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 基督徒與公民參與--作主門徒的政治

(前言:這篇文章的諸多部分我沒有出力撰寫,只是拼貼與彙整兩篇這個主題的文章,並修正與調和其中過猶不及的觀點,並加上結論。文末附連結。)

有一位學者說:「新約中很少有一句話像是羅13:2,被大大地誤用。」人誤用這句話(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罰),被要求對集權政府絕對服從。從這裡的上下文及使徒著作的大範圍來看,政府要求人服從的限度,只在神所託付它的目的之內;若它要求唯有神才配得的尊榮,我們不單可以抗拒,而且必須抗拒。

正因為相信最高主權是神,我們也才能理解,為什麼彼得、約翰在面對猶太公會不准奉耶穌的名講論教訓人時,會用強硬的態度說:「聽從你們、不聽從神,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們自己酌量吧。我們所看見所聽見的,不能不說。」(徒4:19~20)但是當有人來逮捕時,卻是束手就擒。

若問基督徒是否可以參政,舊約聖經似乎已假定,上帝的子民和先知已經參了政,不存在可以不可以的問題。

在舊約聖經中,王權開始於撒母耳時代。大概在主前11世紀,由於民眾強烈要求,先知撒母耳在壓力下封立掃羅為王。撒母耳當時警告以色列民說:「要君王來統治你們,可能須付出慘痛的代價。」(撒上8:11-18)
在這之前的士師時代,以色列族沒有一個中央集權政府,經濟和軍事力量當然無法與周邊國家相比,但好處是不必承擔中央政府的龐大開支,並且不受制於單一集團。只是,王權一旦建立,人民不但失去相當大部分的自身權力,並且要負擔種種苛捐、雜稅、徵兵、徵糧。因此,撒母耳認為有了國王之後,百姓就要受苦,他除了陳明君王必然斂稅和徵地外,並嚴厲地警告說:「你們也必作他的奴僕。」雖然如此,以色列民還是說:「我們定要一個王治理我們!」(撒上8:19)

果然,掃羅登基做王,立即就實行斂稅、徵兵、徵糧,這原是維持中央政權最起碼的要求。至所羅門王時代,王室大興土木,建造豪華宮殿,揮霍無度,貪婪淫亂,人民的負擔就大大加重了,全國怨聲載道。所羅門王的兒子接位後,王室更加敗壞,橫徵暴斂,百姓逼急了造反,結果國家一分為二。

基於這段歷史,舊約聖經對於王權,一直採取保留態度,認為權力集中的君王定會作惡,不是理想的政治制度。雖然舊約承認君王是上帝的僕人,但強調君王必須對上帝負責,不得剛愎自用,誤國傷民。
故此,從政治制度而言,先知的興起,是對王權的一種監督。先知亦是上帝的僕人,有獨特的身份及任務,使他們可以站在政權之外,甚至站在政權之上,用超乎政權本身的標準,以上帝的話對君王政治進行批判。
以色列先知傳統並非世襲,亦不是固定的組織。先知由上帝在民間隨時選召,替人民說話;不單指斥當時的社會敗壞風氣,亦敢直言王室的不是,彈劾腐吏苛政。例如先知拿單就曾面斥大衛王奪人妻子,蓄謀害命;又如先知米該亞在亞哈王面前「不說吉話單說凶言」(王上22:18)。結果,米該亞被囚,後來怎樣,我們不知道,大概是死在獄中了。後來,亞哈王果然戰敗了,死在戰場,應驗了先知的凶言。不說奉承的假話,只說真話,為真理犧牲;這就是偉大的古以色列先知傳統。先知有監察、審視、批判王權的責任,在政權之外另有根據(耶和華的話)。這種對王權進行監督及批判的概念和做法,乃是民主意識的基礎,對後世思潮影響深遠。

在宗教改革時期,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跟隨新約的教訓,認為人應當順服政府,就算是壞的政府亦應當順服;所謂「該撒的物歸該撒,上帝的物歸上帝」,但他認定良心只能屬於上帝。路德指出,屬靈及屬世的兩個國度,各有範圍;雖然各自獨立,卻可彼此合作。然而路德的「兩國論」,一不能防止君王濫用權力,二不能主動參與社會,它充其量只能保障某種程度的宗教獨立,因此對現代民主影響甚微。如果君王在地上胡作非為,屬靈或屬天國的教會不能奈其何,充其極只是作良心上的反抗而已。

基督教積極的監管政權、改革政府,及推動民主的神學思想,要等到長老宗先驅約翰加爾文 (John Calvin)之後才有一點開端。加爾文好像保羅和路德一樣,認為政府權力在於維持世上秩序及社會安定,並且懲罰犯法的人,主持公道;但基督徒卻有責任去督促、指導、甚至改革政府,使政府在行使權力的時候要合乎上帝的旨意,使上帝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不單只在宗教生活中實現,並且也伸展到屬世生活、屬世政權當中。加爾文根據這原則去積極改革,不但改革教會,亦改革政府,翻轉了時代歷史。

加爾文在其大作《基督教要義》最後一章「論政府」中說:「很少君王能約束自己,不使其意志與公義及正直相抵觸,又因為他們鮮能深思明辨,在凡事上發現那盡善盡美的。所以由於人類的罪惡和缺陷,使政權操於許多人的手,乃較為穩妥,他們好彼此幫助、規勸。這樣,倘若有人越權,別人就可以監察並約束他的野心。」

加爾文顯然認同舊約先知的傳統,認為權力受監督比不受監督好,好政府應秉行公義,不應濫用權力。

加爾文以民主為必要,乃是基於人性是墮落的,因此,放任自由的政權是絕對危險的。換言之,基督教先驅推崇民主,不是基於少數要服從多數的原則(當然,現代基督教不否定這概念,只是不以它們作為民主的基礎),民主之所以是必要,因為我們相信群體有監督政權的職責,透過監督,希望可以約束墮落的人性,特別是加上權力的墮落人性。

可惜的是,現代西方國家推崇,關懷的好像領袖是否通過所謂一人一票推舉出來,至於民主重要的精神(監督和約束)卻不是很認真看待。無怪乎,落後國家和先進國家,同樣以民主之名濫權的事就屢見不鮮。須知道,選舉只是決定把政權交給誰;真正的民主乃是在選舉之後,選民要對手握政權的人進行有效的監督。基督教並不認為民主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體制,更不可能是人類最圓滿、最終極的政治制度;民主只是人的制度,人努力的一種嘗試,它是一種監督制度,一種防範措施,其本身當然需要受到監管和不斷檢討,確保有效的發揮其功能。

近代神學家在這方面的詮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要算美國20世紀神學家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他認為「因為人是由上帝形象做的,所以民主是可能的;但因為人是罪人,所以民主亦是必須的。」前者指人人可以積極負起政治的責任,後者指權力必須加以限制。民主的意思在現代基督教教義方面來看就是這樣。

除了監督和約束外,基督教為現代民主奠下第二支重要的基調是:容忍異己。

17世紀,加爾文派長老會在英國興起。在教會組織內,這班清教徒發揮了加爾文的改革精神。教會有代議制度、選舉制度,並且重視開會程序及討論自由。一切政策都應在議會中公開討論、辯論,大家來解決問題,達成決策。這是現代民主制度的要素。他們這班人與舊約先知不同。先知只是在旁監察或批判力,並不直接行使權力,行使權力是君王責任;加爾文派清教徒則主張參與,以民主方式直接行使權力。

畢竟,先知的職權和影響力是很有限的。先知監察、批判權力不一定有效,並且有時甚至遭受殺身之禍。但以理書中所記載的但以理的三個朋友,不向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所造的金像下拜,因此被丟在火窯中。還有但以理在大利烏王下令,不准向王以外的人或神求告時,照樣一日三次開窗禱告與素常一樣,他寧可被扔在獅子坑中也不妥協。因為君王或官長要求的是與神的尊榮與旨意相違背。

但加爾文教派的長老會信徒卻提倡積極參與政治、改革政權,使政府更能符合上帝的旨意。既然地上的君王、總統不該因居高位而不可一世,民主政體下的元首更不該太作威作福,因此理想的民主政府也應該有雅量容忍反對派,並且用憲法法治的方式保障監督政府的言論自由。

今天很多人以為,基督徒不要參與政治,因為「政治很黑」,彷彿只有被動地將公領域的決策與執行全部「外判」(outsource)給技術官僚和行政決策者,才符合聖經中「順服在上掌權者」的教導。但是,克蘭菲爾(C. E. B Cranfield)說,今天的政府與新約時代的政府之間有基本上的差別。在新約時代,政府是獨裁的。統治者是絕對的獨裁者。作為公民的唯一責任是絕對服從政府,繳納政府所定的稅捐(羅13:6-7)。所以用服從、屈服、忍受。民主政體的社會就不一樣,民主社會是一個民有,民享,民治的政府,在民主政體中,基督徒的責任比對獨裁者的服從要更深一層,基督徒與政府的關係是一種「合作的關係」。一方面是服從,被管理,一方面在服從與被管理中,要求得到應得的保護、尊重與權利。

在民主政治中,基督徒當如何盡對國家社會的責任?按照彼得所說,「為主的緣故」基督徒必須「順服人的一切制度」,這就包括民主制度對公民公眾參與的要求。基督徒公民必須參與在政府的決策裡面;他必須參與在他所居住的城市的地方自治中;他必須參與在有關專業的工會行政或是有關的生意、服務、技藝與職業的協會,甚至在必要的時候,要成為先知般作為盡責批判與監督政府的反對派,將上帝的心意陳明。

順服的益處是因為我們盼望掌權者,是能真正履行神的用人(公僕)賞善罰惡的功能(3~4),然而地上沒有完全的掌權者,就像提前2:1~3所說,我們需要為在上執政掌權者代禱,為的是可以敬虔端正、平安無事的度日。只是若基督徒沒有用信仰參與在一切影響國家、政府與社會福利的行政重大決策,在政府的機構與組織中作見證,作鹽作光,我們就沒有盡到基督徒的社會責任和義務,也沒有資格享受自由的權利了。

在第一世紀60年代(57A.D.)寫成的羅馬書,使徒保羅提醒信徒要趁早睡醒,因為得救(身體得贖)比初信的時候更近了,以保羅屬靈的敏銳,往近處看,已經嗅到羅馬皇帝對基督徒的逼迫是越來越厲害了,往不久的將來看,他迫切盼望主能快來。二千年後的今日,神的國度不是更近了嗎?

保羅生活在羅馬政府的威權壓制下,那是在信仰上的黑夜,外在環境雖然黑暗,但他心中的依然有亮光,他是用正面積極的態度來看這一切,因此說「黑夜已深、白晝將近」。在等候主來的這段時間不是在屋內閉門感嘆夜深,而是走出門外成為照明城市街道的亮光。在生活見證與生命品格上,讓別人在我們身上看見主的榮耀、主的生命,這就是所謂的「披戴基督」。

神子耶穌從天上寶座降世為人,卻走了一條與世人不一樣的路。當雅各、約翰這一對兄弟,向耶穌討左右高位時,耶穌的教導卻是為首要先為僕。理由是:「因為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可10:45)聖經中讓我們看到,耶穌為跟隨祂的人所立下的榜樣,是為天國的緣故讓自己成為世人的「公僕」。因此作主門徒的政治,不是昧於掌權者,也不在於使用武力抗暴,而是以基督徒復活的的新生命作為對權力結構的批判,此即基督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

基督徒參與公眾的事務,不僅是為了守律法和盡義務,因此不該讓政治成為屬靈生命的排斥和累贅;參與在服事眾人的工作當中,為的是「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這一切都是來自於對基督永恆國度的盼望。

更重要的是,聖經告訴我們,有一天這世上的一切都要過去,我們不用選舉、沒有紛爭,地上的國權不再,再有勢力的君王也無人紀念,因為地上的國要成我主耶穌基督的國。這是基督徒永恆的盼望,因此教會與信徒公眾參與的手段必須被這個盼望所引導。她的目的不在於在世界中掌權,而在於操練屬天的品格以及幫助世人看見上帝。原來我們的終極關懷不在地上,而是在天上神的國度。

當信徒預備好自己在今生實踐主的教導,使教會配得稱為基督的新婦、成為基督的肢體,我們將得見主的國度大有能力地降臨在我們當中,叫我們今生與來世都與祂一同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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