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 金融時報(FT中文網)全球經濟特刊:為資本主義會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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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西方的生活方式留給西方

作者:臺灣媒體人、汕頭大學傳播學院教授楊艾俐

文章摘要:西方人也已經在反省他們的生活方式了,中國人不妨在這方面發揮民族主義,堅持人與自然共榮的哲學和清靜簡樸的生活。

【網摘與綜合評論】

剛開始時我們搞小農經濟,限制外貿,自給自足,靠天吃天,天給多少,就吃多少。
然後他們用洋槍洋炮強迫我們開關,告訴我們「沒有工業化,就沒有未來」。
再然後我們聽信了他們,也搞工業化。最後他們又說「中國人搞工業化,地球人都得死。」西方人真的面對自己帝國主義和殖民運動所製造的民族裂痕了嗎?

今日亞洲整體崛起對地球環境破壞的程度大大上升,但在這個上升原因當中,有相當大一部分是代替西方破壞的——經濟全球化形成的全球產業鏈分工使亞洲(特別是中國)成為全球的製造業中心製造工 廠,中國成為全世界低端基本製造業的低端基本製造品的全球生產中心,發達國家將這些低端製造業絕大部分都轉移到了亞洲(特別是中國),他們享受的是乾凈的產品,而污染卻怪罪的產品製造國,反過來大加撻伐產品製造國,哪門子道理?

以炸彈子彈在全世界武力橫行的美國動輒出口就是人權、普世價值,現怎麽在亞洲人生活品質提升、人權條件向西方人靠攏時,拋出「亞洲人要享受,能否不破壞地球」?西方人已經享受了兩百年以污染地球和資源消耗為代價的工業化果實。
中國人、印度人當然有權利享受高水準(也就是說西方人引以為傲的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權利必須被認可,讓亞洲人根據實際情況來選擇如何棄抑或行使這權力的一些部分(如生活在北京市的中國人是否要像歐美家庭都要有自用汽車?)。根據我們被賦予的自由選擇來決定要環保抑或是奢華的生活型態。這才是較為公平且重建亞洲民族自尊的做法。

中國以及更多的發展中國家以及更加落後的非洲等地區,在提升生活水準的過程中,必須借助工業化進程,囿於目前技術,碳排和環境污染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必然的前提條件。反觀西方,應在後工業化時期盡快進入綠能和替代能源方案,並使發展中國家也能無償享受這些成果,使全球文明發展和生態永續可以兼顧。

 

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危機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 約翰•普倫德

英美最富有人群獲得了過去30年收入增長的大部分

如蘭斯利(Stewart Lansley)在《不平等的代價》(Gibson Square,2011)中所言,現代經濟是1%超級富人的快軌和99%人慢軌的雙軌所組成。2007年之前,慢軌上的人用住房抵押借錢提高生活水平,儘管實際收入停滯不前。自危機爆發以來,美英房屋業主面對空前債務,實際生活水平面臨漫長深度的擠壓。金融卻反倒成為全球超級富裕精英的現金奶牛。

歐陸合法性問題更多的是歐元區內部失衡。北歐國家不滿貨幣聯盟南歐國家和愛爾蘭的財政揮霍,要求他們實施極端的緊縮計劃,這加劇了債權問題。

以德國為首的政策精英希望「加大歐洲一體化」以稀釋困境,這卻未必是歐洲民眾想要的。這個龐大的貨幣實驗從一開始就缺乏民主合法性。大西洋兩岸目前面臨社會底層不平衡的威脅。對開放貿易和自由市場的支持也受到負面影響。

苦難和金錢動機

在工業革命早期,人均收入增長緩慢,工人階級的苦難與富有製造商的奢華生活形成鮮明對比,就招致過抨擊: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艱難時世》(Hard Times)批判富人、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及馬克思(Karl Marx)質疑自由市場的分配格局。19世紀末期的辯論更集中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美國強盜貴族的道德醜態。財富創造中的功利動機核心似乎在降低資本主義的正當性——除非富人與社會其他階層之間存在隱含的社會契約,促使富人減少炫耀並從事慈善事業

上世紀不穩定的20年代和大蕭條的30年代,菲茨傑拉德(F. Scott Fitzgerald)在《了不起的蓋茨比》(The Great Gatsby)一書中記載爵士樂時代資本主義的道德空虛;為混合型經濟和更加人性化的資本主義提供理論基礎的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對其所稱的個人主義者的資本主義和金錢動機提出尖銳批評。蘇聯發展共產主義,德國、意大利的社會主義政黨也加遽了反對力度。

如今爆發的不滿與從前主要的不同在於,它並非絕望的產物。曼哈頓祖科蒂公園(Zuccotti Park)和倫敦聖保羅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的抗議者不需要施粥場,他們是自願住進帳篷,上世紀大蕭條時是被迫睡在帳篷城。在發達世界經濟體中,資本主義或多或少地因各種形式的社會民主和銀行紓困而變得人性化。美國失業率遠未達到1933年普遍出現的25%的水平。現在有更多針對失業者的安全網(即使是南歐)。當今的抗議者沒有提出任何條理清晰的計劃,顯而易見,不滿的根源是「不公」的觀感,而不是真的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這種不滿大多與銀行有關。與銀行業只從事吸儲放貸業務的上世紀30年代不同,現代銀行家從事的複雜交易已經擴張到超出社會合理的程度。不僅普通人、甚至英國金融服務局(FSA)主席特納勛爵(Lord Turner)之類的人也無法理解。許多銀行表現出漠視客戶,而受信義務在監管放鬆和股東價值革命的浪潮中成為犧牲品。人們普遍相信,銀行家變成一個受保護的階層,無論業績如何,都有獎金可拿,他們過度冒險,同時依賴納稅人共擔損失。與此同時,公眾意識到,在更普遍的層面上,高管薪酬很少與業績掛鉤,甚至在盈利下降之際往往照樣加薪。

如今美國企業在裁員方面力度大導致擾亂,美國工人不再被視為人力資本,而只是一項(必須視情況緊縮的)成本。這樣形勢好轉時雇傭和再培訓員工又會耗費成本和時間。這突顯出銀行業和董事會薪酬問題核心的代理問題。管理層(散戶股東的代理人)問責制度存在根本上的缺陷:公眾沒有意識到責任鏈薄弱、投資者(比如高頻交易員或對沖基金)無法也無意監督,正在加劇整個不平等問題。

那麽我們應該做些什麽?儘管西方因亞洲崛起而受挫,但很少有人希望採用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混合模式:公有制、競爭激烈的私人市場、大規模的腐敗以及比美國還要嚴重的不平等。至於新加坡的威權模式,雖然廉潔、高增長,但該國選民已開始對其失去興趣。西方許多人也不會覺得自由市場的香港是一個舒適的環境。

因此,正如凱恩斯在上世紀30年代所稱的那樣,真正的問題是如何改進現有的資本主義模式。凱恩斯說過,「企業家的收益只有在與他的活動對社會大致上且在某種意義上做出的貢獻有所聯系時,才能得到容忍。」

危機之後宏觀政策的彈性降到了最低點,對「大政府」的不信任度高於對企業的不信任度、僵持不下的分歧辯論取代了大致中間派的政治。許多專家認為,改革銀行業監管體系,仍不足以避免一場更大規模的金融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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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分利到衰落

如果說研究金融市場脆弱性的專家明斯基(Hyman Minsky)提供了最好的危機預測、凱恩斯為危機管理提供了最佳指引,已故的制度經濟學學家•奧爾森(Mancur Olson)現在就可能成為危機善後的大師。奧爾森在《國家的興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Yale University Press,1982年)中指稱,國家走向衰落,原因就在於特殊利益集團的游說力量越來越大。

當時主要利益集團是工會和商業卡塔爾。如今則是華爾街和倫敦的金融專業人員。通過競選資助和政治捐贈,他們為自己買到保護,不用面對恰當的社會問責。

應對此類利益集團關乎「系統正當性」的存續,是政策制定者最重要的危機處理任務。套用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的名言;資本主義是最糟糕的經濟管理形式—除了其它所有嘗試過的形式之外。這種蒼白贊同之中隱含的公共關系問題,是合法性危機重現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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