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 裴敏欣專訪:中共自我改革的三條路

source: 裴敏欣專訪——中國靠經濟增長維持政府合法性的路,已快走到盡頭

60歲的裴敏欣是當代重要的中國問題專家,他是美國加州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府學教授、凱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Keck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主任。

 

師從哈佛政治學教授杭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裴敏欣的研究主軸是專制政權與威權體制的轉型。對於屬於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也轉型的中華民國國民黨政權,裴敏欣也在觀察未來中共是否有可能出現蔣經國式「政治菁英自上而下」的政體改良。

以下為原文中的重點分段摘要

有關專制,或說中國共產黨的專制為何可以穩定長久:

中共這類「一黨制」的專制體制是最長壽,而且這個一黨制一定要是「高度組織」,對社會控制滲透能力很強,能把社會菁英籠絡起來。世界上最長壽是前蘇聯共產黨,現有的是國民黨,還有墨西哥的革命制度黨。

國民黨在大陸時,中國共產黨就十分務實,毛澤東時代之後,它變得十分靈活,它很會學習,很會做戰術上的調整。蘇聯垮台之後,共產主義整個意識形態體系都垮台了,唯一能夠使人民認同政府的,就是要提供「經濟表現」帶來的「合法性」,這一點,雖然簡單,但是許多威權政權做不到

(筆者註:至今還能做到的極權國家,有相當多都是靠石油能源或礦藏吃老本的國家,如委內瑞拉、沙烏地阿拉伯;而非有能力發展經濟服務的市場。)

有關貪腐,或說中國共產黨的貪腐與民主政體出現的貪腐有何不同為何可以穩定長久:

八九之後,中共把國有資產的控制權大大的下降,一下子使許多共產黨的基層縣級幹部,對國有資產有了支配權,有錢的資本家進行交易,這就是中國的「權貴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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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過去也有貪腐,但都是小打小鬧,因為你再貪也貪不到哪裡去,但是你一旦擁有土地、礦場、工廠,一夜間可以暴富,那才是真正的資本主義。而其特色是金錢跟政權結盟,使小部份人成為權貴。目前中國政府的打貪,只是針對這個權貴資本主義收賄、權勢交易的表面現象,但是沒有針對權貴資本主義的「根」:第一,是國家掌握很多資源,一旦政治權力可以支配經濟資源,腐敗土壤就會形成,政治權力不受監督,沒有反對黨,沒有媒體,沒有獨立司法體系監督,更加變本加厲。民主腐敗的人多得不得了,例如在印度是多數人的腐敗,但每個人收的錢不多;專制體制下的腐敗,是少數人的腐敗,但個人量大,一個人能收到5,000萬美元。民主體制解決貪腐還要使政府管得錢少,並有獨立透明的程序機制,不然政府逮了人,無法說明那人是真的腐敗還是因政治鬥爭被逮,因此還要媒體、民間社會的力量來監督。

中國共產黨的危機與民主改革契機:
所謂中國民主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政治菁英):如果中國政治菁英認為,挽救共產黨最有效且長期能夠持續的方法,是讓共產黨跟別人競爭,改變遊戲規則共產黨還同樣能掌權,它會做這樣的「戰略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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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80年代做的戰略決策,使國民黨至少延長了二十幾年壽命,這是不得了的,因為一般這麼年紀大的一黨專制政權,要維持30年是很困難的。中國民主化契機目前還看不到,因為政治菁英的價值觀,還是覺得民主不好,戰略判斷上,威權體制還可以靠高壓政策,或是靠經濟增長繼續提供合法性,當然不會進行民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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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歐發展世界上一流的秘密警察,因為它面臨了「綜合危機」;危機發展到一定程度,威權政權是沒有人會出來保護他的,因為威權體制講人治,危機到來時人的鬥志都已經沒有了。顯然中國現在是沒有這樣的「綜合危機」,只是苗子都在了,還沒有匯集到一起,有的苗子,也還是很嫩。
中國共產黨以「資訊控制」為專制續命,卻會為此付上經濟代價;最後若經濟不好,仍然會加速專制崩解的危機:
專制政權民主化很重要的一點是「資訊的流通」,但是中國政府近年實施各種技術手段,並對媒體加強收緊,降低信息革命對政權的威脅,是鞏固了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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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它的代價肯定是信息流通少了,但是信息是有價值的,雖然你控制了對政府不利的資訊,同時也控制了對社會有利、經濟有利、對社會創新有利的資訊,那代價是無形的。中國的經濟還是被政府管得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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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高速經濟增長的時期已經過去,要維持中國的經濟增長,需要很困難的改革,你要搞經濟改革,政治上必須放權,但共產黨政權如果對經濟資源放棄了,它的政權的根基就不穩固了,因為它是通過對經濟資源的支配來維護許多人的政治忠誠,政治改革會把它的基礎給摧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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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設想人都需要一定程度的自由,都要一定程度的安全、法律的保障,都希望能夠上網不受管。這些價值觀是跟教育水平、經濟水平的發展是正相關的,經濟及教育水平提升,我認為就是10到15年,人們越會不認同現有政治體制的權威,開始覺得「你憑什麼管我?你不是我選的!」
中共自我改革的三條路
改革可能的有三類形式,第一是自上而下的政治菁英「改良」。就像是蔣經國,他看到長期國民黨是沒有前途的,非得通過改變遊戲規則,才能給國民黨帶來新的政治生命。這種改革不能太晚,要在「綜合危機」到來之前,反對力量還不是那麼強大,人民對你還有希望,太晚「改革」肯定會導致「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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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改革類型是自下而上的「革命」。實際上面對專制政權有絕對暴力上的優勢成功率很低,一般來講,只有在幾種情況下人民會起來造反,一種是選舉不公正,例如台灣的「中壢事件」。第二種,是國家打仗打輸了,老百姓很生氣,例如希臘、阿根廷。再來,就是經濟危機、銀行崩潰,這種是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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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類型是「改良」導致「革命」,政府一開始是要改革,但是改革釋放出來的革命勢力,往往是因為改革改得比較晚,政權已經比較虛弱,正好讓革命勢力起來,像是前蘇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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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黨專制的社會裡,一般反對黨的出現都是舊的統治菁英的分裂,政治權力鬥爭當中的輸家,薄熙來就很可能像這類人物,像是前蘇聯的葉爾辛,搖身一變變成民主派。
從十九大和一帶一路看「後天安門體制」的穩定性危機:
中國政府一套「後天安門體制」的生存戰略有幾個特點,第一,是「菁英抱團取暖」、「分贓聯盟」,但是現在菁英內鬥。
再來是,中國外部的國際環境已經改變很大,在後天安門時期,中國在世界上是「韜光養晦」,現在是「鋒芒畢露」,在國際擴大自己的影響勢力範圍、投資過多,可能就犯了跟前蘇聯一樣的毛病。
(最後,)打貪不能再打了。打貪在中央一級層面,有清除異己的政治效應,但使共產黨整個官僚機制變得「消極」。許多規章制度使中國官員感到不可接受、感到繁瑣,他們不幹活了;再繼續下去,沒人給你幹活你怎麼「立」?他一定要使中國官僚機制的積極性可以重新調動起來。
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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