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從文學看見台灣的豐富 ──陳芳明╳紀大偉對談《台灣新文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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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學看見台灣的豐富
──陳芳明╳紀大偉對談《台灣新文學史》◎黃文鉅/記錄

從 今年二月直至八月為止,整整大半年,陳芳明每天毫不間斷地振筆疾書,忙完行政、教學和研究之餘,哪怕只剩幾小時的空檔,都拿來書寫這部文學史。當大家忙 著賀喜預告許久的文學史總算催生之際,紀大偉隨口聊起整部文學史,哪一個斷代寫得最為辛苦?陳芳明答說,八○年代的作家太多、作品太多樣性,因此寫得最辛 苦;起初為了如何妥善分配各個作家的篇幅而苦惱,而後決定盡力而為,力有未逮之處也就無以為繼了。後來演變成一部主觀的文學史,畢竟文學史的本身就是一種 文學批評,既不是百科全書,也不是辭典,它就是陳芳明個人對於文學和藝術的「偏見」。且讓我們在慶祝建國百年的同時,聆聽陳芳明夫子自道剛出版的《台灣新 文學史》究竟是怎麼樣的偏見,並細數十年磨一劍的心路歷程。

紀大偉:這部書一開頭就強調「後殖民」一詞,請問你為何這麼強調「後殖民」?
陳芳明:我之所以要用後殖民的史觀來談,主因是它在台灣往往被誤用──只要是有關殖民的,就非要反對到底,或者凡是殖民所建立的,都不能接受。可是真正的 後殖民並非如此。談到這裡,我必須承認受到薩依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的影響極大,原因在於,一個 知識分子懷有受難的經驗,也有受害的記憶,但我不覺得受難和受害只能永遠停留在那個情境,反而是你如何去 克服它,如何藉由這樣的經驗自我提升。我這解釋跟本土派顯然不太相近。薩依德的過人之處在於,他是透過文學與藝術,來掙脫歷史的枷鎖。台灣社會確確實實應 該要有人寫出一本書,攸關怎樣面對我們曾經有過的苦難和傷害,在面對的同時也思索如何去詮釋。作為文學的追求者,或者說藝術的崇拜者,我們都很清楚,所有 的藝術都是在追求「解放」。「解放」的意義,並不是意識形態的詮釋,也不能變成庸俗權力的工具。台灣社會因為藍綠的對決,導致一講到本土,就必須窄化成 「歷史上所有的文學都是在對抗著什麼」。 然而,世俗的當權者都是在七、八○年代才陸續出現;「本土」一詞,甚至要直到八○年代才出現。但是,在此之前,文 學創作者其實早就已經存在。因此,我這部書最重要的信息是,不希望用後來的某些意識形態或文學主張去詮釋整個歷史。它在你們出生之前就已經存在了,不能把 過去的歷史收編成當前一個政黨的意識形態。我主要的出發點在於,我不想替藍或綠說話,而純粹為文學與藝術發言。更重要的是,我在每個作家身上看見了台灣最 精緻的心靈;他們把一種稀鬆平常的白話文,寫到後來八、九○年代變成最好的漢文,這是台灣文學最了不起的成就。這不是某個政黨或意識形態所提倡出來的,而 是依賴作家在最佳狀態下,自主營造而來。所謂的後殖民,是一個開放的立場,意即我們明明知道過去受害的經歷,所以不希望台灣以後再繼續受害。我們如何避免 受害,同時又回頭療癒歷史的創傷,最有效的解藥,莫過於文學與藝術。

紀大偉:所以讀者要抓住你所談的後殖民批判角度吧?這個概念聽起來是讀者打開這部書的鑰匙。
陳芳明:我一直認為,台灣的歷史必須從雙元史觀來看,分別承繼了五四運動的歷史和台灣殖民的歷史。1945年的時候,不同的歷史在這個海島融合,於是異質 的兩者開始進行磨合,其中的過程自然就產生一種轉型的史觀(transitional perspective。台灣今天能有這樣的漢文成就,若沒有五四傳統的影響,恐怕無法發展到這麼精湛,同時,若沒有經歷過殖民地受害、抵抗的經驗,就 不會有如此批判的精神。這兩大傳統,促使文學不斷地反省、提煉,幾乎在每個時代都有所變革與差異。這正是台灣文學史最精采之處。寫到後來,我也真正被台灣 作家感動。為何有這麼多華文作家(中國、香港、馬來西亞、美國華裔……)不約而同選擇在一個彈丸小島出版作品?因為台灣建立了一個非常精緻、開放的讀書市 場。所有的華文書若沒有先經過台灣讀書市場的檢驗,根本不可能在整個華文世界被看見。八○年代的時候,劉大任、於梨華、郭松棻、李渝、李黎、陳若曦等海外 作家願意歸台寫作,可能就是因為我們的讀書市場。他們曾經參加保釣或認同中國,最後仍然回到台灣發表作品。 灣幅員雖小,但文化的消化能力及容量,卻遠遠 超過擁有十三億人口的中國。台灣的歷史環境,從1949年開始,就融合了大量不同的族群,各省的語言風格相互碰撞,各自用他們熟悉的文字,表達藝術眾聲喧 嘩的美感,這才是我們真正的社會現實。畢竟沒有這樣的環境,就沒有這樣的文學。

紀大偉:你向來非常強調台灣文學的開放性和多元性,幾年前曾語出驚人提出「張愛玲是台灣文學的一部分」。能不能談談張愛玲在《台灣新文學史》中扮演的角色?

陳 芳明:1999年,文建會透過投票的方式,舉辦了一個「經典三十」的活動。當時我寫了兩篇文章,一篇關於張愛玲,另一篇是〈文學經典與文學慶典〉,因為 這場活動儼然象徵著慶典。在此之前,仍有不少作家不承認自己是「台灣作家」,比如洛夫,然而當他入選「經典三十」卻欣然接受了。不只外省人不願意被稱作台 灣作家,連本省人也不例外,比如陳映真就不願被收進《台灣文學作家全集》。即使不願承認自己是台灣作家,但文學史仍然承認、接受他們。我覺得歷史是最公平 的。我為什麼要寫張愛玲,因為我一直在思索現代主義是如何引進台灣。不要老是說我們受到美援文化的影響。其實從上海來的文學也提供了一 個「什麼是現代文 學」的範式,它是寫得既高雅又庸俗的那種文學。張愛玲擅寫男女情愛的掙扎與苦痛,也十分側重大隱於市的都市庶民風景,她同時是個高雅又庸俗的人。台灣文學 接受張愛玲,絕不是因為她寫了什麼包二奶或上海貴族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她提供給台灣一個絕佳的「文字鍊金術」的範式。如果沒有張愛玲,就沒有後來的胡蘭 成。沒有胡蘭成,就沒有後來的《三三集刊》。所以張愛玲相當重要。

另外,台灣擁有「張腔作家」,這是王德威針對小說家 而言,但我認為台灣還有「張腔散文」,影響力也不容小覷,這種文學現象逐步演變成台灣文學史的特殊情 境。然而,我的論點卻被人曲解成「張愛玲是台灣作家」。我從來沒有這樣講過。我只有說過要將她「寫進」台灣文學史,畢竟她的影響力實在太大,開創了一個嶄 新的格局。某些反對聲浪質疑我說,如果連張愛玲都可以寫進來,那麼托爾斯泰、海明威也都可以寫了。但是,我們是在談論文學史,不能這樣 自暴自棄。如果海明 威在台灣真的出現了所謂的「海派」,或者托爾斯泰形成了「托派」,那文學史必然要處理不可。問題是,台灣並沒有這樣的現象;也沒有形成芥川龍之介或太宰治 那類的流派,僅僅一個張愛玲有巨大的影響,這是必須面對的事實。再者,當年「經典三十」會引發爭議的問題是,其中有不少外省作家,而 不見本省作家。事實 上,這個票選只是當時讀書風氣的一個反映,我並不認為他們就是經典。經典必須經過時間的跨世代累積,才有可能成為「經典」,不是光憑一場投票決定勝負。這 只是代表台灣文學接納了他們,而那些被票選出來的作家,也同意自己是台灣作家,所以我毋寧將它當作是場「慶典」。我是從這樣的角度去看待歷史。我便是從那 時候開始被貶抑,甚至汙名化。對一個研究歷史和藝術的人而言,歷史和藝術都要求「真」,不可能脫離歷史之後,還說這是符合歷史事實,或者因為張愛玲不是台 灣作家就否認既有的藝術高度,何況她的影響早已滲入台灣的血脈。所以我才主張,文學史確實必須寫到張愛玲。

紀大偉:你十年寫史,應該跟其他學者寫史的經驗大不相同。你在這十年的寫作歷程不斷受到各種回應、質疑與挑戰。這些聲浪是否可能影響到你在書寫後續文學史的行文或心情?你是否也曾考慮回頭改寫既成的史稿?
陳芳明:文學藝術不能被某種政治信仰或意識形態收編。能夠收編文學的,是台灣歷史與台灣社會。也就是說,必須要有這樣的讀者,這樣的歷史條件,才能讓這樣 的文學生產被接受。 常自稱是個「自由主義左派」。自由主義要求的就是一個開放的言論自由,只要言論被稍稍干涉或禁止,我一定反對到底。再者,我之所以是 左派是因為,我看到太多不公平的事情、弱勢族群被多數族群的欺負,比如女性、同志、原住民、農民、工人。凡是這種以權力強行壓制者,我都會批判。我向來打 抱不平與追求自由,所以我確實具有素樸的左派色彩性格。
更重要的是,我並非關在學院裡空談,我曾經放棄學位以身體力行去實踐過。我熱切地追求過自由,曾經跟整個時代最大的阻力摩擦過,導致傷痕累累,正因如此, 我不希望後人再重蹈覆轍。如今,只要看到有人高舉某種顏色的旗幟或意識形態企圖收編,我就沒有辦法接受。我書寫文學史,也是用同樣的態度,來看待歷史和文 學。整部文學史的書寫時間如此漫長,幾乎照見了台灣所有的起伏變化,我以一個過去是實踐者的角度來凝視,可以清楚發現哪些幽微的地方在改變。比如2000 年之前,我不曾想過在有生之年,國民黨會鞠躬下台。這曾是我夢寐以求的想望。當年我離開民進黨之後,曾抱著它一定會贏的希望,但我沒想到會來得這麼快。我 的文學史書寫始於1999年,正值政黨輪替前後之際,後來我眼睜睜看著一個從草根起義、標榜自由民主的政黨,漸漸走向腐敗和墮落。實在 很難想像,一個甲級 貧戶之人居然能當上總統,這是台灣歷史的偉大,同時卻也讓我們看見,人在握有權力之後的貪婪與腐敗。這讓我從年少時期所懷抱的理想,在一夜之間全數幻滅。 這也是為何我如此強力批判阿扁的原因。2006年沒有人敢開炮的時候,我是第一個開炮的。這就是左派自由主義者的立場,因為我相信它,所以實踐它。
1999年剛開始寫文學史的時候,見證了政黨輪替,這是台灣民主運動的升級。當時的我,對台灣文化滿懷希望和曙光。後來寫到2006年,正值政大台文所成 立的那年,恰好也是民進黨開始腐敗的時候──這使我不得不幻滅地省思,整個世代的理想,竟然抵擋不住一雙貪婪的手,甚至可以把整個歷史都毀掉,那我寫台灣 文學史又有何用?那是我挫折感的開始,於是書寫就停頓了下來。但為何我後來又決定東山再起?必須要到2008年阿扁下台後,我重新反省,若是前功盡棄豈不 就讓墮落的人勝利了,反而讓過去的理想都不復存在。

紀大偉:所以書稿裡面雖然沒有出現陳水扁,但他其實是這部書的背後靈?
陳芳明:就當他是背後的一個Ghost writer。

紀大偉:成為一個陰影是吧。
陳芳明:嗯,我實在不想讓一個貪婪的人戰勝我的理想。那種貪婪者,其實沒有什麼理念值得對抗。我更不能對歷史和文學失望。我在文學史的序裡自我反問,歷史 是什麼?文學是什麼?藝術是什麼?如果我不想要被一個意識形態收編的話,就不應該讓一個貪婪者癱瘓所有的理想。於是我決定敗部復活、自我療傷,重新一步一 步爬出來。後來幾年寫得斷斷續續,速度極慢,因為要恢復元氣,需要一些時間。寫到今年年初的時候,我驚覺不能再這樣寬待自己下去。

紀大偉:所以說寫作步調的改變,是從今年才開始?

陳芳明:對,今年開始直到八月為止,每天都工作。我差不多快失去四季之別,幾乎二十四小時都在工作。一下課就回研究室,助理都已在等待,日以繼夜、夜以繼日,終於完成了這部書。

紀大偉:如果把焦點放在前幾年文化界、文學界與你一連串的辯論或筆戰過程,會否或多或少反應到文學史的書寫脈絡?
陳芳明:我 2000年至2001年間跟陳映真論戰,後來被稱作「雙陳論戰」。我認為既然牽涉到歷史的問題,台灣的性質自然決定了文學的發展,陳映真則 抓住這點,反駁文學性質在馬克思主義裡面應該怎麼解釋。這些都沒關係,重點是他的分期之說完全誤解了馬克思。馬克思認為一個時代的轉變必須是,比如說當資 本主義用盡它的力氣了,才會進入另一個時代。陳映真主張,從日據時代到戰後應該分成幾個時期,我回應他說,不妨用他這樣的分期方式另寫一部文學史。我的文 學史,是我個人所寫的史書,其中難免不乏缺漏,畢竟世上沒有無懈可擊的文學史。如果有任何人不服氣或是有所質疑,不能專攻我一點就大肆批判,唯一能夠駁倒 我的方式,就是另外再寫一部文學史。 動筆寫這部書的過程裡,最奇特的經驗是,當我全書還沒有完成,就已經有「書評」了。女性主義、左派、本土派陸續表達不 滿,但我本來就不是要為單一的立場服務。這只是我個人看待歷史、藝術的態度,僅此而已。我也知道成書之後,各種聲音都會出現;尤其曾經跟我論戰過的、或曾 性急幫我寫過書評的那些人,都會有不少意見。我的初衷只是希望能讓讀者看到台灣文學的豐富,與無窮無盡的生產力。

紀大偉:你剛剛大方承認這部文學史有不盡如人意之處,那要不要也講講看這部書讓你自己特別得意的地方?

陳芳明:其中關於現代主義的部分,我整個重寫過。因為 曾經是吃現代主義奶水長大的,但在出國後被意識形態所綁架,轉而開始貶抑現代主義,所以我批判了余 光中和陳映真。可是文學不該這樣子。文學到最後,應該還是要看它的藝術成就。你不可能去質疑貝多芬不是本土派,或者質疑葉慈太過本土,我們最後還是要看他 們的藝術作品本身。本土派並不等同於文學與藝術。我回台灣以後,第一個幻滅的是,在海外所作的革命大夢全然不可能實現。我們以前幻想著要在台灣製造革命。 人類建國的歷史,一定要拋頭顱、灑熱血,沒有又舒服又偉大的歷史那種東西。第二個幻滅是,台灣的文學生產蓬勃發展,跟海外的想法有很大差異。我開始從歷史 去尋找原因,最重要的就是現代主義的影響。我之所以樂於為現代主義辯護是因為,它是台灣白話文變革的重要推手。過去作家寫作都是從自身去描寫外在的世界, 很少有作家敢於挖探內心。外在的世界有許多東西可以命名,但內心有許多感情無法命名。現代主義正是由內心出發。過去我非常貶抑這種極度個人式、感覺式的書 寫,但後來現代主義將台灣文學拉拔到一個藝術的高度,它讓你去感覺什麼叫憂愁、苦悶、孤獨等這些抽象的概念。這種寫法使台灣文學脫離了五四傳統,變革語言 之際,也萌生了新的感覺;文字鍊金術也好,意識流的創作技巧也罷,在在拓展了台灣文學的深度。這樣的文學,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後就消失了。而台灣卻擁 有這項特色
我寫到年代台灣文學的時候,放眼當時整個華文世界的水準,只有台灣表現最好。照理說,這應該讓本土派感到高興才對,因為這點足以跟中國大陸文學作切 割。其實也不是切割,而是用藝術高度累積起來的差距,其中涵括了海派比如張愛玲的影響,也有美援文化、英國的葉慈、喬伊斯等各種外來文化的影響,這些特質 經過在地化的創造之後,就形成了台灣專屬的本色。不論王文興的《家變》再怎麼樣離譜、逆倫,一旦他把當年的溫州街等場景寫出來,這樣的現代主義就再也不是 美國的、英國的,而是台灣的。所以我現在使用現代主義都要加上「台灣」兩個字,因為台灣是一個品牌。這品牌深受外來文化影響之餘,又具有自己的創造力。 而,現代主義若用陳映真的話來講,叫作「買辦」,是一個最頹廢最敗德的文學。用本土派的說法,則是失根的文學,脫離台灣的土地。我對這些非難的答覆是,台 灣作家只要寫出來之後,就是屬於台灣的,不管他是洛夫、余光中、葉石濤、李喬,也統統都挪用過現代主義的技巧。我覺得我寫到現代主義的時候,就變得很雄 辯,可以替台灣文學講很多話。它既不是屬於中國,也不是屬於美國、英國,它就是完全屬於台灣。

紀大偉:所以現代主義的部分是讓你寫得最「嗨」的部分?
陳芳明:那是第一次嗨。另外一次嗨,則是鄉土文學運動之後進入的八○年代。

紀大偉:所以這就是你在書中特別強調1983年的原因?

陳芳明:對,那是一個很重要的節點。我談1983年,特別強調了「性別」。同年陳映真也發表了政治小說〈山路〉。1983 年之所以值得注意,不是只有性 別、同志或政治議題,而是強烈暗示了威權體制的鬆動。台灣在1987年解嚴,可是早在1983年就已經預告了,因為文化最為敏感。威權體制背後的三大支柱 是儒家思想、中華民族主義、黨國體制,這三者都是非常父權、異性戀沙文主義的產物。當1983年誕生了這些作品之際,就暗示了作家再也不會繼續服膺這種威 權體制,固有的高牆開始呈現出鬆動。台灣文學的潛力,正是在這樣鬆動的縫隙之中滲透出來。所以當我寫到八○年代很高興,又嗨了一次。

紀大偉:你的年輕讀者,可能特別關心年輕作家如何被描述或評斷,你要如何拿捏這票六、七年級作家的定位?

陳 芳明:我大概只寫到六年級輩為止,差不多1970年前後出生的這一代,像是柯裕棻、張惠菁、吳明益等人。文學史非常有趣的地方在於,比如說,1920年 代出生的作家,後來成名於文壇要在五○年代,也就是說,揚名立萬大概要三十年的時間。當然也不乏例外。所以論斷作家,需要一個時間的容量來衡量。像七○年 代這票作家,大概都要等到2000年才逐步宣告成熟。至於更年輕一代我非常看好,像王聰威、甘耀明、童偉格等人,將來肯定不可限量。他們這個世代,有別既 往的書寫模式,改用電腦打字。他們要面對的另一個挑戰是網路文學的誕生,比如九把刀、藤井樹等人。以後的文學場域,可能不需要編輯擔綱,也不需要報紙副 刊,讀者即是編輯,相對地,也得面臨篩選的負擔和壓力。我對網路文學抱有信心,倒不那麼悲觀。這讓我想到胡適當年提倡白話文,身旁一票國學派也同樣瞧不起 他。我相信只要給年輕人機會,將會有所作為,而且空間更大。

紀大偉:不過網路文學這部分的歷史,以後可能就得等別人來寫吧。

陳芳明:或許。不過至少我這部書,五年或十年後一定會再改寫,前提是我夠長壽的話。因為我在寫的時候,有些人還不夠穩定,等幾年以後局面肯定有所轉變。

紀大偉:那是不是也會把某些作家的名字拿掉呢?
陳芳明:也有可能啊。 史是很公平的。所有的文學和藝術都要經過時間的檢驗。我為何會給六年代的作家評價那麼高,因為他們的書從來都不會下架。你去誠品 書店看看,余光中、白先勇、楊牧的書都整套放在那裡,他們全都是六年代就崛起。時間是公平的,讀書市場也很公平,讀者不願意看了就只好下架。雖然很殘 酷,可是這群人為何能夠被留下來,不就是因為藝術成就的高度?當年「經典三十」會選他們毫不超過,這都是經過時間和市場的檢驗,不管有人再怎麼不滿,也無 法改變這個現實。還有多少在六○年代的作家,我們都不記得了。有些人我很想寫,但就是下不了筆。不論你再怎麼愛台灣,若是藝術性不高,台灣文學也不需要 你。文學藝術是最殘酷的場域,一旦表演不漂亮就得下台,沒有誰需要忍受這種表演。雖然陳映真曾批判新世代的作家只會寫肚臍眼,但我覺得不需要去看輕年輕一 輩的作家。他們還有長遠的路要走,總會有成長的歷練,我們要給年輕人機會。台灣的每個世代都有它的特色。所有的文學都是需要曝露人性,最早開始挖掘的是現 代主義,後來則是八○年代的這票作家,他們大多都被邊緣化過,所以最懂得哪些東西是原來不該被寫出來。真正的文學,是用生命或用身體的折磨換取來的

紀大偉:你有沒有想像過,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世界資源分布不均的情況下,台灣文學的版圖在哪裡?尤其這部書出版後,其他國家的學者可能會希望與你對話,或甚至進行翻譯。對這些跨國的文學行動,你有沒有什麼想法和期待?
陳芳明:我們必須承認,文學會被討論,跟該國的力量密不可分。當台灣是個弱國時,文學不會被看見。但我從不擔心,我知道它終有一天會被看見,可能會是因為 經濟生產力的影響,帶動大家對台灣的好奇。十年下來至今,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始討論台灣。另外,俄羅斯的莫斯科大學、荷蘭的萊頓大學,相繼邀請我前去講授台 灣文學。十年前,台灣文學根本還沒有發言權。十年後,在國際的發言權方面,雖不是說已經獲得提升,而是說,至少有某些位置可以作為出發。如果我們不具備足 夠的藝術生產力或高度水平,為何有人會願意談論台灣文學。

另一個可能是,當今中國崛起,為何台灣仍然屹立不搖,沒有被吸納進去?大家一定都會對台灣產生好奇,正因為我們尚未被吸納進去。台灣能夠站起來,除了吸收 外來文化,也有信心去生產,我相信在未來十幾二十年,絕對會成為一個品牌。我寫文學史,正代表我對台灣文化的信心。 這部書目前已有日本學者著手翻譯,崔末 順教授未來也預計推廣到韓國去,不久之後,美國等地或許也會期待濃縮的翻譯版本問市。台灣文學在未來的國際學術,只會討論得越來越多,不會越來越少。在整 個殖民地文學裡,它已是相當雄辯的場域。在這樣的處境下,更不應該切割或區分本土、非本土的立場。我之前去捷克查里斯大學交流時,曾有 一位女教授對我說, 「你們台灣」的白先勇、余光中等人的作品寫得太好了。在台灣,我們有人會說他們不夠本土,可是在國外,別人根本都把他們視為一體,都是「台灣作家」,這都 是因為台灣不分省籍、性別、世代,共同擘劃出一個具有生產力的文化特色。

以現今國家的實力來講,我們不用過度膨脹台灣文學有多偉大,但也不必那麼自卑,最重要的是我們對自己文學的自信。我們先解釋自己,再去解釋別人。若不先自 我肯定的話,沒有人會肯定你。我寫這部文學史,除了表現我的文化信心,另一方面希望先從台灣的自我肯定開始。 台灣文學最初是被帝國主義所詮釋、被凝視的對 象,可是後來我們已經可以自己解釋自己。有朝一日,我們也可以去解釋日本文學、美國文學,換他們被我們凝視、觀看,這不正是女性主義所強調的嗎?所以,不 要再問我台灣文學要定義什麼,當你看完這部書,台灣文學的定義就在那裡了。也不要告訴我台灣歷史記憶只有二二八事件。我近年評審文學獎 的時候,已經發現 「新台灣之子」登堂參賽,開始扭轉未來的歷史記憶,他們開始召喚母親在越南那邊的記憶,以及移民來台後的經驗。台灣文學隨著新移民的來到,滋生了全新的歷 史記憶。而這正是我們台灣文學廣納百川的包容力和創造力。

◎對談作家簡介
陳芳明,台灣高雄人,1947年生。輔仁大學歷史系畢業,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畢業。曾任教於靜宜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文系,現為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教 授、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近年編有《五十年來台灣女性散文.選文篇》(上、下)。著有政論《和平演變在台灣》等七冊,散文集《風中蘆葦》、《夢的終點》、 《時間長巷》、《掌中地圖》、《昨夜雪深幾許》及《晚天未晚》,詩評集《詩和現實》等二冊,文學評論集《鞭傷之島》、《典範的追求》、《危樓夜讀》、《深 山夜讀》、《孤夜獨書》及《楓香夜讀》,學術研究《探索台灣史觀》、《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殖民地台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後殖民台 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及《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傳記《謝雪紅評傳》等。最新作品為《台灣新文學史》。

紀大偉,1972年生 於台中大甲。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學士,台灣大學外文研究所碩士,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比較文學博士。作品曾獲聯合報文 學獎中篇小說首獎與極短篇首獎等。著有短篇小說集《感官世界》、《戀物癖》、中短篇小說集《膜》,以及評論集《晚安巴比倫:網路世代的性慾、異議與政治閱 讀》;編有文集《酷兒啟示錄:台灣QUEER論述讀本》、《酷兒狂歡節:台灣QUEER文學讀本》;譯有小說《蜘蛛女之吻》、《分成兩半的子爵》、《樹上 的男爵》、《不存在的騎士》、《蛛巢小徑》、《失落的白鴿》、《在荒島上遇見狄更斯》等多種。曾旅居美西(加州洛杉磯)六年,美東(康乃狄克州)五年。現 為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

◎本文記錄整理者簡介
黃文鉅,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政治大學台文所博士生。

 

[文摘] Slavoj Žižek and Harum Sca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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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avoj Zizek in Liverpool, cropped version o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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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Gene Nelson‘s « Harum Scarum » (1965), featuring Elvis Presley as the Hollywood heartthrob Johnny Tyronne, we meet the action movie star travelling through the Orient while promoting his new film, « Sands of the Desert« . Upon arrival, however, Elvis Presley/Johnny Tyronne is kidnapped by a gang of assassins led by a temptress « Oriental » named Aishah, who wish to hire him to carry out an assassination. Emboldened by proper « Western virtues », Elvis will do no such thing and manages to sing and dance his way out of the way of the conniving « Orientals ».

In an interview with Al Jazeera, Slavoj Zizek, the Slovenian philosopher, made a rather abrupt staccato observation – a hit-and-run strike worthy of an action hero – very much reminiscent of the fate of Elvis Presley and his Oriental sojourn:

« I think today the world is asking for a real alternative. Would you like to live in a world where the only alternative is either anglo-saxon neoliberalism or Chinese-Singaporean capitalism with Asian values? I claim if we do nothing we will gradually approach a kind of a new type of authoritarian society. Here I see the world historical importance of what is happening today in China. Until now there was one good argument for capitalism: sooner or later it brought a demand for democracy … What I’m afraid of is, with this capitalism with Asian values, we get a capitalism much more efficient and dynamic than our western capitalism. But I don’t share the hope of my liberal friends – give them ten years [and there will be] another Tiananmen Square demonstration – no, the marriage between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is over. »

(full article)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Hamid Dabashi, is Hagop Kevorkian Professor of Iranian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t Columbia University in New York. Among his most recent books is Post-Orientalism: Knowledge and Power in Time of Terror (2008). This quite helpfully explains his viewpoint before you delve into his  tortuous reasoning adorned with beautifully labyrinthine English vocabularies.

Don’t get me wrong. This article is very thought-provoking, and definitely worth reading. Before we Chinese and Asian bow down to repent and recognize our Asian values as despicable, Dabashi helps us to see that this western intellectual pride has a long legacy among the European philosophical elites.

He found Žižek’s pedigree first of all in Emanuel Levinas (1906-1995) – the distinguished Lithuanian phenomenologist of Jewish ancestry. Levinas’ baffling dismissal of the non-European as non-human is no less controversial than Žižek given his Oriental ethnicity/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and Other ethics. Contrary to his phenomenological ethics that famously sought the sight of the (European) knowing subject in an encounter with « the face of the other », Levinas wrote:

« When I speak of Europe, I think about the gathering of humanity. Only in the European sense can the world be gathered together … in this sense Buddhism can be said just as well in Greek. »

« I often say, although it is a dangerous thing to say publicly, that humanity consists of the Bible and the Greeks. All the rest can be translated: all the rest – all the exotic – is dance. »

If Levinas is not enough « vintage West » to convince you of this racist strand of Western philosophy, then Edward Saïd ‘s Orientalism should help us to trace the roots of this intelligentsia virus back to Immanuel Kant (1724-1804), the father of the European Enlightenment.

Kant insists:

« Even their paintings [that is Chinese painting] are grotesque and portray strange and unnatural figures such as are encountered nowhere in the world. They also have the venerable grotesqueries because they are of very ancient custom, and no nation in the world has more of these than this one. »

Kant does not hate the Chinese in particular. Dabashi tries to convince us that he was quite ecumenical and cosmopolitan in this regard with this following Kantian citation:

« All these savages [Native Americans] have little feeling for the beautiful in moral understanding, and the generous forgiveness of an injury, which is at once noble and beautiful, is completely unknown as a virtue among the savages, but rather is disdained as a miserable cowardice. »

More than that. For Kant, people of the African continent deserve an exclusive claim on stupidity. Regarding an African who might have said something worthy of Kant’s regards, the father of the European Enlightenment states:

« And it might be that there were something in this which perhaps deserved to be considered; but in short, this fellow was quite black from head to foot, a clear proof that what he said was stupid. »Immanuel Kant developed his own version of the...

Dabashi remarks on behalf of Kant:

The only way that some « Orientals » were to approximate humanity was if they were to become like Europeans – for which Kant volunteered Arabs as Spaniards, Persians as French, and Japanese as Englishmen.

Dabashi concludes that the Žižek faulty ideology that « capitalism in the West it begat democracy and went wayward with Asian values »  is predicated on the idea that « Orientals » (a la Kant and Levinas’ reading of them) are incapable of thinking on their own feet (for they are black and too busy dancing).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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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York Times seems to champion this rude proposition with an recent article that relegates the cause of the exacerbated disturbance in the Arab Spring to its lack of leading thinkers or intellectuals – contrary to all other revolutions:

It has not yet yielded any clear political or economic project, or any intellectual standard-bearers of the kind who shaped almost every modern revolution from 1776 onward. In those revolts, thinkers or ideologues – from Thomas Paine to Lenin to Mao to Vaclav Hevel – helped provide a unifying vision or became symbols of a people’s aspirations.

Dabashi is apparently not happy with this analysis as he raises a a few objections.

He challenges that if Žižek and Michael Moore can be rightly called the intellectual hero of #Occupy Wall Street, then where were they during the years of recent uprising in Europe, from workers in Greece to the Indignados in Spain to students and looters in the UK – a succession of uprisings that in fact predates the Arab Spring? « Marx did not cause the revolutions of 1848, the revolutions of 1848 created Marx, as di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Thomas Paine, the Russian revolution Lenin, etc » Dabashi is convinced that some Westerners need to deal with their myopia, for like all other revolutionary uprisings, « the Arab Spring is generating its own thinkers » (but we cannot name one yet).

He also questions how those thinkers and commentators can idealize the West as if the Nazism in Germany, Fascism in Italy and Spain, Totalitarianism in Russia and the rest of Eastern Europe (Zizek’s own backyard) were not European in their own roots?

He also rejects Max Weber’s thesis that capitalism has its very inception in the Protestant ethics and argues for capitalism’s inherent aterritorial disposition (but he does not provide an argument).

Reminiscent of what the french structuralist Claude Lévi-Strauss had attempted discretely in his anthropological classic « Tristes Tropiques (憂鬱的熱帶), in conclusion Dabashi calls for a cosmopolitan vista of intellectual equality and of anthentic liberating ideas, instead of continual mind-boggling ethnicisation of the global calamity called capitalism, for

[t]hat world… is coming to an end – and folks like Zizek have no blasted clue how to read the change. They write a piece for London Review of Books denouncing anything from the Arab Spring to European uprisings in Spain and Greece as pointless one day, and next day they pop up in the Zuccotti Park in Wall Street reading redundant and silly stories about a Walt Disney cat falling from the precipice and not noticing it – that cat is in fact Zizek himself and his brand of philosophy – all it has to do is just look down and it is no more.

As a philosopher Zizek is the very last whimper of that bang called « the West » that had frightened the world out of the necessary confidence to generate any idea they never dreamt in their philosophies – for to them whatever we say is « grotesquery, » whatever we do is « dancing », for we are (and in that emancipatory acclamation Zizek is welcome to join us) « quite black from head to foot, a clear proof that what we say is stupid ».

As I said, this article has from head to foot the proclivity to be thought-provoking, and I think it’s now we Chinese people’s turn to do some reflective work- on what exactly these Asian values are  and how they have ruined the happy-ever-after marriage between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slash] Protestant ethics- with its forceful  espousal to autocracy and Procrustean ethics perhaps?

China Town
陳芳明:威權體制背後的三大支柱是儒家思想、中華民族主義、黨國體制,這三者都是非常父權、異性戀沙文主義的產物。 - Are they the cause for the totalitarianization of Eastern capit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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