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 新結構經濟學/國家計畫性市場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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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與作者在金融時報原文中吹擂的自我經歷相較,其文章實際論點顯得相當貧乏。但儘管有些一味褒揚中國改革開放模式的味道,仍然帶出了合乎邏輯的方法論可供學習、參照。

林毅夫最關鍵的主張就是發展中國家應當站在全球化國家競爭的思維格局上,由中央統籌發展優勢產業,「讓一小部分人先富起來」。

但他也反對「結構主義」那樣完全由政府主導設計制度,而沒有市場自由度的經濟模式。他認為制度的進步改善、硬體設施的進化這些政府主導的項目,並不是一步到位的,而必須由產業和社會發展需求一步一步帶動。

林毅夫:探尋中國經濟背後的邏輯

文/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 林毅夫

從今天的眼光來看,在十八世紀西方國家工業革命發生之前,世界是平的,最發達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以人均收入來衡量的發展水平差距頂多只有4~5倍。工業革命以後,世界出現了大分歧。西方國家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經濟發展一日千里;亞非拉許多國家仍然沿襲著傳統、落後的生產方式,經濟發展日顯落後,國家實力不振,遂成為西方工業化強權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發展中國家迎來了民族解放。因應需要,發展經濟學從現代經濟學中獨立而出,成為一個現代經濟學的分支領域。

發展經濟學的第一波理論思潮,或是,第一版的發展經濟學稱為結構主義。當時的發展經濟學家認為發展中國家所以貧窮落後是因為發展中國家沒有發達國家先進的現代化資本密集型大產業;其原因則是市場失靈,依靠市場的自發力量,無法將資源配置到現代化的產業。他們主張用進口替代的戰略,以政府主導,直接動員資源、配置資源來發展現代化的資本、技術密集型大產業。

到了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結構主義政策的失敗,催生了發展經濟學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義。當時主流的看法認為發展中國家政府對市場過多的干預導致資源錯配,尋租、腐敗橫行。因此,新自由主義主張以休克療法推行包括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等激進改革措施在內的華盛頓共識來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但推行的結果發展中國家績效進一步下滑,八、九十年代的經濟增長率低於六、七十年代,危機發生的頻率也高於前一個時期。有些經濟學家因此把推行華盛頓共識改革的八、九十年代稱為是發展中國家「遺失的二十年」。

有趣的是經濟發展取得傲人成績的東亞經濟體,在二次戰後的發展水平普遍低於拉美和非洲國家,資源少人多,在當時被認為是最不具發展希望的地區。東亞經濟體在五、六十年代採取出口導向戰略,從發展傳統的勞動密集型中小規模的產業入手來推動經濟發展,以當時主流的發展理論來看錯誤。到了八十年代發展中國家紛紛開始進行改革時,中國、越南、柬埔寨和七十年代就開始進行改革的毛里求斯採取的是被主流理論認為比計劃經濟體制還糟糕的漸進雙軌制改革。但是,休克療法的國家經濟崩潰了,而推行在理論上被認為是最糟改革路徑的國家卻取得了穩定和快速發展(固然也收入分配不均、腐敗問題)。

新結構經濟學的形成

林毅夫的幾本重要著作:《經濟發展與轉型:思潮、戰略和自生能力》、《解讀中國經》、《新結構經濟學:反思經濟發展與政策的理論框架》、《繁榮的求索:發展中經濟如何起飛》(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詮釋了新結構經濟學的主旨)。

以下就新古典經濟學的實質,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是否建立在善良政府的假設之上等四個方面的問題來談。

新古典經濟學的實質

新結構經濟學主張政府應該積極有為地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

自亞當斯密以來,現代經濟學的發展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主導,發展不是主要考量。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在分析資源配置時通常以給定的產業、技術為前提,並且,假定不存在外部性和信息不確定性,因而,得出了競爭性市場是人類社會資源配置的最優機制,「自由放任」也就成了新古典經濟學潛含的精神傳統。

然而,現代經濟增長是一個十八世紀下半葉工業革命以後出現的技術、產業、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基礎設置(制度)等的結構不斷變遷的過程。外部性、協調和信息不確定性是這個過程內生的問題,從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可以得出政府應該積極有為,幫助單個企業克服自發發展過程中必然出現的外部性和協調多個利益不盡相同的企業行為的市場失靈的問題,這樣發展才能順利進行。所以,新結構經濟學對政府應該積極有為,發揮因勢利導作用的強調是新古典經濟學研究方法在發展問題上運用的結果。

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

斯密型增長,即分工、貿易、勞動生產率提高所帶來的經濟增長本身,與技術創新和組織創新所帶來的經濟增長(即熊彼特型增長)常常絞纏在一起,且互相作用。新結構經濟學主張在現代經濟增長中隨著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生產的經濟規模、產品的市場範圍和交易的價值不斷擴大,企業對資金的需求越來越多,面對的風險也越來越大,硬的基礎設施,像交通、電力、通信、港口等必須不斷改進,同時,軟的基礎設置,也就是金融、法律等制度也必須有相應的完善,這樣才能降低各種交易費用,充分發揮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增加生產、促進發展的效用。顯然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是同時將熊彼特型增長和斯密型增長結合在一起的。

現代自19世紀西方工業革命以來的經濟增長,加進了科技革命和機器化工業大生產後的斯密動態經濟增長,是包括了斯密型增長的熊彼特型動態增長。斯密的分工有利於交易技術的創新,但是,交易技術的創新無法得出新產業的創新。現代經濟中新產品、新產業不斷涌現,由於風險和資金需求以及生產規模和市場範圍的擴大,則會內生出對交易技術和制度改善的要求

服務業在發達國家的比重增長快於製造業的增長,卻不會帶來比製造業更大的增長。亞非拉的許多低收入國家的服務業的比重遠大於中國,但是,他們的經濟增長的速度卻遠低於中國。

有人認為把現代憲政民主政制像市場制度一樣被視作為現代經濟可持續增長的一個必要條件,但是拉美國家和二戰後,擺脫殖民統治、直接繼承英美現代民主憲政政制的發展中國家如菲律賓、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以及許許多多非洲國家,不僅沒有實現向發達的工業化國家的收斂,而且還長期深陷中等收入陷阱和低收入陷阱的泥沼之中。

二次大戰後,唯一的二個從低收入躍升為高收入經濟體的恰恰是在追趕過程中沒有西方發達國家的憲政民主政制的韓國和台灣。

美國著名的政治學家,福山在其最近的一篇論文「什麽是治理」中指出,憲政民主既不是好治理的必要條件也不是充分條件。不管發展的水平高低如何,一個國家作為上層建築的各種制度安排是內生的。隨著經濟的發展,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生產和交易規模的擴大,人民財富的普遍增長,相應的規範市場交易和人與人、人與政府互動的制度安排也必須相應的與時俱進的完善。

中國經濟體制中還存在各種舊體制所遺留下來的制度扭曲,需要在轉型過程中根據可能性和必要性不斷深化改革,經濟才能持續穩定健康發展。

現代憲政體制不是一勞永逸。日本在1991年以後長達二十多年的停滯,和2008年英美發達國家爆發的金融經濟危機,說明即使有西方國家的學者所認為的理想的現代憲政政制也不能保證其政府和領導人不被利益集團綁架、經濟可以持續健康發展。

在新結構經濟學的框架中,產業結構是內生於「要素稟賦結構」的,而不同的產業結構需要相應的基礎設施(包括有形的如電力、交通和無形如金融、法律)來支持其投資、運行,減低交易費用。隨著產業的升級,資本需求、生產規模、風險和市場範圍的不斷擴大,軟硬基礎設施也必須不斷根據實體經濟生產運行的需要而相應改進。因此,適用的軟硬基礎設施,包括金融制度,是內生於實體經濟的需要的。

新自由主義不顧發展中國家實體經濟中企業的規模和風險特性去發展所謂的現代金融體系,以及在發達國家進行「脫離實體經濟的」金融創新恰恰是八十年代以後經濟危機頻仍發生的原因之一。

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在科技進步、產業升級和各產業的發展前景、市場需求等等經濟運行方面,政府所掌握的知識和所做出的判斷應能比本國企業乃至一些大公司的管理者和科技人員所具備的知識多、判斷也高明。

因為外部性、協調和信息不確定性的市場失靈問題是內生於現代經濟增長中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過程,如果一切依靠企業自己,這個過程很可能不發生,或是發生的速度很慢,不能滿足人們的就業、改善生活。企業基於競爭不會和其它企業分享信息,每個企業都要自己去收集、處理,就整個社會來說是重複投資。

智利政府在八十年推行了自由放任,結果三十多年了沒有新的產業出現,結構變遷遲緩,深陷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哈薩克按世界銀行的建議把各種政府對市場的干預都取消了,企業經營環境改善了,但是,國內的企業並沒有進行推動經濟結構轉型的新產業、新技術的投資,外國企業除了來開發礦產資源外也沒有其它投資。

今天的英、美、德、日在處於追趕階段時無一例外地採用扶持國內的重點產業的措施(專利保護、補助基礎科研、政府採購、規定在一個時間內市場上只能使用某種技術、產品等措施來支持他們的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

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政府不能不對技術創新的方向和所要升級的產業做出判斷,挑選冠軍。劍橋大學韓裔經濟學家張夏準認為發達國家倡導發展中國家需遵循自由放任的政策是一種「上了樓就踢掉梯子」的自私主張。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新結構經濟學的政府不是越俎代庖去決定一個國家應該發展什麽產業,而是,和企業共同決定應該發展什麽產業。這個框架的第二、三、四步,都是取決於國內或國外企業的自發、主動的選擇,政府的作用,則是以有限的資源來幫助這些具有潛在比較優勢部門內的企業,消除它們自己難於解決的具有外部性,或需要多個企業協調才能成功解決的增長瓶頸限制。而且,應該是發展在國際比較中具有優勢的產業,政府因勢利導的作用主要在於提供或協調相關企業投資於產業升級所需的軟硬基礎設施的完善,給予潛在比較優勢產業的先行企業的稅收優惠、在有外匯管制時取得進口機器設設備所需的外匯、在有金融抑制時優先獲得貸款,為克服軟硬基礎措施的缺失發展的工業園區、在園區內實行一站式服務等,以幫助企業降低交易費用,使這個國家的潛在比較優勢變為真正的競爭優勢。

這些應該遠比發展經濟學第一波思潮結構主義的進口替代戰略所主張的以各種政府扭曲和保護補貼去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簡單易行、容易見效。

政府行為的假設

新結構經濟學中假定所有行為者,包括政府領導人,是理性的,其行為、選擇為了滿足自己的利益目標的。一個因勢利導的政府並不需要「掌握著巨大的政府投資和開發資金」,或「加大市場扭曲、加重腐敗」。

政府領導人關心「長期執政」和「青史留名」。但事千百年來,今尚無一套成熟的理論可以讓政治領袖作為指南,使其施政給國家帶來繁榮、給百姓帶來安居樂業。

從結構主義和新自由主義觀之,政治領袖很容易犯下「好心幹壞事」的錯誤。或是政治領袖採取各種必要措施去拉幫結派、收買利益集團以鞏固其地位,以及腐敗、貪污積累個人財富以備下臺後的生活或東山再起的資本。結果距離給國家帶來繁榮、給百姓帶來安居樂業的目標就越來越遠,其表現也就變成為“壞人”。

在理性人的假設下,關鍵在於是否有一個可以指導政府領導人做出事實求是、與時俱進的政策,真正能夠給國家帶來持續繁榮的理論,在領導人運用自由裁量權去追求個人的目標的同時也能滿足社會和百姓的目標。

針對加工貿易給東莞為代表的沿海地區帶來了繁榮,但在經過20 多年實踐後的今天,中國處於全球價值鏈低端的狀況並無根本改變,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必須說,中國的漸進雙軌制的改革仍然有許多不到位的地方,中國政府必須繼續深化改革,完成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在未來的發展中能夠少犯「好心幹壞事」的錯誤,以實現持續、快速、健康、包容的發展。

不按主流理論來制定政策需要承擔許多外部(如國際貨幣組織、世界銀行、外國政府和國外輿論界)和內部(接受了主流理論的知識界和輿論界)的壓力。能夠承擔這種壓力,自主制定政策的國家很少;在這些少數國家中,由於缺乏正確的理論的指導,政策能夠對頭的更是少之又少。實際上,東亞經濟體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恩格斯所說的「必然王國」,而非「自由王國」的結果:東亞經濟體的四小龍由於資源貧乏、人口規模小,而日本則在美國的占領下,政策受制於美國政府,政府能夠給予企業的補貼很少,只能選擇優勢產業進行補貼,卻「量變到質變」符合了新結構經濟學中所主張的外部性的補償和因勢利導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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