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思] 誰在替我們做決定?利息、保險、與風險的社會倫理與哲學

【利息】

Banking District
Image by bsterling via Flickr

I.

其實眾多經濟學家至今仍對利息的來源與本質爭論不休。其中比較著名的有資本生產力論、資本使用論、節欲論、時差論、人性不耐論、等待論、購買力使用論、流動性偏好論、不完全貨幣論等截然不同觀點。 當然還有馬克思的觀點:利息就其本質而言,是剩余價值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是利潤的一部分,是職能資本家為取得貨幣資本的使用權而交給借貸資本家的一部分剩余價值。它體現著職能資本家和借貸資本家瓜分剩余價值的關系。

II.

利息並非是由於對當前資本的供求而產生,而是來自於對未來財貨的供求。

張三有一個果園,李四有一個桔園。一個蘋果換兩個桔子。然而,如果張三有蘋果,但李四的桔園沒有桔子,那麼李四在今年吃張三一個蘋果,在來年要給張三多少桔子呢?說是三個吧,那來年多了一個桔子以交換當年的蘋果,這多出來的一個桔子,就是利息。不錯,利息的存在不依賴於貨幣的存在,即使在以物易物的時代,利息也同樣無處不在。放棄當前的享受以待將來,既是投資;相反,放棄將來的享受而用於現在,既是借貸。

利息雖然可以不依貨幣而存在,而一旦以貨幣來計算利息,還要考慮貨幣可能貶值,如果貶值是可以預期的,那麼在當前的借貸合同中則可以加上預期的貶值,否則貸出者必然要遭受損失。

前面說到,利息產生於對未來財貨的供求,那決定利息的因素是什麼呢?簡單來講,最關鍵的因素有三個:心理因素(人性不耐),即為了享受現在的100元,你願意放棄來年的多少錢;第二個是勞動收益(投資機會)今年投資100元,可以在來年收獲多少錢。第三個因素,即風險或不確定性。

自然,如果一個社會中人們對現在享受的迫切程度增加,那麼可以預見利率會有所增加。相反則相反。可是,人們的心理因素能夠決定利率的高低,但是卻不會影響到社會的總財富。或者說,無論心理因素有怎樣的變化,以及未來有怎樣的借貸,總的財富是不會改變的。

———

先前在文字上欠缺謹慎地定義。但個人的想法是,在「實質總財富」沒有改變的情況下,將「心理因素」和「風險成本」量化成為利息的計算方式,就是「無中生有」存在的情形。利息雖它有可以脫離貨幣系統存在的形式,但透過貨幣來計算才能方便和精確有效地量化風險,而貨幣系統本身的通貨膨脹性質使兩相結合後的利息計算會成為一種複合的形式:損失的風險 + 對延遲或提前消費的代價計算 + 貨幣貶值的計算 + 銀行家控管這些金錢和執行這些計算的人事費用分攤。

IMF MD Press Conference 8
Image by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via Flickr

【保險】

不論是保險,或是借貸的銀行,都是作為一個主動承擔這個風險成本的單位。在這之上,他們藉由收取保費和放款來賺取利潤和剩餘價值。例如說,如果經過統計,100個擁有萬元名錶的人當中每年有一隻錶會無故壞掉或丟失,我跟這100人,每年收取100元,保障那個丟錶或壞錶的人可以得到一萬元的賠償。那就是保險。

然後,進行這個收放款行動的人,必須也將自己的行為看做一種勞動,需要計算人事費用和支出。因此,他必須要跟每一個人收每年200元的保費,好保證自己每年作這件事可以得到一萬元的利潤。

這在我看來,就產生一個真正的問題:為什麼這一百人,需要付出200元,來為1/100的機會保險呢?

這就是我說從實用而衍生的道德問題。因為如果不是這一百人都害怕手上萬元名錶在一年間壞掉的這百分之一可能性會落在自己身上,就沒有必要付出自己的 100元來支付保險,更別說是200元。

同時,一年365天之中,壞錶事件發生的平均時機是在半年第183天的時候。可是保險員卻在新年的第一天就收其了這一萬元。這意味著他有183天的時間可以保有和運用這筆金錢。

在純理論上,他是不能動用這筆金錢,因為他不知道壞錶事件會在1~365之中的哪一天發生,這筆錢必須隨時待命。然而實務保險操作上,保險公司卻可以用這些集來的錢進行大量會產生利潤、加速通膨的投資。而這些利潤的產生方式和通膨的效應,會再使一開始付出這200元的一百人蒙受資產貶值的損失。

有時候,保險公司會意思意思地讓保費降低,或是給客戶吃紅。可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保險公司的運作方式仍然是讓整個群體、甚至整個社會為著這個單一集團的利潤承擔共同成本。

這樣,原本在一個(基督教)社會主義下大家基於急難救助的原則而共同分攤風險的美德,在缺乏人際信任、專業化導向、只關注私人利益的資本主義群體中,就把人們對命運和不確定性的恐懼化作一種可經營的商業。

[文摘]【風險】

Source Link: 顧忠華,「風險、社會與倫理」,《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第五期,pp.19-38

如同以《風險社會》(Risikogesellschaft, 1986)在德國社會學界聲名大噪的貝克(Ulrich Beck)在該書中所提倡的,風險不像財富那麼有形,它的位置是「意識決定存在」。不少研究已證實,對於風險的分類與認知,經常帶有階級和文化性的差異,和社會階層、教育程度有關。所以對「風險社會」的分析,還必須了解「風險知識」的製造、傳播與分佈狀況,以及檢討專業知識「權威」的正當性問題。

Sociologist Anthony Giddens is a recent former...
Anthony Giddens

在哲學上(時間性、或然率、價值理論)看待「風險成本」必須被量化這個現象上,紀登斯(Anthony Giddens)對現代性(modernity)的分析或許可以提供一些幫助。在1990年的著作《現代性的後果》中,紀登斯認為,傳統社會的時空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自從人類發明了鐘錶之後,時間成為可計算、度量的抽象概念,並且從空間中被獨立出來。這使得現代生活出現了「離根性」(disembedding),個體憑著著一些信託框架(fiduciary framework),包括象徵標誌(symbolic token)與專家系統(expert system)便能遂行決策。 所謂象徵標誌,最主要指的是貨幣系統而言。至於專業分工下的專家系統,則確保一個人不需要擁有個人太多專業知識、不需要建立在地性或親密的交友關係,只要假手各方面專家權威,信任這個社會賦予給專家的頭銜、學歷,就能夠在社會中生存下去。

大體來說,「風險社會」的最大特徵,就是知識的不對等性、未來的不確定性。

如同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在《現代性的哲學論域》一書中批判性地繼承韋伯(Max Weber)學說時所揭示的:資本主義的企業組織和科層官僚的國家機器兩個既分化、又相依的制度系統已經宰制了現代社會的基本結構。

在紀登斯和貝克看來,現代化的倫理問題在於減緩這個基本結構所導致的激化現象。

關鍵將是使行動者及組織一同夠過認知、學習、溝通等過程,加強一種「互利」、「共生」的相互責任感(deontology),並且能達到對「趨吉避凶」有所助益的要求(pragmatism)。如果說「第一現代性」意味著所有社會個體的啟蒙解放、主體性的個人化,那麼這個「第二現代性」(或貝克所說「反省性的現代性」)的訴求,乃是要喚起「命運共同體」(Schicksalsgemeinschaft; companions in fate)的社會連帶(solidarity)意識。亦即,唯有個人強化具風險意識的「責任倫理」(Verantwortungsethik),方能有效地因應風險社會的挑戰。

環顧近代倫理學、政治哲學、乃至社會思潮的發展,無論資本主義「掠奪式的自利觀」、自由主義「無負擔的自我觀」、個人主義「非社會性的人權觀」都需要受到嚴厲的批判與檢驗。對痛陳現代性導致風險、污染、貧富不均、人權遭受漠視的思想家來說,現代主義的最大自欺之處,便是以為轉嫁給「他人」的成本與個人無關,不知道風險的「迴力鏢」效應。這種無知來自於假定有一個「自我」是「超越社會之上」的錯誤幻想,上個世紀中期早已被涂爾幹揭穿。

故此,韋伯嘗試建立一種「責任倫理」,以此和「心志倫理」(Gesinnungsethik)相對。在韋伯的提倡後,德國社會學家約拿斯(Hans Jonas)在1979年的《責任原則》(Das Prinzip Verantwortung)中繼承這個路線。他認為「責任」的範圍有必要水平延伸到「自然生態」的環境和垂直延伸到「未來」。他強調科技時代引發的任何危機,都難以歸責到個人。「我們」必須成為共同承擔集體作為的單位。「責任」需要成唯一個普適性的倫理原則。

Jurgen_Habermas
Jurgen Habermas

貝克更認為,這個觀念可以發展為一種經過「反省」提升並揚棄「目的理性」(zweckrational)後,具備社會性和公共向度的倫理主張。[1] 這種重視共同命運、規範共識、社區公共參與的「第二現代」轉向,說明了「反省」不再是個人意願與能力的問題,而是後工業時代和風險社會「集體反省」的必然走向。

——-

然而,我們仍不禁懷疑,如果資本主義中以進取、冒險精神、和競爭為基礎的基調不變,等人,連帶性的個人主義(solidary individualism) 的規範結構取代功利個人主義(utilitarian individualism)的訴求,又會能夠得到多少的道德推進力?

杜拉克認為,藉由市場​的分裂、分隔和疏離,來維繫「自由」和「充裕」,是我們在資本主義自由社會下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和抉擇,「在這樣一個社會,或許我們可以小惡,​而不以大善為主要的考量。」(Peter Drucker,廖月娟譯,《旁觀者-管理大師杜拉克回憶錄 》 (Adventures of A Bystander) 台北:聯經,頁243)

我們可以期盼下一個時代的社會成為一個具有高度風險意識和責任共性的社群,然而不論是紀登斯所說的「烏托邦現實主義」、貝克「反省的現代化」(reflective modernization)下的「生態民主烏托邦」、約拿斯基於對遠程效應之情感及想像的「未來倫理學」、哈伯瑪斯「溝通理性」下為他所信賴的「規範結構」,都認為個人的自由意志抉擇是可以在某種「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所鼓吹的的「善」之下被限縮和犧牲的;只是我們真的預備好相信一個人類集體自我實現的烏托邦社會了嗎?人類終於成為人自我拯救的答案了嗎?

Max Weber 1917 at the Lauensteiner Tagung. In ...
Max Weber

[1] 法蘭克福學派的盧卡奇(György Lukács)和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通常將韋伯對目的理性的原始概念窄化詮釋為「工具理性」(instrumentelle Rationalitaet),早期的哈伯瑪斯亦是如此。直到後期與法蘭克福學派決裂時方能較為尊重韋伯的原意,並嘗試以「溝通理性」來持續發展韋伯的觀念。

(目的理性原為價值理性,關注屬人類世界美善與理想性的意義和價值,屬人世界不同於一個純粹自然的物性世界。工具理性是科學理性,一種用邏輯的和實證的方式分析把握對像的思維,適合把握自然法則的世界,卻並非審視價值世界、人的世界的最恰切的尺度和眼光。近代理性主義與科學主義是典型的工具理性,由於工具理性漸漸成為衡量一切事物的標準,它逐漸取代價值理性,最後反使自身變成了目的理性。﹍

Publicités

2 réflexions sur « [省思] 誰在替我們做決定?利息、保險、與風險的社會倫理與哲學 »

Poster un commentaire 我有話說

Entrez vos coordonnées ci-dessous ou cliquez sur une icône pour vous connecter:

Logo WordPress.com

Vous commentez à l'aide de votre compte WordPress.com. Déconnexion / Changer )

Image Twitter

Vous commentez à l'aide de votre compte Twitter. Déconnexion / Changer )

Photo Facebook

Vous commentez à l'aide de votre compte Facebook. Déconnexion / Changer )

Photo Google+

Vous commentez à l'aide de votre compte Google+. Déconnexion / Changer )

Connexion à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