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 全球經濟特刊:為資本主義會診(番外篇)


將國企股改進行到底—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转型系列文章之四

财经杂志:2011年 第21期 总第300期 出版日期:9月5日

Source Link: http://news.hexun.com.tw/2011-09-05/133118131.html

作者:于中寧、丁夢

私有制和市場經濟能夠提供承擔風險的激勵並有效配置資源,正像亞當斯密指出的,從利己出發(私有),通過競爭(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就能達到效率公平,稱 “市場有效性”。

這個理論的基本是對的,但不完整,有缺陷、有條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建立了經濟學的兩個基礎,一個是分工組織帶來的高效率,一個是市場的“看不見的手”的高效率。這兩個部分存在內在的邏輯上的矛盾:既然“看不見的手”,也就是競爭能帶來效率與公正,為什麽還需要建立在合作基礎上的, 有領導的,按計劃生產的分工組織?既然市場是有效的,為什麽這種有效性只能建立在計畫經濟下的企業組織之上?為什麽“看不見的手”只能建立在“看得見的 手”的基礎之上?

經濟理論在看不見的手的基礎上,通過設定一系列“假說”為“公理”,發展起一套能夠自圓其說的,內在邏輯嚴密的體系。而經濟實踐則使分工合作的組織不斷擴大,最具標志性的創造,就是公開上市股份公司的出現,它是現代經濟與古典經濟的分水嶺

相比傳統的債權融資(貸款與發債),股權融資有兩個特點:不用資產抵押(也就是有限責任),不用還本付息。這就使得融資風險和成本大大降低。通過上市公開募資,企業分散了股權,獲得社會公眾的資金,也分散了風險,同時將企業放在了公眾監督下。

巨額融資和風險的分散,使企業能迅速發展規模優勢。這一點對理解中國經濟轉型的一系列關鍵問題至關重要。

上市股份公司的新經濟形態不同於傳統的私有制, 今日所有者只有有限的權責:他們沒有決策權、使用權,也沒有直接的獲益權,而只有轉讓權和通過轉讓權而獲得的間接的受益權。所有權的大部分掌握在法人手裡。在經營方式上,它也不同於經典的市場經濟:在其內部,實施嚴格的計劃。由於許多公司的經營規模超過一個中型國家,又由於這些大型企業成為國家經濟的核心力量,因此,所謂的市場經濟,大部分建立在公司計劃經濟之上。

上市股份公司還創造了一個新的社會形態,它通過大規模生產、大規模福利、大規模消費和大規模投資,從資產的獲得與付出兩個方面創造了一個大規模的、穩固中產階級。而正是由於中產階級的支撐,建立在理性而不是民粹基礎上的民主制才得以真正穩固,各種人的權力才得以提升和發展。而正是民主與人權的展,使得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監管和補貼大大增加了

現代資本主義已經完全不同於傳統的資本主義,它的經濟是由政府干預、公司計劃和市場競爭三種形態混合而成。薩謬爾森把這種經濟型態稱為「混合經濟」: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混合。無論歐洲還是美國,都是混合經濟,只不過程度有所不同。
最早看出股份公司巨大作用的是馬克思,他含混地把股份公司稱為「資本主義通向社會主義的橋梁」。由於馬克思對社會主義的解釋常常遊移於第二國際(歐洲社會主義)和第三國際(中國國家社會主義)之間,我們無法知道馬克思的確切所指。

但是,股份公司對資本主義經濟與社會形態的巨大改造作用,甚至出現「大到不能倒」、讓國家作為最後擔保人的「準國有企業」性質,說明瞭馬克思超常的預見能力。

上市股份公司是資本主義的偉大創造。在效率上,它具有規模優勢;在所有制上是在私有基礎上處在中間形態的公有。所以,在發達國家上市股份公司被稱為「公眾公司」,以區別於少數人持股並自營的私營公司。在民營模式上,它既是計劃經濟(在內部),又是市場經濟(在外部);在社會形態上,它既有社會主義的成分(高福利),又有資本主義的成分(勞動力與薪酬市場化),達到了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所要達到的目的。經濟發展實踐本身說明瞭斯密兩種效率來源的闡述的先見之明,那些局促於「手必須看不見」的理論而發展起來的教條反而自我侷限。

美國經濟存在大公司的「計劃部門」和小企業的「市場部門」的雙重結構。加爾佈雷思在上世紀50年代指出,「我很看不起某些經濟學的中心思想。但是我認為最初提出這些思想的人很了不起。經濟學的缺陷並不是最初的錯誤,而是未加修正的日益陳舊,是由於原本實用的東西變得神聖不可侵犯。」

上市股份公司有成長的巨大優勢,軟肋是它的治理機制,至今都沒有有效解決辦法。

股東的有限權責,使所有權的大部分職能落在法人董事會手中。如果董事會缺乏權力制衡,權力就會落在董事長兼CEO一個人手中。一個地地道道的獨裁體制。

上市股份公司產生之初,私人大股東把持經營權,是真正的創業企業家,小股東是押注於他們的企業家能力才投資的,因此獨裁有理。但股權的分散,使得私人大股東持有20%多的股權就能完全掌控公司。又由於重復投資和交叉持股,形成了一個不斷擴張的股權杠桿,很小的股權就可以撬動巨大的經濟資源,整個國家經濟逐漸掌控在幾個寡頭集團手中,成為給經濟和國家都帶來問題的強盜。

例如,洛克菲勒用威脅恐嚇手段強行合並競爭者,最多時控制了美國石油產量的99%;1907年金融危機,美國政府束手無策,求助於金融大鱷J.P摩根。摩根將華爾街金融家召集到自己的書房,關了一晚上,迫使大家出資拯救了危機。這個事件使美國國會充分認識到經濟權力高度集中的危險性,因而立法成立了美聯儲,並且開始解散壟斷集團。

這個時期上市股份公司所主導的經濟,經濟史學家錢德勒將其稱為金融資本主義,而列寧則更準確地稱之為壟斷資本主義。列寧沒有預見到,是民主制度(而不是革命)瓦解了壟斷資本主義。

自由市場經濟主張優勝劣汰,其本質是一種「優勢經濟」:價格自由配置導致資源向(經濟或政治特權的)優勢一方集中,自由其實走向了特權和集權下的不自由,這個自由悖論必須由某種力量來制衡,這個力量就是民主。

政治民主賦予在經濟上處於弱勢,但在人數上處於優勢的群體以政治優勢。被優勢群體選出來的民選政府,其最重要的職能,就是通過干預經濟限制經濟優勢一方佔有壓倒性,使經濟過程更公正,更人性,更道德,更符合人類良知

各國民選政府正是這樣做的。從反壟斷開始,經過100多年的探索,發達經濟體建立起一套對經濟進行監管和補貼的體系和制度。這個體系主要有3個職能:第 一,限制經濟權力過分集中;第二,實現經濟的公平;第三,在公正原則下實現效率和公平的統一。說到底,實現效率是個人、企業、市場的職責,民選政府的職就是防止效率損害公平,並且保證這種防止是在公正原則下實施的。

但是,西方民主由於存在捐款、遊說和旋轉門,使經濟優勢集團將優勢「合法」延伸到政治領域,使民主的上述職能打了折扣,而僅具有形式上的多數合法性。

反壟斷和創業家族的自然衰落,使得壟斷集團被分解,交叉持股受到限制和私人大股東退出。沒有任何人擁有具有投票決定權意義的股權份額,使得大權從董事長落在了高階管理層手中,他們不擁有企業卻掌握幾乎所有權力。這就進入了上市股份公司發展的第二個階段,被錢德勒稱為「經理資本主義」時期。

儘管股價會對管理層形成壓力,但不直接、具體。高度分散的公眾持股使投票交易成本很高,股東放棄了大部分產權權益,只使用交易權和間接獲,其行為很像債券投資者,但他們承受的風險卻大於債券投資者。這就使得股權流動性極大,反過來又加劇了所有者缺位(是不是聽起來很耳熟),形成委託

管理層的主要激勵是為自己發更多的錢。由於所有者缺位,他們實際上是自己給自己發錢,錢的來源則是散戶。為了使他們的獲益看起來具有合法性,他們在企業戰略上的主要目標就是擴大規模和擴展業務,以獲得壟斷性的規模優勢和範圍優勢。

但事實上,企業越是獲得這種優勢,管理者獲取高額收益就越是失去合法性。原因在於,標準形態下的上市股份公司不存在企業家,他們不應獲得「企業家溢價」。

由於公眾持股,並且只有有限權責,上市公司企業的風險被分散了(企業出事時,散戶總是在資訊不對等下第一個被犧牲);企業的規模和業務範圍進一步沖淡風險;還有風險把關的專業人員。被充分分散、對沖和控制的風險,就是被保險了的風險,這會阻礙市場上的創新,也是熊彼特所說的只有「壟斷式創新」而不是「企業家創新」。

這類管理層的獨裁毫無道理,企業法內部卻沒有任何力量能制約其失衡。美國大蕭條和新政時期,一些經濟學家發現了這種情況,輿論則鼓動政府進行干預。

民選政府再次出面,設立證券交易委員會這一類監管機構,通過一些制度設置來制約管理層的權力。最重要的是引入獨立董事(外部董事)制度,並且逐步規定在董事會中的審計委員會和薪酬委員會全部由獨立董事組成,制約假造資訊和監守自盜性質的自我付薪。但獨立董事若是由管理層聘任的、與公眾股東沒有任何利益紐帶,就不可能做好獨立監督。

從大蕭條到70年代前,輿論和政治環境的制約,使經理人在獲取收入上較剋制,思想上也與主流輿論較一致。這個時期是美國歷史上收入差距最小的;大企業CEO也認同自身的社會責任。但當前在經濟獨裁與政治民主之間的博弈,前者占了明顯上風。大公司的管理層通過合法腐敗俘獲他們的監管者,還通過「贊助學術」這樣冠冕堂皇的理由俘獲經濟學家,影響輿論,為他們的「自由」開道。

自由派經濟學家認為「規模化」發展到「寡頭化」是市場選擇的結果,反對政府通過監管干預這一進程。可正是自由派經濟學家帶領大企業走向了潛在國有化。上市股份公司身為經濟的核心力量卻走向了國家主義,自由再次自由地走向了不自由。這個自由悖論是那些自由市場理論信奉者所始料未及的。

由國家作最後擔保人,管理層更可以通過激進的冒險行為使自己獲得更高收益,將風險全部置於公眾股東和全體國民身上。這就是本世紀以來,短時間內先後發生兩次危機,造成巨大財富毀滅的根本原因。

對管理層不受限制的權力的制衡要加強。這些特點有可能發展成為第三階段趨勢。

趨勢之一是機構投資者(主要是養老基金、共同基金等各類基金)正逐漸成長為新的大股東。大股東對權力的制衡至關重要。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多次董事會革命,趕走了許多管理者。由於分散投資原則,個別機構要發揮股東的制衡作用需要聯合;另一方面,機構投資者在董事會中的派駐董事本身也有被收買的道德風險問題,需要機構之間的制衡。如何又聯合又制衡,需要董事會的制度創新,目前還沒有看到相應的變化。

趨勢之二是,網絡泡沫和本次危機後,加強監管要消除大到不能倒的系統性風險,控制企業規模,如美聯儲前主席沃克爾重提金融業應恢復「分業經營」。由於全球化,國別市場界限已模糊,對於企業規模的邊界很難界定。但方向是明確的。在控制風險方面,金融業提高風險準備金, 以實現風險自保。此外在資訊披露方面,美國立法迫使主要管理者付法律責任。

第三,薪酬方面,政府對所有受政府救助的企業的薪酬進行直接干預,對受政府監管的企業的薪酬進行監管。輿論正推動政府向更大限制發展。

為保護分散的公眾投資者的利益,上市股份公司需要制度創新,而政府的干預也是避不可免的。民選政府在代表分散的股東上有充分的合法性,政府3次進行干預正是建立在這個合法性基礎上。但要小心自由市場遭受過度破壞,以致於又阻礙了制度創新,發達國家要解決這個問題可能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可能需要再經歷幾次經濟危機的沖擊。

【網摘與綜合評論】

生產規模的全球化配置、收入分配的知識壁壘、財富收入的非平衡分配、個人收入的地域化。歐洲危機疊加了從全球經濟轉向新興國家與貨幣統一所帶來的財政非平衡壓力。

有沒有可能問題在於全球化?全球化使西方不得不將製造業轉向新興經濟體,在缺少本土製造業支撐、以及沒有新興產業出現的情況下,英美把金融業作為支柱也是第二、三期資本主義下經濟運轉需求的不得不?可以說金融衍生產品和高倍數杠桿的虛擬貨幣遊戲雖然失當,但政府為主導國家經濟命脈的金融界抒困,也是明知不可為卻不得不為?

我想全球化本身沒有問題,問題在於雖然在貿易上全球化了,但在政治上、財政上、貨幣和金融上卻沒有一個全球化的權威機構來制定統一的遊戲規則。簡單說美國資本主義核心精神是「人性的解放」、「天賦人權」、「普世價值適於任何人」,那麽它兩個最基本的最基礎的自身先天性的悖論先天性的缺陷的表現在哪裡呢?

1、市場經濟:規則之內,公平競爭,能者多得、願「市」服輸(承受破產、失敗)。悖論在於「人的先天賦權並不平等」!十個指頭有長短,個人能力水平有高低。美國軍火巨頭、華爾街巨頭公司經營成功賺得盆滿缽滿,年收入幾千萬幾億幾十億美元,做為公司來說,誰有能力為公司賺取更大的利潤,就給更高的薪金聘用誰。限薪限制CEO的薪水或利潤導向的經營目標,在實質上都是對市場經濟原則的否定。沒有新的開宗立派的經濟理論出現,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這場災難就得不到根治。

2、民主選舉:被選上的一定是最強勢(或者一流強勢)的利益集團代表,在首腦任期內國家走向被該首腦(背後的利益集團)左右,即使整個國家偏離了應有的正確方向,民眾也無能為力甚至是在不明真相(資訊不對等)的情況下盲目擁護(例如第二次美伊伊戰爭)。政黨在這類民主政治中完全可以體現了第二階段「經理資本主義」的問題,政黨官僚利用一個不斷擴張的政治杠桿,以「相對多數但絕對少數」的資本撬動巨大的政經資源,整個國家政經命脈掌控在幾個寡頭集團手中。這是韋伯(Max Weber)早就指出的「科技官僚主義」弊端(Technological bureaucracy)。

3. 貨幣政策、貨幣體系的謬誤更是重中之重,沒有格林斯潘2001年的超低利率也就沒有房產泡沫,2004年日本的定量寬松政策又壓低美國長期利率,令格林斯潘的加息失效,助 長房地產泡沫,2007年伯南克一路狂降利息,縮短美日兩國利差,日元套利資本被迫逃離,美國房地產大失血,造成08年大崩盤,事實上,1929年的紐約股市泡沫源於1927年的貨幣擴張,快速崩盤也是源於當年的反股市泡沫政策。要知道,在19世紀金本位中,銀行家恰恰是謹慎保守的代表,而今天,在不負責任貨幣政策和政府為危機埋單的縱容下,銀行家卻成了世界上最不負責任的群體。不是什麽缺少監管,而是勾結牟利,政府和央行本身是縱火者!

剖析中國經濟之病的根源

Source Link:  http://cnlonlzl.blogchina.com/1241272.html

作者:劉忠良

經濟的基本構成就是生產和消費,生產與消費的順利銜接、分配十分重要。貨幣聯結生產消費和貨幣分配財富。政治權力超越經濟個體的影響力,制定規則,成了經濟中一支看得見的手。經濟的問題大多就是這幾個問題。

在 2011年全球經濟不穩定、中國通貨膨脹和貨幣政策緊縮的背景下,許多中小企業困難,民營經濟發達的溫州出現了“跑路”潮。另一頭,高利貸利息驚人、房地產暴利、通貨膨脹讓中低收入民眾很煎熬,似乎又是經濟過熱的徵兆。中國經濟到底得了什麼病?

病症的由來

2000年互聯網經濟泡沫破裂,美國經濟的供給動力受到重創。為恢復增長,美國擴張貨幣供給,以家庭信用消費繼續透支未來消費購買力,以房地產熱作為虛假的生產動力,帶來地價升值進一步促使家庭透支未來消費購買力。這個虛偽的遊戲帶來了2007年的次貸危機,接著引發金融危機和全球經濟危機。

對於依賴投資和出口的中國,從2008年下半年開始不斷開足馬力刺激經濟,以政府開支,擴張寬鬆貨幣供給刺激投資,彌補出口和消費的動力不足。與此同時,世界各國也貨幣氾濫,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中國在2009年投放的海量貨幣也逐漸變成通貨膨脹和以房地產為首的資產價格上漲。隨之,政策改弦易張,抑制房價,緊縮貨幣。

房價的預期升值和通貨膨脹下貨幣尋求保值增值的需求,引來眾多資金。在打壓房價和緊縮貨幣之下,大約占房地產半壁江山的中心房地產資金乾渴進一步上升。本來就在抑制金融政策下融資難的非房地產中小企業,在緊縮貨幣和房地產吸金之下更加融資難。在貨幣政策寬鬆時期進軍房地產的企業,資金鏈壓力上升,導致高利貸瘋狂發展,進一步提高融資成本和加劇融資難,金融業卻獲益。

在出口不振、融資難、成本上升、勞動力價格上漲和通貨膨脹之下,中小企業備受夾擊?許多民營企業和資金逃離低利潤的實業,加入到高利貸、房地產等高回報投資,,這從“溫州炒房團”和鄂爾多斯等地的房地產與高利貸的關聯可以看出來。溫州中小企業平均利潤1%到3%,企業虧損面超過1/4,六成企業參與民間借貸。

鄂爾多斯房地產已經瘋狂到人均達三四套房。一名當地房地產老闆說,“按照目前的建設進度,再過2年,鄂爾多斯人均至少擁有10套住房。 ”眾多企業不務正業做房地產,72行殊途同歸”。除了國有壟斷與資源暴利之外,房產是最大的暴利行業。

中科院的《住房綠皮書:中國住房發展報告(2010-2011)》指出,2009年中國房地產行業平均毛利潤率為55.72%。近一兩年稍下降,但依舊暴利。一位元溫州企業主透露,自己工廠有1000多名員工,一年利潤不足百萬,而老婆在上海投資了10套房產,8年間獲利超過3000萬。炒房誰不心動?

中國的高房價和房地產的暴利,首推土地制度。城市土地國有化,讓地方政府壟斷了城市的土地供給,一沒有土地就大大限制了房子的供給量;人為製造的供需不平衡,增加了房子的成本,縮減了房地產商繼續開發的資金。這種土地制度必然會製造高房價、房地產暴利和對房地產的升值預期。

再來是戶籍制度。在歐美國家,租房的比例通常達到30%以上, 像日本、德國家庭租房比例超過50%。法國自1956年就規定,任何一個城鎮的廉租屋比例不得低於20%。新加坡,80%的人口住在保障房中。中國能夠享受到保障房的家庭不足10%。由於政府缺失,保障房不足,讓等待結婚買房或改善居住條件或遷移的人被迫購買商品房,於是商品房需求變得剛性。如果中國有足夠的廉租房,購房者在租與買之間就有了彈性選擇,維持與預期高房價的信心必然大為喪失。

中國的戶籍制度,讓農民被迫住在農村。1990年代轉型工商社會,又迅速號召年輕的農村人進城。住房的需求就給了房地產投資者們信心。

目前絕大多數農民是買不起這樣的城市房價,普通市民也買不起(獲拆遷補貼,那是幸運)。 房地產暴利和離民眾收入甚遠的過高房價是不合理的。

通貨膨脹是勞動的敵人,它不僅是讓勞動者辛勤勞動收入不斷縮水、轉給擁有資產的富人,偷走企業正常勞動的利潤,還讓財富的生產創造者與企業無心財富的創造並加入到通過資產價格變動而無償攫取財富的虛擬經濟遊戲。

驅趕資金流向房地產的,是高速增長的貨幣需要實物(不動產)承載,確保價值。黃金、書畫、郵票之類,或升值難以比得上房地產,或市場容量太少,必然驅使大量資金流向房地產。

中國貨幣何以氾濫?

近十年來,外匯儲備是貨幣快速增長的最大推手。1999年末中國外匯存底僅1450億美元,截至2011年6月末已經增至3.1975兆美元,年均增長率高達30.86%!這就約等於外匯存底增長所導致的基礎貨幣投放量增長率高達30%左右。外匯儲備可以創造的貨幣供應量比中國現行貨幣量還要高。如果不是通過央行票據和提高準備金率促使貨幣回籠,中國的貨幣供應量和通貨膨脹程度會更高。2003年9月21日之前中國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只有6%,至2011年6月14日大型金融機存款準備金率已經升到21.50%,中小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升到18%,八年間增長了兩倍多。可以說,中國超過100%的貨幣供給是外匯儲備占款,歐美中央銀行替中國人民銀行在中國投放貨幣。

中國的外匯儲備,主要是持續貿易順差帶來的人民幣升值預期所構成。

中國生產相對過剩而消費相對不足。高稅收低保障,人民哪裡來的消費能力?壓低工資、實業難做;高房價又傷害民眾的消費購買力,無法緩解內需不足的問題。一胎政策,讓純消費的兒童人口缺乏。2007年中國婦女勞動參與率達70.6%,印度僅為34.2%。過高比例的人口參與勞動,使生產消費人口比例失衡,壓低工資。

美國經濟近幾十年來資本循環受到阻礙,就使用凱恩斯主義,刺激經濟投資消費,擴張財政貨幣,沖刷生產消費迴圈管道的泥沙,但終究是治標不治本。貨幣膨脹擴大貧富差距,貧富差距是當今世界經濟危機和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的重要根源。

中國實業怎麼了?

溫州人炒房,因為溫州人對市場對財富的嗅覺更敏感,鼻子尖早聞到肉香。溫州人買礦是因為資源暴利和國家對資源經營管理不善,溫州人放高利貸是因為金融有問題,溫州人逃離實業則是中國經濟問題的反應。為什麼在中國做實業越來越無味了呢?

貧富差距大使消費兩極分化,奢侈品火爆同時又是低端產品消費大國的原因所在。最高端的,由於發達國家已經在品牌、技術上已經領先,是舶來品的天下。傢俱、豪華車,有幾個中國企業可以競爭過西歐品牌?貧富差距使中端消費群體不足,成就低端市場。但這樣品牌、技術、品質、研發、差異化等就很難施展。大學生就業難,原因也是這裡,只有不打價格戰,只有通過品牌、技術、品質、研發、差異化等方面的競爭,這樣才需要大學生,而價格戰只需要廉價勞動力。需求升級決定產業升級。就像1960-70年代的日本升級實行「國民收入倍增計畫」,成為企業產品成長的孕土。

中國城市化已經達到約50%,只看人口、不看消費力和生活品質,根本是偽城市化。

人先解決吃,這是農業。再解決用,這是工業。再而享受生活,這是服務業。貧富差距巨大導致勞動價值高的服務業發展不足,大學生學無以致用。

這樣的市場需求環境下,再加以對經濟自由限制過多、金融抑制、國企壟斷、政府主導經濟、腐敗、稅費多、法制不足等問題,當然資本都要撤離實業。

金融抑制,中小銀行發展不足,形成幾家大銀行主導的格局,把資金大量供應給大企業,一些大企業再把貸到的資金高利息轉貸給中小企業獲取高利息。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成本高,就會加劇就業難、低工資。中國不放開中小銀行發展限制,民間資金就會被迫轉為“非法”途徑,由“高利貸”再宰中小企業一把。

企業攫取壟斷利潤,吸噬其他產業企業的利潤和勞動者的勞動價值,讓其他產業的企業和勞動者變得更生存艱難。各國在防止壟斷和打破壟斷,中國卻在人為製造國企壟斷。電網電力、石油石化等七個壟斷行業的職工占全國職工人數不到8%,但工資和工資外收入則占工資總額的55%,尤其是其管理層收入更是豐厚。我國政府以優惠利率提供給國有企業的資金佔用了我國正式金融融資管道(主要是銀行信貸)三分之二的資源,而且這一比例在回落到目前的80%之前,在2008年至2010年間曾升至90%。國企成為官企。少數人獲益、信貸貨幣過多流入經濟,帶動通貨膨脹,稀釋民眾收入購買力、擠掉中小企業機會。

背後原因

這背後都有一個政治上的原因。貧富差距過大,表面現象是灰色收入(包括腐敗)過多、資本壟斷、資本所有者收入過多,但深層的原因更多是權力與金錢結合攫取暴利。幾乎上述所有經濟問題的深層次原因都會加劇低工資,讓資本方獲得更多利潤,而這些加劇低工資原因的背後都有一個政治上的原因。中國工資占GDP僅11%左右,而印度卻可以占50%左右;中國國民收入增長慢於GDP增長,印度快於GDP增長,為什麼?印度有工會保障,有民選議員和官員支持,有民選議員制定的法律維護。中國工會成了政府為了經濟發展的犧牲品,低工資、勞動者權利不彰就成了追求短期經濟發展和財政增長的犧牲物件。

其他,高稅收低保障不是人民的選擇,戶籍制度危害到多數國民利益,土地制度製造的高房價讓民眾怨聲載道,一胎政策侵犯生育權利,經濟限制、金融抑制也為民眾不喜歡,腐敗讓民眾深惡痛絕且急需人民監督權力。但代表最高人民權力的全國人大代表不是人民直選的,且七成又是官員,沒有代表人民消減行政開支的壓力或利益動機。

同樣,地 方政府會真心打壓房價嗎?不會,因為沒有利益,反而丟失GDP、財政收入、政績和灰色收入的機會。降低房價也不會給政府多少利益,不是直選且七成是官員的全國人大也不會全力催促政府降低房價。

類似,放開中小銀行,惠及中小企業和民眾,但給監管者帶來麻煩,給地方官員帶來風險。放開中小銀行的政治制度機制。沒有好處來交換、沒有制度壓力放棄如此。官員積極上馬專案帶來GDP、財政收入、政績和灰色收入,以此作為讓上級提拔的政績和費用來源,如果是自下而上民選官員就會是另一種激勵機制。等等,無需一一解釋,中國經濟問題根源背後的根源,就是政治改革滯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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