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 世界重回鍍金時代--與皮凱迪討論《21世紀資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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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重回鍍金時代〉,中國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邵宇表示,《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本質上是一本大數據之書,作者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就是列出大數據來說明一個清楚的事實——資本主義在它過去300年的長長的進化歷史裡面,只有在二戰以後的那二三十年內是名不副實的,其他時間都是資本由始至終切走最大的蛋糕,而這是資本主義的本質「涓滴效應」終究只是富人偽善的托詞。

然而,在這令人沮喪的結論之外,。二戰後西方那個「類似社會主義」的短暫時段、所謂戰後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變顯得有特殊的啟發。邵宇幫助我們透過書中的典型——美國,來回顧一下那段歷史:

大致是在南北戰爭結束以後的1870年到一戰開始之前的1910年左右,被稱為美國歷史上的「(長)鍍金時代」。政治上,聯邦政權不再為兩個利益相對的政治集團分享,而是由新興的工業資產階級所獨攬。在漫長的鍍金歲月中,民主黨在國會中只有兩段短暫的時期取得了議席上的優勢,產生過三位總統。經濟上,美國工商金融業的崛起代表了漢密爾頓的理念在實踐中取得了勝利。高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橫掃北美大陸,工業的成長與移民潮成為美國歷史上這個時期的典型特徵。鋼鐵的生產量急遽增加,電燈、電話、汽車等新發明層出不窮。尤其是鐵路的發展,讓西部豐富的資源得以源源不斷運送到東部,整個美國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但經濟增長與繁榮同時也產生了復雜而矛盾的後果和副產品。

然而,

令人目眩神迷的高速經濟增長在帶來物質享受的滿足同時,它的陰暗面也一樣讓人觸目驚心。市場化環境下,人(勞動力)和自然(土地、資源、環境)也都成為了可交易的商品和生產要素,這極大的改變了社會的面貌和人們的價值取向,留下了無數後遺症。最為明顯之一就是貧富分化。一方面,財富的巨大增長伴隨著史無前例的財富集中,富有而且影響力巨大的工業及金融有產階層開始出現。馬克.吐溫之所以把這個時代稱為鍍金時代,是因為有許多人在這個時期里成為巨富,因為富有過著金色的生活。例如洛克菲勒因石油致富、卡內基因鋼鐵致富等(靠著買低賣高的手段,賺取大量利潤,迅速積累了巨額財富,被稱為「強盜大亨」(Robber Baron )。而另一方面,在工業化的過程中,「自由工人」卻發現他們實際上沒有自由,而是已經淪為工資奴隸,工作條件非常惡劣、工作時間長、缺乏勞動安全保障。

如皮凱迪所發現的,在鍍金時代的後期,大多數美國人開始改變對於美好社會和無為政府的傳統信念,他們發現,經濟增長伴隨著越來越大的貧困、剝削、污染、精神空虛、混亂與腐敗,自由主義理想徹底落空。這時以城市中產階級為核心掀起了一場創新國家和政府體制的運動,人們試圖彌補過度放任的資本主義帶來的破壞。

於是,以羅斯福新政為首的(凱因斯經濟學)改革確立了「政府在經濟生活中應該發揮作用」的國家理念、在影響整個國家經濟的方向上總統的行政權力受到加強、以稅收為核心手段拉近了各收入階層的所得,民主黨在國會中的議席和影響力也比起「鍍金時代」大大提升。

戰後歐洲也經歷了類似的財富和收入分配的收斂過程,作者的解釋是來自於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競爭壓力,所以當時世界的潮流也就是繼續執行有利於一般社會大眾的大壓縮(Great Compression)政策,透過國家介入資本分配抑制資本家,讓被扶植的中產階級、民主社會馴服資本,直到新自由主義的再度復闢。

1973年底爆發了為期兩年的、戰後最為嚴重的一次經濟危機,從此「黃金時代」宣告結束被長期停滯所代替。政治的轉向逐漸發生,共和黨再度占據上風(克魯格曼的政治源起的解釋指向了美國的原罪——黑人問題,這很有趣),當新自由主義回到整個政策或者世界的核心的時候,像電影慢動作又回放給我們看一遍,重回鍍金時代已經避不可免。

重回鍍金時代

從1990年開始,隨著資本市場的蓬勃發展和長期的牛市,1%頂尖資本家的實際收入快速上升。

新自由主義的崛起,無論它在經濟上是多麽的具有效率,它在財富分配上的公平性方面顯然是存在問題的,更為棘手的是它應對分化問題的新解決手段——各政黨為了獲取選民支持,不斷承諾更高的社會福利力圖掩蓋拉大的收入鴻溝,民粹思維迅速膨脹,福利的增加具有不可逆性,而福利的增加大部分依靠巨額負債、貨幣發行和轉嫁海外來實現,天文量級的公共開支,拉動了經濟的狂飆突進,卻也最終形成了全球失衡和2008年大金融危機。

資本主義獎勵創新、獎勵才華的部分,本來是正面的,無人會否定這點。蓋茲、孫正義、馬雲等科技新貴的出現儘管惡化了社會分配的格局,但這應當是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能夠承受之重」,因為熊彼特式的破壞創新和企業家精神原本就是資本主義進化的核心。然而,「這些新的財富一旦積累下來,它就和其他資本沒有什麽不同了」,即當一群人靠著以利滾利、財富世襲、虛擬經濟的融資槓桿就可以維持資本地位時,甚至形成壟斷和阻礙創新,社會的階級流動和分配正義就被犧牲了。

Cover

中國經濟分配問題

談到中國近30年在高度經濟增長中的貧富差距過大,數據顯示,廣義貨幣(廣義購買力)的寬鬆膨脹,似乎扮演最大的因素。

中國這30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與「金融深化」(指經濟貨幣化)並肩同行,大致可以把它定義為政府和人民方面。理論上說政府的資本積累應該大部分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而民間資本積累的速度如此之快確實值得反省——分化來的是如此之快和劇烈。

財富的增長一方面得益於用GDP衡量的每年新增產出;另一方面是得益於原來很多沒有市場化的生產要素,在改革開放導入市場經濟之後被資本化了(例如土地和礦山);還得益於財富或者說資產價值的重估增值。

總體而言,利潤的積累總是平淡的,而估值飛躍才是真正的推動力。

具體地說,農產品和工業品價格的剪刀差、農業用地同房地產用地價格之間的剪刀差、一級市場的原始股跟二級市場流通股價格之間等三個剪刀差的超額利潤,成了財富積累(以及不均)的源頭。

在中國的一個更為典型的財富積累和分化的故事通常是這樣的:

在城市化過程中,政府徵收了住民的一塊土地,象徵性的做了些補償,然後拍賣給開發商,開發商把房子高價賣給了投資者,投資者的房子價格在10年裡漲了10倍,如果還借用了銀行信用杠桿的話,那幾乎就是空手套白狼式的暴利了。這其中的開發商和投資人都有大幅度財富增值,而相對而言原住民和其他沒有持有這項資產的投資者則被遠遠的丟在了後頭。那這個財富分化的典型模式裡面牽涉到至少四個分化環節——即城鄉二元結構、要素價格壟斷性(土地制度)定價(制度性傾斜),信貸資源可得性、貨幣供應與資產泡沫。

真正有趣的環節是在貨幣與資產泡沫。要洞察中國在年均增長20%的長期的貨幣幻覺中,財富是如何增長和被分配的。以皮凱迪書中1970-2010年的比較圖日本的財富分化的的圖表來看,日本這段時間的貧富差距拉大幅度是驚人的,遠超其他經濟體,但到經濟泡沫崩潰的時候1990年,它下跌得又非常快(因富豪多數是持有公司的股權、房產),足見金融泡沫在財富分化時的力度。

最糟糕的是,中國在土地(包括礦產資源)、房產和礦產開發、基礎設施、國企等公共資產的資本化過程中存在有重大貪腐弊端。國家公共財在資本化過程中向私人轉移,透過工程招投標、設備採購、企業上市並購,將利益輸送給了特殊利益集團。

例如俄羅斯的金融寡頭,他們是憑借免費拿到一些國有的資本(自然資源)。台灣在1990年代的自由化也是如此,過程是暗箱的,結果就可以想見。

從中國近期落馬官員,不論貪污金額、人數、政治層級都在上探,從中央和地方的黨政大員、地方黑社會勢力、部分代理人性質的民企、壟斷性央企,橫跨地產、能源、交通、宣傳、資本市場等關鍵領域,並深入國家政法紀律部隊甚至武裝力量。中國的發展型腐敗(即所謂的潤滑劑式)可能正在惡化為掠奪型和壟斷型腐敗(即贏者通吃)。

解決貧富分化,不但需要注意貨幣、資本利得的泡沫,更必須正視金權政治的腐敗問題。

也就是說,

資本社會發展的體制缺陷使得一部分人優先或者低價得取得了這些資產,然後在資本透過金融泡沫機制套息的過程中,他們的財富驟增,並透過通膨把財富差距迅速拉大了。其中最讓社會痛恨的無疑是有著數百套房產的貪官,其實理論上兜了半天,結論竟然是如此的直觀和草根。

理論上,經濟公平分配的問題唯有消除「不受制約的資本」和「不受監督的絕對權力」才是解答方案。

然而,皮凱迪建議的實踐方針,不論是遺產稅、財產稅都會遇上困難,首先是政策制訂者若是遇上資本家關說,或是本身就是資本利益集團的人,肯定會把這個規則做得向自己傾斜。

另外資本也會用腳投票,在全球化競爭下,資本會逃到對自己擴張與生存最有利的環境中,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絕對不是他們的首選。

對當下的中國,可能還是先集中先把不動產登記制度的透明度問題搞定了再說。這是一場針對既得利益的革命,不過相信在依法治國的大勢所趨之下,搞清楚家底的不動產登記法律一定會盡快成行。

在人類歷史中,避免仇恨、沖突、戰爭等大洗牌式的激進解套方案如要避免,一個巨大的中產階層絕對是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穩定的基石。

這裡必須特別要被提醒的,還包括新自由主義/晚期資本主義當前金融體制的複雜,與過去資本主義的重要本質差異:資本泡沫在根本上讓實業經濟的未來蒙上陰影(巴菲特的職業生涯始於做一名工廠主,但後來他關閉了工廠並進入保險業。)

邵宇的結論是:

競爭會提升效率,差距會提供動力,但一旦過頭結果必然就是社會的對立、敵視和持續的動盪。與劉勝軍談「市場經濟與公平」,李迅雷的「中國的私有化道路」不同,《廿一世紀資本論》可解析出的關鍵主軸要算是「資本和民主」。就民主而言,與其讓左右再次分裂,還不如說讓他們更加容易找到共同的底線,精英也好民粹也罷,…但是說好的共同富裕呢?

無論如何,在新一輪的財稅、土地、戶籍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等這些利益再次分配的重大關頭上,共同的底線就應該是透明和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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