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老又鬱悶的第一世界(邱慕天)

Source Link: https://www.anntw.com/articles/20150120-LjT6

又老又鬱悶的第一世界(邱慕天)

在1月17日《金融時報》刊出的〈西方為何如此悲觀?〉一文中,專欄作家盧斯(Edward Luce)觀察到一個獨特的現象:第一世界(西方)的悲觀,對比第三世界社會的樂觀。

這現象乍看怎麼都令人納悶,經濟學不能完全解釋它、地緣政治也無法窺其堂奧:美國自2008的金融復甦已有5年,伊戰2004終結更是10年前的事;西線無戰事、壽命更長了,有民主、有自由,一人一票,不用「袋住先」,日子還有什麼好難過的?盧斯問到,「西方已經看不清現實了嗎?」人的本性豈非「身在福中不知福」?

一個合理的解釋是國際競爭的零和遊戲。皮尤研究中心2013年的民調報告,顯示西方人不再寄望未來會更好,只有33%的美國人覺得下一代會比他們更享福;而這個數字在德國、英國、義大利、法國,更分別是28%、17%、14%、9%的自由落體降跌;與82%的中國、65%的印度對比,恍如雲泥。

中國夢一帶一路發展、印度搶當世界老三、東協興旺、中東人民沸騰;發展中國家「由簡入奢易」的30年,對應的是西方由奢入簡難的頓挫感,於是年年益發擔憂著氣候變遷、資源不夠分;坦尚尼亞的獅子遭盜獵、撒哈拉又沙漠化,南極的冰帽融解,企鵝往哪去?冷熱都安不了西方人的心;這與其說是春秋戰國的杞人憂天,反倒更貼近阿德勒(Alfred Adler)的「存在焦慮」(existential anxiety)。

【焦慮在於老了、慢了】
更深層次的原因,則在於人口老化加深了世代鴻溝。第一世界隨著高齡化而攀高的扶養比、債務比,都是大環境苦悶的根源,但心態的老化,更能解釋為何老、幼都一同陷入存在焦慮與悲觀之中。

正如詩人撒母耳.烏爾曼(Samuel UIlman)《年輕》之詩所言,

「年輕,並非人生旅程的一段時光,也並非粉頰紅唇和體魄的矯健。它是心靈中的一種狀態,是頭腦中的一個意念,是理性思維中的創造潛力,是情感活動中的一股勃勃的朝氣,是人生春色深處的一縷東風。」

全球這波製造業復甦的榮景,恰逢西方新一輪技術革命,網路科技與自動化取代了人力;退休的老年人跟不上快速變遷的世界,年輕人則憎恨老年人把持了資源、福利,阻礙他們創新。在《查理週刊》的「英靈」感召下,「自由」雖正以大革命以來未曾有過的高度響徹西方,然而,這個「後現代社會」的本質卻跟這個復古的運動調性格格不入。

德國社會學家約拿斯(Hans Jonas)40年前就問過我們,「什麼是快?什麼是慢?…什麼是演進(evolution),什麼是革命(revolution)?」在〈17世紀以降:科學與科技革命的意義〉,約拿斯說,

「用一般人的壽命來看,若一個人七老八十之時,不能向下一代傳承智慧,或竟無法睿智地道出對應時代發展軌跡的生命歷程,自感過氣和沒用(obsolete),那就意味著一個吞噬正常人格學習曲線的『革命性時代』已然來到。」

隨著第一世界的壽命愈來愈長,技術力和科技娛樂不斷加快的轉輪,也拋物線般地把戰後老臣們甩進歷史的宇宙黑洞中;活在當下的我們,恐怕也只有在《星際效應》這樣5次元的架空電影,或是男神金城武4G廣告的小清新敘事,還能保有「世界愈快,心則慢」的天真夢想了。

【「末後之人」降臨】
當代西方的顢頇老態,正反應了百年前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揭示的「末後之人」(the last man):他將自己麻痺在安逸有序、「太過現代」的體制生活內,以如同推磨般的被動民主選擇題作為他的「消極自由」,殊不知那些拓荒、創制、開國等有關積極自由的參孫力量,早已隨著他修剪乾淨的體毛、俐落的短髮而消失無蹤了。

《查理週刊》事件引爆了政教框架的再界定,好似揭開了「西方文明人」和「東方野蠻人」兩個年輕靈魂「超限戰」的序幕。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論」乍看是再次擦亮了招牌;重新拾起報紙和走上街頭的法國人,紛紛憶起1968年時年輕的自己。

但尷尬的是,「1789」和「1968」的時代密碼不能解決西方的焦慮;西方一輪的示威,不過是換回中東更大一輪的抗爭──他們是鄂圖曼、甚至1453年前的遺民。你的倚老,觸發的是人家更古老,而且原始、質樸的憤怒。

無神論者齊澤克(Slavoj Žižek)不諱言,西方之所以如此狼狽地迎接2015的開始,辯證源頭才不是什麼「東西文化戰爭」或「世俗與超越對抗」。摸摸你的鬍鬚吧,會為了幾幅鉛筆畫就崩潰殺人的,絕對不是什麼能掌控自己權力意志、與神同行的贏者;看看藏傳佛僧的堅韌、門諾會阿米須基督徒的恬淡,就知道那些悲憤到要殺人的伊斯蘭主義者信仰有多麼脆弱。

是以,莫怪真伊斯蘭刺傷了人!──引動法國土生的庫阿奇兄弟殺機的焦慮,是西方原生的焦慮;是那個新自由主義下,財富資源話語權不均的悲憤情懷,在向這塊土地討要鮮血、催生瘋狂。綁架伊斯蘭真主的恐怖份子,思想已先被西方自由世俗主義綁架了。99%當中1%無力超越世俗的自卑輸者。

【自由!誰假汝之名】
這是詩人葉慈(William Butler Yeats)經典詩詞《基督再來》(Second Coming)所描繪的場景:

「優勝者毫無信念;劣敗者卻激昂懇切。」

優勝者老得快要被新時代的邏輯淘汰;劣敗者卻還看不到機會翻身,他們是一張張街頭上憤怒青年的面孔,間或轉生為乾脆早死、早超生的激進份子。

在「基督再來」之前,當代西方世界最大的病灶無疑是「自由主義」帶來的身份危機。在經濟學上,它是勝者全拿、贏家通吃的無政府主義催生者;在政治領域,它有時成為激進左派的標誌,要求權利鬆綁和國家主導的資源再分配。在神學界,它則體現為人類高舉自我和活在當下的「進步」思想體系。在理論上,它高舉人皆平等;在實務上,它卻是體現眾生不平等最赤裸的人肉實驗。

這是因為名曰「經濟」的自由主義,因著「政治」緣故而被老人沈重的社福和裙帶結構拖垮;名曰「政治」的自由主義,倒因「神學」世俗化緣故而惹上「逆向歧視」宗教社群及傳統部落的一身腥;名曰「神學」的自由主義,更是因著延壽科技誕下一群高齡卻心智官能退化的「末後之人」,而既回不到天家、也無力迎接地上烏托邦。

他們「殘存亦末路」(as penultimate beings ),把這個益發扁平塌陷的地球熱爆、擠爆;1944年沙特(Jean-Paul Sartre)存在主義名劇《無路可出》的預言一步步成為真實:他人即地獄(L’enfer, c’est les autres)。

月前,再次提出自由主義宗教淵源的,是牛津大學的名譽研究員西登托普(Larry Siedentop)。他代表西方說:

「我們內心中認為,自己這種自由世俗主義近乎等同於無信仰。」

【老「汝老」以及「吾之幼」】
這樣看來,使中國與亞非拉諸國這些社會集體樂觀的心理秘訣,不啻是那個物質進步與信仰傳播齊發並進的模式:「事奉上帝」與「事奉瑪門」者,各安於自己需要的滿足。沒有那個硬要他們相信「人皆平等」、卻無法兌現的空頭政治承諾;沒有一套憲政和法律體系強迫洗腦人們它是主權神授般地「超然」與「中立」。

更重要的是,與其讓自己活太長、留在世上當the last man,第三世界大多數人更願意多子多孫,把對世界的盼望分享給後代,於是恰恰避開使西方精神分裂的「三重自由主義」瘟疫。

我們不需要活得太長,只希望自己死的時候心情還很年輕。我們不是因厭世而祈求來生,而是思想超前了這世界,才將靈魂先寄託在天家、再回來做工。

這是「老得很不快樂」的第一世界,給予我們最要緊的功課:務要傾聽,趁著我們還年輕。

2 thoughts on “又老又鬱悶的第一世界(邱慕天)”

  1. 我們不需要活得太長,只希望自己死的時候心情還很年輕。我們不是因厭世而祈求來生,而是思想超前了這世界,才將靈魂先寄託在天家、再回來做工。

    這段真好。

  2. 我們不需要活得太長,只希望自己死的時候心情還很年輕。我們不是因厭世而祈求來生,而是思想超前了這世界,才將靈魂先寄託在天家、再回來做工。
    這段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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