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 辛亥後民初的制度轉型敗因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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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的一百週年,也是中華民國的一百歲。由湖北省武漢市籌備、長江網互動傳媒網承做的「纪念辛亥革命、武昌首義100周年」官方網站,包含了一篇以Hannah Arendt 的威權理論分析政治歷史的文章「辛亥後民初的制度轉型敗因探討」。有思想洞見但稍微冗贅,我將內容摘要如下:

National Chiang Kai-shek Memorial Hall in Taip...
中國國民黨精神領袖蔣中正的紀念館

辛亥革命摧毀了延續兩千年的中華帝國秩序,它仿效美國革命,從地方獨立開始。究其勝利,乃非一黨之功,而是由三方政治勢力合力而成:一方是體制外的國民黨(革命黨)人,另一方是體制邊緣的士紳精英(進步黨),和袁世凱的北洋軍閥舊部。

在三方人的權力協商過程中,曾有兩次重建秩序的制度性實驗:議會民主制和袁世凱的威權政治,然而在短時間裡皆以失敗收場。原因是民國在革命奏捷後,沒有繼續走美國式的憲政立國之路實現「公天下」,反而轉向了法國革命擴張民意的共和模式。

晚清的朝廷陷入過權力與權威的雙重危機。按照二十世紀猶太裔德國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理論,權力(power)是授予性的、認可性的,而權威(authority)則是不證自明的,來自宗教和歷史傳統。權力是統治者支配和控制被統治者的能力(如軍事和法理的威權),而權威則是統治者所認同的、自願服從的統治,其表現形式可以是權力、制度、宗教或道德的價值符號,也可以是一種人格化的象徵。

秦始皇之後的中國帝制,君主合權力與權威于一身。他既是王朝的權力核心,又是作為天命在人間的代表、帝國的正當性象徵。晚清所發生的是李鴻章所驚呼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原因是這個權威和權力的典範轉移:辛亥革命重新塑造了權力的正當性,蒼天崩塌,天命不復存,代替蒼天的是人民,新的天命便是人民的同意。

此一變局,以嚴峻的形式表現出來,就是四分五裂的國家。解決「失序」的途徑,可以有兩個:一個是迅速建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平定各種封建勢力和軍閥,以集權方式維護穩定;另一個是持久的,各種政治勢力協商妥協,建立以憲法為核心的憲政秩序,將革命所釋放的各種政治力量,吸納到議會這個蓄水池。

然而民初三派勢力都膠著於權力的爭奪,而忽視了權威的重建。本來憲法未成之前,應按照南京臨時政府通過的約法暫行其事。然而,兩千年來的中國缺乏法治傳統,法本來只統治的工具,有法制而無法治。革命顛覆了傳統的王朝統治,卻一時無法改變舊的社會風氣和政治傳統。從政治家、士紳精英到平民百姓,迷信權力、漠視約法成為革命後各派政治勢力的共同趨向。

民初政治的最大糾葛,是民權與國權、內閣制與總統制的爭鬥, 這些爭鬥都圍繞著權力如何分配。國民黨要求實行內閣制,掌控議會,而進步黨希望建立總統制,借助袁世凱的勢力,建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兩派忙於黨爭,打擊對方的勢力,擴充自己的權力。李劍農指出:「從唐內閣到趙內閣,同盟會派的人只恨內閣不能全操入己黨手中,以為還是黨勢太弱,極力擴張黨勢;非同盟會派的黨人,也深恐內閣完全落入同盟會派的手中,一方面極力反對政黨內閣之說,一方面也極力造黨與之相抗。」

凌駕於黨爭之上的袁世凱,則從中漁翁得利。借勢擴張總統的權力,在沒有總理副署的情況下任免官員。刺殺宋教仁案更是民初政治的重要轉折點。宋案的各方證據都指向袁黨所為,本來民國之後,共和觀念深入人心,假如通過合法的體制內抗爭和法律解決,國民黨未嚐不可贏得主動制肘袁黨。然而,國民黨過於迷信武力,率先破壞法治,發動二次革命,不但軍事死傷慘重,還在輿論之中輸掉了道義。對憲政深有研究的李大釗如此評論:「革命初成,國民黨以全盛之力,蓬勃一時,而不能善用其鋒,與當局相見於政治平和競爭之軌,徒欲以感情相尚,血氣相凌。」

國民黨元氣大傷,其政敵進步黨獲得了組閣權。 袁世凱乘勢要求立憲之前,先選舉總統,兩黨與之妥協而棄約法程序不顧,提前通過總統選舉法,並將袁世凱推上正式大總統寶座。議會民主制所賴以存在的法治基礎被自己拆光,無異於政治的自殺。袁世凱在法治的廢墟上先是宣布解散「亂黨」國民黨,然後解散國會,建立了「中華帝國」的強人威權統治。

按照二十世紀美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觀點,從神魅領袖(Charisma)統治的權威轉型為法理型統治的權威是民主共同的關鍵。美國革命之後的重心並非圍繞著權力,也不急於擴大參政權,而是追求制度的轉型,通過立憲建立統一的共和制度。立憲共和與民主共和是兩條不同的政治道路,民主共和所致力的,是權力的安排和政治參與權的擴大,它可以迅速滿 足各種政治勢力進入權力中心的欲望,但它是以制度的穩定性為代價,各方在政治衝突之中容易「失序」,嚴重則導致(如法國大革命後多次)共同體的破裂。立憲共和,反之則從權力分配來看顯得保守,它所著力的是制度(憲政秩序)的建造,乃是韋伯所說的法理型統治。

先民主還是先立憲,正好代表著成功建國的美國革命和內戰動盪的法國大革命後所選擇的兩條不同道路。

民國建立之後,國民黨延續革命成功的思路,拚命擴張國會的權力,讓總統變得有職無權,試圖通過擴大民主的方式建立以議會為中心的權力秩序。進步黨人則對洶湧而起的民主浪潮和地方封建的回潮,恐懼中國將會分崩離析,乃一心企盼通過袁世凱建立強有力的中央權力收拾革命後的秩序。一個致力於民權,另一個主張中央集權,雙方在權力問題上大動干戈,卻將最要緊的立憲問題置於次位。兩黨以為搞定了最高國家權力,便天下太平,殊不知日益加深的權威危機才是真正的矛盾所在。

楊度如此形容革命後的權威危機:「君主乍去,中央威信遠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事實上,傳統中國一直存在著雙重權威,君主代表政治權威,儒家士大夫代表道德權威。兩種權威的最終源頭都來自於天命。辛亥之後,不僅政治權威虛空化的問題在轉向法理型統治的陣痛過程中得不到解決,連本來應該作為社會中堅份子的知識份子道德權威也在崩壞。不僅作為帝國意識形態的儒家義理隨著王權的崩潰而失去了肉身,成為無根的孤魂;洋化的新式社會知識份子也先是在洋務運動和晚清新政中被金錢腐蝕,隨後在民初的議會選舉中墮入政治腐敗。輿論對社會精英失望之情,溢於言表。

陳誌讓敏銳地注意到,民初政治的最高原則,並非合法或違法,而依然是傳統的「有道」還是「無道」。偏偏辛亥之後,天下之道,山崩地裂。各路政治勢力皆大行其「道」,不論是訴諸抽象的倫理大德或縹緲的人民公益,每一次討逆宣言,皆慷慨激昂。然而沒有具體的制度肉身,民初之「道」無法轉化為真正明晰且有凝聚力的法理規範。

中國政治歷來是外儒內法。對於法的觀念,儒家是道德為體,法律為用;法家則是權力為體,法律為用。問題即在於此:無論在道德還是權力面前,法都淪落為工具性的次等價值民初的約法也好,法律也好,乃至法統也好,通通不過是爭奪權力的工具。表面爭的是「道」,實質搶的是「權」。各種「道」互相衝突,獨獨缺乏超越於意識形態和派系利益之上的制度性法理和公認的政治價值。

國家大法要讓各黨各派普遍接受,最重要的是制定出來的規則不是針對具體的人或黨派,也不是權力的具體安排,而應該是一 種超越黨派、超越權力並能駕馭權力的制度性權威。

民初的立憲,從臨時約法到天壇憲草,一切圍繞著權力軸心展開,不是為建國奠定黨派中立的制度性權 威,而是一場政治權力的角逐。南京臨時政府的《政府組織大綱》原規定的是總統制,待臨時大總統由孫中山讓給袁世凱之後,《臨時約法》即改為內閣制,以便架空袁世凱,通過國民黨在議會中的多數,保證權力掌握在自己手裏。 當時輿論即譏諷所謂約法是對「人」立法。楊度批評說:「民國立憲之權操於民黨,民黨之所謂立憲,亦非立憲也,不過藉立憲之手法,以達革命之目的而已。」

因為擔心天壇憲草會像臨時約法那樣具有黨派性,章士釗、梁啟超等一些民國輿論界大佬紛紛建議另組超越黨派的「制憲委員會」,由政治中立的專家來主持立憲。梁啟超說:「國會為政黨劇競之場,選舉委員,勢不能不雜以政黨之臭味。委員會成立後,政 黨分野,亦終難消滅。」最好的辦法,乃是「專設機關,得不黨之人較易,即與黨派有關係之人,克制其黨派性亦較易,且聚不黨之人與各黨院內院外最優秀之人於 一堂,共此大業,日相接洽討論,感情自能日融,其間接有造於將來政界者。」黃遠生呼籲要有「超然不黨之人,主持清議,以附以忠告之列,其言無所偏倚,或有益於滔滔之橫流於萬一」。

美國在建國之初也曾出現過私人利益泛濫、普遍出現腐敗、派系與黨爭等一列問題。究竟是以古希臘的德性倫理(Virtue ethics)還是以現代的制度立憲方式解決派系的問題?深受基督教傳統熏陶的聯邦黨人相信,政治是建立在私利的基礎之上,私人利益之間的衝突不可避免,因為人性本身具有可墮落性,而人的理性也有易謬性。“

異議、爭論、相衝突的判斷,利益紛爭,互相敵對和競爭的派系的不斷形成,這些都是「深植於人本性之中」而不可避免的。因此解決之道不是像法國大革命那樣以公共的善的名義去壓抑私利的惡,或追求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式的整合全民利益的公共意志(public will),而是通過建立分權的憲政制度,以惡制惡,相互平衡,將私人利益轉化為公共利益。在費城制憲會議之中,雖然各州派系一方面相互承認對方的逐利衝動與衝突,另一方面尋求利益整合和政治妥協的可能性。

美國人堅信,權力總是會追逐私利,但制度的 設置卻能防止其作惡,轉私為公;只要有適當的制度性安排,各種分散的私人利益可以「共和」為民族的整體利益,反成了現代國家建構的奇跡。

盧梭式的思維與儒家的政治文化傳統恰有暗合之處,執著於將整體利益(公)與個人利益(私)截然對立,上升到道德善惡之必然價值的高度。一旦天下秩序失衡,私人利益泛濫,更多地不是從制度上解決如何合私為公,而是訴諸道德批判,試圖以純善之公心壓抑萬惡的私利。此舉不但不務實也沒有必要。

民初的政壇的怪局,便是各黨派都從一己之私拚命爭權奪利,卻又在黨爭之中高舉道德正義大旗,假借「天下之公」的名義討伐「圖私利」的政治異己。國民黨限制袁世凱的權力是如此,進步黨借袁世凱之手削弱國民黨亦是如此,而袁世凱一再僭越法治大搞獨裁更是如此。

清末的立憲派(進步黨)領袖梁啟超在民國初年曾經走過一段彎路。辛亥之後,他一度輕視立憲,改而擁袁,建立強有力的政府。立憲派(進步黨)養大了老虎,卻忘記把老虎趕進籠子,最後間接促成了袁氏稱帝。到這個時候,梁啟超方醒悟過來,重新回到立憲的立場,他明確宣布: 「吾儕平昔持論,只問政體,不問國體。故以為政體誠能立憲,則無論國體為君主為共和,無一而不可也。政體而非立憲,則無論國體為君主為共和,無一而可 也。」然而,立憲的聲音在民國初年是何等的微弱,被淹沒在民權與國權、內閣制與總統制、南北法統、聯省自治與武力統一等各種爭論之中。

美國革命通過憲政之路實現 「公天下」,但民初的中國卻轉而向法國革命靠攏,企圖透過權力的攫取試圖重建秩序的統一。在憲政之下,政治是一門我活你也活的妥協藝術,但在權力為中心的亂局之中,政治卻變成一個你死我活的生死之爭。

辛亥革命一個世紀之後,今天的中國依然承受著歷史留下的複雜遺產。

Map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howing administ...
Image via 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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