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思] 曼德:家庭教會:中國的清教徒運動

研讨会发言:中国家庭教会当前宗教政策的分析 from 曼德讲道集 on Vimeo.

1949年中國共產黨取得中國大陸政權後,使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成為本質上的國家宗教(state church),而對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使其成為了國家宗教的附屬宗教。當局扶持的三自教會(所謂的自治、自養、自傳的基督教會),本質上是國教的附屬宗 教。以吳耀宗、丁光訓為首的新派神學家在神學理念上完全認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他們強調「因愛稱義」、「耶穌無神性」、「人無罪性」,人可以建立地上天國 —共產主義社會,他們只不過用基督教的名詞來闡述共產主義理念而已。在形式上,三自教會的牧者們全部受到官方培訓、官方控制。可見,三自教會實質上就是國 家宗教,這與清教徒時代英國國教聖公會有極大的相似性… (full article Part 1  and Part 2)

中國基督徒作家曼德在本文中認為,「目前中國家庭教會的政教關係,並不類似於受羅馬政權和猶太人雙重逼迫的初代教會時期,也不類似於宗教改革時期德國、法國、北歐基督新教受天主教逼迫時期。」原因是當前中國政府對家庭教會的管控與逼迫,不再像文革時期,是「有計劃、全面的 行動,存心要把基督教從帝國中連根鏟除」

宗教改革運動開始後,與初代教會類似的是法國的新教徒受到的天主教逼迫。在1573年聖巴多羅買日,天主教極端派在攝政母及國王支持下大肆屠殺新教的預格諾派信徒,在巴黎不止2000信徒被殺,在其他城市超過1萬人被殺。1629年新教預格諾派信徒在法國轉入了地下。(見《歷史的軌跡》第293、294頁)基督教在法國被殘酷鎮壓的嚴酷程度與中國「文革」差不多。而在當時的德國、北歐,基督新教由於受到王權的支持,所受的逼迫以外國勢力的戰爭威脅形式出現,荷蘭反抗西班牙的戰爭、德國和北歐的30年戰爭,都是當時基督教反抗天主教及其王權逼迫的產物。對外戰爭這一特點,也不適合目前的中國家庭教會。

他認為,「唯一與中國家庭教會目前處境比較類似的是在英國的清教徒。」這表現在 1) 清教徒對英國國教的分離,以及 2) 政權對清教徒運動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的逼迫程度。

清教徒運動是宗教改革運動在英國的繼續。1534年亨利八世宣布脫離羅馬天主 教,設立英國國教會(Church of English),也就是英國聖公會。曼德認為這與中國的三自教會非常相似,因為「三自教會也是國教,是馬克思主義這個國教的附屬物,國家元首是三自教會最高領袖。」

同時,1558年,伊莉莎白執政時,許多逃難到國外、日內瓦,推崇加爾文主義的信徒,希 望把教會中「天主教的舊酵old leaven of Catholicism」除淨,這批人就叫清教徒(Puritans)。

A fair Puritan
A Fair Puritan

當中一部分人雖反對聖公會的制度和教理,但仍願意留在聖公會中,「從內部加以改革」。這與那些流亡他國或沒入地下的清教徒分離派(disestablishmentarianists)不同。

曼德說,「在三自這個國教裡,也有很多同情、支持家庭教會的信徒和牧者。」與此同時,家庭教會與清教徒中的分離派一樣,形成了一個獨立於國教、獨立於政權的教會體系。為了堅持純正的信仰,成為「不從國教者」,受到程度不一的限制和迫害。

然而,清教徒追求信仰自由的奮鬥,間接或直接帶來了英國民主、憲政國家的來臨,國會與國王在清教徒問題上的爭端,使二者發生戰爭,最後確立國王必須接受國會監督、限制的政體。1688年光榮革命後確立的《權利法案》。「《權利法案》規定:國王不能終止法律;除非經國會同意,不得提高稅收或保持軍隊;若沒有法律手續,不可逮捕和拘留臣民」,清教徒革命「確立了代議制君主立憲政體,奠立了英國議會制的基石」。

家庭教會盡管自己絕無政治化的傾向,但在實質上卻為中國的民 主化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歷史的吊詭讓他們不得不擔負某種政治方面的文化使命。

曼德結論道,清教徒追求「信仰自由」、「政教分離」、「國教能演變為長老制下的改革宗教會」的目標清晰合理,甚至為此能不惜組織軍隊與王權一戰。終於獲勝。

家庭教會信徒,也要有這樣的異像和策略,要把實現中國信仰自由、政教分離作為目標。廣傳福音,影響社會高層、影響有能力進行決策的人物。甚至 也要使三自教會中的高層,能夠同情和支持家庭教會。家庭教會要像清教徒一樣懂得抗爭,這次守望教會的持久堅韌抗爭,就是一個很好的範例。不懼王權主動抗爭、不怕流血犧牲,是清教徒的特征,這也正是中國家庭教會所要學習的。

就神學主張而言,曼德主張清教徒的方向也是當今中國家庭教會值得學習的。

加爾文神學,也是目前中國家庭教會急需奠定的神學根基,尤其是在人本主義、行為主義至上的中國,神的主權、人的敗壞、上帝的預定與揀選這些真理,必須要成為家庭教會的最為基礎性的神學。

他在最後引在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北京守望教會孫毅《北京守望孫毅長老對城市家庭教會發展之思考》說,傳統家庭教會的神學體系,從19世紀的敬虔派轉入改革宗神學和清教思想,變得 1) 更為強調對經文解釋的嚴格客觀性和絕對性、2) 教會治理方面,強調教會的組織與建制;3) 重視教會對文化使命和社群關係的建造。而這些是「可喜的轉變」。

我認為這是一篇有突破性觀點的文章,但我個人有諸多保留。我過往不曾將中國家庭教會問題與宗教改革時期的社會狀況做類比,畢竟宗教改革是發生在一個宗教社會,並非世俗社會。宗教改革開啟了世俗化社會的序章,反倒中國宗教政策變革是要推向一個自由多元社會。然而或許最近閱讀校園書房譯作《歷史的軌跡》給予了他啟發。從這裡我們可以繼續往下思考。

我的看法分為現象面和異象面:

I. 現象面
  • 清教徒真正的勝利並非在英國本土,而是在北美新大陸。事實上至今福音派在英國仍然是少數族群,主流是高派和自由派。在宗教改革的歐洲諸國中,英國的政教分離是做得最差的,從 Canterbury 大主教、西敏主教座堂到政府對宗教學校的補助,都為世俗人士所詬病。這部份不見於曼德的文章,卻仍亟待分析比較。
  • 被稱為清教徒革命的英國內戰成功,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在十七世紀下半葉的復闢是重要導火線。此二人斯圖亞特王室成員的天主教背景和作為,無法為英格蘭新教徒所接受。當議會派和保皇派的戰爭衝突已久、宗教議題上升成為政治甚至軍事議題,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復闢足以驅使國會中的清教徒和國教徒聯合採取政治上的抵制行動。尤其當年作為天主教徒的血腥瑪麗對宗教改革人士的恐怖鎮壓歷歷在目,人民容易同情新教徒對抗王室的聯合行動,並將天主教的剩餘影響肅清。中國的三自教會和家庭教會不具備這樣合作的條件,一個兩者需要共同攜手面對的宗教和政治霸權並不存在,使得教會涉政的舉動也將名不正言不順。
  • 中國基督教問題不是社會主流議題。中國現今只有 5-7%的基督徒人口,不像當初英國神學可以透過英格蘭國教的體系涉入政治與公領域。雖然需要神學是肯定的,但做政治神學(或其他建構神學)的思想難度會大得多。曼德樂觀地說,現在中國家庭教會也重視自身社會文化責任,但那完全只是剛開始萌芽的意識。我們需要看到這部分具體還差得多遠,以及其與其他自由國家教會間的鴻溝。
II. 異象面
  • 當代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將成為公民政治和民主化的基石,這個局勢在未來將會益發明朗。家庭教會在其中會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問題在於時機和進程:現下家庭教會的當務之急仍然是應先深耕神學和靈命,而像守望一般浮上台面作塔台般的先知工作,雖也是教會身份的一部份,然而時機是否成熟?資源是否足夠?聖靈的聲音是什麼?
曼德寫道:
正如官方在《環球時報》針對北京守望教會謀求公開整體敬拜的戶外敬拜發 布的評論《個別教會要避免讓自己政治化》文中指出的:「成立任何大型組織,在中國一直是受到認真對待的事情。幾十年來中國社會形成了這方面的審慎習慣,政 府的相應管理一直比較嚴格。這方面是否需要有所松動,是全社會的政治大事。教會不應當在這個敏感問題上,充當推動變化的激進力量。否則教會就不是在搞宗 教,而成為搞政治,這是教會的大忌」。當局真正擔心的是家庭教會在衝擊結社自由的限制,是推動結社自由的激進力量。因此,我們從反面也可看到,家庭教會在單單實施自己的敬拜信仰自由時,無意地為中國公民的結社自由、集會自由做出了貢獻。盡管這不是家庭教會的本意。

教會發展眼下的岔路,在於教會是否已經足以充當一領導社會變革的政治主體。顯然當前勇於認同守望異象的家庭教會並不多(雖然守望教會確實是受到逼迫與不公待遇的),更別說曼德寄望的那些「同情家庭教會境遇的三自人士」。曼德在關鍵點上沒有將實際現象展開來論述,反而顯現得有些天真樂觀。

我的看法與曼德不同。耶路撒冷的基督徒當初被羅馬教會逼迫時,並非集結在京城抗爭,反倒是「順命」地向外四散(使徒行傳八:1),成了福音傳遍地極四方的先鋒部隊。與其讓血氣方剛的家庭教會向政府討要宗教自由和結社敬拜的「權利」以及向海外張羅援手,教會更需要在屬靈成熟度上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暫時分散成多個小聚會點未必不是一項聖靈的祝福,如同主耶穌所教導的:「靈巧向蛇、馴良如鴿」(馬太福音十:16)。

我的相關見解如下:

  • 清教徒精神 vs. 清教徒神學:中國信徒需要的是改教精神,未必得限於改革宗神學。這意味至少還得包含路德會、重洗派、衛理神學,甚至接觸天主教、東正教。如同清末的革命志士推動中華民國的民主,需要各方負笈海外、引入新思潮的學人,我們不能自我窄化,不能忽視保守神學在19-20世紀遇到的困難,以及21世紀以來的發展。這些都需要人才和土壤(現在的中國大陸不能提供)。
  • 進入議會(或「人大常委」)這部份的挑戰,需要更多著墨。當年的清教徒有圓顱黨Roundhead)以清新的形像進入公家要職議事。家庭教會如何串連三自內有志之士,並送新一代的人進入國家決策核心?現在講「白色殉道」,都是講小市民神學。無一已經建立的教牧神學可以有效地觸及公權力的範疇。當注意符合改教精神、適合中國處境的神學是需要被消化與建造的。曼德在多數說加爾文神學、清教徒神學才是能擊碎人本主義的救國之道,然而它一堆充滿獨斷性 的宣稱也陷入巨大的認識論困境之中遲遲無法脫身。更別說它政治神學常墮入政教不分的「改造派」(Reconstructionism)思想,在對「權 力」的理解上需要後現代思想的制衡!
  •  戰爭與反政府的語言必須避免。曼德的類比多番強調清教徒勇於「組黨」、「發動戰爭」、「對抗王權不懼流血」,在守望仍然有待突破當前關卡的困境下,只怕火上加油,害了中國家庭教會。曼德應當避諱這些具有鬥性、挑動敏感神經的語言。個人認為,以捨己和愛的見證為主軸,贏取國內和國際社會的正面觀感,才是家庭教會與中國社稷發展的正途。並且要有長遠的異象、普及的神學教育,來為中國的民主化和社會風氣的重建做更好的鋪墊。
  • 加爾文神學難以推上政治前線,因為語言不夠豐富-都在神主權、人墮落無能這個路線上打轉。在我看來,耶穌並不是一位加爾文主義者。保羅神學思想也還有待比改革宗教義更豐富的理解(例如,路德認為保羅神學的核心是「因信稱義」, N.T. Wright 則縱述舊約和歷史地說「與基督連結」是保羅更基要的主旨)!我認為家庭教會需要 1) 充實向外部社會參與及改造的見證、2) 深化自身對聖經的理解和應用。 3) 持續在地方堂會的牧養和建造上實踐重視人性尊嚴、民主、平權的基礎價值,成為一個模範性公民社群。這也是我一直放在心中的禱告。

在最近一篇回應飄流製作古斌的神學評論中,我撰寫了以下文字回應,聊表個人結合衛理公會、重洗派、天主教觀點、加爾文立場的基督教公眾神學精神:

在政教分離的原則下、甚或無神論的制度內,統治機器仍然可以找到合法的名目殺人。人們可以不再奉上帝的名殺人-奉公眾大義、奉自己創造出的偶像之名就可以了。
Gaddafi 未經審訊便遭武裝反抗軍虐殺,許多人憂心是社會公義的倒退國際社會秩序的危機。一如Bin Laden的死一般。
然而問題已經不在於回歸Luther的兩國論,因為即使最嚴密的世俗司法裁決都無法代替上帝自己的裁決。同時我們必須避免盲目將上帝理解為一個性格空泛、獨行其事的至高者。後自由神學(Barth, Hauerwas, McCormack, Gunton, Ford, and so on)說上帝之所以是絕對自由,不在於祂可以「選擇」做「任何」事-任意妄為的自由意志是啟蒙自由主義下的自由-;乃應在於唯有上帝可以完全做祂自己、忠於自己。
「人雖然失信,上帝仍是可信的,因為祂不能背乎自己。」(提後二:13)這是在社會關係中被異化、陷入存在性焦慮中、本質必須被行動所充填(per Sartre)的人類所沒有的自由。
因而基督徒不是輕率地為外在的倫常規則或既成的事件賦予神聖性,稱為「神意」,而是回到上帝完全忠於自我的啟示中尋求神學倫理的根基:即三位一體的和諧和虛己。
比起「懸置至高概念」而成為限縮上帝主權的神秘主義基督信徒(事實上我懷疑能否稱此為「宗教改革的主要精神」,因為加爾文派完全無此意思),後自由神學認為今日我們仍應當以耶穌進入世界的精神進入世界:即「至高」的本體之中蘊含著「至卑」;誰當居首誰就當為後;榮耀乃彰顯於羞辱與自我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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