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創作的理性

「沒有任何階級可以為第一個將他們所扣押的事物解放,就像是新的反宗教或無信仰學派,他們只是接管了教會的統治模式,焚燒胡思教徒,並將路得逐出教會。人或許會信心滿滿的爭辯美的概念,發展出新的、但實際上卻過時的美學概念,但他們不該開始反對與否認文學在移轉上所提供的可能性:它如何將我們移轉至南美、北美、瑞典、印度與非洲。它也可以讓我們在階級、時間與宗教和其他的種族間移轉。即便是文學的中產階級形式,它的目標從不在於建立疏離,而在於廢除這種疏離。儘管人可能會將自己所屬的階級視做過時的替代品,可是那些人做為該階級的產物,他們在大部分的情況下,亦是階級的潛在反抗者。那反抗的跨國性質一定得被保存,它能讓索忍尼辛(Alexander Solschenizyn)繼續成為信仰者,或是使阿拉巴爾(Arrabal)成為宗教及教會的頑強敵手。這些反抗不該被理解成只是因為對於神的信仰及虔誠所產生的機制及映射,它們是在不同的垃圾堆及反叛區出現、一個知識時代脈絡中的具體化,同時也是在沒有傲慢且也沒有不可質疑的狀況下,一個對於共同歸屬感的正視。」

Teufelskreis

海因里希˙伯爾(Heinrich Böll)諾貝爾得獎演講辭

作家簡介:海因里希˙伯爾Heinrich Böll(1917-1985)為德國二戰後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生於科隆的天主教家庭,在青少年時代曾拒絕加入納粹青年軍。但因時局之故,他仍參與二戰,最後被美軍所俘。戰後伯爾重回學院,開始了文學創作之路。伯爾的文章與小說具有非常強烈的社會批判性,除了反省納粹主義與猶太屠殺的歷史悲劇,他也針對二戰後西德的經濟奇蹟所創造的樂觀主義與理性主義進行攻擊。60年代,伯爾甚至因為同情當時的德國紅軍(Der Baader Meinhof Komplex),而遭到當局關切。1970到1972年間,伯爾擔任國際筆會(P.E.N)主席,致力於東西歐作家間的交流。伯爾在德國的文學聲望非常高,除了在1967年獲得德語作家的最高榮譽—喬治-布赫訥獎(Georg-Büchner-Preis)外,1972年,他更獲得了文學界的最高桂冠——諾貝爾獎。諾貝爾獎評審團稱讚他: 「透過結合對其時代的宏觀觀點以及其在描寫人性上的細膩技巧,他的寫作創造了德國文學的復興。」伯爾於1985年逝世於他在塱跟布洛希的家中。而他對德國文學的重要性,就如《德語課》一書的作家席格飛˙蘭茲的評論:「海因里希˙伯爾,這位想要替所有後世寫作出他的時代的作家,將永遠不被世人所忘。」現在德國仍設有海因里希˙伯爾文學獎,重要的德語系作家如萊納˙哥策、或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艾芙烈˙葉琳尼克皆曾獲獎。

論創作的理性

海因里希˙伯爾  1973年5月2日

譯者: 梁晨、周詩瑋

以下這些話,是那些必須了解的人說的、也是其他必須了解的人爭論不休的:一切看似顯而易見的道理,諸如理性、計算,或是由建築師、測量師、工程師、工人合力建構出的現實—就像建造一座橋,總會有幾毫米至幾公分的不可測量值。儘管在物料被形塑的過程中,這種不可測量之處實在微乎其微,但它所造成的困難,來自於每種物料之間的彼此連結,在其化學或技術上的細節和物質都極為複雜,除了可能產生任何反應,還得納入四大要素(空氣、水、火、土)的交互作用,此皆難以精確預估。難題不僅存在於其設計、重複計算及檢查過的技術、化學成分及計量組合,還包括了(我姑且稱之為)「具體化」,或稱「實現」。這些不可測量值的殘餘,可能僅僅是毫釐之差的碎屑,其擴張程度的細微差異難以預測—而我們應該如何稱之?其中間地帶隱藏了什麼?這是否為人們一般所稱的諷刺,還是創作、上帝、抵抗、抑或更現代的說法—虛幻?一名瞭解此番道理、且曾是麵包師傅的畫家解釋道:即使是烤麵包,亦是項艱鉅的考驗,這份工作必須在凌晨(近乎午夜時分)進行,讓鼻子與背部暴露在灰濛濛的晨霧之中,或多或少憑著直覺確認原料、溫度、烘烤時間的混合比例,只因每天、每日所需的麵包風味都不同。此般重要、神聖的元素是人們每天的第一道餐點,它們身上背負著接下來一整天的辛勞。我們是否能稱這種無法估算的元素為諷刺、創作、上帝、抵抗、或虛幻?若缺少這些要素,我們是否能獨活?更何況是缺少愛。人們無法想像世上有多少故事、詩句、分析、告解、苦痛與歡愉皆以愛為名,儘管它從未被深入探討。

當我被問到如何或為何以這個或那個為題寫作,我總是極為困窘。不僅是為了回答提問者,我也希望給自己一個殫思竭慮後的答案,但卻總是以失敗收場。我無力重建完整的情境,但卻希望自己能做到,如此一來,至少我能讓自己的文章不若造橋或烤麵包那般神祕難解。假如文學作為一個整體,且其具體化、傳遞的訊息、以及形式,確實會有解放的效果,那麼讓人們瞭解具體化的根源,並讓更多人參與其散布的過程,將會非常實用。又,儘管此番論證由我而生,但連我自己也絲毫無法解釋,它究竟是什麼?這些訊息是由我親手從第一行到最後一行寫在稿紙上,不斷抽換、修改,轉換核心,其中的變化到後來甚至變得陌生,好像早已過去、消逝、離我遠去,但別人卻認為它們形式完整且看似重要,它究竟是什麼?理論上,寫作過程必須要有完全重建的可能性,如同在寫作的同時完成一本備忘錄,且詳實記錄,它的規模可能比原作還要宏大許多。不僅僅是智識及精神層面,常理及物質面向也必須合理,營養、情緒、新陳代謝、心境都必須鉅細靡遺地傳達,周遭環境的作用不僅藉此被具體化,也成為背景的一環。以我自己為例,有時候我會完全意識空白地看著體育節目,只為了練習在放空的同時冥想,我承認這個練習令人難以理解,但是這些節目發生的一切都會被記錄在備忘錄裡,不增不減。畢竟什麼都可能發生,一記踢球、一個躍身或一記角球,也許是手部的一個動作、一抹微笑、播報員的一句話或一則廣告。每通電話、天氣、電報、每一支點燃的菸、一台呼嘯而過的車、一把手提鑽、或是干擾整個情境、咯咯叫的一隻母雞。

我寫這篇文章時的桌子高76.5公分、桌面寬69.5、長111公分。它的桌腳呈葫蘆形,附有一個抽屜,可能七十到八十歲。它是我妻子某個姨婆的所有物,她丈夫於精神病院過世之後,她搬到一間稍小的屋子,把這張桌子賣給她的兄弟,也就是我妻子的祖父。接著它來到我們家,這件不起眼、毫無價值、且被唾棄的破傢俱在妻子的祖父過世之後,歸入我們門下,被隨意擺放、甚至沒人知道放在哪裡,直到某次搬家才又重見天日,上面還有被轟炸過的痕跡;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它的桌面在某時某地被炸彈碎片穿出一個洞—這不僅使人觸景傷情,更是了解政治社會史面向的媒介。它在當時被當作攀爬的工具,顯示出曾有一群傢俱搬運工人對它極為不屑,甚至拒絕將它搬走。它當時的用途比現在重要許多,然而我們選擇保留、而不將它棄置垃圾堆的原因,與其說是由於它的頑強,不如說只是個意外—並非出於懷舊或傷感,而是出於原則。如今我已經在這張桌上寫了不少東西,也許我被允許可以增添一些­「暫時的」附屬物於其上,重點在於這都只是「暫時的」。更何況現在桌上的物品既不重要也非無可取代,都是偶然得來,可能只有1957年製的雷明頓(Remington)牌「旅遊作家豪華版」打字機除外。我也靠它維生,它是我的生產工具,但早已無法引起稅務局的興趣,儘管它以往為國庫貢獻許多,且仍持續貢獻著。專家們看到或碰到這個工具的時候無一不帶著鄙視的態度,但我已經用它寫了大約四本小說和上百篇作品,我之所以依附它而生的理由不僅止於此,而是再次地出於原則,只因它還能繼續工作,這也證明作家投資的機會或意願有多渺茫。我提起桌子和打字機,是為了讓我自己清楚了解,我甚至連這兩樣最重要的物品,都所知甚少。而我若試著以必要的正確性闡明它們的起源、加上其精確的物質、工業、社會製造過程及其根源,這會是一本永無止境的不列顛及西德工業及社會史。何況還有這張桌子所在的房屋與房間、這幢房屋立基的這片土地;何況還有人類—包括那些可能已在此居住上百年的生者和死者,包括那些挖出煤礦、清洗餐盤、分送郵件和報紙的人們,尤其更包括了那些與我們親近、較親近、最為親近的人們。難道所有的一切,不都應該被納入討論嗎?從桌子到鉛筆,不都自成一段完整的歷史,還有那些與我們親近、較親近、最為親近之物?難道存於這世上的殘餘、中間地帶、抵抗、創作、上帝、虛幻還不夠多嗎?甚至比造橋和烤麵包還要多?

人們時常說的這句話是對的:語言是一種物質,而且在寫作過程中會被物質化成別的事物。但是,那些偶爾被闡明的事物(一如人生)出現的時候,例如人類、命運、行動,它們在具體化之前皆死白有如紙片,而附載於其上的作者及讀者的想像力,如何被連結,至今仍無法解釋,其過程無法完整重建。甚至連最聰明、最敏銳的詮釋,也只是一次或多或少接近成功的嘗試,這些該如何解釋?又怎麼可能精確的描述或展現從已知到未知—無論是從作者端或讀者端—的轉化過程,包括其所處的國家、大陸、國際、宗教、或世界觀上的差異,還得加上一個人身上兩種角色比例的恆常變動—作者及讀者、甚或一方突然轉換成另一方,而再也無法清楚區分誰是誰的角色互換?世上總會有殘餘的存在,無論人們是否稱之為「無解」,或稱作「祕密」也可以,世上總會有一個細微渺小的空隙,連起源的理性都無法滲透,只因為創作和想像力的理性,至今仍費解並與其相衝突。它們的肉身,和女人、男人、甚或動物的身體一樣令人費解。寫作是(至少對我來說是)向前邁進的運動,是對一個我從遠觀到近察、卻仍絲毫不瞭解的身體的征服。我不知道它將要前往何方,這裡的「前往何方」並非如同傳統劇本中的情節安排,這裡的「前往何方」是一種複雜且複合式的實驗,經由已知的、想像中的、精神的、智識的、以及與他者適當的互動的物質,使其具有肉身。因此,現代不可能會有已完成的文章,也不可能會有已完成的音樂與繪畫。因為沒有人見過一個正在形成的形體已完成的模樣;因此,那些以膚淺的辭彙稱為「現代」的事物(事實上稱為「活藝術」更佳)都是實驗和發現,它們都只是暫時存在,只有進入歷史的相關性比較才有價值、才能被衡量,在我看來,討論或追求其「永恆的價值」皆微不足道。若沒有我們可稱之為諷刺、創作、神、虛幻或抵抗的中間地帶和殘餘,我們從何而來?

國家也永遠在成為國家的路上,且任何國家都必須在其口頭表達和具體作為之間保留中間地帶,創作和抵抗就在其中生成(但願也在其中滋養茁壯)。沒有任何一種形式的文學不是從這個空隙中創生,單靠精確而無任何情緒、缺少讀者想像力的報導將毫無看頭,即使作者全力抗拒也是如此;甚至最精確的報導本身,也得忽略那些具體化了當時的生活環境、且準確而詳實的描述。由於報導必須重新組織、編排元素,其詮釋及工作備忘錄亦無法被完整傳達,因為語言這個物質無法被濃縮成可以完全被社會大眾理解與信任的傳遞媒介:每個字詞都背負著歷史和假造的歷史,與其國家、社會史,及歷史中的相對性密不可分,正如同我想透過工作桌的例子闡明的道理。定義訊息量的多寡,不僅是從一個語言翻譯到另一個語言會遇到的問題,更是各語言間更艱困、嚴肅的難題。因為定義指涉了世界觀,而世界觀指涉了戰爭—我說的只是宗教改革後的戰爭,儘管能以權力與霸權政治的角度解讀,但那也是關於如何定義「宗教」的戰爭。因此—順帶一提—若忽略每個字詞背負的區域史或在地史觀,而去強調人們的確使用同一種語言,那將不具任何意義,至少對我來說,我看到和聽到的德文會比瑞典文還要奇怪(雖然我對瑞典文其實所知甚少)。

政治家、思想家、神學家和哲學家都不斷嘗試提供毫無解釋空間的答案,解決一切早已闡明的問題,這是他們的義務。作家如我,則知道沒有任何事物能毫無保留、且絲毫不受質疑的被闡明,而我們的義務是滲透這些中間地帶。世上有太多未被闡明、也無法被闡明的殘餘,有如一座垃圾山。造橋工人、烤麵包師傅、以及小說家通常都能完成他們的工作,這些工作中的殘餘也並非難以解決。然而,正當我們還在「純文學(litterature pure)」和「參與文學(littérature engagée) [1]」(這兩者對比錯誤,我稍後會再說明)之間掙扎的時候,往往無法知曉(或被轉移注意力而不知道)這其中包含「純金錢」和「牽涉金錢」的爭論。當人們仔細觀察、或聆聽政客及經濟學家如何談論那些如金錢般看似極為理性的事物時,適才提到的這三種職業中神話般、或只是神祕的殘餘,便不再顯得有趣,甚至驚人地無害。讓我們舉個例子,以最近(1970年代)剛發生過的、對美金所進行的劇烈攻擊(人們謹慎地稱之為「美元危機」)為例。我是個愚笨的外行人,當時卻注意到一件無人議論之事:有兩個國家受到的影響最深,也最斷然地被強迫(假設「自由」這個詞不是只出現在科幻小說裡)相信「保護性購買」這等奇特之事,意即打開他們的金庫。他們在歷史上也有共通點:他們都打輸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此外大家對兩國的評價也一樣:既有效率又勤勞。至於受此事影響的人,把口袋裡的零錢弄得叮咚作響、手中揮舞著印有重要符號的鈔票,但卻不懂,為什麼儘管工作量絲毫不少於應掙得的金錢,他所換得的麵包、牛奶、咖啡、計程車里程數卻日益減少?金錢的神秘主義產生的中間地帶有多廣、其產物又潛藏在哪一個保險箱裡?奉行理想主義的父母和教育家往往希望說服我們錢是骯髒的東西,但我從不這麼認為,因為我在工作之後獲得的只有錢(瑞典學院頒給我的大筆獎金除外),即使是骯髒至極的工作,對於別無選擇、只能工作的人來說錢亦是純潔的。工作代表賺錢養家,養活他的親人和他自己。金錢就是工作的體現,而工作純潔無暇。介於工作及其交換得來的物質之間,總是確然存在著某種無法解釋的空隙,只有「賺得多/少」這般模糊的說法存於其中,能被闡明的範圍遠不如小說或詩能被詮釋的空間。

比起金錢神祕主義中無法解釋的中間地帶,文學裡難以解釋的剩餘實在是驚人地無害。然而,仍然有人會帶著惡意,輕浮地讓「自由」兩個字從他們的舌尖裡彈出,而他們的嘴,卻被要求、且遲早會屈服於這些神秘主義及其權力之下。接著這些人再要求、呼籲我們要有政治洞見,但這政治洞見,正是阻礙了我們感知問題與產生洞見的關鍵。在我的支票下方,我看見了四組不同的數字,總共由三十二個符號組成,之中有兩組像鬼畫符般費解。這三十二個符號中,有五個是我認得的。三個是我的銀行帳戶號碼,兩個是銀行的分行號碼—那其他二十七個數字(其中還含有很多零),又代表甚麼呢?我很確定,在這些符號背後,都充滿了理性與意義—像是大家平常率性地說的:這一切都有合理的解釋。只是在我的腦袋跟意識裡,沒有空間給這些合理的解釋,這些剩下的數字,是神祕科學中的字母神祕主義,我難以看穿它,它的詩意及象徵,比起普魯斯特的的《追憶似水年華》或《魏斯布倫祈禱詞》(Wessobrunner Gebet[2]更令我感到陌生。這三十二個數字所要求我的,正是毫無保留地相信它的精確及正確性,要我相信一切皆沒有剩餘且清楚明白,好像只要我多努力一點,這些「清楚明白」將昭然若揭。然而,對我而言,那些剩下的神祕主義(還有恐懼)仍然存在,這比起任何形式的創作更令我害怕,因為幾乎沒有任何財金交易的過程是清楚明白的。

我的電話帳單上有十五個數字,保險單上也有一些數字,還有稅金、汽車與電話號碼——我完全沒下任何功夫,去計算這些我應該要記住或寫下來、好讓我在社會上立足的數字。如果我們把支票上的三十二個字母與密碼乘以六,或是打個折,乘以四就好,再把生日日期與一些從宗教信仰及公民身份中萃取出的數字加上去——終於,我們就能得到西方文明,及其附帶的理性思考了嗎?這個理性計算,就如我們一般理解及接受的:不只是被我們創造來啟蒙他人、更是用來啟蒙我們自己的工具;它們不僅僅是西方文明的傲慢,亦是直到此刻,我們仍透過殖民主義和各種計劃及任務(或這兩者綜合)出口到全世界,並使人屈服的統治工具。在這樣的理性計算下,對那些被影響的人而言,無論是基督徒、社會主義者、共產黨黨員、或是資本家,這些人之間的差別,不也變得極為渺小嗎?對他們而言,這些無處不啟蒙人的理性計算,不也只是勝利者的詩篇嗎?當年印地安人在反抗歐洲人將理性計算出口到美洲時,他們最大的罪行是甚麼?是他們不認得黃金的價值、金錢的價值!他們奮力抵抗著,抵抗著今天我們為了我們的理性計算所製造出的終極產品,他們奮力抵抗不讓他們的世界及環境受到破壞,奮力抵抗於將他們的土地全權屈服於那個對他們而言比神明鬼怪還要陌生的利益之下!難道對他們而言,基督徒帶來所謂「新穎且快樂的」啟蒙訊息,不正是完全的病態與虛偽的自溺?尤其訊息的內容包括星期天上教堂、讚美主是唯一的救世主,接著星期一銀行會準時開門,人可以在裡面管理自己的金錢、利息及獲益?我們鄙視那些水與風、野牛與草的詩歌,那些印地安人將他們的生命具體化之處,在他們的土地上展開了我們終極的理性產品:西方文明與城市。之後再很公正地說:我們也沒有閒著——我們也開始感受,感受風與水創作的真實性,感受那些具體化的生命。是否,教會的可悲之處,不在於被啟蒙運動視為不理性,而是來自於絕望、無奈、與失敗地嘗試追求、或甚至去取代一個從來無法與「具體化的上帝」這種非理性的東西並存的理性之中。規範、條文、專家意見,從無數的規範中衍生出的字碼森林,以及偏見所創造出來的產品,被狠狠地烙印進我們心裡,也烙進史學所設計的軌道裡,好讓我們對彼此都感到陌生疏離。在極端的西方歐洲中,我們的理性站在我們簡稱為「非理性」的完全對立面。北愛爾蘭的恐怖主義問題,則存在於這幾百年來兩種不同形式的理性無可救藥地相互碰撞之處。

歷史留下了成堆的輕蔑與不屑,而世界躲在我們理性的勝利光輝之後。整個民族持續對彼此陌生,即便他們說著同樣的語言。婚姻在基督教西方被認為是創造秩序的基礎,這個假設卻忽略了一件事實,即婚姻是種特權:對於那些鄉下的勞動者、奴僕及幫傭,婚姻是種難以企及、無法負擔的特權,他們的錢只夠用來買床單,但是,即使他們謹慎節流或是偷竊,可能也買不起一張床。他們因此被排除在那份合法性之外,即:他們也能製造孩子呢!從上方和從外界看進來,一切皆如此明白:清楚的答案、清楚的問題、清楚的規範,像是教義問答[3]一般。於是,想當然爾,創作永遠都只是超自然的表徵,而非理所當然的。接著,當那躲藏且粗鄙的世界向外露出反抗的跡象時,人們驚慌失措、甚至想要回到舊的秩序裡。想當然爾,一定會有一群人、或他們的反對者,從這場叛亂中獲得物質或政治上的利益。人們就像是一個初階集郵者第一次看到集郵冊一般,嘗試著再替那些尚未被探索的「處女地」進行規範並創造秩序。直到那些被接受或不被接受的規範被定義到最後一個細節之時,突然間,那些神學與意識型態的規範,赫然驚懼地發現,那個最確切、已被完整測量好、且井然有序的大陸上,還有一些火山口尚未絕跡—那是無法一次撲滅、且刻意用來測試防火系統的火山。而人們把這些全部都推諉給上帝,那個飽受虐待及可悲的權威—全部,是的,全部,上帝的全部皆是問題所在:所有在社會、經濟或性方面不可避免的苦難,都被指向祂;所有可鄙的、粗俗的,和那些剩餘,全都被推到祂身上。然而,與此同時,在傳道的過程中,上帝又被化成人形。這卻忽略了一件事:如果上帝被擬人化,人便不能把自己受到的試煉推卸給上帝,而上帝也無法再給予人們試煉。那麼:在一個上帝不存在、且整個世界及整個社會的悲劇都被推卸給教條主義形式般、未完成的教義問答,或推卸給一個永遠無法抵達、且永遠不會到來的未來,而此未來最終將成為一個慘淡當下的狀態裡,人能夠存活下來,這件事還有甚麼好驚訝的呢?再一次地,我們只能用令人難以忍受的高傲回應之,將這些過程都視作反動的摒棄它;這份傲慢將如同那些自稱上帝的牧者所宣稱的:在這裡的上帝,與在蘇維埃出現並存活下來的上帝是同一個。但他們卻不去清理上帝在這裡躲藏的垃圾窟,而反將上帝在那裏的現身視為這裡的社會階級的證據。不論我們是基督徒、或是我們吹噓的無神論者,我們永遠都想要透過這個、或是其他剛愎自用的思想系統獲利。這便是我們的瘋狂,我們這種自身的傲慢總是掩飾這兩者的矛盾:所謂由人變成的、擬人化的上帝,以及從它的位置上所創造出所有人性的未來。我們,這個我們如此輕易侮辱的受詞,缺少的正是「謙卑」。這個詞無法被臣服、臣屬及屈服等詞彙替換,而後者正是我們對被殖民的民族所做的:將他們謙卑的詩歌轉換為屈辱。我們永遠想要支配及征服。難怪長久以來,我們的文明中,第一本外語書籍會是凱薩的《高盧戰記》;難怪我們一直透過直白的自問自答聊以自慰的方式,會是教義問答。而無論哪種教義問答,都是一個毫無解釋空間、早已闡明的課題。

我將自己與造橋、烤麵包跟寫小說拉開一點點的距離,在我與這些事情的中間地帶,則暗示著諷刺、虛構的空間、剩餘、上帝、神奇以及其他各領域的反抗。對我而言,這些事情是晦暗且亟需被照亮的模糊死角,它們並不是我們傳統的理性,反而是創作的理性(例如小說)被隱藏的部分。在我腦中,或至少在文件及收據中,我需要使用這兩百個、一組一組、混和了某些密碼的字母,來證明我的存在。我甚至不需要精確地去想它們代表了甚麼意涵,它們就是官僚體系內在抽象的需求及存在證明,它們不只具備理性,且正是理性本身。我被指引與鼓勵,要去相信這份盲目。我不該奢求:人不只會去信任創作的理性,還會去強化它,其方法不是透過讓這份理性安息,而是一點一滴地從那份寧靜與驕傲中汲取謙卑,那只能由上對下,而非由下對上的謙卑。尊重藏匿於禮節、正義及希望之中,期待認出以及被認出。

我無意提出新的任務及解決辦法,但我相信,我們必須說出作品的謙卑、禮節以及正義,是在這些事情之中,我看見讓卡謬意義下的異鄉人、卡夫卡式人格的疏離、存在肉身化上帝中的異化(除了少數上帝情緒失控的時刻,祂其實是很文明、很有禮貌的)等重新接近彼此的時刻。為什麼基督教會在這麼久以來(久到我都不清楚有多久)的日子裡,封鎖直接接觸那些神聖且宣示性文本的途徑,或是將這些管道藏在希臘文與拉丁文之後,只讓教會內部的人獲得呢?我認為,這是為了避免那些具體化文字的創作落入被懷疑的險境,並且在具威脅性的創作理性前,保護天主教教會權力背後的理性。宗教改革最重要的一個階段,正是發現語言及其肉身性,這件事並非出於偶然。哪一個帝國主義不以語言帝國主義為手段、去散播那些壓迫性的統治語言呢?就是在這個脈絡下,我關注的從來不是帝國主義,而是那些反帝國主義的嘗試,他們拋棄創作、語言的意義,以及他們的具體化與想像的力量(因為語言和想像的力量是一體的)引進那些錯誤的資訊與創作,並視為「分而治之(divide et impera)」的新形式。這是全新的,但只是另一種跨國的理性傲慢,它可能會允許印地安人反抗統治力量的作品,同時卻限制自己國家內階級解放的作品出現。創作不是階級特權,從來不是。然而既有的封建及中產文學總是製造出所謂「愛國主義的民族語言」,即現代化的專業術語及俚語。人們放心的稱呼這些過程為語言剝削,但是當這種錯誤的偏差資訊或創作被宣傳時,卻無人願意去改變這種剝削。這種與懷舊混合的惡意或許可從群眾語言、俚語、專業術語中等口語表達中發現,但卻不保證他們只將詩歌丟進垃圾堆裡,其他的藝術形式及表達方式也可能受到波及。一如教皇扣押住其他具體化及意義,僅創造出新的教義問答,談論完全錯誤的單一解。人們將無法把訊息的權力從其來源,即表達的權力中,分離開來;此事為這兩種形式是否有共同性的爭議鋪路,這項爭議或許在神學上看起來十分無趣,但它卻是一個拒絕具體化的重要範例。在這範例中,天主教的世界看起來被濃縮成一塊餅,你甚至不能再說麵包是聖體,遑論上百萬噸、還沒被喝的葡萄酒更非聖血!這裡有著一個傲慢的誤判,不只是物質上的,更關於那些要物質要被具體化的部分。

沒有任何階級可以為第一個將他們所扣押的事物解放,就像是新的反宗教或無信仰學派,他們只是接管了教會的統治模式,焚燒胡思教徒,並將路得逐出教會。人或許會信心滿滿的爭辯美的概念,發展出新的、但實際上卻過時的美學概念,但他們不該開始反對與否認文學在移轉上所提供的可能性:它如何將我們移轉至南美、北美、瑞典、印度與非洲。它也可以讓我們在階級、時間與宗教和其他的種族間移轉。即便是文學的中產階級形式,它的目標從不在於建立疏離,而在於廢除這種疏離。儘管人可能會將自己所屬的階級視做過時的替代品,可是那些人做為該階級的產物,他們在大部分的情況下,亦是階級的潛在反抗者。那反抗的跨國性質一定得被保存,它能讓索忍尼辛(Alexander Solschenizyn)繼續成為信仰者,或是使阿拉巴爾(Arrabal)成為宗教及教會的頑強敵手。這些反抗不該被理解成只是因為對於神的信仰及虔誠所產生的機制及映射,它們是在不同的垃圾堆及反叛區出現、一個知識時代脈絡中的具體化,同時也是在沒有傲慢且也沒有不可質疑的狀況下,一個對於共同歸屬感的正視。例如對蘇維埃的政治犯或是被孤立的反對黨而言,他們會認為那些反對越南戰爭的人是錯的、或根本就是瘋子,西方世界的我們可以在心理層面上理解這些受難者與反對黨的處境及被孤立。但是這些政治犯同時也必須認知到,一個人的罪不能透過反對另一個人而抵銷。此外,當世界在反抗越戰時,那也是在為他而戰啊!我知道這聽起來很烏托邦,但是對我而言,這代表了一個新的跨國性質的可能性,而非中立性質。沒有作者可以接手已存或預先的分工及判決,而當我們總是且一再地討論文學內部的分工活動時,這對我而言無疑是一種自殺。原因不僅在於當我們相信某些事物時,會選擇插手或介入,也因為我們所接受的中產階級錯誤的分工原則,早已將我們異化。除了我們的潛力被分工之外,同時我們已被具體化的美麗(我並不羞於承認此事)亦然,因為這份美麗就像被傳播的思想:它本身可以自我解放,或可能成為一種挑釁。未被分工的文學,其力量並非源於維持中立,而是來自跨國性質的反抗。這種反抗屬於創作、屬於具體化、屬於意義、屬於想像力,並屬於美。新的摩尼教破壞聖像的運動,想要將這種力量及所有藝術從我們之中奪走,不僅僅是在掠奪我們,同時也是掠奪那些他們的初進皈依者。沒有任何的詛咒、任何的痛苦,也沒有任何對於各階級絕望處境的資訊,是可以沒有創作的,就算是要譴責不同階級,也得先擁有相關的知識才行。再一次精確地閱讀羅莎盧森堡的書吧!並注意一下,列寧立的第一個像是誰的呢?是那個在他開始寫作之前,全俄羅斯文學裡都不存在農民的公爵,托爾斯泰啊!而第二個雕像,則是為「反動者」杜斯妥也夫斯基而立的。人可能會為了選擇一個充滿變數的禁慾之路,而棄絕文學及藝術。然而人在擁有應有的知識之前,不可能有能力為了他人棄絕這些事情。這種棄絕必須是自願的,不然又會成為教宗的規範、新型態的教義問答,整個大陸會如同處女大陸,再次進入昏聵貧瘠的狀態。在各種新的實驗中,藝術及文學的形式不停更迭,這不只是出於戲弄或是想要恫嚇,這些形式也具體化了某些事物,但卻又從未能證明任何既存或已知的存在;如果人們淘汰這些被具體化的事物,就會進入下一個可能性:耍詐。而藝術無論如何都是反抗者絕佳的藏身之處:它不只是種炸藥,也是種精神上的炸彈原料及社會的定時炸彈。而正是這種被蔑視、或甚至可鄙的美以及無法穿透性,才讓這地方成為矛頭的最佳躲藏處,它可以在此突然來記回馬槍或突然的肯認。

在結束前,我還要在此畫清一個必要的界線。我所有的建議以及思索,都存在著一個無法避免的缺陷,這是源於:我,終究是被我所譴責的傳統理性養大的(希望不是我所有的功成名就皆出於此),如果我將這份理性的所有層面都拋棄掉,這將非常不公平。然而,顯而易見的是,這份理性總是能成功的傳播對其全知教義(即我認為的傲慢)的懷疑,並獲得經驗與記憶,而後兩者對我而言,不該是中產階級特權的創作理性。這具有傳染性,單單只因為它的字性或是具體化有時具有奇特的效果,可以阻擋或廢除異化或是疏離。奇特本身就有著驚豔、驚喜或是打動的意涵。而我對於謙卑的討論(當然只是出於建議)並非出於宗教對我的養育、或我對宗教的回憶有所虧欠,因為這種謙卑往往意味著屈辱。相反地,這份謙卑是在人生的各種時候,閱讀杜斯妥也夫斯基的感想。又,基於我認為跨國運動(即一種支持沒有階級、或廢除階級意義的文學)、和被視如敝屣的謙卑人民的現身,是文學最重要的轉向,我才會在此警告大家關於被破壞的創作、摩尼教造成的乾涸、及聖像破壞運動,畢竟盲目的狂熱不足以阻止孩子們受洗。對我而言,歌頌與排斥年輕人或老人,是沒有意義的;對我而言,只能對舊的秩序發夢,去幻想重建那些博物館,是沒有意義的;對我而言,去創造所謂進步與保守的對立,是沒有意義的。新的懷舊浪潮,擁抱家具、衣裳、表達形式跟感覺指標,只證明了新的世界將更疏離。這個我們信賴、並用以建造世界的理性,並沒有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值得信任,這份理性與非理性的對立亦是錯誤的。在此,我放棄與跳過了許多我想講的話,因為思緒總是在我想要仔細探究這個世界時接踵而來。我也放棄以幽默為題,它不屬於任何階級的特權,而由它產生的創作,也可以作為反抗的藏身之處。


譯注:
[1] 意即具有社會意識的文學。二戰結束後,以沙特為主的法國存在主義者主張作家有其社會責任,其作品也不應只以單純的美學為目的。
[2]《魏斯布倫祈禱詞》(Wessobrunner Gebet)著於西元七百九十年,被認為是目前最古老的古高地德語祈禱詞。
[3] 教義問答的意涵,在此引用楊龍立、徐宗林編輯的<教育大辭書>的解釋: 教義問答這個語詞有三種涵義:一是指基督教的重要原理、知識,以問答形式來陳述的一本書;二是指一項測驗,一連串的問題與答案,可用來鑑定學習者是否了解基督教義;三是指基督教運用問題與答案的方式的教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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