重新接納她。同時,該償付的代價得給。更要有積極的改過行為作為公開見證。只是做到了這一步,身心靈傷害的復原與和解還需要時間來醞釀。

要注意的是,雖然在現象面上我們習慣將事件的反應稱做「危機處理」,然而基督徒口中的悔改認罪的本質並不是強調「道歉的藝術」而已。或許我們會認為今天如果川島茉樹代第一時間「危機處理」成熟,輿論風波早就平息,然而「危機處理」的動作若不是來自真誠的動機,就是自欺-良心受虧損-、欺人-有一天本性會揭露便眾叛親離-、欺神-在上帝的審判台前站立不住-了。

聖經中就認罪悔改一事,給了我們稅吏撒該的例子,他展現的絕對有別於公眾人物的「危機處理」。聖經上說:「神啊,憂傷痛悔的心,你必不輕看。」

反倒是在道德相對化、私有化的今天,有一種詭辯的說法是需要處理的:「我對不起的是這些運將,又不是你們這些路人!」就像有些基督徒被指責時會說「審判我的是上帝」(only God can judge me)。但聖靈也會透過祂的信使和先知發出勸誡警告的聲音。如果我們不分辨,而把它們都說是「人的聲音」而當作空氣,這樣,咱們其實把上帝也當空氣了。

其實從道德實在論的基督教神學立場,上帝賜下在人間的共同資產:良心、公理、人性尊嚴,是一個看不見、摸不著的「實體」,它為人類集體所共享,卻不是被特定文化所輸出或是被人類律法、典籍所建構。它的概念被包覆在所羅門箴言所頌揚的「智慧」,但更近似於中文起誓、申冤或辯解時會呼叫的「天地良心~」(尤其是在缺乏強力事證可以證明自己清白時,就只能呼叫這個「上帝之律」了。)

中華文學中,對道德實在論最盪氣迴腸的歌詠,莫過於文天祥的正氣歌了:「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

犯罪,就是對這個實體的傷害、對這份共同資產的傷害。

因此,「婚外情只傷害了原配」、「重傷害只對傷者與家屬有義務」、「婚前性行為不礙誰,不得罪任何人。『是我們兩人之間跟神的事』」這類的卸責說詞,一個有信仰的道德實在論者不能苟同。

此外,是次事件還激化了臺灣大多數人內心情感的兩層脆弱環節,一是臺灣在國際上的弱勢以及(些許)對日過去為殖民地的自卑情懷;二是 99% 普通老百姓無權無勢對公眾人物及富人仗勢欺人的憤慨。臺灣多數社會大眾潛意識企求的國族正義和階級正義,同樣屬於一種被文化環境建構的道德實體,在基督教中也有「解放神學」試著去發掘和肯定。

這個原則不是鼓勵基督徒使用道德實在論來給犯罪者施壓-畢竟「基督不丟石頭」-,而是要讓基督徒明白看見:這個社會的絕大多數都是(實行上的)道德實在論者。所以保羅在亞略巴古對雅典的外邦希臘人說:「要叫他們尋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實祂離我們各人不遠 我們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祂。」靠著聖靈,基督徒對上帝的道德律有更高超、完整的認識,那就是耶穌的「登山寶訓」。在這個原則下,我們深明自己是不配丟石頭的那一位,好更徹底、更毫無保留地省察自己。讓罪得到神的潔淨,享受主裡的真自由。

最後,也鼓勵基督徒為友寄隆輝、川島茉樹代代禱,讓他們有機會接觸福音,在主前敞開、降卑。因為「我們若認自己的罪, 神是信實的, 是公義的, 必要赦免我們的罪, 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約翰一書 1:9 )。

為社會大眾禱告,因為人心渴慕公義,但這世界卻仍服在罪的權柄下。

為傷者及其家屬禱告,因為他們亟需來自上帝的安慰、身心靈的醫治。

為我們自己禱告,因為我們都需要這個事件的功課,幫助自己更清楚明白自身罪的本像,和與神、與人真正和好的需要。

[省思] Reflection on Michael Sandel’s lecture on Justice: Bentham and Mill’s utilitarianism

Mobile phone Ericsson T28.
Ericsson T28
[youtube:http://youtu.be/DCx3O3gygok%5D

John Stuart Mill is right on several issues. First, Justice is the name of a mixed social consideration of collective utilities that are often implicit and unarticulated.

Second, not only does the appreciation of high culture take education and cultivation of interests, but it also distinguishes itself from low culture when you consider its longer-term effect (Katharsis) in your life. For example, men would choose a good woman with average looking for wife over a sexy and beautiful woman of poor temperament, even though women with average looking usually do not attract them at first sight. On the same vein, although Shakespearean works cannot compete with the Simpson Family in terms of instant pleasure, they are considered literary classics for but a different criterion: for the enduring mor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pleasure associated with such transformation) they can yield .

For these reasons, I believe that utilitarianism/pragmatism is the only viable political ideology to govern a secular society. Indeed. all of us have already bought into it to a various degree, in spite the fact that other ideological apparatuses (such as socialism, liberalism, nationalism) are also being promulgated so as to convince us that “we are NOT just believing in utilities!”

However, a fully utilitarian commonwealth is unattainable, I am afraid,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s:

  • 1)     Not all the moral values in a human society are commensurable with monetary value: as Sandel pointed out in class.
  • 2)    To make the situation worse,  let’s realize that those monetary values individuals have assigned for their preferences, even when statistically quantified,  are not static and hence unreliable. They are always capricious and highly individualized, changing from persons to persons and from time to time. This is to say, human preferences and temperaments are floating both synchronically and diachronically.

I could never forget back in 1999 when Sony Ericsson launched their T28 mobile cell phone and had Kaneshiro Takeshi (金城 武) speaking for their marketing, it was such a hit and you can feel the buzz. The commercials were on TV all the time as well as giant billboards on the streets (one of them was on a building cross street to XingTian Temple 行天宮 on Min Chuan E. Road 民權東路 in Taipei City). As such, T28 became something many young people were craving although (or because) it asked for a premium (NTD$16500= USD~ $500) that they could not afford. A boy at 18 publicly announced that he would trade nothing less the rest of his life for becoming a proud owner of the Ericsson T28—golden version.

This was happening way before I got myself exposed to the theory of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and it left a stronger impact than any theory did in my life as it is a real life event. I have already been wondering what the boy is doing now in his life. Is he still willing to exchange his life for a Sony Ericsson T28? Can I ask him to cut off his toes if I tell him for every toe he cuts off of his feet I will give him a T28?

The point I want to illustrate here is that the boy who might agree to exchange one of his toes for a golden Sony Ericsson T28 (NTD $16500) might say No today. You could have owned his soul by giving him a T28 11 years ago, but today you might have to give him an apartment. Also if you asked another boy back 1999 if he wanted to trade anything in his life for a T28, he might also say No.

The moral values we believe are not only incommensurable with monetary value at times, but they can also be capricious and highly individualized.

  • 2)      Mill thinks that genuine utilitarianism/pragmatism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long-term effects they will exert on a given society, but I am afraid that he does not really know what « long-term » may consider. We are seldom long-term thinkers that think beyond our lifetime (cf. Martin Heidegger’s notion of dazein), just as we are seldom broad thinkers that that think beyond our limited scope (cf. « butterfly effect »)

Let’s suppose, if there is a painter whose works can be proven aesthetic masterpieces after a century, should we invest in him or not?

Or, let’s suppose you are a principal of a university and two investment proposals are put before you: one is about establishing a philosophical department and another building a civi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Each would cost the university 20 million to build and sustain– that’s how much your donor is allowing you to spend now. You have the foresight that the philosophers the former produces will keep writing works and lecturing in their lifetime, and the civil engineers will also presiding over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their lifetime. Among the philosophers, one will write his magnum opus at some point of time that will have a gradual uplifting effect upon the society of oncoming generations. While in the next 20 years the monetary value of these philosophical productions can hardly be said of high, 80 years later the inspiring work will nonetheless happen to be read by a dictator-wannabe; it will change his heart and will subsequently prevent the country from waging a devastating war that will cause 500 billion dollar worth of monetary loss.

As for the civi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you just realized that the net monetary effect the future engineers will bring to our society is 30 billons, but that profit will all concentrate in the next 30 years and that’s all.

Now, from a utilitarian perspective which department would you choose to establish –you are the principal of the university?

If your answer is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then congrats! You have a clear mind and you know how to do the math. But unfortunately, utilitarians before and after Mill do not think like we do– they are mostly realists blind to the worth of the so-called “moral construction” work that humanities and religions are endeavoring. As I have mentioned, humanities and religions’ « monetary value » are like butterfly effect and implicit societal genes. Their effects are far-reaching and their real value may take ages to shine. Utilitarianism fails if we assess their worth like deliberating a commercial investment, focusing only what’s in our horizon (which is inevitable to all human beings according to Heidegger and Gadamer).

What this implies is that even if you want to follow Mill with all your sincerity, you still won’t be able to determine the utility of a thing. Indeed, who are us to predict and assign value to things that will only reveal themselves (and thus their true value and their essences) in, say, 60 years, 200 years, or 500 years later?

The equation with which we translate higher and lower pleasures to monetary values is bound to be flawed in every possible way. None of us is omniscient— Not you, not me, not “we”; but only God. Not everyone will be satisfied with money— Not you, not me, not “we”. Not God.

We are finite. But just because we are finite, we are also by necessity eschatological beings. Utilitarianism is indeed a humbling lesson for us.

We humble ourselves and we will behold the One who sees and judges everything from the escha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