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 金融時報(FT中文網)全球經濟特刊:為資本主義會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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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每個人都是共犯

作者:美國前勞工部長 羅伯特•賴克

從更深的層面上講,此次危機標志著消費者和投資者對勞動者和公民的勝利。既然我們大部分人都兼屬這四種角色,那麽真正的危機集中在:作為消費者和投資者時,我們達成划算的買賣,而作為勞動者和公民時,我們讓自己的聲音獲得重視的能力則越來越弱。

網路讓我們能夠全球範圍內實時購物,即時獲得相關信息,然後貨比三家,並瞬間就完成付款,以最低的價格獲得最佳品質和最高回報。消費者和投資者從沒有像現在這樣強大過。

然而,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消費者勝利的代價是勞動者的虧損和公民的健康。科技讓我們能夠經濟有效地從窮國購買低價物品。窮國幾乎沒有什麽環保標準,有時工廠直接向水源中排放 有毒化學物質,或者向空氣釋放污染物。我們購買的汽車會向大氣中排放二氧化碳,而我們花錢乘坐的噴氣式飛機對環境的污染更為嚴重。

還有一些的交易違背了社會風化。我們之所以能購得低價商品或者獲得高回報,或許是因為生產商通過在南亞或非洲雇傭童工、或者迫使人們在極端惡劣的工作環境下工作而削減了成本。這些童工一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2個小時。

即便我們完全認識到了這些後果,但我們仍會選擇最佳交易,因為我們知道其他消費者和投資者也會這麽做。單一個體為了「社會責任感」而放棄劃算的交易幾乎毫無意義。一些企業以自己的商品和服務都是以一種負責任的方式生產的為榮,但我們大多數人還是不願為負責任的產品額外付費。就連具有社會責任感的投資基金也無法抗拒低價的誘惑。

平衡消費者和投資者需求與勞動者和公民需求的最佳方式,一直是通過塑造和約束市場的民主制度。法規為就業和薪資、社區以及環境提供了一定的保護,儘管增加了消費者和投資者的成本,但這些成本與作為社會成員的我們願意為其它這些價值犧牲的利益大體相當。

眼下的問題在於民主制度制約最佳交易的能力已經跟不上技術發展的步伐。首先,一國法律的保護對象通常僅限本國境內的工人、社區和環境。然而跨境交易加大了各國監督或監管此類交易的難度。一旦法規太緊,企業通常會威脅將就業崗位和業務從高成本地區,轉移到「商業環境更友好」的司法管轄地。同時,如同環保這類的目標,更不容易在一國範圍內實現,尤其是全世界各國的環境都很脆弱。

就這樣,企業資金正以向消費者和投資者提供更好交易的名義 破壞民主制度。競選捐款、財團遊說者,以及企業資助公共事務公關,使得立法機構、議會、監管機構以及國際團體根本無能力反映 勞動者和公民的價值。迄今仍沒有任何人找到讓資本主義回歸平衡的方式。你可以隨心所欲地指責全球金融和世界各地的企業,但請把一些指責留給那些貪得無厭的消費者和投資者 吧——這些人幾乎存在於我們每個人心中,每個人都是共犯。

【網摘與綜合評論】

在1847年6月共產主義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由恩格斯和威廉·沃爾弗參加擬定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章程》就寫到:“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一百多年過去了,全球化浪潮使得壟斷資本與腐敗透頂的官僚資產階級相勾結,將魔爪遍及全球的每一個角落。在一處遇到無產階級抵抗後,資本家可以很容易地將 剝削轉嫁到其它地區。所以某國的無產階級要獲得解放,單靠美國無產階級的努力顯然是不行的;換個角度來說,美國無產階級想獲得解放,單單在美國努力也是不夠的。

可以這樣來整理思路:全球70億人,每個人的基本生存,衣食住行都必須得到保障,而且是不分國界。這樣西方的是普世價值就徹底露餡了。具體一點:70億 人,每個人一套三房一廳,全由倡導民主的發達國家建設好,一日三餐營養均衡全部免費,醫療免費,水電免費,手機通信免費,全球旅遊免費,就像人類免費呼吸 空氣一樣。銷毀所有的殺人武器。這才是真正的全人類的民主自由。按目前全球的資源和產能做到這一點,還會有很多富裕的產能和財富,富裕的財富用於獎勵科學家造好70億人的諾亞方舟,隨時逃離地球。全球不分種族、宗教、信仰、性別、年齡,互相尊重,相親相愛,皆以勞動為最大快樂。
實現這個目標很簡單,就像歐盟一樣逐漸取消國界,世界大同!

如果上述願景,在你看來不可能,那就只有像初代基督教的門徒社會、Amish人的基督化社群,或是荷蘭神學家總理Kuyper 領導的下柱化公領域,才有明確的指標能結構性地將人帶離共犯結構。

資本主義如何毀了印度?

《微物之神》作者 阿蘭達蒂•羅伊

English: Mukesh Ambani's house "Antilia&q...
Mukesh Ambani's house in India

這是一幢房子,還是一個家?是新印度的神廟,還是遊盪著新 印度幽靈的貨棧?自打“安蒂拉”(Antilla)出現在孟買的阿爾特蒙大道(Altamount Road)之後,這裡便和以往不一樣了,發散著神秘和淡淡的威脅。“我們到了,”帶我來這兒的朋友說,“向我們的新統治者致敬吧。”

安蒂拉屬於印度首富穆凱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我應該看看這些對它的介紹:有史以來建成的最昂貴住宅,27層樓,3處停機坪,9部電梯,空中花園,舞廳,氣象室,健身房,6層樓的停車 位,600名傭人。可看到那一面垂直草坪時,還是超出了我的想像——固定在一張巨大金屬網格上的草坪從空中傾瀉而下。草坪由一塊塊乾草皮拼接而成,有的地 方出現了脫落,掉下一塊塊整齊的矩形草皮。顯然,“涓滴理論”失效了。

但“噴湧理論”卻起到了作用。正因如此,在一個有著12億人口的國家,最富有的100名印度人如今擁有的資產規模,相當於該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四分之一。

坊間傳言(《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也曾報道過),或至少是曾經傳言,安巴尼一家並沒有住在安蒂拉。也許他們現在正住在裡面,但人們仍然在背後議論著有關幽靈、厄運和風水的話 題。我覺得這全怪卡爾•馬克思(Karl Marx)。他曾說過,“資本主義…… 曾經仿佛用法術創造瞭如此龐大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現在像一個魔法師一樣,不再能夠支配自己用法術呼喚 出來的魔鬼了。”

在印度,有3億人屬於新興的後“改良型”中產階級,他們身邊遊盪著25萬因負債纍纍而自殺的農民的幽靈,還有8億窮困潦倒無依無靠、只為給我們讓路的農民。同樣在我們身邊的,還有那些每日生活費不足50美分的苟延殘喘的人們。

安巴尼的個人身家超過200億美元。他持有信實工業(Reliance Industries)的控股權,該公司市值達2.41萬億印度盧比(合470億美元),旗下擁有一系列全球業務。信實工業持有Infotel 95%的股權,後者數周前收購了一家媒體集團的多數股權,該集團設有電視新聞和數個娛樂頻道。Infotel是唯一獲得4G寬帶全國性牌照的公司。安巴尼還擁有一支板球隊。

信實工業是少數掌控著印度的企業之一,這些企業中有些是家族企業,有些則不是。類似的重量級企業還包括塔塔集團(Tata)、金達萊 (Jindal)、韋丹塔(Vedanta)、米塔爾(Mittal)、資訊系統技術公司(Infosys)、艾薩(Essar),以及由穆凱什•安巴尼 的兄弟——安尼爾•安巴尼(Anil Ambani)所有的另一家信實。它們競相擴大自身業務,足跡遍及歐洲、中亞、非洲和拉美。以塔塔集團為例,它在80個國家開辦有100多家分公司。它們是印度最大的民營能源公司之一。

由於“噴湧理論”原則並未對企業間的交叉持股予以限制,因此,當前你所擁有的越多,將來你能夠擁有的也就越多。與此同時,一樁樁醜聞接連曝光,在令 人痛心的細節中,人們看清了企業是如何收買政客、法官、政府官員和媒體的。民主已被掏空,只剩下了形式。儲量巨大的鋁土礦、鐵礦石、石油和天然氣原本價值 數萬億美元,卻以極低的價格賣給了各家企業,違背了即便是扭曲後的自由市場邏輯。貪腐的政客和企業勾結起來,在低估資源儲量的同時,也低估了這些公共資產 的實際市場價值,他們侵吞的公共資金高達數十億美元。還有搶占土地——社區被迫遷離,數百萬人流離失所,他們的土地被國家“徵用”,隨後被交給私人企業。 (私人財產不可侵犯的概念很少適用於窮人。)群眾開始造反,許多人配備了武器。政府已表示,它將派軍隊予以鎮壓。

面對種種民怨,企業自有一套“高明”的應對策略。它們從利 潤中拿出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用於創辦醫院、教育機構和信託基金,信託基金反過來又為各種非政府組織、學者、記者、藝術家、電影製片人、文學活動、甚至是抗議活動提供資金。這是一種借助慈善活動、將輿論引導者拉攏到自己影響範圍的伎倆。通過對常態進行滲透和移植,如此一來,挑戰它們似乎就和挑戰“現實”一樣荒唐可笑(或是難以理解)了。接下來,“別無選擇”便成了水到渠成之事。

塔塔集團及其子公司擁有印度規模最大的兩家慈善信託基金。(它們向財務拮據的哈佛商學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捐贈了5000萬美元。)金達萊及其子公司(業務主要涉及礦產、金屬和能源領域)開設有金達萊全球法學院(Jindal Global Law School),不久還將開辦金達萊政府與公共政策學院(Jindal School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Policy)。而向社會科學家提供獎學金及研究基金的新印度基金會(New India Foundation),其資金來源則是軟件業巨頭資訊系統技術公司。

“擺平”政府、反對派、法院、媒體以及自由化觀點後,剩下來要對付的,就是“群眾力量”的威脅。由安納•哈紮爾(Anna Hazare)領導的反腐抗議活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場抗議活動的參與者多為中產階級,帶有鮮明的民族主義色彩。一項由企業贊助的全天候媒體活動稱其 為“人民的聲音”。這場抗議活動與“占領華爾街”運動不同,它未曾對私有化、企業壟斷行為或是經濟“改革”有過半句抗議之 辭。其主要的媒體支持者,成功地將焦點從駭人聽聞的企業腐敗醜聞上移開,利用公眾對政客的抨擊,要求幕後操控勢力進一步退出政府,並呼籲加大改革和私有化力度。

改革的20年裡,印度經濟雖實現了令人驚嘆的增長,但失業人口依然大量存在,至今營養不良的印度兒童數量世界世各地都多,其8個邦的貧困人口數量,超過了26個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貧困人數總和。如今印度經濟增速大幅降至6.9%。外資紛紛撤離。

資本主義真正的掘墓人,原來並不是馬克思所說的革命的無產階級,而是存在於其自身錯覺中的紅衣主教,他們將意識形態變成了宗教信仰。他們似乎難以理解現實,也難以領會思潮變化的精髓。這種變化清晰地昭告著:資本主義(包括中國式資本主義)正在毀掉這個星球。

“涓滴理論”已然失效。如今,“噴湧理論”也遇到了麻煩。孟買漸漸暗下的天空中繁星初現,身穿整潔亞麻上衣的保安也出現在安蒂拉緊鎖的大門外,他們攜帶的對講機不時傳出通話聲。一縷縷燈光閃耀著。或許,到了幽靈們出來遊盪的時候了。

【網摘與綜合評論】

印度的問題不在於有沒有投票權,而在於一種意識的覺醒,這種意識就是“公平”。印度人民族性可能有很大的問題,看英國能輕鬆在他們如此大的國家裡殖民那麼多年,而現代印度人還引以為榮說我們能講英語就知道了:你給他套無論是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制度,若沒有一個知識階層的團結或人民的覺醒,是做不到的。因此印度需要一場革命,這場革命要讓普通民眾正確認識自己權力,然後通過社會共識(契約精神)以規章制度的形式促成對公權力和資本的約束。

政治制度的建設的目的應該有兩個,一個是約束權力,另外一個經常被忽略的就是約束資本,歐洲大陸的民主制度,尤其是法國德國和北歐的民主社會主義國家,這 兩個方面都做的比較好。英美資本主義對權力的約束較好,但是對資本的約束很差,以至於許多規章制度被資本侵蝕的千瘡百孔。

從當前的現實來看,民主/法治加公開/透明是對權力進行約束的好方法,而基礎要素(土地和中央銀行系統)的國有化(不是絕對國有,可以允許私人資本進入這 些領域,但是占比需要控制,比如不得高於10%)是約束資本的有效條件。對於中國將來的改革,路徑是促進公共決策和公共開支的公開性和透明性,也就是決策民主和預算民主,把這兩個方面做好了,中國的制度建設就成功了80%。

在這個過程中,需要民間與執政黨的良性互動。就民間而言,有約束的新聞自由是一個必要條件,媒體的責任不是煽動仇恨和憤怒,而是引導民眾和輿論如何更好的去監督政府。而執政黨的宣傳部門,不能一味的壓制批判性的報導,總是宣傳主旋律。而執政黨要正面回應社會的呼聲。從長遠來看,也需要實現和平的執政輪換,“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一個執政黨沒有來自競爭對手的執政壓力或者抗拒壓力不進行變革,就會腐敗。

達沃斯共識面臨挑戰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今年達沃斯論壇對不平等現象痛心疾首,這可能反應出道德上的不安,但實用主義是更重要的因素—他們擔心全球化可能失去市場。

歐盟前貿易專員彼得•曼德爾森(Peter Mandelson)表示,政界人士必須拉抬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聲勢:刺激歐洲增長,投資教育,鼓勵中國人和德國人消費。

上述言論兩場最重要的演講,並不是在達沃斯發表的,而是上周奧巴馬(Barack Obama)的《國情諮文》(State of the Union)和法國社會黨總統候選人奧朗德(Francois Hollande)的競選演講。

兩人都對日益加劇的不平等表示不滿、都承諾對富人增稅、對中產階級提供更多支援、都抨擊了高級金融、都承諾讓製造業將就業機會和工廠遷回國內。奧巴馬表示,他制定的加強美國經濟的藍圖“從美國製造業開始”。奧朗德則呼籲法國“再工業化”,甚至將金融界稱為「無名政府」和「我真正的對手」。

奧巴馬和奧朗德都強調了一些保護主義色彩的措施。奧巴馬承諾設機構專門調查中國等國的“不公平貿易實踐”。奧朗德譴責“不公平競爭”,並提議通過要求其他國家提高社會和環境標準(否則會面臨關稅懲罰)來予以矯正。奧朗德承諾要“面對全球化”,重新確立法蘭西“共和國的主權”。

全球化和高級金融遭到猛烈抨擊,如今,銀行家的豐厚薪酬很難讓人接受。西方步履維艱。金融危機爆發前經濟增長強勁,信貸環境也很寬松,中產階級能夠通過大舉借貸分享增長帶來的益處,而窮人也可通過慷慨的社會支出得到保護。如今信貸緊縮、福利預算削減,歐洲需要更多結構性改革來平衡預算並刺激增長。

其中一個關鍵是提高退休年齡。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對義大利總理馬裡奧•蒙蒂(Mario Monti)給予高度贊揚,後者致力於削減退休金成本。

然而奧朗德對這一共識不買賬。他承諾將把法國法定退休年齡調回至60歲,這將逆轉薩科齊(Nicolas Sarkozy)為數不多的重大改革。假若奧朗德想找到與自己有共同語言的人,他應該把目光投向大西洋彼岸,而不是萊茵河對岸:奧巴馬也正試圖擴大醫療福利、批鬥中國製造商和西方銀行家。

奧朗德和奧巴馬都在競選總統。奧巴馬強調將對富人增稅,這是有利的,因為他可能面對的競選對手是一位實際稅率不到15%的富翁。奧朗德向激進左翼的轉向或許是一種策略,即吸引各極左小黨的選票,確保他進入大選第二輪。

上周的世界經濟論壇上,盡管各方紛紛談論著不平等以及彰顯全球化益處的必要性,但幾乎沒有人拿得出辦法來抵擋民粹主義。結構性改革加上財政緊縮以及更好的就業培訓能夠解決問題,這種構想簡直是虔誠的胡扯。

資本主義不等於市場經濟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約翰•凱

英國《金融時報》正在就資本主義展開辯論,但真正辯論的主題是市場經濟的未來。

馬克思發表《資本論》(Das Kapital)之後,資本主義開始用來描述讓工業革命變得可能的企業組織體系。在19世紀中葉之前,這種企業組織體系對經濟格局至關重要。德國的西門子(Werner Siemens)、美國的卡耐基(Andrew Carnegie)和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以及英國阿克賴特(Richard Arkwright)的繼承人們,他們或獨自、或者和一小群經營合夥人一起建造工廠,並擁有這些工廠及其中機械設備的所有權,而他們雇傭的勞動者則形成了一個全新的工人階級。

當時企業領導人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力,源自他們對資本的所有權,以及這種所有權所賦予他們的對生產和交換工具的控制權。

但資本主義的工業格局已今非昔比。馬克思時代的法律允許了有限責任公司的建立,讓建立極為分散的股權所有制成為可能。(到20世紀30年代,伯利(Berle)和米恩斯(Means)撰文探討了所有權和控制權的分離。與此同時,通用汽車的斯隆(Alfred Sloan)也證明一群職業經理人可以對大型多元化企業實施有效控制。)

如今的企業領導人都算不上真正意義上的資本家,因為他們的權力和影響力源於自己在企業中的職位、靠的是自己的組織政治技巧,而不是資本所有權。

在複雜的現代經濟中,企業的核心資源不是其大樓和機器,而是其組織體系、在供應商和客戶當中的聲譽 以及創新能力。任何人都不可能具體佔有這些優勢。生產和交換工具的控制權對於企業組織和社會權力結構才重要。

【網摘與綜合評論】

在一百年以前掌握了生產機器可能就等於掌握了財富,因為你的機器很難被替代, 而工人卻是很容易被替代的;而當今,你掌握了生產機器並不等於就掌握了財富,因為你的核心競爭能力來自於經營和研發團隊的不斷創新能力。(比如說柯達的所有者們,為什麽百年輝煌,時至今日卻讓自己公司破產,他 不是一直都是東家嗎?他的生產線、專利從未跑掉,但是他們的資產其實早就已經盪然無存了。諾基亞股票暴跌80%說明的就是這一點。)很多潛在的東西,例如商譽、品牌形象,這種東西並不是掌握在企業或者說貨幣持有者手中,商譽存在於消費者的心中。在新的資本主義世紀,資本的含義更為復雜、抽象、不可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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