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La Croix’s (newspaper) interview with Pope Francis

Last month, the Canadian philosopher Charles Taylor, who is also a Catholic, came to Taipei for two interesting talks. In one of them Taylor laid out two models of secularism that in his naming are « the American model » and the « the French model. » Gauging each model by how faithfully they correspond to the democratic spirit of modern pluralistic society respectively, Taylor favors the formal and holds his critique of the l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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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interview La Croix conducted (my summary of it in Chinese here), you can clearly see how Pope Francis echoes Taylor’s call in his rejection of the French model of laïcité, namely, the poli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government as the embodiment of the « counter-church, » whose role is to keep all pubic religious exercises at bay so as to minister to a « religionless » public square.

So as the French model prevails there, Pope Francis is also daring enough to call the French [Catholics] « the eldest daughter of the Church, but not the most faithful, » whose republic nowadays has downgraded itself to a « mission country, » rendering the land « a periphery to be evangeliz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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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he is convinced that there isn’t necessarily « a need for priests in order to evangelize. » Baptism, and the Holy Spirit whom the believers received upon baptism, should provide the motif to evangelize, which means « to go out, to take the Christian message with courage and patience. »

« The Holy Spirit is the protagonist of whatever happens in the Church, its motor. Too many Christians are ignorant of this (in their false reliance on and espousal of ‘clericalism’). »

Just the other day I was working on the German weekly Die Zeit’s cover story on Christian ecumenism in which ample external evidences are offered to suggest that Francis is a very Protestant-friendly Pope.

That pales in comparison to his internal convictions stated here though. You can see how « Protestant reformed » this Pop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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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羅蘭巴特《符號帝國》(L’Empire des Signes)與《明室》(La Chambre Claire)看後結構世代的主體性-解析「亞洲女生對聚餐拍食物的熱衷」

近年來隨著 iPhone 一類的智慧型手機和輕巧的隨身相機廣泛流行,許多人喜歡在聚餐時拍攝食物的畫面上傳到社交互聯網上分享。有時我們看到的是一整個相簿中都是不同的料理與美食,甚至沒有任何的人物與與會共餐的人在當中。

這或許是一個有趣的文化現象,又大略地被地域、性別、世代等族群框架所規範與重合。仔細看,西方人很少這麼做。對拍攝食物有愛好的都是亞洲人,其中又以年輕的華人女性最多。

如果我們把「拍攝食物」看做一種一種餐前的文化儀式--就彷彿基督徒要在餐前謝飯禱告,有人或許在每次聚餐嘗試新料理時都必須例行公事地拍下食物後方才能開動--,那麼我們應該可以這個現象納作飲食習慣的比較文化來觀察。

東西方的不僅料理和口味不同,他們的哲學也不同。

法國哲學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精通文化研究,過去他在《符號帝國》(L’Empire des Signes)一書中,曾將亞洲人使用的筷子與西方人的刀叉做對比,逐一透析亞洲飲食習慣背後的「整全」、「和諧」、「女性化的細膩」等各種精神意涵:

筷子的姿態由於它自身的那種質料-木頭或漆-而變得更為輕柔,這裡面有著一種母性的氣質,這種準確、細緻、十分小心的動作正是用來抱孩子的那種細心勁兒。

這種用具不用於紮、切,或是割,從不去傷害什麼,只是選取,翻動,移動。為了把食物分開,兩隻筷子必須分離,叉開,合攏,而不是像我們的餐具那樣切 割和刺紮;它們從不蹂躪食物:要麼把食物分離開(例如對待魚、鰻等),因而重新發現質料本身所具有的天然縫隙(這樣,筷子就比刀子更接近於手指的作用)。

由 於使用筷子,食物不再成為人們暴力之下的獵物(人們需要與肉食搏鬥一番),而是成為和諧地被傳送的物質;它們先前分開來的質料變成細小的食物,把米飯變成 一種奶質物;它們具有一種母性,不倦地這樣一小口一小口地來回運送,這種攝食方式與我們那種食肉的攝食方式所配備的那些刀叉是截然不同的。(《符號帝國》 p.24ff)

傳統亞洲飲食的合菜與圍圓桌,體現了聚餐是一個團圓的場合。所有上桌的食物,被被圍在中間,讓大家共享,並且所有需要「切」與「叉」的部分,都已經在背後的廚房完成。餐桌上的眾人只需要使用「夾」與「舀」的動作,共享一盤菜、一隻完整的魚、或一盅佛跳牆。

刀叉卻必須讓人在餐桌上撕裂食物,有違孟子「君子遠刨廚」的精神。換句話說,一客牛排放在食客面前又切又叉的,就傳統中國哲學 思維理解,是一種殺生的粗魯想像,乃是衍生自異域蠻族世界的物我觀,與「文明優雅」的餐桌禮儀沾不上邊、是「君子」必須有意識地避開的。

那麼,在用餐開動前用手邊的相機攝下那些剛上桌、精美擺設的料理,乃是我們在現代社會處境下,體現集體傳統文化中「整全」精神的另一種方式。食物的完整性,包含它的精巧的擺設和鮮豔的色澤,透過當代數位攝影而恆久地保存了下來。

它比筷子更加地謹慎與溫柔,甚至不需要碰觸到食物本身。如果巴特認為筷子和杓子撫慰食物的做法傳遞了一種母性氣質,那麼退在食物後面的鏡頭就更貼近於少女含蓄嬌羞的凝視。

或是我們可以進一步地分析,攝影假定了一種物我觀的對立與超然,但在圓桌中卻找不出這樣一種「超然的攝影師」角度,構不出達文西最後晚餐中那種以居中的人子為主軸的畫面。因此被包圍在中間的食物就成為凝視(Lacanian Gaze)的對象,容易被鏡頭所對準。

如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 在《明室‧ 攝影札記》(La Chambre Claire)中所闡揚的,比起其他的藝術呈現方式,攝影的本質是瞬間、直觀與直覺性:

攝影所再現的,無限中僅曾此一回。它機械化而無意識地重現那再也不能重生的存在;它拍攝的事件從不會脫胎換骨變作他物,從我需要的文本總體,攝影一再引向我看見的各個實體;它絕對獨特,偶然至上,沈濁無光,不吭不響,像愚蠢不移的畜生。(《明室》, p.14)

What the Photography reproduces to infinity has occurred only once: the Photograph mechanically repeats what could never be repeated existentially. In the Photograph, the event is never transcended for the sake of something else: the photograph always leads the corpus I need back to the body I see; it is the absolute Particular, the sovereign Contingency, matte and somehow stupid. (La Chambre Claire, p.4)

巴特的《明室》提出了一套「攝影現象學」,其中同時包含了某種「現代私密主體」的系譜學。此私密主體可以透過照片中某個穿透文化符碼之「知面」(Studium)的偶然「刺點」(Punctum),喚起的社會共鳴。其整套指涉過程,就如同符號學一般,是含蓄的。

換句話說,以酒足飯飽的攝影畫面意圖展開「知面」(知覺的公眾性傳達),是一種直接而粗魯的做法,太過低下:「啊,你們去了狀元樓吃飯。」「噢,每個人都吃得好滿足開心啊。」

況且,那些吃得滿嘴、齒頰留香盡興滿足的畫面、那些膳後杯盤狼藉的桌面,實在顯得野蠻而非我們君子遠刨廚的「文明」啊。

就像圓桌合菜是團圓精神的含蓄象徵,亞洲女孩們以精緻食物而非人為主體的相本,也在她們心中成為一種一次次聚餐友誼的含蓄象徵。畢竟,肚腹飽足那種型而下的感受,顯然只是親友團聚這種形而上滿足的下層鋪墊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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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使「料理」成為現代亞洲女生愛好的攝影主題的,還涉及當下亞洲都會飲食獨特的後結構主義脈絡;或具體來說,是一種後結構的主體性,再加上亞洲處境的全球化後殖民脈絡。

首先,現代亞洲都會年輕人的聚餐,多半以西式擺設呈現:方桌而非圓桌、個人份的料理擺放到桌前,而非集中在餐桌中間具有公眾性的中式合菜。

桌前的料理使得食物與人物理距離更靠近,使攝影成為一種方便順手而不打擾人的行為(畢竟在合菜桌上站起來伸手到食物上空對著食物拍照,有一種不尊重其他在場者的感覺。這是為什麼我們很少見到那樣的照片)。

至於個人化的料理,則使得攝影記錄成為一種被私人內化的成長與生活日記,甚至演變成一種具有小女生特質的收藏行為。它能夠彰顯食客的主體性:「我」所點的前菜、主菜、甜點、湯品、酒,展現了「我」的愛好。「我」所選擇的餐廳,則反應了「我」的社交地位與個人品味。

加拿大哲學家泰勒(Charles Taylor)曾在《自我的根源:現代認同的形成》(Sour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指出,形成西方「現代人主體性」的,是一個「轉向自我」的「內在化」過程。意即,我們每個人打從青春期時會開始告訴自己,「自我」是一個具有無限「內在深度」的主體。

泰勒認為這種自我說服與自我探索的「內在深度性語言」可迴溯到奧古斯丁(Saint Augustine, 354-430):「不要走向外部,回到你自身,內在的人存在於真理之中」;內在深度是通向上帝之路。

然而,十七世紀的法國哲學家笛卡爾(René Descartes, 1596-1650)掀起了一場現代自我認同的革命。

在笛卡爾「心物二元論」(Cartesian Dualism)的理性框架下,心靈的「思維」(cogito)先是被激化為一個截然對立於外在物質世界的「內在自我」,切斷了奧古斯丁在《上帝之城》那種以上帝為主軸的心物關連);於是,這種「內在深度」在現代世界「面」中取得了一種世俗性的「點狀」(punctual)存在。

泰勒指出,這種「點狀自我」(punctual self)的現代主體形象就像幾何學上的「點」,無限廣延,卻又不占據任何物理空間。「它不在任何地方,而只是把事物(i.e., 食物照片)當作對象裝配的力量」。

或是更白話地解釋,隨著笛卡爾世俗化的理性現代世界取消了「與上帝關係」的「垂直向度」後,世界成為了幾何二維的面。人的心靈「內在深度」不再被視為佔據社會空間的存在,而成為一個個孤立的「點狀自我」。二維世界不必考慮「深度」這個垂直向度;深度只具備個人化的意義、一種點狀自我的垂直延伸--這就是笛卡爾「心物二元論」所真正要傳達的世界建構。

後結構主義的羅蘭巴特卻認為,攝影有幫助社會上的「點狀自我」聯繫的能力:「照片畫面以它所承載的文化符碼(知面),喚起了強度的點狀自我,而逼顯出社會所無法面對處理的瘋狂真理」。巴特將這個私人照片傳達公眾意涵的瞬間稱為「刺點」(punctum,意為「高強度的一擊」)。

在攝影的各種類型中,食物相片的「刺點」幾乎是不存在的。它僅僅代表了現代「點狀自我」想要打開公眾性的一種企圖。

當每一張食物的相片被解讀為其指涉對象(那一次聚餐)的私密表象,再透過社群網絡的發佈被「公告」於公共領域,給予不特定的多數人公然凝視與消費,一個個「點狀自我」不但被喚起,而且舒展與延伸:「我」要以一種含蓄的反抗,來重建公領域與私領域的畫分;「我」要透過這些照片宣稱主體性(內在深度的存在),而不暴露我的隱私(l’intimité)-我在哪?我跟誰?我在想什麼?

正如私領域不僅僅是一件貨品,是私有財產但也超越私有財產,最後巴特從「攝影主題」所彰顯「現代私密主體」,提出了他對傳統公共神學的瓦解和信仰私有化的觀察:「朝向中世紀的終結,某些信徒以一種個人的讀經與祈禱儀式-低語的,內在化的,沉思性的-,取代集體的讀經與祈禱儀式。公眾照片的解讀,究極而言,總是一種私人性的解讀。

當一張張精美的食物相片,以一種迎合年輕亞洲女性氣質的現代人主體性思維,成為「點狀自我」纖弱的反抗時,它的公眾性卻是隱晦的;美食攝影(food porn)作為一項西方「全球化餐飲」和「現代影像科技」為東方飲食文明所創建的「私人宗教儀式」,它的的真正文化屬性多重卻不深刻-彷彿一個被三種不同文化勢力殖民和運轉的「符號帝國」,繼續為我們經營我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