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應:解讀「崩世代」精神危機的根源(涂書瑋)

Source Link: 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article/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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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獨立評論投書〈解讀「崩世代」精神危機的根源〉的公共論述相當清晰。此文我拆解為三個層面,順道進行一些評析。

 

一、晚期資本主義(late capitalism)的異化特色。

涂書瑋寫道:

資本主義文明所締造的社會規儀(courtesy of society)所生產的,只是更多遠離人性基本欲求的痛苦,這樣的痛苦隨著分配正義的遲滯與社群網絡羊群效應(The Effect of Sheep Flock)的催化,「自己」所賸下的,終究是一孤立無援、憂鬱封閉的「自己」,「自己」最終成為一精神/行為病態的形式,被遺落在一個個熱絡依然的聊天室、討論區、粉絲專業與人氣版之中,被丟棄在一處處真實的生活空間之中——包括台北人賴以行移遷徙的大眾運輸。這時候,再追究所謂殺人者的犯罪動機早已了無意義,因為還有更多不可勝數的血腥預謀,早以被這個社會體制預先制定了其構成要件。殺人者的「自己」是一個早已被掏空了道德感、憐憫與寬恕等美德的主體,他的病態其實是整個資本主義文明的病態,他的兇殘,其實只是整個金權社會吹捧高富帥的逆反應。

 

此說見諸於Ernest Mandel, Frederic Jameson, Theodore Adorno 等多位西方學者的學說,金融風暴後的近4-5年更是有大量著作面市。

也可參考聯合新聞網 〈南韓半世紀經濟奇蹟 鮮為人知的陰暗面〉報導。(個人認為南韓這半世紀反映的是介於 Jameson 所說的「民族資本主義」和「晚期資本主義」的混合狀態。)

我相當同意涂書瑋的分析,唯一的補充在於,晚期資本主義造成都會個體集體的孤寂(collective loneliness),恰恰與資本主義所希望興起有堅定自我意志的個人主義相悖。

Jameson 和Neil Postman 指出,晚期資本主義為融入大都會生活而設計的身份塑型和掌控(identity formation and control)結構太過精密龐大:資訊快速流動、身份手續的確認細瑣且令人窒息、街道和交通方式複雜、摩天大樓與宏偉建築林立、警察/交通管理號誌規範我們行的自由、昂貴的房租和物價限制我們的經濟生活選擇,這使個體感到相對渺小與寂寞;與你在鄉下生活長大輕易就可以感到「佔有」與「稱霸」一個生存空間的歸屬感極為不同。

除了少數的精英之外,許多外來者在一個大都會生活了十年也得不到駕馭和歸屬的感受。這使得生活的壓力堆積,並且引燃不少人想要「炸毀」、「截斷」這個都市遮罩和困索的憤怒。(參考《海角七號》的阿嘉:「去XX的台北!」-哪怕台北和東京、上海、紐約、首爾、芝加哥比起來,還只是小兒科了。)

 

二、宗教團體的「失能」(dysfunction)被點名:

資本社會終究掩飾不住其強調「發展、產業、GDP」的華麗外衣底下,社會個體(尤其是青年)的倫理、道德與公共意識的價值崩解,而資本主義生活——那才是真正製造人類精神空洞、倫理崩壞的元凶。台灣社會基本上是偽善而做作的,宗教社群早已失去了緩衝個體與社會種種磨擦及傷害的潤滑功能,宗教已不再關注當前急迫問題的因應解決之道,而往往那寄託遙不可及的未來、建造偌大無當的華麗巍築與塑像,並傳達一些故弄玄虛、與現實生活無關的修道法說。表面謙稱一種寬泛而鬆散的哲理寓言、品德教導與經文引闢,其實,最終只不過訴諸一次次教條的灌輸,或血統、義理與身分的壁壘,隔離了那更為廣涯的人與世界。因此,宗廟道觀、寺院禪舍林立的台灣,公民品格並未提升,道德卻也越敗壞。宗教,在台灣,並沒有形塑出更為柔性的情感公社,反而是更為剛性的意識型態聚落。

 

作者在這裡對宗教社群有一個總體的觀察,但分析脈絡較為龐雜、沒有緊密歸因。

首先我們必須明白,「宗教」的概念其實應正確擴及至「傳統」或「道德敘事」,一如 Alasdair MacIntyre 在《德性之後》(After Virtue)中所提倡的。這樣,它就不是可有可無之物,而是任何一個社會、社群賴以存在的根本。

接著,Miroslav Volf 《公共的信仰》(台北:校園,2013)一書的前三章對宗教失能,有很明確描述。

在 《公共的信仰》中,Volf 認為,宗教團體功利化或泛道德化以致於失能,是因為它們失去了「上升」的能力(升高到「超越者」那兒領受啟示和支取道德力量)。

或是在我看來,許多宗教社群本身就不具備真正的終極性或上升的能力,以致於會輕易地在遭遇國家治理思維或是資本市場邏輯衝撞時,便屈服了。

由此而論,我們也許不能像涂書瑋的本文中暗暗期待的,認為傳統敘事群體可以恢復其職能。因為有些是已經明確地不合時宜(或說已完成其歷史階段性任務)了;而有些則可能只是展現了其神聖面具下一直以來都只是實用主義思維、不具終極性的原貌(如「禮物交換式」的拜拜信仰)。

不幸的是,現代世俗化社會中許多人誤以為只有法律、資本市場是公共辯論的焦點,同樣陷入了治理的思維,而更進一步疏遠了「讓內蘊的道德力量鼓勵我們追求自由、和平、和愛」的後自由(postliberal)展望。

至於宗教群體中而與這種思維對觀的,正是更趨向階級分化、教條審判與律法主義式的「剛性意識型態聚落」,或作教派意識(sectarianism)。

然而,到底我也不認為「柔性的情感公社」會是一個很好的形容方向。我相信作者要強調的,是真摯、療癒、能鼓勵自發的善良美德的宗教社群。然而「情感公社」的說法,也可能是自溺和沒有深沈批判力量的(「先知」職能)。因此,我大致上同意作者的方向,但是在最後這裡提出一點小商榷。

 

三、公領域超荷隱含的「淺碟化」與「美學匱乏」:

PTT、Facebook、Skype、Line等社群科技雖製造了波瀾壯闊的輿論力量,也累積了強大的議題動員能量,行兇者的罪行,透過媒體與網路,被不斷議論與放大。但社群科技卻往往忽略了一件更重要的核心——每個人的內心都期待與他人真實交流與彼此關懷的渴望。PTT、Facebook維繫的是更為即時而迅速的感官狀態,卻無法維繫更真實而普遍的心靈交往。

智識、情感、信念等生命力的元素,由於傳輸媒介的速度而抵銷了深度,人們只能透過帳號與暱稱成為某某社群的一分子,淺嘗輒止的呼應某類共通、即時而膚淺的情感。自身及旁人的發言為求得某種程度的關注而隱然遵循一定的規範,而迴避更激進的表述。在與社群中各不同個體的交流過程中,彼此又不斷的剝離更緊密的連結而佯裝出一種參與式的穩妥,並盲從的聲稱某種議題與時事其政治的正確性及道德的正當性。社群媒介,在這裡也如同宗教,只是一種更盲從於技術與快感的宗教。

但是,公眾議論導正了什麼?社群討論又解決了什麼?在一個殺人都不需要任何理由的年代,行兇者的罪行,透過媒體、網路與社群傳聲演繹,被不斷議論與放大的,卻只是恐懼與失能的餘緒。廣大的倖存者之一在臉書一句「現在捷運上好安靜。」激起了周遭其餘倖存者的同感,然而彼此相濡以沫按讚之後所不得不面對的,仍是身體與靈魂處於失能狀態的恐懼。面對政府的失能、人的失能、宗教與社群的失能,一切的價值都在潰散之中,消逝最甚的,是台灣社會的美學匱乏。台北的公共美學陷落在官僚體系工程發包的網絡裡,消費感官、名流時尚、層級關卡式的線上遊戲,在在掏空了美學場域社會正義與良善的支樑脊柱。美感匱乏鋪排出都會人性道德的荒原,因此殘酷嗜殺只是虛擬實境的快樂,行兇者罔顧生命尊嚴與法律界線的殺戮行徑,也證實了——即使死刑仍在,仍無法保障個人生命的旦夕安危。

科技文明構築了虛擬實境的激情歡愉,快感不斷被快速複製,人對於倫理與生命的感知隨著實景與擬像間的距離亦趨曖昧難分而模糊難辨,公共危險的因子也因此生成。當前的台灣社會,距離馬庫色(Herbert Marcuse)以美學達致「人性解放(Liberation on human)」仍太遠,彷彿距離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以「溝通交往行動(communicative action)」重建文明理性的理論構想又更遠了。鄭嫌的罪行不能被赦免,但是噩夢難保不會重現。事件背後社會情感社群裂解的現狀,正是我們更不能忽視的。

每一個晴朗與陰鬱相伴的早晨,每一個都會小資族奔向職場辦公室的腳步聲響,手機裡的Line盡是無暇回覆的關心、牢騷或者邀約。它反映的是一種現實,一種時時刻刻都必須與資本體制揭竿抵抗的現實,一種不得不妝點偽善與矯情的例行公事背後,所顯露的時代沉重悲哀。

有關公領域超荷的部分,我認為作者的形容稍有簡略。原因在於質疑「公眾議論導正了什麼?社群討論又解決了什麼?」時,他實際上正忽略了兩個月前的太陽花運動(和去年的洪案),才是一起典範式地透過數位科技進行參與,在(令某些人不以為然的)PTT、Facebook、Hackpad上達成深度思考辯證,帶來萬人壓力群體接棒現身靜坐,並大量真實愛心物資與鼓勵卡片用入抗議現場,甚至催動政府修法、連結50萬人上街的平台。

只是鄭捷事件本身的隨機、非(公共)理性、荒謬的特色,才完全打破了虛擬參與社群的批判著力點。(罵政府?那是要政府藉由加強警力而形成對人民的限制!?罵鄭捷父母?那要小心又變成社會公審或是網路群體霸凌。)

此時真正能做的,反而是修復式的現身參與。如有人號召到江子翠事故現場送擁抱(free hug);有人在捷運上演奏、送花、唱詩歌,有牧者集體進行祝禱儀式、有東海基督教大學的燭光守夜...等等。這表示,大家並不僅僅是在網路社群傳聲和放大恐懼--這個作者選擇性觀察到的現象或許本身沒錯--,但大家也透過這樣的串連,創造了許多充滿街頭美學創意形式的集體表現行動,同時再透過影音、拍照、文字記錄,反饋到孕育這些行動的數位平台上,將此行動的情節連結力量放大和抵銷恐懼。

(中時電子報郭吉銓攝)
(中時電子報郭吉銓攝)

由此而言,我想反轉作者比較有選擇性的觀察想法,指出數位社群平台所承載的社會倫理意義,是同時具有塑造參與者及被參與者塑造的彈性的。包括:

  • 對「盲從於技術與快感的宗教」的解神話化(demystification)
  • 以「公眾議論」導正公共政策及政府對人民生命的治理
  • 催生所謂柔性的情感公社-尤以  Slavoj Zizek 和 Jean-Luc Nancy 的「不作為的社群」(Communaute Desoeuvree)為對觀理解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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