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與社會動能:重構護家愛台的保守主義論述

文/邱慕天

▍時間不在小國(脆弱型社會)這邊

昨日和汪大討論一段劉仲敬(阿姨)近期論「少子化」為中華民國(台灣)和中國大陸各自最大國安危機的文字,劉以此論定,北京已經失去拿下台灣機會。

這讓我想到三國時的魏蜀局勢:當曹魏一統北方、而且關羽丟失荊州敗亡之後,基於魏的領土是蜀的三倍大、人口是五倍多,當北方的地力、經濟力已經開始從東漢末年的董卓之亂中開始恢復,魏的國力就將隨著時間倍數式的跟蜀國(季漢)拉開。故對諸葛亮而言,匡復漢室的口號理想是其次,必須採取攻勢「北伐」的最主要原因,乃是在於從「抗戰」的沙盤推演,蜀被魏併吞已是必然的終局。時間不在小國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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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版圖局勢

而且,這種攻勢是困難的:對「豐饒型社會」(曹魏),有本錢吃上多次的敗仗,也不會動搖國本。但「脆弱型社會」(季漢)來說,每一次軍事挫敗(夷陵之战、街亭),都是玩掉半條命。

▍挑戰人力金字塔論的兩個變因

然而在申論中,我認為以人口作為國力強盛的主要變因,忽略了「現代社會」與古代之間兩個最重要的變數:「全球化」與「科技化」。

中東的卡達境內有260萬人,但其實人口中屬於卡達國民的只有30萬,另外230萬都是外勞,多半來自尼泊爾、印度、孟加拉、厄利垂亞。他們幫他們做各種工作。卡達人吃香喝辣當老闆、當被油源福利養得肥胖的公務員。坐享世界第一的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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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油國卡達,人民世界首富

換句話說,全球化人力流動這件事,某種程度可能保障台灣,或是中國大陸在步入超高齡社會之際,依然有足夠的服務人力,並且將本國的青壯人力安放在高階管理的位置,確保國家先進產業的運作並維持富裕。——同樣的狀況我們已經在美國白人使用拉美和老墨人力的模式看見。這就是「全球化」變因。

其二,「科技化」勢必在醫療方面將帶來壽命與退休年齡(健康餘命)的延長,減緩超高齡社會的實際經濟衝擊。而諸如人工智慧、機器人對長照、服務業人力的應用取代,還有軍事方面的應用,等「人機共治」的准未來世代願景,在在都挑戰劉仲敬這個「少子化亡國論」。

▍生子多=國家強的真正原因

是以,這段論述真正有價值的地方,在於比起「勞動力結構」這個表象統計,他更看重的是國家/社會「形成」以及「輸出」秩序的能力。以劉仲敬的原話說的是:


票投民進黨、選舉蔡英文或者搞中美外交什麼的都還是次要問題,你能自己多生幾個孩子嗎?多生幾個孩子是非常具體的問題。對於中產階級來說,因為中產階級是時間經營者,犧牲時間對他來說是一個極大的損失,尤其是對於中產階級女性來說。而且,如果你僅僅有一個小家庭,僅僅是丈夫配合可能還不夠,你周圍需要有一個像是美國小城市那種教會自己辦幼稚園之類的整個社區組織。

所以,你要能夠動得起來,要有一點凝結核的能力。不僅要帶動你,而且還要帶動你的社區,使你的社區能夠像過去比如說鄉下人或山裡人那個所謂的主幹家庭,祖父母也能帶孩子,所以讓你能夠多生孩子。

美國教會的規矩是,大孩子就要到幼稚園帶小孩子。整個教會都能夠整個帶起來,帶起一個高生育率來,能夠製造出這樣的社區。這樣的社區能夠製造出來,那麼臺灣是不用害怕外部的戰爭失敗的;如果製造不起來,那麼你在外交和高級政治上面就必須一步也不能錯。脆弱型社會的問題就是,每一次勝利都只能給它增加一些不重要的資本,而一次失敗就可以前功盡棄,整個社會完蛋…但是在無限長時間的演化當中,…你早晚要犯錯誤的。所有人之所以能夠現在存在,都是因為他們的每一代祖先都是處於那種能經得起錯誤、能在失敗中倖存下來的社會。

這些社會很可能被中產階級知識份子看成是極其老土的,我才不願意生活在這種連自由戀愛都沒有的社會。但是你注意,如果你的祖先當中有連續三代是進步人士所講的那種原子化家庭和少子女的自由戀愛家庭,今天肯定沒有你,你早就被歸入那個不可能出生的系列裡面了。

換句話說,國家並不是因為「生的孩子多」而變強──否則印度、奈及利亞這些毫無節育觀念的國家,早該走在成為超級強權的道路上了──而是因為一般人民/中產階級擁有社會組織的能動性、強大的社會與社群意識,因而能形成有效率的社會秩序體系,構成了「生養眾多」的「多子化社會」為目標的現實。

當一個社會體現內在堅強,從一般公民開始就普遍擁有強大的領導、集結與配合能力,這樣的人民就算只有3億,也不是你那個人口有14億,卻普遍不曉得上下車排隊、沒有人際間的真誠信任互助、沒有威權口令就組織不起的一盤散沙招惹得起的。

▍左派有動能、右派有資本

在台灣和香港近年的大型運動中,我曾親身體驗到年輕人那種素昧平生,卻能深度合作形成互助的平行社會的組織力。有人提供理髮、有人給沖涼、有人發放茶葉蛋/便當/包子、有人當糾察隊、翻譯官、新聞官、醫護兵;在前線需要物資的時候,年輕人可以形成長達兩公里的接力人龍,把雙手變成軌道輸送帶一般傳遞物資。

這些擁有行動與組織力的「左左」進步覺青,並不是劉仲敬在海外所看到的西方保守主義教會,卻「模仿」(mimic)出了一種新約初代教會的社會主義性格──說模仿,是因為年輕人只能在街頭的短期展演它,而沒有能力將之定錨(institutionalize)在日常現實中作為秩序輸出。

實際上的社會制度運作,需要擁有土地產權、法制權力、經濟消費能力。但社運覺青借用街頭作為舞台,扮演生命實習生,仿若「先知」一般對主流社會進行「提醒」的功能。改變主流社會制度的實際權力,仍是普遍掌握紮根於社會秩序實踐在台灣那些會聲援家庭價值的中產階級「右右」手中。

在我看來,台灣將少子化的病灶歸咎於進步價值左翼「不事生產」(雙關),掩蓋了部分事實;護家的右右應當要意識到,個體成年公民強大的草根社區組織結社實力,才是讓青年男女能冒險走入婚戀,並能養育上三胎、四胎以上的關鍵。沒有好的鄰舍守望治安、社區機構教育資源分擔各級托育、遊憩設備、大孩子引領小孩子、輔導青少年人文養成與志向陶塑的品格導師,那麼即使是高階主管的雙薪家庭,能生到兩胎也是很緊繃了。

▍中華基督教「儒家化」的自我矛盾

不幸的是,正如我在過去文章所指出的,在台灣藉助保守基督教會平台所動員的護家運動,運作的核心理念根本是周禮與孔子儒家之後根深蒂固的私人家族觀念,而不是真正西方基督教保守主義的清教徒神學。在這套中華私人家族理念下,孩子是要被父母家族長「保護」的私產,「繼承『我』的意志、願望、和打拚累積的財產田地」,而不是「由上帝恩賜暫託於我手照管,而我以園丁般的灌溉,乃是向上帝的託付盡忠」。

許多清教徒信念的企業家不會讓孩子成為世襲的富二代,不僅是因為他們認為這樣對孩子不好,更是因為他們並不認為這是上帝/父母/孩子/社會之間正確的公共神學四角關係。近年,我注意到類似馬來西亞駐美牧師歐陽文風,以及加拿大駐台寇謐將政治分析師有許多對台灣福音派反同團體的抨擊,多年來都是普遍只有平移西方左派意識形態,用來為西方左右之爭的論述效力;而一些台灣本土出身的左派論述者,也或許是因為對西方福音派神學傳統及教會生活的浸儒,多半只是不斷地在修辭上不斷地回收重複這套論點。

然而這類論述一直無法解釋,如果台灣福音派的護家運動真是全盤來自英美基督教右派思想,為何這個群體會同時親中、親共,擁有一種強烈的威權意識,而且普遍沒有清教徒組織結社照顧鄰舍發展社群的公共承擔?
為何當保守的美國基督徒企業家致力於社會企業,可以將八九成遺產捐贈於成立慈善基金會,我們的有錢人更熱中於蓋樓炒地?
為何他們多數人普遍想著的是生一兩個孩子,不要影響自己的天龍中產生活品質,注重核心家庭的高品質享樂、把孩子送到昂貴的雙語私立貴族學校,好避免三教九流背景同儕的「污染」;甚至當更有錢或孩子大了些,就希望移民離開台灣?

這完全不是真正西方基督教保守主義的傳統,而是用中華儒家的家我概念,對「上帝/父母/孩子/社會的四角關係」進行了一套在講台和社會行動上的重新包裝。這套「小我」觀念把基督教的普世上帝不自覺化約為「家神」──北京宗教學者何光滬曾在我當面交流請益時指出,華人公共神學根基的喪失,最早追溯到周公制禮開始:天子祭天,庶民祭鬼、且僅限於自己三代以內祖宗的鬼。這讓華人百姓自此失去了天下為公的宗教信仰情懷,而只有家族香火興旺的狹隘考量。「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充滿在許多台灣福音派國語教會週報上的家族見證;對血緣家族的興旺與福氣數算,成為他們感謝並所能領受到上帝天國臨在恩典的主要、甚至唯一的認知疆界。

▍以社群部落,作為家庭茁壯的根基

我並不是說這些見證應該遭受批判,或是在世俗情理上有違;而是意欲指出:它不足以真正使台灣社會強大。如果以台北真理堂牧者為首的講台,試圖傳遞「愛家運動」的神學公共面向,並試圖推廣所謂的「家庭主流化」作為使台灣社會富強安樂、抵禦中共併吞滋擾的頭條政策面向,那麼它應該要梳理自身之行動邏輯與神學的矛盾之處。

它的邏輯不應該是過度「仰賴政府政策,形成有助於中產階級核心家庭利益鞏固的大環境」,因為這會使其「家庭價值」理念的秩序輸出,成為一種權力意志的強迫展現,無法從草根凝聚和團結社會動能。草根性的團結,反而是應打破血緣家族的壁壘,讓基督教社群(教會)的老、中、青、幼四代變成部落般的共生體系;納入更多的社群照顧和教育能量。當每一位孩子成長過程中,都有幾十位親密可信的叔伯姨嬸爺奶兄姐,便能夠減少對單一直系血親父母的資源依賴。

每位父母在社群互助協力的分工之下,可以無懼生養四個、五個甚至更多的孩子。同時,也能不把孩子的成長和思想意志的養成,當作自己必須獨家壟斷控制之物。畢竟,將自己家庭融入社群、把孩子交付給社群部落,意味著我們是放手信任這個具有共同(基督公共神學)信仰價值的群體、「信徒皆祭司」般地參與在其中發揮事工影響力,也相信孩子被上帝賜予的獨特天賦與人格,會在這樣的品格社群中得到最豐富美好的陶塑。

──這是國家具有強韌體質的證據,而任何境外勢力意圖侵略或滲透這樣的國家,都勢必要付出慘痛代價,並且無功而返。

▍未竟之事:2020後保守主義公共神學在台灣的轉型機運

在我心目中,「愛家」運動工程確實會成為最有效的護台強台抗體;特別是當我們看向中國大陸的虛胖經濟之後未來可怕的逆金字塔人口結構和債務比,當大國沒有辦法從基層人民輸出文化秩序,又沒有足夠的稅收彌平債務和支撐擴張主義的軍費時,它的社會只會變得更加高壓、內聚,並將所有資源用在進行內部社會的操控和維穩。但民主體質的台灣則存在著絕佳機會,以「教會/新媒體」為平台槓桿,打造更多新台灣之子可以發苗茁壯的新部落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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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排灣族部落祭典

這樣的公共神學社會願景,不需要訴諸將政治資源用來對抗和擠壓邊緣的性小眾群體,而是主張透過更多的承擔、奉獻,以及包容精神,無懼邀請性小眾群體一起融入這份信仰,成為我們後代的守望者、社群的參與者和照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