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應:「身為基督徒對真愛聯盟的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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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門,你將看見權勢和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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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一個基督徒;身為一個我所熱愛、並且參與的教會十分積極地推動真愛聯盟發起的「反對教育部在國中、小實施同志教育與多元情慾內容」連署的基督徒;身為 一個至少讀過好幾次聖經中被援引來定義同志性行為在基督教性倫理中是「罪」的基督徒──老實說,我能理解連署這份宣言的基督徒所主張的,更能理解這些在連 署頁面上簽下大名、我所敬重的許多基督徒家長對這些教育內容、以及為自己孩子的擔憂。

身為一個基督徒,我能明白、理解。但是,我只有一個疑惑…. (read more)

宗教信仰是先有形上學的系統,才有倫理學的相應價值觀。

也就是說,從認識一套信仰,到因信奉該信仰的教義教導和神明,而接受其價值體系的倫理規範、進而實踐出符合該信仰典範人物的品格,這中間必須經歷「訓蒙」的階段,也就是社會學上稱的內化(internalization)。

輸出(externalization)-客項化(objectivation)-內化(internalization)三段不同的社會距離

基督徒都知道要去到世上作光作鹽,轉化社會文化。但我們表現出的關懷常也無法避免有選擇性和自以為是的盲點。多元宗教的社會觀點能夠被臺灣的基督徒容讓,多元性別認同卻被當作必須聯手抵制的要務。原因之一是「多元性教育」已經被我們認定是一種「世俗意識型態、世界觀」下的產物。這個「產物」距離人的社會距離近,已經是概念化的成品,已經預備被大量生產並且透過政府和庶民機構通路上市、因而被基督徒視為主要戰場。

而該世界觀(道德相對主義、實用主義、多元主義)的社會距離遠,其操作的位置在於學術實驗室或宗教領袖間的「跨科際概念展」(interdisplinary/interreligious conceptual display)。一方面脫離普羅信眾的關注範圍,另一則存在時間已久,根據眼不見為淨的原則,自然排不到議程優先性。

雖然個人並不贊同這種接近民粹的思想動員機制,但它確實是組織行為學中就能觀測到的一般人性,基督徒並不會因相信上帝就自然免疫。姑且不說教會的組織文化是需要透過人經營維繫的,一個人的人格更是個體基因與自然環境、文化、及社群結合,並在時間陶塑下的成果。理解為關係網絡,它既有變動性又有穩定性。因此扭轉一般人性,不能透光過邏輯分析,而必須透過有意識的群體文化塑造。例如說抵禦在殖民時代時被灌輸的奴性思維,就必須透過培育一種後殖民的「反抗慣習」(habitus de résistance)。由於這篇文章主要將是透過概念述說來談應有的態度,實踐方法的部份只能在此點到為止:天國群體文化的塑造和品格培育,將是教會作為一個敬拜和信仰見證社群的一份重要使命。

我們的每一個思想言論和行動都在決定著基督教會作為一個人類群體在這世界上存在的社會意義。

基督教社會參與神學(theology of engagement)陳述性(descriptive)和規範性(prescriptive)的兩種層次

在自由民主的社會中,其實我們應該倡導的政治神學理想是:基督徒應該尊重宗教多元的客觀現實(the phenomenon of religious diversity),但不接受宗教多元論的意識型態(religious pluralism as an ideology);基督徒應該尊重性別認同多元的客觀現實,但不接受多元性向的教育價值灌輸。對自己和孩子們的要求都應該是如此。

若將以上的建言口號化,我相信許多的牧者和信徒都會認同:我們應當區分作為陳述性(descriptive)語言的現象描繪和作為規範性(prescriptive)語言的意識型態入侵,力求在達成現象學還原以先,壓抑論斷的衝動,掌握判別屬靈爭戰的原則。

這也就是說,多元性向的現實有很多科學和歷史上的成因,如同「謀殺」、「憂鬱症」、「離婚」等當代社會議題。每一個個案,都值得讓我檢視自己對事物認識的預設、我們自身的盲點,和我們遭遇聖經文本中的敘事及原則時的詮釋問題。

然而在實行面上,這就像我們要「恨惡罪,但愛罪人」是一樣地困難。

廣泛地說,從基督教「罪」(達不到上帝完美的標準)的範疇去理解「同性戀」、「謀殺」、「憂鬱症」、「離婚」都是可行的,然而去評估、甚至審斷「罪」的輕重、歸屬、甚至處理方式,卻不是同樣犯罪而且屬天智慧不足的我們可以靠斷章取義採用經文的方式做到的。

神更不曾立我們做世人的審判官。

現今教會的神學教導缺少一環,即認識到「尚未被囊括在基督救恩盟約群體之中的社會大眾,必然都是在一個我們所認為不健全的世界觀體系下處世為人的」。

因此,我們認為基督是唯一救恩渠道,他們不認為!我們認為同性戀(不論其傾向或行為),不是造物主原初美好的心意,他們不認為!我們認為是罪的、是罪人的,他們不認為(也沒有資格逼他們這樣認為)!

在這點上,如果對於在異教薰陶下成長的人,我們相信該以基督的愛循循善誘為他/她帶來光明和醫治,那麼對於在性向衝突掙扎中被社會壓迫和歧視的人,我們也更應當以基督的愛來在他/她身上宣告:「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而是要在他身上彰顯 神的作為。」(約翰福音九:3)

基督教社會參與神學:先知(prophet)和見證者(martyr)的兩種身份

確實,基督教會不僅僅從事遠離世俗大眾生活的修道、培靈、敬拜。在社會參與上,也免不了需要起到社會良心(social conscience)的作用。只是這裡又可以分為兩種身份定位:先知(prophet)和見證者(martyr—希臘文原意為見證人)。

先知向社會敲響時代的警鐘,為要讓這聲音為世人所聽見和辨析,它需要一個大眾化的載體(如同舊約先知大多使用演戲或行為藝術當作信息引子)。教會界今天如果只是用含糊不清的聖經原則和民粹式連署口號來反對一些特定社會議題,那將成為教會的失敗。宣教的使徒保羅提出一個重要的角色扮演和溝通原則:「向什麼樣的人,我就作什麼樣的人」(哥林多前書九:22a)。以色列的先知發神諭時,他的發話對象是那些同處神權立國的猶太教諸百姓,但我們今天國族框架並不是如此。這就意味著在立法院內,一位基督徒立委不可能單靠援引聖經來廢除或通過一項特殊法條;如果我們要向世界中人推動我們的良心訴求,我們就有必要將根植於我們形上學系統的信仰世界觀「翻譯」成世俗大眾的語言和邏輯辭令。

反之,見證者的言論則帶有十架福音的信仰基要性。他/她抵抗其他世界觀的方式是邀請別人進入自己的世界觀。從第一手的經驗和信仰母語發言,拒絕淡化自身救贖敘事的濃度和完整性,見證者所做的才是真正在特定議程的關懷之外將人帶進恩典,使人在慾念的捆綁和性向的衝突壓迫之下,重新認識並修復自己和神的關係。

不論是先知還是見證者,目的總是要多得人。如同保羅緊接著說的:「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哥林多前書九:22b)

「安內」、「攘外」須並進:認清身份尊重差異

但令人困擾的是,當代許多教會對待在社關議題立場上每每混淆這兩者。為出於自潔和自保而拿起石頭砸向淫婦時,忘了律法只能叫人知罪而無能使人稱義。

成天憂心世界是否愈來愈世俗化,但之所以我們被世俗化影響日深的原因,是自己並沒有愈來愈基督化。

當代的先知會發現,他/她的角色必定同時是見證者。有太多的基督信仰語言,是找不到適合的翻譯軟件被表達為世俗語言的。此時他/她要做的,是去換上見證者的白袍,在主的聖殿駐足禱告、尋求其言語和身份的潔淨,而不是糾結在連署人數且不肯放下遊行示威的擴音器或立法院的話筒。

「恨惡罪,但愛罪人」,這要求我們同時將「罪」視作社會學建構(objectivated)的實體,而予以先知性的猛烈抨擊(這個議題至今還有循合法程序發展和延燒的餘地,我相信也在於很多訴求確實還存有更優及更佳的翻譯可能性:這份公開教材裡偏差和不盡完善的部份應當各界集思共同協商改進),而一面也將自己納入「罪人」的範疇,為他人亦具備上帝形象(imago Dei)的基本神學事實而給予無條件的關懷和尊重。

這意味著我們應當「尊重不同的人有相異的性認同、性傾向」,也透過認識多元性別現象的存在,教導兒童與青少年「當尊重異己」。

先學會去關愛他們、為他們禱告吧。不但是為了彌補我們這個群族過往對他們的逼迫且依然在製造的傷害,也是為著真正地實現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所教導我們的。

如此,才也有機會在基督裡教導自己的下一代「愛自己、愛別人」,並「為那逼迫你們的人禱告」(馬太福音五:44)。那些跟隨基督的人,就在此學習將信仰的品格內化在自己的生命中。

20 thoughts on “回應:「身為基督徒對真愛聯盟的疑惑」”

  1. 1. 社會學中所謂的建構是constructive,我未曾聽說哪一個國度的社會學使用objectivated這個字眼。它不具有原詞拉丁語源上的意義。而如果要提到社會學建構,很抱歉,神、真理、你所謂的意識型態或其對立面就只能是被建構出來的。建構本身就是一個知識論上基進(radical)且冷酷到極點的字眼,我不確定您真的想使用它。

    2. 承上,我唯一能設想的例外,是以先知的理解,這種社會學亦是俗世意識型態建構。如果真是如此,很抱歉,請不要利用這種在實然應用上富含象徵權力(symbolic power)的字眼,來過渡自己的神學思維。你正在利用俗世意識型態下,大眾對於既有學科權力地位的想像,去正當化自己的論述。

    3. 如果要我壓下怒火去理解神的觀點,但願你能將這份大愛傳頌給無數個葉永誌那樣的男孩及其家屬,告訴他們自己親人的死或者畢生的創傷只是一種必須被迫接受的實然,並且在應然層次上永遠不接受性別多元的論述。不過,很顯然你無視於兩千年來人類壓迫未曾稍歇的實然,而不去懷疑在實然層次上,我們也早就應該考慮如何在應然層次上讓步,來讓更多的人免於面對現實的地獄。不,很顯然你只支持鄉愿地在壓迫後來對他們進行感化(有嗎!?)。畢竟相較於前者,這樣容易多了,不是嗎?

    4. 同樣容易多了的也還有,讓我們接受那些霸凌者的罪,讓我們愛他們,因為他們的作為,充其量只是手段(means)與目的(ends)的不合規範;在規範層次上,他們的作為呼應了神的指示。可以這樣設想的你,大概也只因為自己從來不曾是那個被霸凌的人。

    5. 如果曾經是那個被霸凌的人,卻還能接受你的想法,我想,這個社會上有種現實的針對這種現象的詞彙,叫做洗腦(brainwashing),相當符合這裡的語境。不過想當然對您而言,這只是一種俗世意識型態罷了,但您想必還是可以接受這種描述作為一種實然--依照你所提議政治神學理想--只是不應該提倡這種語言的使用作為道德規範。言盡於此,只願您不是一位扶手椅神學家(armchair theologist)。

    1. 1. 不是 construct. 就是objectivation (我翻做客項化,譯名未統一). Peter Berger的系統。construct, constructive, construction 在適用的地方我也用。
      2. 承第一點,您說的「這種社會學」和我所說的恐怕就岔開了。 我意圖呈現的「先知」」是在基督教會中以及基督教社會下可以適用的理解。同時在宗教自由的多元民主社會中也具備相容性(compatibility):某某人「作為被教會所認可、具有敏銳度的時代先知、某某宗教意見之領袖」可以得到世俗大眾輿論的重視。世俗之所以許可其發言權,一是在於其語言已經轉化為世俗理性下公眾認可的詞彙,二是基於該先知或宗教意見領袖、專業人士所代表之信仰群體過往以來在社會參與中所累積的信用(credit),而非來自宗教獨斷論述的超驗賦權。其發話權力的正當性完全是自由社會模型下所認可的。您仍然可以不認可,但您必須能提出相抗衡的公民社會模型。
      3. 您誤解了。
      4. 很抱歉看不懂您這段的表述。My bottom line: « both the means and the end » of the power exerted by the Church unto the world have to be biblical and godly.
      5. 我認為聖經對釋放被壓迫者的解放教導(見證者的義務),優先於代替上帝向世人過渡宗教價值(維繫自由社會的道德底限,先知的義務)。

      此文被轉錄在別處(ptt.cc/Christianity)已經有引發一些質疑和討論,在回覆當中我也試圖更淺顯完整地展開一些概念。希望對您有幫助。

  2. 好的看過了你在該版的解釋,很抱歉做出了不當的評述,確實是因為相關議題的連結誤讀了您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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