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 Wolfgang Kubin (顧彬):我看當代德國哲學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communicative theory

Source Link:  http://www.facebook.com/note.php?note_id=201870629834287  原载于《读书》2011年 第2期

  • 前言:顧彬是人在中國的德國籍漢學家。底下的文摘將原文微幅精簡、重組與標示重點。以保留全部字句之文意為原則。評注另加。

【德國哲學的Judeo-Christian 神學底蘊】

在不涉及古代希臘哲學家,不涉及當代法國哲學家的情況下,人們大致會獲得一種印象:哲學家似乎只來自德語國家。不過這問題可以再詳細探究:德國研究哲學的多是基督新教徒或猶太人。基督新教和猶太教特殊影響下的德國哲學現象得看宗教改革。從一開始,基督教會就允許人們更自由、更獨立地思考。新教徒認真探討信仰產生了各種對自然、創造和社會制度的疑問,他們內心不得安寧,反復對《聖經》進行分析,從歷史來看,當時對《聖經》的分析、解釋,今天的詮釋學。

猶太思想家尋找的彌賽亞救世主,在Marx那裡被世俗化了。拯救不再是宗教事業,而是社會事業。從Walter Benjamin(1892—1940)把歷史看做一種神學、歷史為拯救社會而發揮作用的力量。瞭解猶太教和《舊約》的背景,才能瞭解馬克思、本雅明,法蘭克福學派(其成員中除Jürgen Habermas,1929-,都是猶太哲學家)。

反之,天主教哲學家仍多趨向保守,如:Romano Guardini(1885—1968),Josef Pieper(1904—1997),Robert Spaemann(1927— ),在國際上不太知名。當然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和Hans Blumenberg(1920—1996)是例外。

在德國哲學有一個典型的主題,與Hegel的概念「不幸意識」(unglücklichen Bewusstsein)有關:他是這個人,卻想做那個人,他生活在這個世界,卻要生活在那個{不同的、更美好的}世界。這種內在張力,需追溯到基督新教和猶太教。

蘇聯覆滅後,憂鬱在德國成為一個哲學主題。不同於美國和當時東歐集團,同樣也不同於毛主義,在德國憂鬱經常被看做哲學家的生活態度,從未禁止。所以,Habermas說:在哲學中我們是絕望的。哲學僅解釋問題、使人們有可能對自己知識的局限性進行思考,不解決問題。發現自己知識的局限性後,人們為此難過或高興。傾向實用主義的美國哲學家完全不會這樣做。他們只想提出我們也能回答的問題。一個德國哲學家不願提出他能夠回答的問題,寧願提出他無法解答的問題。 (例如,天主教思想家Josef Simon,1930—認為,知識上的局限性是令人愉快的。如果人知道一切,那麼他就跟上帝一樣,這會導致哲學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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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基督新教宗教改革的思想自由解放
  • 不幸意識與憂鬱:提出問題、解釋問題被視為一種事業:正統基督教神學根本無法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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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哲學家對外語的掌握、對政治的關懷、對傳統的重視】

德國哲學家不得不掌握多種語言,希臘文、拉丁文、猶太文及法文的遺產研究的基礎。沒有讀懂外國哲學原著的能力,這在德國是難以想像的。

德國的哲學抽象推論不是與世隔絕的。有像Blumenberg那樣完全隱退到農村去思索的,也有像Habermas這樣的哲學家,甚至有像斯洛特蒂克(Peter Sloterdijk,1947—)這樣的哲學家參與電視節目,做出哲學的解釋。

當代德國哲學通常也帶有政治的一面。Hans Georg Gadamer(1900—2002)與納粹保持距離,Heidegger與納粹合作(隨後既未對此進行反思,也未清除有關著作)。1919在維也納時,Karl Popper(1902—1994)是一個熱情的共產主義者,後來他反共,由於政治局勢,離開維也納移居英國。Heidegger的學生Hans Jonas(1903—1992)為了自身猶太信仰,於1933年移居耶路撒冷。在希特勒時代,Blumenberg被看成半個猶太人,不允許上大學。根據在第三帝國的經歷,Karl-Otto Apel(1922 -)想創立一種具有普遍性的倫理思想,其中不僅包括道德規範,也包括政治準則。

最有意思的是Habermas。他在波恩大學一名哲學家(1945年以前曾是納粹分子)指導下讀博士。Habermas原來想留校任教,卻由於政治原因離開母校、放棄哲學轉向社會學,遠走法蘭克福。第一,他認為波恩教的哲學沒有承擔政治義務。二、他吃驚地發現,Heidegger在納粹時的著作在1945年後竟然可以不加任何修改地重新出版。Habermas率先向Heidegger這位Freiberg哲學家發難開。強烈的義務感使他一再和德國社會民主黨(SPD)代表們公開露面。儘管可能過火了些-根據德國的歷史經驗, 一個哲學家應該有自己的政治立場和觀點,但不能和政策與黨派觀點混淆,否則就失去了自己的獨立性。

但Habermas也清楚地表明:德國哲學家不是各行其是,而是處在互相的討論之中。他們共同思考,互相推薦。上世紀六十年代末,Gadamer在反思有關成見的概念時,把這個概念與啟蒙運動相互聯繫。Habermas同樣認為自己是啟蒙運動的繼承人。他作為批評性理論的代表與系統論的代Niklas Luhmann(1927—1998)進行討論。六十年代,在Popper和Theodor W.Adorno,1903—1969)之間發生了一場有關實證論的爭論。Apel使當時無名的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在六十年代的德國引人注目。

德國哲學追問為什麼,不是一種帶有破壞性的哲學。Jonas和Blumenberg的哲學起點是晚古時代的神秘直覺(Gnosis)。 他們提出了不完美的創造和創造者與創造物之間的特殊關係等問題。Apel批評康得的先驗哲學忽視了理性的語言限制,發展了自己的詮釋學。Luhmann哲學建立在凱西勒的基礎上。Habermas對 Schelling、Kant、Hegel和Marx的思想進行分析討論。德國當代哲學試圖與過去的哲學劃清界線。在個別情況下,德國少數 哲學家甚至會在美國或法國哲學的影響下,提出形而上學的終結。儘管如此,古老的形而上學和它那些眾所周知的主題仍然受到德國哲學的特別關注。

Gadamer曾說:「沒有傳統的人註定要扮演小丑。」德國哲學深入研究不同的思想,以傳統為依據。反觀不少中國當代作家已不再掌握傳統,一些屬於世界文學的中國詩人也同樣不再去觸及傳統。因此,劉小楓、歐陽江河等人發出悲歎。

文革時期,人們認為傳統是一座「靜止不動的石堆」。德國人卻說:緊靠這堆石頭,可以開闢出一個新世界。傳統是一切語言和一切思想的源泉,唯有藉著繼承或批判過去才能前進。馬克思在對Hegel的批判中,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Habermas在對Heidegger的批判中,成為哲學家。Popper把Plato、Hegel和Marx稱為開放社會的敵人,指控他們主張極權主義,正是在對他們的批判中,Popper發展了他有關開放社會的理論。如果想完全看懂德國當代最著名的詩人Durs Grünbein的作品,人們不但應該學習很多拉丁文,而且應該熟悉古羅馬哲學。

德國哲學家經常以詩歌為例來闡述他們的哲學。德國詩人經常用他們的詩歌來思考哲學問題。這方面的兩個典型人物是Heidegger爾和Friedrich Hölderlin(1770—1843)。

以Popper為例,德國哲學不僅傾向於形而上學,而且也嘗試著把一切都放入一個固定的系統裡。現在黑格爾幾乎不再有影響,這主要與後現代主義對每種系統論的批判有關。但與後現代主義在法國的經歷相反,後現代主義在德國從未產生過影響。因此在這種情況下Luhmann仍然敢於建立系統論,而他的做法顯然也只在德語國家得到普遍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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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後現代主義在德國從未產生過影響」,「卻有人(其實不少)隨法國哲學家提出形而上學的終結」?
  • Jonas、Beck、Luhmann 和 Habermas 的第二現代,雖是繼續朝向與後現代相反的大一統方向努力,卻也吸收了很多過去後現代對第一現代的批判。
  • 這也說明,黑格爾只是表面上不再影響,但不少人仍在他身上看到詮釋學繼續往下走的材料(cf. 陸敬忠)。
  • 「傳統是一切語言和一切思想的源泉,即使在批判過去的情況下,也同樣如此」。文化大革命不也是批判過去?蘇聯的共產政變不也是?怎不一樣了?顧彬在此的「權力論述」有些單薄,無法凸顯五四及新中國文化革命「暴力性」及「反智、反啟蒙」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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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反復指出,當代中國精神缺少一種有活力的傳統。一種不盲目地否定、從批評的角度來繼承的傳統。不少人在中國現代性中感覺到無家可歸。這種無家可歸的感覺始於五四運動。歷史的不公平在於:那些1919年在中國和1968年在西方批判傳統的人,他們本身還掌握傳統,因此能留下偉大的作品。但是他們的後代不再掌握傳統,只能在現代,在現存的事物中生活、思考、存在,同時摹仿意識工廠 ,也就是,摹仿媒體、百貨大樓這些流行文化推薦給他們的生活目的和生活任務。這種文化只是一種生活感情的表現方式,不再有歷史或不再想有歷史。

1989年在全球範圍內, 「the power of now」取代了過去在各體系中占支配地位的歷史神學。過去左派說「我們不再要日常生活」。今天的消費者說「我們只要日常生活」。未來和過去不再發揮原有的影響,當代與過去、當代與未來之間的張力在人的意識中已顯得不復存在。如此幾乎不再可能去想不幸意識。目前在德國,基本上只有哲學家會注意到這種「消費將取代記憶與回憶」的情況並發出警告。

【當代德國哲學的三個主題:語言、倫理與道德、法律與社會】

當代德國哲學主要有三個主題,其中對語言的討論可能是最持久的。

隨著Nietzsche 和Wittgenstein開始了一種對語言的分析批評,1967年Richard Rorty(1931—2007)稱之為「語言的轉向」(linguistic turn)。 用Gadamer的話來說,語言的轉向意味著「我們對世界的一切認識是通過語言得到的」。根據Simon的觀點,只能借助語言來談語言的問題。所有的概念需要解釋。在解釋這些概念時,出現了許多其他的詞。這些詞也需要有更確切的解釋。這就是說,用我們下的定義無法得到最後一種誰都承認的結果。這個在今天被我們下了定義的事物,在明天我們也許會有完全不同的理解。為此,當代德國哲學強調沒有最終的知識。

波恩大學的Wolfram Hogrebe(1944-)堅持:我們的思路應該多從我們不知道的知識出發,因為我們經常不知道我們到底不知道什麼

世界的大小是由語言的大小決定的。Heidegger、Gamdaer常把語言比做房子或故鄉,及我們存在的條件。Apel發現:人作為會說話的有生命之物,生存在一種交流對話的共同體中,因此也生存在一種世界性的進行論證、論辯的共同體中。

然而在中國,人們傾向認為語言只是用來表達內容的工具,殊不知語言本身就是內容

不僅被我們談論的物品通過我們的語言會發生變化,而且通過我們使用的語言也會變成不同的人。如果不能說話或不能正確地說話,如果沒有人對我們說話,或沒有人對我們正確地說話,我們會生病。所以古老的文化總是不斷地提到語言的療效。我們也知道,沉默可以被當做一種懲罰,沉默也可以損害我們的健康。

第三帝國濫用語言,使許多人為此受害。至今這種傷害仍存留。所以對語言的分析批評同時能成為對道德的批評。Simon曾說,當兩個人在一起時,真理才開始出現。當有溝通對象在場時,人就會注意自己的話語。

如此,倫理道德成了德國當代哲學的第二個大主題。面對法西斯主義、冷戰、擴充軍火、環境破壞對人類文明的威脅,德國哲學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也有了實踐性的傾向。如作為哲學倫理學最重要的代表之一的Jonas,面對以工業技 術為基礎的文化時,就提出了一個新的道德要求:「我們的行為應該符合生活的永恆性」。

德國當代哲學的第三個主題,與倫理道德相關,即法律和社會。探討德國當代哲學的法律和社會問題的代表人物是Luhmann和Habermas。這兩人都使用系統論。Luhmann認定社會不是一種存在,而是系統。這種系統有互相起作用的固定程式。社會的基礎是很多分支系統,比如經濟或法律。

自認為社會學家的Habermas如今是中國最知名的德國哲學家,這與他對社會的樂觀見解有關係。然而除了Habermas之外,其他當代德國哲學哲學家的影響和重要性只有在德語國家才能感覺到。這點應該先謙虛地承認,法國和美國當代哲學,即後現代主義非形而上學更符合時代的精神。這兩種哲學太強大,也太實際。它們在國際舞臺上沒有給德國思想家留下足夠的空間。與此相反,在德語國家,Jonas的責任原則,Apel的話語倫理學,Luhmann的系統論,Blumenberg對神話學的研究或斯洛特蒂克對時代精神的批判都深刻地影響到德國當代的神學、文學理論、政治、宗教和教育。德語各種日報、地區報經常出現哲學討論的報導。沒有哲學的德國是不堪設想的。從這方面也許可以說,哲學在德國有它自己的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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