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 曹衛東:從「公私分明」到「大公無私」-Habermas 的學思歷程

Jürgen Habermas (* 18. Juni 1929)
Image by pittigliani2005 via Flickr

Source Link: http://www.eywedu.com/20/98/60324.htm retrived on Jan.17.2012

前言:本文摘為個人閱讀學習過程中順手編輯的原文,僅作微幅更動,以使原文更為簡鍊,並使之更加符合繁體中文讀者的閱讀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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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曹衛東

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雖然早在六十年代初就已嶄露頭角,但由於種種學術政治的原因,他是有些“大器晚成”。直到八十年代初,哈伯瑪斯作為一位哲學家、社會理論家的地位才得以確立;九十年代,他的政治哲學巨著《事實與價值》(Faktizitaet und Geltung)問世,人們又冠之以“民主鬥士”的雅號。1994年,哈伯瑪斯退休,德國的重要刊物和報紙紛紛予以報導,他才被供奉到了德 國思想史的偉人祠。

九十年代,哈伯瑪斯在西方的影響如日中天,我們對他的重視也隨之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哈伯瑪斯在國內目前紅得發紫,出版社正在著手準備大規模地出版他的著作,他的一些關鍵字,如“交往理性”、“對話策略”等更是成了一些人手中繼“結構”、“顛覆”、“後新”之後的又一張王牌。

總的來講,我們對哈伯瑪斯的熱衷是“掐頭去尾”,對他的早期學術思想重視不夠,[1]

眾所周知,哈伯瑪斯的兩部重要著作是《理論與實踐》和《認識與興趣》。前者從方法論的角度確定了自己的批判方法,在後者則偏重於從認識論的層面上闡釋他的解放興趣(與批判方法相對應)。

1954年,阿多諾寄予厚望的達藍道夫(Ralf Dahrendorf)一怒之下離開了研究所,遷居英倫,使得法蘭克福學派的接班人出現了真空。於是,阿多諾和霍克海姆便著手物色人選,先是相中了福利德堡(Ludwig v.Friedeburg),然而使兩位大師為難的是此公理論功力明顯不及經驗研究。一年後,集經驗研究和理論分析於一體的後生哈伯瑪斯出現,且同樣關注現代性的症候學。阿多諾私下曾表示,哈伯瑪斯有三方面的長處使他心動:即能寫、(附和他)批判海德格爾、批判實證主義和唯心主義。

最初,哈伯瑪斯是阿多諾的助手。他們合作完成一份有關“大學與社會”的研究報告《高校改革的磨難》(Das chronische Leiden der Hochschulreform)發表在《水星》雜誌上。這份報告十分滿意主要表現在對科學的批判上。哈伯瑪斯接下來便和他的同伴一道研究《大學生與政治》(Student und Politik),是對“法蘭克福大學生政治意識的社會學研究”,屬於“大學與社會”研究專案中的一個部分。這是一種典型的經驗研究,先是發問卷,再 找人座談,最後作總結分析。霍克海姆認為,讓哈伯瑪斯多作一些經驗研究,對他有好處。

然而,哈伯瑪斯這次卻已經不滿足於簡單地作歸納總結,而是試圖大膽地進行理論分析。他對政治習慣作了分類探討,還對政治趨勢和社會圖景作了研究,並從意識形態批判的角度提出了自己對政治潛能的看法。這一嘗試激怒了霍克海姆。霍克海姆在一九五八年給阿多諾的信中對哈伯瑪斯的前言作了猛烈批評:這篇導言中所討論 的主題和他在《哲學研究》上發表的那篇《論對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討論》一文如出一轍,都違背了研究所的宗旨,在霍克海姆的堅持之下,《大學生與政治》後來未能收入研究所編撰出版的「法蘭克福社會學論叢」。直到1961年,才由遠在Darmstadt的Luchterhand出版社編入「社會學文本」叢書。而且,書裡書外顯得與研究所毫不相干。

衝突一發不可收拾,最終導致哈伯瑪斯未能在研究所獲得教授資格。哈伯瑪斯做完《大學生與政治》後著手撰寫教授資格論文《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在這本書中,哈伯瑪斯愈走愈遠,他把此書看作是他建立自己學術空間和理論立場的開山之作,書中他不但建立起了自己獨有的「跨學科的內在批判」這一方法論模式,而且還找到了批判現代社會的一個契機—一種理想類型的「公共領域」,從而建構「交往行為理論」的社會進化模式。哈伯瑪斯不諱言他所要尋找

是一種「市民階級公共領域」(Buergerliche Oef-fenttichkeit)、自由主義模式的「公共領域」。哈伯瑪斯認為它在資本主義初盛時期曾經繁榮過,是到了十九世紀末被「工具理性」和「物化精神」擠壓殆盡的。

這種「市民階級公共領域」具有西歐啟蒙時的典型時代特徵,不能從肇始於中世紀中期的市民社會發展史中抽離,因此更不能把它作為一種能夠隨意轉用到另一歷史階段的普遍理想類型,只能一步步地重新構築。

哈伯瑪斯一方面強調公共領域不允許被私人化和專制化;另一方面又明顯感到公和私的二元緊張模式有悖於其交往動機,於是又提倡「大公無私」,想使公共領域成為一個仲介機制,用以調節自我與他者、個體與團體、國家與社會:

市民階級公共領域可以首先被視為公民個體的集合,但他們很快就要求這一原本自上而下進行調整的公共領域歸屬他們,以對抗公共當局本身,並且促使他們討論有關調整那些「基本上屬於私人,但與公共密切相關」的商品交換和社會勞動的領域中各種關係的一般規則。  哈伯瑪斯所描繪的這種公共領域洋溢著公共討論(das OeffentlicheRaesonnement),因而也是一個社會文化領域,其作用是雙重的:它不僅使科學、藝術以及各種社會科學(倫理學、法學、政治學等)的影響和價值從特權菁英階級(神學家或統治者)的少數中解放,更以一種嶄新的方式——「理性商討」構造著現代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

該書尚未發表達藍道夫、松特海姆(KurtSontherheimer)等人紛紛撰文高度已讚譽。可惜導師拒絕讓哈伯瑪斯在法蘭克福社會研究答辯。和《大學生與政治》一樣,該書後來透過Luchterhand出版社出版,好似完全不干社會研究所的事。哈伯瑪斯萬不得以在1961年投身馬堡(Marburg)的阿本德羅特(Wolfgang Abendroth)教授門下另謀高就。但福利德堡在1962年離開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最終又促成阿多諾和霍克海姆改變主意,召回哈伯瑪斯。

過去的曲折卻並未隨之而去,在近三十年期間哈伯瑪斯發表的文章和專著,完全不再觸及對《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好像壓根沒有這本書似的。

世局轉變,到了八十年代末東歐事變之後,《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被人們發掘了出來。1989個英文譯本問世,旋即引發熱潮,波及到了所有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領域。同年九月配合英譯出版,英語世界還舉行了頗具規模的「哈伯瑪斯與公共領域」研討會,哈伯瑪斯本人也一改以往的沉默,公開聲明他對《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一書的重視,指出該書乃是其思想體系的唯一「入口」,會後,哈伯瑪斯意猶未 盡,在《水星》雜誌上發表了《民族主權作為程式,公共領域的規範概念》,在新近出版的巨著《事實與價值》中,該文又被大量擴充,附於書後。此文在堅持其原初立場的基礎上更加向政治理論靠攏,並且由突出「公私分明」轉向強調「大公無私」的徹底民主立 場。

《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在全球範圍內也受到多方面的批判,其中最值得介紹的如下:

一、女權主義和神學界的挑戰:他們(她們)認為,哈伯瑪斯作為德國 精神史,乃至西方精神史的傳人,仍然固守著「西方中心論」和父權思維女性和宗教在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中不是被置之不理,就是遭到徹底否定。這違背了他的交往理性。從女權主義發起攻擊的首推萊恩(Mary P.Ryan),從神學角度對哈伯瑪斯公共領域範疇批判得最為有力的要數查萊特(D.Zaret)。他通過對英國歷史的分析,指出宗教在英國資產階級革命萌芽和高漲之時,並非無所事事,而是始終在公眾生活中佔有一席之地[2]。哈伯瑪斯否定宗教決不是無意識行為,而是為在地上建立純粹的烏托邦的理型而「別有用心」。費洛倫查(F.Fiorenza)則認為,哈伯瑪斯對教會作為一種社群所具有的公共制度特徵的否定是很有問題的。這些質疑促使了哈伯瑪斯後期思想的大轉折,即所謂的「神學轉向」和「多元文化轉向」。這是一個大課題,值得我們重視。[3]

二、左派的挑戰:早在1972年,左翼代表耐格特(Oskar Negt)和克盧格(Alexander Kluge)就針對哈伯瑪斯發表了《公共領域與經驗——對市民階級公共領域和無產階級公共領域的結構分析》(Oeffentlichkeitund Erfahrung.Zur Organisationsanalyse von  Buergerlicher und ProletarischerOeffentlichkeit)一書。當時影響不大,最近則隨著《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一道走紅。他們用實踐經驗區別公共領域的「類型」,提出「無產階級公共領域」。他們認為,「無產階級公共領域」可以從組織面和意識型態面批判階級意識和政黨,另一方面則涉及到對法西斯主義的歷史經驗的總結。他們指出,工人運動之所以失敗,原因就在於未能有效地佔領市民階級公共領域和建設「無產階級公共領域」。

三、漢學界的挑戰:美籍華人學者黃宗智認為,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理論包含兩個空間概念,亦即「國家與社會的互相滲透與張力所拉開的中間地帶」和「與國家對立的社會空間」。 黃宗智認為,後者對研究中國問題更為可取。因此,他建議把前者稱為「第三領域」,使之不帶有任何價值判斷的目的論色彩。黃宗智對從清末到當代的中國社會歷史的司法制度、行政管理、公共事務以及企業制度追溯這個第三領域的發展。眼下,美國漢學界所發起的挑戰正在向漢語世界本土滲透,儘管黃宗智的研究有許 多值得商討的地方,但它無論如何都為我們進一步運用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概念提供了較好的參考和借鑒。

《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的命運在學術規範方面也留下耐人尋味的歷史效果,甚至是師生跟隨學術規範的互動榜樣。雖然哈伯瑪斯一度不得已叛逆師門,但阿多諾和霍克海姆並沒有因此而永遠將他革除。同樣,儘管哈伯瑪斯曾遭到老師的不公正待遇,他對老師依然保持尊敬。到了九十年代,在紀念霍克海姆的文章中,他對霍克海姆只有恭敬與感念之情,而不計前嫌。與此同時,哈伯瑪斯也吸取其老師的教訓,對自己的學生十分寬容。他的幾位高足相當「調皮」,老是對他的理論挑三揀四,如霍耐特(A.Honneth)為權力批判辯護,維爾默(Albrecht Wellmer)替後現代講情[4],更出格的是,奧佛(Claus Offe)的晚期資本主義概念與哈伯瑪斯之間存在著相當的張力。哈伯瑪斯坦誠地與他們對話、爭執,並且大膽地汲取他們有價值的見解。

看來,師生之間也要講究些「大公無私」,不過,首先還是「公私分明」的好。

(Jürgen Habermas:Strukturwandel der   Oeffentlichkeit——Untersuchung zu einer Kategorie   der Buergerlichen Gesellschaft,Luchterhand,1962,Suhrkamp,Frankfurt am Main,1990.)


[1]九六年第十期《讀書》蕭瑟即指出我們對其教授論文《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沒有深入研究,“哈伯瑪斯賦予公共領域新涵義,並引進了他的社會批判。”哈伯瑪斯的綜合分析方法,即“他在論述過程中所 展現的廣闊視野和綜合性的思維方式,他對於涉及經濟學、社會學、建築學等各方面材料的運用自如的能力”,使得其研究既具有“深刻性”,又充滿“文化性”。

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批判,其可貴之處就是有效地把歷史學和社會學研究統一了 起來,從而做到了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只是,馬克思的批判語境是壟斷資本主義,而如今我們所面對的是晚期資本主義。必須從現實語境出發,對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加以重建,關鍵又在於意識形態批判(工具理性批判);如此看來,哈伯瑪斯否定“經濟決定論”:他所作的是介於“科學與哲學之間的批判”。

[2] David Zaret, “Religion, Science, and printing in the public spheres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in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Craig Calhoun (ed.), 1982

[3]Nicholas Adams, Habermas and Theology,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4] Following Albrecht Wellmer, Habermas has recently expanded his conception of the « illuminating power »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Coupled with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the aesthetic rationality is made  part of the sam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differentiation of reason, which make it impossible to reverse this process by replacing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with aesthetic-expressive ra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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