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 北京法大弒師案:法律與愛的教育缺失

12年的留法生涯,造就了程春明浪漫的性情。法大的眾多教師中,程比較「出位」的是不羈的穿衣風格,不止一位學生提到他的那條紅色花格褲。有一次接受採訪,頭戴鴨舌帽、腿上套著一條皮褲的程春明對記者說:「我喜歡著一條漂亮的領帶,讓法大增色添彩!」

據政法大學同學的介紹,教授程春明生前在講授西方法律思想史這門課時,曾提到過這樣一句法國名言:L’absence est à l’amour ce qu’est au feu le vent; – Il éteint le petit, il allume le grand. 分離於愛情,猶如疾風於火焰——它吹熄弱火,卻引燃烈火。

Source: http://magazine.sina.com/lifeweek/504/2008-11-16/225063734.shtml

生命之輕

尋找陌生殺機背後的理由,是一次道德拷問的艱難過程,越接近真相,越會發現,老師、學生、學校,甚至社會,都無法推諉他們在事件中所需付出的責任,沒人能在這場因果循環的悖論中倖免於難。到底什麼才是悲劇的元兇?

迷途付成勵:成長是一種痛

« 大四 »是象牙塔與真實社會之間最後那層窗紙,22歲的付成勵本來正在經歷人生的這個階段。他留給朋友們的印象,更多還是未經污染的真誠和單純, »熱情、直率、一根筋 »,好友感慨, »看著他,就像看中學時候的自己 »。悲劇因此更令人震撼:這個內心世界黑白分明的年輕人,究竟經受了怎樣的隱痛與掙扎。

在接到自首報警趕來的公安將兇手控制時,有學生碰巧看到了那年輕而絕望的眼神。他回憶說: »他的眼袋很深很重,眼圈很黑,感覺很灰暗,經歷了不小的精神掙扎。 »程春明沒有看到這雙眼睛,他沒法明白這雙眼睛裡的巨大仇恨從何而來。他可能連這個當面奪走他性命、名叫付成勵的年輕人的面部輪廓都沒看清。在後來沸沸揚揚的傳聞裡,這兩個年紀相差21歲的人成了傳說中的 »情敵 »。

程春明的前法國生活

程春明留給導師劉筠謙的印象是「沒見過什麼世面,不愛出風頭」。在家鄉師友的眼裡,他只是一個 »純樸的農村孩子 »,甚至他的學習成績和聰明才智也沒有十分出挑和醒目。如果不是因為此次惡性事件,程春明只是從家鄉人的生活軌跡中輕輕地劃過而已,不留什麼痕跡。

他死得毫無徵兆。要說程春明生前被何事困擾,這位法國留學回來的青年教師可能列舉出一籮筐:這些年,他的工資漲得很緩慢,在家裡他的收入還比不上比自己年輕十來歲的妻子;他12年的異國留學生活就夠曲折了,回國後,他在學校的仕途上走得同樣坎坷,他的副處長職務只做了兩年就在換屆時候給順理成章地擼掉了;他這個人沒什麼心機,跟學校和學院的領導就是相處不歡。

他直到40歲才被評為研究員,從副高職稱轉正高職稱的道路一波三折,而這正是中國政法大學在高校市場化背景下快速擴張的時期。他2000年剛進學校的時候,全校才不到70名教授,現在,教授已經接近200名了。更讓他鬱悶的是,在他 »多年媳婦熬成婆 »之後,新校長徐顯明到任,大刀闊斧地改革,重用引進人才,許多跟他一樣有留學背景的青年學者直接就被破格 »扶正 »了。他只能感慨時運不濟。

可這些雞毛蒜皮說起來沒什麼大不了的,不止程春明一個老師會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這裡也實在沒有一件足以給他帶來危險、甚至將他推向生命的絕境。

尋找陌生殺機背後的理由,成為人們最為熱衷的事。這場意外兇殺成了10月28日到11月初中國政法大學校園論壇 »滄海雲帆 »上最熱鬧的談資,28日當天晚上,這個BBS一夜間刷新了上千條帖子。這些旁觀者好奇的追究給事件中的受害者造成新的傷害。

這是一次道德拷問的艱難過程。越接近真相,我們越會發現,老師、學生、學校,甚至社會,都無法推諉他們在事件中所需付出的責任;而另一方面,所有當事方又無不充當了受害者,沒人能在這場因果循環的悖論中倖免於難。到底什麼才是悲劇的元兇?

本文選自《三聯生活周刊》2008年第42vol.504, Sun, 16 Nov, 2008

Source: http://magazine.sina.com/lifeweek/504/2008-11-16/ba63736.shtml

程春明:「10·28」 悲劇的主角

一個再平常不過的下午

這天是10月28日,再有幾天,程春明就要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去任職了。他心情不錯,約了一個叫李衛海的同事下午17點在中國政法大學西邊一家叫「風波莊」的徽菜館吃飯。

從在西三旗的新居到昌平校區,要搭公汽,轉學校班車。程春明結婚前剛買完房,他的積蓄很少,買房的錢來自他的妻子楊寒(化名),兩口子手上剩餘的錢不夠買車,這樣路上來回倒騰的日子看起來還得持續些時間。為此,他保留了2000年剛到中國政法大學時學校分給他的一套宿舍,在教職工家屬院。去年搬家之後,那裡的傢具沒動,以便晚上上完課不用趕夜路可以有地方住宿。這一天晚上18點45分,程春明在端升樓201教室有一節「比較法總論」的課,他在楊寒幫助下準備好了課件和法文講義,提前出門了。下午,法學院還有一場學生羽毛球賽,他打算去看看。

程春明要離職的消息在學校和法學院裡傳了有些時候了,並沒有引起太大的動靜。現在的高校跟以前大不相同了,學術利益、個人糾紛,乃至人事矛盾都不再是令人難以啟齒的個人問題。那些人與人的磕磕碰碰,常常成為拿到台面上的公開恩怨。學校和老師的關係就像一對不牢靠的戀人高等教育市場化的結果之一,是各個高校在師資待遇上的差別急劇拉大,如果老師對自己在體制中的處境和所得不滿,他完全不必再委曲求全了,最乾脆的選擇就是一拍兩散。在法學這類供需市場炙手可熱的專業,教師跳槽更是家常便飯。這些天,師生們的注意力都在該校另一位叫楊帆的教師身上,這名教師跟學校之間的齟齬原本只是「內部矛盾」,在中國政法大學內部論壇「滄海雲帆」掀起的討論已經持續多日了,不知是什麼時候被好事者公之於媒體,成為一樁令校方難堪的醜聞。

這裡要順帶提一下「滄海雲帆」。這個由幾名年輕教師和學生幹部帶頭創辦的BBS,一度是中國政法大學最重要的「輿論陣地」。這個話語空間的開放和涉及話題的敏感,漸漸被校方察覺,去年,「滄海雲帆」被校方「收編」了。儘管如此,校方不能像關閉校園BT下載那樣隨意關閉「滄海雲帆」,這個BBS的運營仍控制在民間。它的半自由狀態既是校園民主的標誌,也招致了一系列問題:一些人用它來發洩私憤和不滿,甚至攻訐學術上的競爭對手,它成為這個狹小校園裡小道消息和是非的發源地之一。誰也不會想到,28日那天,「程春明」將取代「楊帆」成為「滄海雲帆」上的新聞主角。

程春明下午站著看了一會兒在體育館進行的羽毛球賽就離開了,如果不是有約,他也許會跟學生們一起揮幾拍。中間,他還抽空去了趟學校的菜場,買了些蘿蔔和排骨。他給妻子楊寒打電話說,自己下課回家給她煲湯。妻子懷孕後,程春明即便晚上有課,也一定要趕回家。他的一名朋友說,這位丈夫從沒讓懷孕的老婆做過一頓飯和一次家務。

離晚上的那節課還有段時間,程春明和李衛海的這頓飯吃了一個半小時。朋友聚在一起的話題,從「楊帆門」到人生,離不開老生常談的工資待遇、生活壓力這些事。

程春明本來就是個健談的人,加上受到就快離職的情緒鼓舞,他主動充當了李衛海青春苦惱的開導者。席間幾乎都是他在講話,他把自己以前在法國的艱難歲月再一次回顧了一下,聯繫到他現在生活和孩子即將出生的憧憬,他對李衛海感慨。據李衛海向本刊記者回憶,他當時說:「老弟,你覺得什麼是『最大的幸福』?我想它應該是一個善良的人得到與他的善良相稱的幸福。」李衛海沒意識到,半個小時後,程春明的生命走到了盡頭,帶走了全部的幸福和希望。

「端升樓」

離開「風波莊」,程春明就往「端升樓」趕。校園不大,步行10分鐘左右就到了。

這條路程春明走過不知多少遍。穿過走廊,上二樓,拐彎,走到過道的盡頭,就是「端升樓」201教室。18點45分,是學生們的第6節大課。他上樓時看到幾個熟悉的學生,跟他們打了招呼。

這是一棟巨大而不規則的4層聯體教學樓,由5個相對獨立的子樓連綴構成,每層有大約20間教室,「端升樓」只是其中一個部分。早些時,它和其他的子樓被稱為A、B、C、D、E段。去年,中國政法大學為了迎接教育部的教學質量考核,對校園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硬件翻修,除了重新綠化,將平地改造成為坡地景觀,在每個樓房之間添置鞦韆,還將所有建築物重新命名。A段被更名為「端升樓」,「端升」是政法大學第一任校長陳端升的名字,其他4棟則分別使用了學校的校訓,被稱為「厚德樓」、「明法樓」、「格物樓」、「致公樓」。

空間狹小一直是這所高校發展的心頭之患。巴掌大的地方,生活著好幾千人,因為自習座位的緊張,很多政法大學學生不得不趕到一條馬路之隔的中國石油大學去上自習。大量採用聯體建築,可能是當初校園設計者在有限方圓實現更大使用空間的解決之道

12棟學生宿舍,呈扇形分佈在聯體教學樓四周,它們之間同樣被相連成網狀,不過,宿舍樓和宿舍樓之間並不能相通。去年的大改造,也包括了這些學生宿舍,原先使用阿拉伯數字的簡單命名被改成了詩意的「梅」、「蘭」、「竹」、「菊」等。改名多少引起了一些學生的不適應,以前人們熟悉並習慣了通過數字來識別和稱呼自己的住處,現在連很多老生、甚至老師自己也被弄糊塗了。

「比較法總論」是門選修課,它針對「大三」、「大四」有了足夠法學基礎的學生。這個學期,大約20名學生選修了程春明的這門課。10月28日18點 15分左右,他們三三兩兩從各自的宿舍,向校園中心處的「端升樓」走過來。

突然降臨的殺機

程春明還是比一些學生早到了。他上課習慣早到一會兒,這樣可以坐在教室後座上跟學生們聊會天。他跟學生們總能聊得來,他會挑一些社會上的熱門話題,他不介意也不避諱說自己在愛情和情感方面的觀點,這點很投學生所好。比如,去年《金婚》熱播時,程春明就拿來跟學生們討論,他時常會順帶說起自己,以至關於他妻子的方方面面,只要上過他課的學生,都能大概知道個一二。很多學生也知道,程老師有過一個韓國前妻,已經離婚了。

一名老師在接受採訪時說,程春明剛從法國回來,進校講課時,並不太懂得授課技巧。他湖北口音重,也不屬於口才很好的人,不太擅長一個人站在講台上滔滔不絕。不過,這個先天不足倒在某些方面成就了他的風格,他漸漸形成了自己的講課方式:將學生分組,由他先闡述自己的觀點,再由學生討論,然後由學生發言。這種自由的課堂氛圍在當時讓人耳目一新。

據說,政法大學最受歡迎的老師上課,200人的教室會湧進1000多人,老師被堵在門口進不去。程春明當年受到過類似「待遇」,他回國不久,很多學生慕名而來。一名政法大學99級學生回憶,有一次程春明的「西方法律思想史」課,200人的階梯教室,幾乎擠了300人。不過,這些追隨者裡很快產生了分化,一些人認為程春明上課東拉西扯,不著邊際,太多與課程無關的內容,對學術研究並無裨益。留下來的,基本上成為程春明固定的「聽眾」。

上過程春明「比較法總論」的學生對兩件事記憶深刻。一件事,是程春明在開課第一講時總以基督教為開端,他對學生們說,自己雖然不是基督徒,但他喜歡西方人的自省方式和習慣。另一件事,是程春明會展示一支法國法政部長贈與他的鋼筆,並承諾會把它獎勵給這門課學業出眾的學生。

在程春明看來,他們既是他的聽眾、學生,也是他的朋友。他跟學生們拉些家長裡短,有時候並不是刻意地套近乎,而是他的確把學生當做傾訴對象,這些年輕人讓他不需留有戒心。

程春明的一名學生回憶,有時候程春明晚上有課,會住在昌平校園家屬院的那套房子裡,不回西三旗的新居,他的妻子楊寒下班後就過來找他,坐在教室最後一排一起聽課。「這是我夫人。」程春明會大方地向學生們介紹,「也是你們師姐,要不你們就叫她『師姐』吧。」有一回,程春明提著飯盒來上課,很不好意思地跟學生們解釋,他夫人從城裡來看他,怕一會兒打不上飯,所以提前打上飯。後來楊寒到教室後,照例坐在最後一排,程春明照例又介紹了一遍。他的妻子在後排跟他開玩笑說:「大點聲,我坐在後面聽不到。」

如果不是楊寒懷孕5個月了,10月28日18點45分,她很可能也坐在「端升樓」201教室的最後一排。

幾分鐘後,平靜被打破了,201教室開始瀰漫從未有過的血腥味。陌生人突然闖入,並持刀殺戮。程春明瞬間倒地後,極少數人才看清了這個22歲的殺手。他邊報警邊對所有在場的人說,「你們不要害怕,我只是要殺這個老師,我不會傷害你們的」。

沒幾個人聽清楚了殺手的「安慰」。15個學生無比恐慌地大聲喊叫「殺人了」,跑出了教室,剩下的4名學生中兩名被嚇傻了,一動不動坐在座位上,另兩名衝上前摀住程春明噴血的傷口。

這時候,除了身處現場的19名學生,還很少有人真正意識到在「端升樓」裡發生了什麼。一名當時在對面201教室正在看民事訴訟流程課件的老師,站在講台的最內側,透過門上的玻璃窗看到混亂的樓道。「我看見了醫務人員進進出出,看見了公安衝進去,但我仍然沒想到會是殺人兇案。」他向本刊記者回憶,「我問從外面進來的另一個同事,到底發生了什麼?他對我隱瞞了實情,他說,沒事,只是打群架了。他的回答可以解釋我看到的一切反常現象。但不一會兒,學生會的男生們過來,推開門告訴我們快點離開這間教室,對面出事了。我剛出教室,就看到血。」

在從學生宿舍到教學樓的路上,有一尊著名的「拓荒牛」雕塑。這是政法大學裡最容易辨認的地理標識了,學生們把這個雕塑作為大型活動或私人聚會的集合點,他們經常通過短信互相通知「牛見」。10月28日晚上之後,這裡成為師生們自發哀悼程春明的集合場所,很多並不認識程春明的人,也在雕塑的台階上點燃了蠟燭。「這件事帶給師生們的心理恐懼太大了,他們需要通過這種儀式來排遣內心的陰影。」一名政法大學的學生說,「在昌平校區這麼一個孤島般的環境裡,既開放,又封閉,人們往往很容易理解當年海子的心境。當程春明死的時候,很多人本能地想起了那句『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孤獨和解藥

程春明無論如何都不會想到殺機從何而來。如果硬要程春明想個在學校裡的夙敵,恐怕就只有折磨他很長時間的孤獨感。

對於這種孤獨感,程春明並不陌生,他過去曾用了12年來克服它。1988年,剛到法國的第一年,程春明幾乎沒有任何交流對象,就飽受孤獨之苦。他和國內唯一的精神紐帶,是在華中農業大學讀研時的導師劉均謙教授。程春明給這位老師一連寫過好幾封信,把他剛到法國的困難一一訴說了一遍。劉均謙回信鼓勵他克服困難。次年,劉均謙調到廣東工作,他又把信寄到廣東。

一名在法國和程春明一起留學的朋友告訴本刊記者,程春明當時最大的願望就是要在這個國家留下來,而要在法國取得永久居住身份,首先得找到一份工作。和很多留學生的應對之策一樣,程春明的辦法是不停地唸書、拿文憑,以延緩回國的時間,等待機會。他先後進了5所大學,涉足了4個學科,獲得了6張證書或文憑,從文學、經濟學、政治學、管理學一直到法學。機遇始終沒有出現。上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雖然都放寬了對留學人員的時間約束,但在就業問題上卻一直沒有寬鬆

到1992年,新的問題出現。國家中斷了這批公費留學生的經費,要待在法國,就要繼續維持學業,要維持學業,就需要錢。程春明陷入了人生的一個艱難時刻。他的銀行賬戶到月底時常只剩幾法郎,他靠給別人打字和翻譯掙取生活費。「程春明的性格本來挺內向的,不擅交際。」這位朋友說,「生存的壓力逼迫他在法國交些朋友。當時,我們這群學法律的留學生裡,有很多韓國人,程春明跟他們走得很近。」

打零工根本不足以支付他在法國的生活費用,程春明只有通過舉債來解決財務困境。他靠一個朋友的信用做擔保,依次在3家銀行貸款。當第一家銀行貸款到期時,用在第二家銀行貸的款還第一家的,同樣用第三家的還第二家的,這樣不僅能按期還貸,而且他自己的信用度也會不斷增加,以後貸款額度也會越來越高。

就在這段邊勤工儉學邊讀學位的時間,程春明結識了他的韓國前妻,比他大3歲的池英華。據說,池英華給程春明度過在法國的那段困難處境提供了不少幫助。程春明在留法的最後一年,跟池英華結婚了。

程春明最終沒有在法國找到一份正式工作,他必須在回國和繼續學業中間做出一個選擇。實際上選擇顯而易見:即便有人幫忙,他也耗不下去了,他口袋剩下的錢,連博士生公寓一個月的租金都付不起了。

中國政法大學當時並非程春明回國求職的唯一選擇。在他遞交申請的3個學校裡,其實他更傾向於另外兩者:華中師範大學、武漢大學。他的學生時代和青春歲月是在武漢度過,以他的性格,那座生活了6年的城市對他更有吸引力。當他在法國得到中國政法大學的接收通知時,程春明仍然在猶豫自己的選擇,遲遲沒有給對方回復。

我主要是看重他的法國求學背景,他可以說是我所見到過的第一個從法國博士畢業而又願意從事法哲學研究的學者,是很稀少的人才。」程春明的領導舒國瀅回憶這件8年前的事,這樣告訴本刊記者,「我們同意接收他,可當時他在法國,等了很久,我們都沒等到他的回信。」

「我專門打電話到法國跟他講,希望他到中國政法大學來任教。就是接到我這個電話以後,他才下決心到我們學校。」舒國瀅說。舒國瀅是程春明的湖北老鄉,1999年程春明32歲,舒國瀅37歲,程春明被舒國瀅的夢想打動了。舒國瀅當時已經是中國法理學研究領域頗有建樹的權威,他跟北京大學的朱蘇力和吉林大學的鄧正來,被視為法理學界「三足鼎立」的人物。舒國瀅對程春明說,他希望程春明的加盟讓中國政法大學的「歐陸法學派」得以壯大,這句話讓程春明熱血沸騰。他很快答應了邀請。1999年,舒國瀅去首都機場接程春明時,看到他身邊的韓國妻子,「他們一直是用法語進行交流」。

新學校太小了。程春明在舒國瀅的引導下,把薊門橋的校園逛了一圈,連一支煙都沒抽完。這大概是他對中國政法大學這所自己即將執教終身的學校的第一印象。這跟他想像裡的高校有點不同,和他追求的氛圍也大相逕庭。

程春明很快意識到了夢想和現實的距離。同一批被舒國瀅引進到法學院的,還有留德學者鄭永流,事實上,大部分研究大陸法系的法學者都選擇了學習德語。到2000年,程春明在中國政法大學安置下來,他發現,整個法學院,研究「法國法」的只有他一個人,他連在學術上交流的對象都沒有。他的一名學生對本刊記者回憶,程春明實在不太會跟學院裡的那些同事相處,那時候,他在校園裡見到法國人要覺得更親切。

他把一些精力花在了校外,他參加了法國大使館組織的「留法學生俱樂部」,所有和法國有關的社交活動,他都無一例外地參加了。

程春明沉浸在過去的時光裡。法國的生活,在他的回憶裡早已不再苦難重重,相反成了最令他驕傲的過去。他不僅樂於一遍又一遍地在他的課堂上跟學生講述那些經歷,還希望完全用法國式師生關係來構建他的新環境。「我們這屆學生分導師時,已經是『研一』下學期了。拜師的那天,程春明帶我們幾個學生先去家樂福,他說,『要想做好學問,先要學會生活』。從超市出來,他就拿出充滿奶酪香氣的牛角麵包,遞給我們一人一個,『你們一定都餓了,先吃一個麵包,然後我們再去吃飯』。他就和我們在人流穿行的家樂福門口吃起了麵包。」程春明帶的一名研究生這樣對本刊記者回憶,「當時覺得這個場景怪極了。後來,我們幾個人到法國、德國留學後,才發現在任何一個場所,你都可能看到一個人在隨口吃著麵包或者三明治。一個學生在課堂上,一邊吃著三明治一邊和一個國寶級的法學教授討論問題。

程春明跟韓國人池英華以前累積的婚姻矛盾沒有緩解,反而加劇了他的孤獨感。池英華不會中文,在家屬院裡她基本上和其他鄰居沒有任何交流,也無法進入程春明的世界。程春明回國後,池英華「法國文學」的博士論文還沒有完成,她在中國寫論文,還要經常回法國開題與答辯。程春明的婚姻生活於是處於斷續狀態。「來回機票、住宿費都是春明給她湊的錢,最後幫她完成了學業。」舒國瀅告訴本刊記者,「大約在2006年左右,兩人和平分手,因為程春明的韓國前妻拿到學位後不能在中國找到工作,於是回到韓國一個大學任教,而程春明又不願放棄他在中國的事業去韓國。」

要說剛剛回國這段時間程春明從就職的這所高校中得到了什麼,就是他收穫了很多學生朋友,這些年輕人成了他孤獨的解藥。他跟學生,包括一些女學生太親密無間了,以至於,一些流言始終沒有平息過。

法學教授的名利問題

在事發3天前一個週末的上午9點,還在被窩裡睡覺的中國政法大學青年教師楊玉聖接到了程春明的電話,程春明告訴他,10月24日晚自己已經拿到北航的委任通知書了。這兩個青年學者成為朋友是因為一些共同點:特立獨行,懷才不遇。更實際的問題是,他們學術晉陞的道路上都被職稱問題絆住了腳步。楊玉聖曾經因為在北師大的教授職稱問題遲遲不能解決,而跳槽到了中國政法大學。

「法學教育界已經越來越是個名利場了。」一名接受採訪的政法大學老師說。跳槽現在是法學界司空見慣的現象,兩年前,「人大」刑法學的支柱性人物趙秉志帶著他的團隊集體跳槽北師大,成為轟動一時的業內新聞。因為趙秉志的加盟,從來在法學上默默無聞的北師大一夜間成為國內刑法研究的前沿重鎮。

這位老師說,另一方面,法學老師與現實社會聯繫非常緊密。有些老師把這個教職看做資本,幫助他們作為律師身份獲取現實收益。向來被視為法學界黃埔軍校的中國政法大學,面對著更多的現實誘惑。不過,在政法大學由最早的「法學院」衍生出的四大法學院:法學院、民商經濟法學院、刑事司法法學院和國際經濟法學院中,炙手可熱的仍是幾個熱門專業的老師,比如行政法專業、民商法專業、經濟法專業和國際經濟法專業

程春明學的是公法學,這不會給他在現實中謀得任何經濟利益。一位朋友回憶說,程春明有時候自己感慨,他時常覺得自己回國多年了,卻仍然是那個在法國留學的窮學生。一位程春明的同事對他最直接的印象是,「非常窮」,這和程春明在學生印象中的「浪漫」和「小資情調」形成了鮮明對比。

這名同事說,程春明喜歡抽煙,正常情況下也要一天一包。為了控制自己的吸煙量,他常常吸到一半就把煙掐了。但他實在抽不起什麼好煙,所以能抓到什麼就是什麼。2003年中國政法大學昌平校區家屬院新建了一批房子,有三居和四居,一套150平方米房子的價格大約40萬元,比如一名留校10年的老師,工齡能夠抵掉30萬元,只用出10萬元買這套房子。程春明那時才回國3年多,教齡不太管用,他很想買房子,但實在湊不出錢來,就沒買。「學生們老說他的花格子褲子,在我印象中他總共就沒有幾身衣服,一條花格子褲,一條皮褲,一條西褲,其實是個不太講究的人。」

程春明倒並不排斥體制,他是缺乏適應這套體制的能力。他試圖去接納過它,「官學相通」是程春明渴望的境界,但跟學校裡的一些老江湖比起來,他稚嫩多了。程春明的一名學生對本刊記者說,政法大學每個學期末都要發教師評價卡,讓學生評分,其實沒人把這個卡當回事,老師們都知道這就是個形式,學生們也大多是在應付,「只有程老師總是特別認真地囑咐學生,『你們千萬不要亂填啊,我對大家還是很負責任的』」。

「科研處副處長」的職位對程春明來說,並不像他自己後來說起的那樣不屑,相反,行政職務上需要的應酬和交際,讓這位剛剛回國的年輕人的失落感一掃而光了。他甚至有點意氣風發。只是程春明的個性並不適合這樣的行政職務。他的一名學生向本刊記者回憶,在一次中國政法大學舉行的高校交流報告會上,作為客人的一位報告人向中國政法大學大唱讚歌時,被時任副處長的程春明打斷了。這位書生氣十足的副處長一點不留情面地質問那名報告人,「這位頭銜怪異的專家,研究得出的結論貌似有理,但不過是投我校之所好,不知道您去北大、清華這樣的高校又當如何兜售您的成果?我們當然瞭解自身的實力所在,可在實質的差距面前何必要自欺欺人呢……」這讓主持會議的校長很難堪,厲聲將其喝止。過了片刻,程春明再次舉手發言:「您剛才也看到了,一位校長能夠當堂打斷一位教授的發言,請問您,這是一流大學應有的作風麼?」

程春明的缺乏心機,讓他在行政職務上止步於「副處長」,也讓他的職稱問題遲遲不能解決。「程春明是在官場上不如意,才轉而往學問方面努力的。」程春明的一名同事告訴本刊記者。政法大學剛開始評教授是極為謹慎的,一年也就只評三四名,教授資格是非常稀罕的。整個政法大學的在職老師共300多名,但從2000年以後,進入了快速擴張期,現在已經有將近200名教授了。2002年後政法大學大規模地增加教師,程春明1999年進來時,也與這種大趨勢相關。他一到來就是副教授待遇,在轉正上面,卻一直延宕。既是因為他的課題和論文成果太少了,也是因為他實在不明白自己在人事關係上的處境。

程春明的一名好友說,程春明評職稱走的是行政崗這條路子,他在2006年獲得了研究員的職稱,但這是行政系統的高級職稱,既然要在教職系統裡做事,戴著個研究員的頭銜總有些名不正,言不順。程春明數次提出過教授職位的申請,卻始終沒有在政法大學通過。

被中斷的人生

程春明是個容易傷感的人,他在事業上遭受打擊後,特別需要一個心靈的夥伴。他跟現在的妻子楊寒就結識於這樣的「逆境」中。

楊寒是中國政法大學95級學生,從本科一直念到博士,成績非常優秀,碩士和博士專業是刑事訴訟法,是著名法學家卞建林最得意的學生之一,英語非常好,擔任過很多學術項目的翻譯,也跟隨項目出訪過幾個國家。

楊寒在感情方面的經歷卻一直不順利。她算是95級(1977?)學生裡「大一」就開始談戀愛的極少數,但其間波折種種,跟她熟識的人說起來會非常感慨,用上極端的形容詞,諸如「紅顏薄命」、「歷經創傷」之類。楊寒2005年博士畢業,本來想留在中國政法大學任教,但因為種種原因,最後沒有成功,去了另一所大學

楊寒在校期間與程春明並不熟,據朋友回憶,是2006年回政法大學參加一次學術會議以後,跟程春明的關係才密切起來。那時候,楊寒剛剛從一段不幸福的感情中掙扎出來,程春明也是離婚後的單身狀態。

「有一回,遭受職稱評定打擊的程春明心灰意冷,就給剛認識不久的楊寒打電話,說一起出來散散步。」程春明的幾名學生在程家做客時,曾追問過二人的戀愛過程,一名學生回憶,「當時外面下著大雨,兩人據說撐著傘走了一個晚上,據說楊寒的鞋都走破了。這是他們第一次約會。」

兩個人的感情剛開始也很難公開,楊寒身邊的朋友,有一些並不喜歡程春明,覺得他太出位。而且兩個人看起來實在不般配,程春明比楊寒大了將近一輪,各方面條件比較,楊寒都顯得太過優秀。這段感情剛開始的時候,反對的人很多,包括楊寒的老師卞建林。經歷過情感波折的楊寒總跟朋友半開玩笑地認真說,自己屬於「身材高、學歷高、年紀高」的「三高人群」,能找到程春明這麼般配的實在是幸運了

兩個人最終走到了一起,楊寒後來也跟要好的朋友們解釋過,程春明打動他的是待人的真誠和熱情。大約是2006年的秋天,兩人結婚,婚禮是程春明的朋友龍衛球主持的,在西三旗附近的一個酒店。婚禮很熱鬧,雙方都有許多朋友或同學出席,大約100多人。婚禮氣氛很浪漫,兩人還在賓客前共舞一曲。朋友們後來也慢慢能理解和相信這種幸福,因為能夠清楚地感受到,婚後的楊寒狀態越來越好,「從說話的節奏裡都能感覺出來」,「而且在勸慰朋友們關於情感和生活的問題時,也明顯能感覺到她在生活步入正軌之後的平靜」。

程春明一直渴望要一個小孩,在楊寒懷孕之後,兩個人都很喜悅。程春明對妻子的照顧更精心,每次楊寒要去上課,程春明都盡量親自接送。

「去住家附近的醫院孕檢,只有兩三站的路,我堅持要乘公交車不打的,春明攜我上車就大喊,我老婆懷孕了,給孕婦讓座位,引得全車人行注目禮,又好氣又好笑。」楊寒自己對記者回憶,「每週我回家去他都會在車站接我,在擁擠的等車人群裡,他特別顯眼,穿得風度翩翩的教授模樣,手裡一本正經地托著一塊黑森林蛋糕。老遠看到我在車上就揮手朝我喊『老婆老婆我在這裡我在這裡』,每週如此……」「他說以前覺得孕婦很醜,但是自從我懷孕,他看著街上孕婦的肚子就每每拿來跟我的比較,開心得不行。」

程春明是一個懂得浪漫的人,在婚後兩年,他還經常跟朋友說,要讓妻子一直有新婚燕爾的感覺。朋友們覺得他也是這麼做的。婚後,程春明放棄了很多去外地出差的機會,朋友們的記憶裡,他只出去過兩次,一次是日本,7天,一次是法國,14天。後來還有一次法國之行,他是帶著楊寒一起去的。兩個人婚後的大部分時間是膩在一起的,而且婚後每個月,程春明最多只有兩次出去應酬飯局,而且每次都會徵得楊寒的同意,在晚上21點前回家。

這個家庭原本在朋友看來,一步步正朝著美好的方向上升:有了孩子,換了新工作。結果是意料之外的突變。悲劇發生的當天下午,楊寒也有課,當晚,政法大學校方把她接來,她情緒很不穩定,哭昏過去好幾次。後來身體情況也不太穩定,醫生說已經出現了宮縮,有先兆流產跡象,要安心養胎。

事發後有許多人勸她放棄這個孩子,畢竟她還那麼年輕。但楊寒說,但凡她知道丈夫做了任何一點不好的事情,自己都會打掉孩子,但她找不到丈夫的任何一點不好。

本文選自《三聯生活周刊》2008年第42vol.504, Sun, 16 Nov, 2008

Source: http://70.38.7.132/big5/news/1-china/9432.html

迷途付成勵:成長是一種痛

文/王鴻諒

驚變:張揚行兇者

付成勵的兩刀,都砍在程春明的頸部右側大動脈上。他沒有給老師留任何生機,也沒有給自己留任何退路。他在端升樓201教室的19名同學眼前完成了這起張揚的兇案,然後拿出手機報警自首。此後,再也沒能返回9號樓他的宿舍。

9號樓是中國政法大學昌平校區唯一一棟在校外的宿舍樓,以前是老師宿舍,後來因為學生太多,改做了男生宿舍,4人一間,樓下還有獨立的餐廳食堂,條件比校區裡其他宿舍樓都要好。2005年付成勵考入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的時候,正好被分到了這裡。昌平校區並不算大,9號樓雖然在校外,但距離學校不過幾分鐘的路程。

10月28日兇案前的下午,付成勵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宿舍裡度過。他睡了一個很漫長的午覺,從午飯後一直到15點多,事後朋友們相互回憶求證,這似乎是當天付成勵唯一的異常。他向來精力旺盛,很少午睡,就算睡,時間也很短。其實,在兇案之後想接近付成勵的朋友們並不容易。這些在校大學生們的情感天平正經受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學生與朋友的雙重身份,讓他們陷入雙倍的悲傷和困惑。他們會忍不住上網,看到各種版本的傳言和猜測,如果與他們瞭解的事實不符,又忍不住義憤不已。雙刃劍般的傳播效應,讓他們在緘口沉默和接受採訪之間更加猶豫不定,他們不希望再傷害到悲劇中的任何一方,不管是已故的程老師,還是命運未卜的付成勵。

「請允許我自私地認為,可能輿論的淡忘是對當事者家屬最大的安慰,也允許我自私地淡忘這件事。」在拒絕採訪的短信中,小武(化名)再三向我表示道歉。可班上的同學都知道,他的情緒至今難以平復。小武和付成勵同一個宿舍,兩人床對床,關係一直非常好。他在兇案後深深自責,覺得是自己最近忙於考研,對好朋友過於疏忽,沒能發現一點端倪。李樂心中同樣百味雜陳,她和付成勵在不同學院,兩人在學校社團聯合會(以下簡稱「社聯」)公關部共事時結識,這個有男孩子般活潑率真性情的女生,和付成勵因為脾性相投,很快成了密友。輾轉找到李樂的時候,她同樣也在忙著準備「大四」後的出路。猶豫後,李樂最終同意接受我的採訪,理由很簡單,只是希望付成勵也能得到媒體公允的描述。

李樂在10月28日的中午曾經給付成勵打過電話,也沒有什麼特別原因,就是覺得想他了,想跟他說說話,這兩個好朋友之間經常如此。而且因為忙著準備考試,李樂已經有一個星期沒有跟付成勵通過電話。可打過去沒人接,快16點了,付成勵才給她回覆電話過來,解釋說自己中午在睡覺。李樂說,電話裡他的聲音聽起來也是那種剛睡醒的低沉。付成勵還在電話里約李樂當天「一起在學校吃晚飯」,說好久沒見了。可李樂在市區上考試輔導班,最快也要週五才會回昌平。於是付成勵一如既往的熱心,在電話裡耐心解答李樂的提問,告訴她怎樣換乘公交車才是從輔導學校回昌平的最佳路線。

此後大約1小時,李樂又跟付成勵通過一次電話,也是付成勵打過來的,說自己剛剛洗澡回來,看到手機上又有她的未接來電。李樂則解釋說自己沒再打電話,可能是誤撥。這次的通話比較短,閒聊幾句就掛斷了。兇案之後,李樂認真查過通話記錄,最後這通電話是當天的16點53分。後來朋友之間相互詢問,確認這是目前所知付成勵在朋友圈子裡最後的通話記錄。朋友們當然會追問電話內容,李樂想了又想,還是不能從這兩通電話中找出任何異常。從最後通話的16點53 分到18點40分的兇案之間,只有不到兩小時,李樂也因此更加困惑,「他明明還約我一起吃晚飯的……」

反差:校園熱心人

李樂過來的時候手腕上戴著一串佛珠繞成的手鏈,這是付成勵旅遊拜佛時給朋友們帶回來的禮物。這飾物並不貴重,一串只有幾塊錢,難得的是心意。李樂說,付成勵是那種「特別熱心而又懂得分享的人,心裡總是裝著別人」,每次回學校,不管是從天津的家裡回來,還是從外地旅遊歸來,總會帶上各種小紀念品,分贈給朋友們。這佛珠也是這樣,見者有份。李樂一直戴著,在付成勵出事後也不願取下。

「真誠、熱情、直率、簡單、一根筋。」這是朋友們在描述付成勵時,使用頻率最高的詞語。他總是能從生活裡找到簡單而美好的東西,昌平校區與十三陵水庫相鄰,陽光燦爛的日子,付成勵就會突發奇想,邀李樂騎單車同遊十三陵,享受陽光。李樂有時候故意以不會騎車為由拒絕,付成勵並不在乎,一口承諾自己騎車帶她,還張羅著再邀上其他朋友。這些都與兇案後政法大學校方的評語「性格內向,成績和表現一般」大相逕庭。事實上,校方的評價對於付成勵的朋友們來說,也是一種傷害。他們尊重逝去的程老師,但同樣珍視昔日好友,希望犯了罪的付成勵也能得到應有的尊重。

和付成勵關係並不算親近的蕭寒(化名)也是這麼想的。雖然只比付成勵高一屆,但她喜歡用「這孩子」來稱呼這個學弟。這種身份上的距離感,除了年齡或許也源於兩人在社團中的不同職位。2006年4月和付成勵在社聯公關部共事的時候,她是部長。以前的大學校園裡只有分散的各種社團,後來才出現了社聯這樣的組織,由校團委直接領導,專門負責管理社團,和學生會一樣,有著官方性質,可以在未來各種選拔和求職中「加分」。在各社團中活躍的一般是「大一」新生,而社聯看重的則是「大二」、「大三」的學生。社聯公關部有兩種職能,外聯和禮儀。禮儀是負責各種大型活動的禮儀接待,而外聯則是整個社聯最核心的部分,負責拉贊助。蕭寒覺得,其實公關部是一個「很費力不討好的地方」,「整個社聯錢的壓力都集中在公關部,能拉來贊助,是應該做的分內事,而拉不來,就是沒能力」。

拉贊助並不容易。學校附近任何一家新店開張,小餐館也好,飾品店也好,都得在第一時間過去磨嘴皮子,以在社聯刊物上發佈廣告作為贊助款的交換。公關部因此成為公認最能鍛鍊人,也最能和社會接軌的地方。雖然很能凸顯個人能力,但能持續留下的人並不多。付成勵「大一」就加入社聯公關部,李樂去的稍晚一些。到了蕭寒接手的時候,最初的10多個人已經減少到只剩3個,付成勵和李樂都留了下來。蕭寒當然明白拉贊助的難處,「每次能拉來一兩百元就很高興了,500元就頂了天了」。付成勵一直顯示出他在社會交往方面的能力,他以自己的熱情和幽默,總是能和周圍的店主搞好關係,而且拉來過幾筆大的贊助,算是名聲在外。蕭寒對付成勵的第一印象也很深刻,「剛好趕上社團文化節的前期招標,這工作跟公關部無關,他是公關部唯一義務過去幫忙的,感覺很有能力很能張羅」。

在蕭寒成為社聯副主席之後,付成勵也被任命為公關部部長,可任職沒多久,就在2006年換屆選舉的時候被撤了下來。蕭寒告訴我,這是因為領導層都感覺付成勵「後來心思就不在公關部了」。可李樂一直替自己的好朋友覺得委屈,在她看來,付成勵之所以被撤,更大程度上還是因為「新任主席並不喜歡他」。李樂說,付成勵是那種「不喜歡做表面功夫的人」,他不喜歡寫那些格式嚴謹頁碼頗多的計劃書,但並不等於心思不在工作上,可這種隨意在領導眼中更像是破壞規則。而且付成勵很多時候也有些太隨便,「社聯開會的時候,還會穿拖鞋過去」。種種細節疊加,讓李樂和公關部的其他人都清晰感覺到,「主席不喜歡付成勵」,可讓李樂驚訝的是,「只有付成勵自己傻乎乎的一點都不知道」。有一次付成勵還拿著手機跟李樂說,自己在跟主席發短信開玩笑,李樂「當時心裡就很崩潰」,可又找不到合適的方法提醒他。

被撤掉部長職務後,離開了社聯的付成勵義務做了許多事情,幫助李樂適應公關部的工作,甚至還會主動跑出去聯繫好贊助,然後通知李樂去接手。昌平校區的商家贊助到後來越來越難獲得了,付成勵後來需要坐車到市區才能發現新目標,但他一點也不在乎這功勞不能記在自己名下。這也讓李樂始終覺得,付成勵是那種最沒有心機,也絕對不會算計別人的人。相反,他特別仗義,「能把別人的事兒當自己的事兒去做」。還有同學見證了他的好人緣,「誇張到一次跟他一起橫穿學校,他一路上跟人打招呼的手就沒放下過」。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小敬(化名)眼裡,同班同學付成勵就是這樣一個人。在獨生子女群體裡能像他這樣總是能為別人著想的人並不多。雖然在班級裡沒有任何職務,可大學三年下來,他不僅包攬了宿舍裡所有打掃衛生和打開水的活,而且「班上只要有同學生病,陪床的就一定是他」。

這種對於感情的真誠,單純得未經污染,還有很多事例為證。比如「大一」第一學期,班裡有同學夜裡突然患病,被送到區醫院,晚上他回來比較晚,聽說之後執意要趕去醫院,可宿舍樓下的大門也已經鎖了,結果他從三樓跳窗出去趕到醫院。早上5點同學醒來看見他趴在床邊很驚訝,知道詳情後感動得哭成淚人,這也是這個個頭1.80米的男同學在大學裡唯一一次流淚。李樂生病時也被付成勵這樣細緻地照顧過,在電話裡跟母親說,母親都很驚訝,「怎麼還會有這麼熱心的人?」

端倪:少年心事

大學生活總是在不經意間就迅速從指縫中溜走,今年9月份暑假過完,李樂和付成勵都成了「大四」畢業生。這種標籤般的身份,也意味著他們需要認真思考人生的下一步,在眾多可能性中做出選擇。李樂和小武一樣,都選擇讀研,但付成勵打算就業,考公務員。

從初中到高中,付成勵的成績在班級中一直都很拔尖,天津東麗區他就讀的兩中學,老師們能回憶起來的印象,符合所有好學生的標準,聰明好學,成績好,愛運動,樂於助人。尤其在天津市第一百中學,高中的幾次分班考試,付成勵一直在實驗班,成績保持在年級前15名。不過進入大學之後,他自我評價標準發生了一些變化,更看重社會實踐,而不是功課。雖然成績如今在大學裡也成了個人隱私,不過因為關係好,李樂還是知道付成勵的成績很一般,「他不在乎分數,覺得只要能過就行」。

按照學校規定,「大三」暑假,學生們都要完成實習。他們有各種選擇,律師事務所或其他機構。付成勵和小敬都選擇了報社,今年7月到9月,他們一起到了《人民日報》海外版。海外版暑期實習生有四五十人,統一由記者部主任管理,每週幾次選題會後,就分成不同的合作團隊完成採訪。主任記得這兩個學生,付成勵「很積極,也很努力,奧運會期間領銜做過好幾條大稿子,還發過海外版頭條」,不過他對小敬印象更深刻,「更有悟性,表現更突出」。主任現在能回憶起付成勵的,還有「這孩子不太懂事」,連帶也就想起「他看人的眼神直勾勾的,很愣很愣」。

這種眼神可能在陌生人看來是冒犯,可在朋友眼裡,付成勵就是這樣,「看人直勾勾的」,「做人也不加掩飾」。李樂說,付成勵並不是那種心思細膩的人,不能敏銳察覺朋友們的心事,就像他不能察覺自己不受社聯領導喜歡一樣。不過,假如直接挑明了告訴他自己遇到麻煩或者情緒不好,那他就會實心實意地送上關心。可當他決意要關心一個人的時候,往往太過排山倒海,有時候「真會讓人覺得很有壓力」。雖然會用誇張的語氣抱怨一下付成勵關心人時的用力過猛,但回憶起這些,李樂都會不自覺地笑,傳遞出她所感受到的溫暖。

可李樂也覺得,熱心的付成勵並不是一個喜歡傾訴的人。也許是他總掛著招牌式的笑容,所以朋友們很多時候也會忘記,這個簡單通透的人也會有心事。李樂意外發現過付成勵的一次異常。某天上午,她也是突發奇想給付成勵打電話,結果付成勵說自己正在14樓。那是政法大學昌平校區最高的一棟主樓,14層已是頂層。李樂很訝異,趕緊追問,而付成勵的聲音聽起來也很奇怪,說自己在這裡想些事情。李樂覺得不對勁,讓他下來,不然自己就馬上過去找他。結果付成勵說不用了,約她在食堂見面,一起吃飯。李樂在10分鐘內趕到約定的食堂,沒多久,付成勵也來了,看到她,依舊是招牌式的笑容,然後沉默了一會兒,說「今天你算是救了我一命」。李樂大驚,斥責他沒事胡思亂想,付成勵也沒有過多的解釋。再後來,兩人的話題就在用餐中扯到了其他地方。

這異常李樂也僅發現過一次。後來的付成勵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依舊古道熱腸。「大四」開學之後大家各自為前途忙碌,只有他依舊那麼公益,把自己蒐集到的各種就業信息,比如公務員招考之類及時發郵件或短信告訴朋友,怕他們錯過了。朋友們不會寫求職履歷,他甚至還會幫著做一個模板,給別人參考。李樂很努力想回憶起這個時間,但記憶還是像碎片一樣很難綴聯起來,更何況這一天前後都那麼普通。仔細想了又想,她只記得是在今年夏天,「5月份他和女朋友分手之後,到7月份去實習之前的某一天」。

成長:初戀的憂傷

愛情就和專業課一樣,差不多也成了大學裡的必修課。這是個甜蜜而又讓人困擾的話題。從女生的角度,李樂抱怨昌平校區裡男女比例過於失調,以至於「姐弟戀」在政法校園裡成了傳統。同樣從女生的角度,她注意到熱情的付成勵其實是一個感情上很羞澀的人。「他可以主動交很多朋友,但如果讓他去追一個女生,他絕對不會主動。」她也疑惑地問過付成勵,得到的解釋很青澀,似乎是付成勵以前有心儀的女生,主動試探時候遭到拒絕,此後就很退縮,害怕再被拒絕。

羞澀的付成勵還是戀愛了,初戀,時間是2007年。女孩是中國政法大學的保送研究生,比他大了近3歲,成績非常好。戀愛後付成勵和李樂的聯繫一度變得少了,她因此也取笑過他,「甜蜜起來就忘記了朋友」。據李樂所知,付成勵和女孩是經朋友介紹的,「認識的時候對方已經是研究生了」。李樂強調這段感情 「是女孩主動的」,女孩喜歡叫付成勵「弟弟」,也會發來短信說「想弟弟了」。付成勵會拿給李樂看,證明女孩已經喜歡上他。可李樂會潑冷水,提醒他「對方也許只是把你當弟弟」。付成勵不這麼覺得,他舉出更親密的例子,某天女孩送他乘公共汽車回昌平,在車站的時候「親了他的臉一下」,李樂也就不再打擊他。中國政法大學分成薊門橋和昌平兩個校區,研究生在薊門橋,這段戀愛談得有些辛苦,李樂說付成勵「經常要跑到市區去,路上要花近1小時,很多時候一個星期也見不到女朋友一次」。或許也因為如此,朋友中見過這女孩的並不多,女孩有時候也會過來昌平校區,和付成勵的室友們吃過飯;而付成勵去薊門橋校區的時候,也見過女孩的一些朋友。

作為好朋友的李樂並沒能見過這個女孩。有一次,付成勵特意帶她去跟女孩吃飯,兩人坐車從昌平趕到薊門橋,原本已經說好了,可等他們到了,女孩怎麼也不肯下樓,「就說自己累了,不想下來了,也不讓付成勵把帶給她的東西送到宿舍,說放在樓下傳達室就可以了」。李樂因此覺得這個女孩性格有些奇怪。面對這種冷遇,付成勵卻不介意,李樂只好自己分析,「也許他已經習慣了」。李樂還見過晚上付成勵在網上和女朋友聊天,經常是「他在不停地說,可他女朋友偶爾才回應兩句,等付成勵不說話了,就說早點休息吧,還發來一個笑臉,讓人很崩潰」。這段感情,至少在李樂看來,和自己理解的戀愛太不一樣。

而更多隱情,她也是在今年初兩個人鬧分手的時候,才有更深的瞭解。不善於傾訴的付成勵還是選擇了向李樂訴說部分心事,這心事過於隱秘,以至於李樂也覺得,付成勵之所以會說,實在是因為內心太過困惑。女孩是法學院的,初入大學不久,還沒有經歷過戀愛的她被程春明老師所吸引,「和程老師發生過關係」。從時間上推算,那是2003年左右,那時候的程春明在第一段婚姻的尾聲。這段師生糾葛並沒有持續很長時間,兩人後來也分開了,這段經歷讓女孩陷入了某種心理上的困境。雖然她並未因此恨程春明,但此後也沒有交過男朋友,付成勵是她第一個正式交往的男朋友。李樂無法確認這故事的真實性,她只是聽到付成勵的轉述。但她從女性的角度,覺得不可能是編出來的,「沒有女生願意這樣抹黑自己」。

付成勵是一個在感情上很傳統的人,他當然被這隱秘的往事所震撼。可他的回應並不是放棄,而是「一定要娶這個女孩」。李樂後來才知道,付成勵聽過女朋友的傾訴後,2007年的國慶長假,迅速把女孩帶回了天津的家,告知父母,這就是自己未來要娶的人。李樂也疑惑於付成勵的舉動。可付成勵執著地認為,既然女朋友連這麼隱秘的往事都告訴了他,證明了對他的信任,自己因此「必須肩負起責任,一定要娶她」。這邏輯也讓李樂「很崩潰」,她勸過付成勵,也許對方未見得需要他承擔這個責任,可付成勵執拗地認為,「不承擔責任就不算個男人」。

可在付成勵的描述中,女孩的反應更讓李樂疑惑。女孩那一方的情感在直線降溫,「說出往事以後,付成勵對她越來越好,可她反而越來越冷淡,到後來基本上就不搭理付成勵了」。

傷痛:撕裂的青春

付成勵的家在天津東麗區的一個小村莊。東麗是天津外環線外的郊區,從天津到塘沽的津塘公路和輕軌並行,從村裡穿過,把村莊分隔成南北兩半。便利的交通條件,也讓這裡成為東麗經濟開發區所在,土地已經被大規模徵用,林立的廠房也吸引來許多外地打工者,村裡人不再靠土地謀生,而是尋找與開發區相關的副業。

付成勵的父親十幾年前就從黑龍江來了東麗,他有一門修車的手藝活,也靠這個在天津紮下根來。付成勵大約在小學四年級的時候,跟隨母親從黑龍江遜克農場一起來了天津。網名叫「東京冬天」的小學同學還記得,付家剛來時候,家庭條件很不好,「一開始我家裡人還不叫我和他玩」。可後來,付成勵的愛學習和乖巧迅速贏得了鄰居們的喜歡,家長言語間就變成「你學學人家孩子」。付家陸續搬過幾次,大約在2000年付成勵讀初二的時候,搬到了現在的村子。這對夫妻留給村裡人的印象是「樸實、本分」,夫妻倆憑藉自己的勤勞2000年前後也在村裡買下了一處平房。早年村裡的平房可以買賣,房子不大,花了大約5萬多元。村裡常見的四合院式建築,院牆圍起來,進院門正對著的是一個「福」字照壁,繞過照壁就是主屋,三間房子,全部加起來不過30平方米。進門是客廳,左右兩側分別是付成勵和父母的房間。像老北京的四合院一樣,房子裡沒有單獨的浴室和衛生間,公廁在離他家不遠的村口,風過,異味刺鼻。

買房置業後,付家的經濟狀況還是比較緊張。父親依舊在廠裡修車,而母親換過很多工作,「最多的時候一個人打過三份工」。至於付成勵,轉到村裡初中之後,成績依舊很好,他愛踢足球,也迅速融入了新環境。2003年中考時候,考上了東麗區第一百中學,這也是東麗區最好的一所中學,面向全市招生,能從初中考過來的,每年不超過10個。2006年之前,第一百中學可以招收外地生源,叫做借讀生,但學費高昂,每年要1.5萬元。付成勵雖然跟隨父母到了天津,但他的戶口還在遜克。他的求學,和許多外來務工者的子女一樣,有各種門檻。但付成勵很爭氣,幾乎每年都能拿到獎學金,從3000元到5000元不等,這也是校方為優秀借讀生緩解學費壓力的一種舉措。

高中時期的付成勵人緣一如既往地好,他也符合了家長們所有的期待,「孝順、懂事,聽話,學習好」。當付成勵2005年考上中國政法大學的時候,鄰居們都不覺得意外。大學的學費比高中時的借讀費少多了,付家的家境也開始逐漸有了起色。大約在付成勵上大學之後,付家和村裡其他人一樣,挨著院牆,在院子裡修起了4間豆腐塊般的平房。隨著開發區的發展,外來打工者越來越多,這些簡陋的房間可以按每月100元的價格租出去。只是依舊沒有獨立的浴室和廁所。他的母親也不必那麼辛勞了,現在固定在一個肉類加工廠裡打工,幫工人們做飯。村裡人原本也覺著,還有一年付成勵就畢業了,辛勞的父母看起來可以享享兒子的福了

村裡也有人去年國慶節見過付成勵帶了一個女孩回家,付成勵個頭1.75米,白淨瘦弱,女孩比他矮,看起來很斯文。女孩在付家待了一兩天,後來鄰居還在和付成勵母親閒聊的時候問到過這事。付家只有這一個孩子,他的母親一直以他為榮,也會和鄰居們分享他的成長點滴,比如去報社實習,比如打算考公務員,交女朋友的事當然也不例外。根據鄰居的說法,母親對付成勵的戀愛態度比較猶豫,聽說是女孩家境很好,父母在司法系統,她因此擔心因為家境過於懸殊,付成勵很可能被對方的家庭所嫌棄。只是父母也知道這是兒子的初戀,他們因此並不是過於擔心,年輕也意味著充滿變數。

可他們似乎並不知道,兒子的感情其實很不順利。李樂說,按照付成勵的說法,他對那女孩越好,女孩越覺得有壓力,屢次提出分手,說自己配不上付成勵。 3月份時候兩人就鬧過分手,李樂勸他試試把感情降溫,不要對那女孩太好,也許對方就不會太有壓力,或者乾脆分手。李樂也知道付成勵的關心常常用力過猛,在朋友的角度都會覺得受不了。可付成勵不這麼想,他覺得「她已經受過那麼大的傷害,假如我要是對她不好,就會讓她覺得我嫌棄她」,更談不上主動和女孩分手。

可今年5月的某個晚上,李樂接到付成勵的電話,說他和女朋友終於還是分手了。電話裡,付成勵很鬱悶,說女孩求他放過自己,他只能放手了。雖然在李樂看來,這分手更像是必然,但她還是耐心地勸慰付成勵。說出這段隱秘的故事對李樂來說並不容易,她在描述時儘量保持中立和克制,只轉述自己聽到的,並不妄加猜測,也不做過分的評論。她甚至還會看著我的眼睛,很真誠地要求我,「可不可以不要說那個女孩不好的話?」她說,付成勵很在乎這個女孩,最不想傷害的人就是她。

雖然李樂與付成勵有過如此密切的交談,但她還是無法梳理出那天晚上付成勵行兇的動因。畢竟對程春明的厭惡,付成勵在一年多以前就已經有了。付成勵並不認識程春明,也沒有選過他的課,可在聽過女孩的故事後,就對這個名字生出了本能的厭惡,李樂也受了一些影響。付成勵覺得,雖然是多年前的往事,可這事情嚴重地傷害了她的女朋友,而程春明作為成年人,作為老師,行為上有不道德的地方。李樂勸過他不要過於在意,畢竟是以前的事,何況女孩自己都不恨程春明了,可付成勵堅持認為程春明「做了不好事情,就是壞人」。

兇案發生的時候,李樂在市區上輔導課,晚上才從朋友的短信中獲知,聽到遇難老師是程春明,「心裡當時就愣了一下」,她馬上給付成勵打手機,關機。發短信,沒有回覆。到了深夜23點,最終確認了行兇者就是付成勵,當晚一夜不眠。第二天下午男朋友陪她回了昌平校區,校園的拓荒牛塑像前擺滿了祭奠的鮮花和卡片,只有一張是給付成勵的,讓他「堅強地活下去」。李樂說,她想了好幾天,覺得付成勵太傻了。這場劇變也讓她明白,「這世界並不是只有黑白兩種顏色,還有很多是灰色的」。成年人世界裡的普世原則,這些青春期的孩子卻是在撕裂般的疼痛中才領悟。

李樂和付成勵的其他朋友一樣,陷入了雙重的悲傷和困惑。逝去的程老師,就算曾經有過錯,也錯不致罪,而付成勵,面對未來司法審判,也許要面臨漫長的牢獄之災,他的青春已經戛然而止。還有程春明的妻子,李樂說起來的時候,會陷入沉默,「我們後來才知道程老師又再婚了,妻子正懷著5個月的身孕,怎麼可以寶寶一出生就沒了爸爸?」付成勵的父母在出事以後連夜趕往北京,住在一個簡陋的小賓館,後來去宿舍收拾付成勵的行李時,有同學見到過,那場面讓他們至今心酸;「他媽媽在收拾東西的時候,臉上一直保持著笑容,沒有當著同學們掉一滴淚,還安慰來送行的同學說,你們都要好好的,好好學習。」

(出於可以理解的原因,本文涉及的大部分採訪對象均使用化名,也隱去了部分地名。實習記者徐菁菁對本文亦有幫助)

本文選自《三聯生活周刊》2008年第42vol.504, Sun, 16 Nov, 2008

Source: http://magazine.sina.com/chinanewsweek/504/2008-11-16/ba63746.shtml

程春明的前法國生活

文/楊璐

噩耗傳來

如果沒有10月28日晚上的殺戮,程家最近的安排是這樣的;農曆十月初八,也就是11月5日,程春明的大姐將帶上程春明最愛吃的花生,護送77歲的老父親程保忠去北京。程春明的小妹妹程鳳林告訴本刊記者,程春明早就想把父親接到北京養老。但因在田間生活了一輩子的父親不習慣都市生活,一直拒絕這個提議。5個月前,程春明的妻子懷孕,期盼多年的程家香火終於有了著落,父親「很高興,才答應去北京」,此行的重要目的就是探望和慰問懷孕的兒媳婦。

10月29日,程家的北上計劃提前了。程鳳林告訴本刊記者,村裡說程春明得了急病,要家人都去北京。因為患有嚴重的心臟病,程鳳林被留在老家,其餘親屬都趕到了北京。在首都機場,知道內情的人終於忍不住將真相告訴了程保忠。77歲的程保忠本來身體硬朗,得知噩耗後當場就昏倒。隨後趕到北京的村主任劉光益向本刊記者描述了程春明家人的悲痛:大妹妹認屍回來後就神志不清,一會兒哭一會兒笑,程保忠昏厥了幾次。只有程春明的妻子楊寒(化名)相對堅強,她拉著程保忠的手撫著自己的肚子說要跟公公一起把孫子撫養大,她不能太悲傷,會影響孩子的發育。劉光益說,香火傳承是農村頭等大事,楊寒這番話給了程保忠活下去的希望,劉光益轉達程保忠的說法:「讀過書的人就是不一樣,通情達理、深明大義。」

劉光益算起來與程家還有親戚關係,對程家的情況很瞭解。「那個年代村裡都不富裕,程春明家尤其困難。」劉光益告訴本刊記者,實行聯產承包制之前,勞動力的多少直接決定著一個家庭的經濟狀況。當時規定每人每年有400斤糧食,按照工分折成現金兌換。勞動力多的人家干的是「進糧活」,不但可以得到相應的糧食還能掙到一些錢,勞動力少的人家則是「缺糧活」,工分不夠還要自己出錢買回糧食。程春明的母親常病,家中只有程保忠一個勞力,每年都要向生產隊交錢,生活困難。程鳳林則回憶,哥哥小學畢業後,自己要求還要接著讀書。程春明的大姐於是從高中輟學回家務農,成了地地道道的農婦。因為家裡的經濟條件一直沒有什麼好轉,兩個妹妹也都沒有讀到高中,早早結束了學習生活。

程春明外出讀書多年,家裡全靠三個姐妹互相依靠扶持過日子。直到2000年他從法國學成歸來,才逐漸成為家裡的支柱。程鳳林告訴本刊記者,哥哥回國不久就開始每兩個月寄一次生活費給父親,一年有萬把塊錢。本來,程春明還想每月給她一些錢作為這些年代替自己照顧父母的補償,但程鳳林沒有收。「哥哥讀了這麼多年書沒有積蓄,剛剛工作,負擔還是挺重的。」她說。

程春明以另外的方式照顧妹妹。程鳳林患有嚴重的皮膚病和心臟病,因為沒錢,最嚴重的時候也只是在縣醫院抓點藥。去年,程鳳林病重,躺在床上起不來,程春明把她接到北京,「花了幾萬塊錢在大醫院治病」

甚至程春明的外甥、外甥女們也感受著舅舅回來後家裡的變化。「農村人教育孩子也沒什麼方法,哥哥每次回來都要問小孩聽不聽話,他既很嚴肅,又會用孩子們喜歡的語言教育他們。」程鳳林說,外甥、外甥女們都非常怕程春明,他講話要比父母管用。

而在劉光益眼裡,程春明雖然只是個「沒什麼權力的大學教授」,但他的同學是不可多得的人脈資源。程春明出事後,很多他在北京的朋友和學生趕來慰問,劉光益把這些人理解為程春明的「把兄弟」。他說,這些「把兄弟」最少都是「市以上的幹部」,如果不出事,「將來能給程家、給村裡辦多少事呢?」劉光益對程家的遭遇唏噓不已,他對本刊記者說:「熬了這麼多年,眼看著有了盼頭,卻出了這樣的事情。」

熟悉又陌生的家人

程春明家所在的上衝村由不同的灣組成,每個灣都是在山上開出一條小路,村民的房子沿著小路排成一行。程家所在的這個灣,只有程春明家和堂弟家兩戶姓程,其餘全部姓李。「我媽媽說我們姓程的在灣裡是小姓,你要留下幫著堂哥一家。」因為獨子程春明外出求學,父母決定把最小的女兒程鳳林留在身邊。程鳳林 23歲時,招了一個上門女婿,在程春明「缺席」的12年裡,擔起了應由兒子承擔的所有責任,給母親送終,照顧年邁的父親。現在,程家的祖屋已經被程鳳林翻修為二層樓房,程春明每次回老家其實就是住在小妹妹家裡。

記者到程家的第一個晚上,程鳳林半夜起床吃速效救心丸,第二天一早就去村裡醫療室打吊針。程春明的離世讓她好轉的病情再次復發。她說,感情剛剛好起來就出了事,早知道這樣,哥哥還不如不回國,她心裡也不會這樣悲痛。從1982年17歲的程春明離開上衝村去武漢求學開始,隨著他越走越遠,與家裡的關係也越來越疏離。

程鳳林的印象裡,哥哥放假回家就去山上放牛,兄妹間很少談論學校的生活。她不記得哥哥填報大學志願徵求過親人們的意見,「父母都不識字,農村人也不懂那些」。家裡只能從經濟上給予支持和關愛。「哥哥讀大學的時候,實行了承包制,家裡條件好了些,父親每月都要寄給哥哥幾十塊錢的生活費。」80年代初,在一個農村家庭,這是很大的支出。對於記者「大學本來就發生活補助」的詢問,程鳳林說:「他除了日常生活,還要買些書吧。」

留學法國對程家來說不是一個喜事。「我媽媽當時就哭了,不同意。她身體不好,希望兒子畢業就找個工作留在身邊。」程保忠當生產隊長很多年,「比較有見識」,在父親支持下,程春明的赴法求學之旅才得以成行。

1988年程春明出國後,他與家鄉的聯繫就由小妹妹程鳳林來維繫。「通常都是我來寫信,主要都是談家裡情況。」信封由程春明在法國寫好寄回來。程鳳林說,當時寄一封信要20塊錢,很貴,一年只寫三封信。程春明的母親去世前,把程鳳林精心保存的信都燒掉了。「這是一個農村老太太思念兒子最好的方式。」 程鳳林解釋說。

程春明沒有回來奔喪。程鳳林解釋,那時哥哥已經要自己賺學費和生活費,正是困難的時候,而且寫信去已經來不及了。她不願告訴記者,是自己沒有寫信去告知,還是程春明接到信趕不回來,抑或是當時他們兄妹已經失去了聯繫。但因為這次的缺席,村裡人開始懷疑沒有音訊的程春明已經死在了國外。

2000年程春明回國後,沒有在第一時間通知家人,大約過了一個多月,程鳳林才收到程春明定居北京、執教中國政法大學的來信。這一年也是程春明母親去世的3週年,祭奠是一直等他回鄉省親才辦的。此後,久違的男孩重新回歸了家庭,放假和過年的時候都會回老家。「身上穿一套,夾一個包裡帶一套換洗的就回來,鞋不用帶,回家就有換的鞋了。」為了讓經常回家的哥哥生活舒適,程鳳林甚至在家裡裝了農村罕見的沖水廁所、熱水器和浴霸。「我哥哥不讓我裝,說自己是從農村出來的,都習慣。」程鳳林堅持安裝的這個衛生間利用率並不高,平時鎖著門,一般只有程保忠和程春明使用。

因為哥哥省親住在自己家,程鳳林與程春明的關係逐漸密切起來,平時也會每隔幾天通一次電話。但她從來不詢問哥哥在法國的經歷。「我和哥哥一起洗漱,看他40多歲滿口牙都沒了,就什麼都不問了。」程鳳林猜測,哥哥在法國一定很辛苦,「牙都沒了,應該是勞累過度吧」。

程鳳林不愛講話,情緒好的時候最多笑一下。在她眼裡,程春明是截然不同的性格,開朗、隨和、沒有距離感。程鳳林說,哥哥每次回來都是「從這個灣到那個灣,每家都要去恭喜一下」。這個村裡過春節時的習俗成了程春明的慣例,只要他從北京回來,就會挨家挨戶地拜訪。與中國政法大學校園裡的「地中海標誌性的紅色花格褲」截然不同,程春明在村裡並不張揚,程鳳林見到的哥哥穿的是和鄉親們差不多的舊衣服,很純樸。程鳳林還回憶,有一次村裡的老婆婆誤會程春明出國是去做木匠了,程春明就順著承認。「哥哥回來告訴我,他不能否認,然後告訴人家是去讀博士,那樣會讓人覺得你出國回來驕傲了。」

平凡的農村高中生

程春明的數學老師葉大富告訴本刊記者,程春明就讀的五中不算是好學校。「從學苗來說,最先挑學生的是孝感高中,然後縣一中又挑,到了五中沒有好苗子了。」而程春明肯定不是班裡學習最好的學生,葉老師說,程春明能夠穩定在班級的3名到5名左右,感覺「他學習很認真,但不是一個只知道讀書的學生,也不老實,不是能讓人欺負的那種」。葉老師能說出班裡其他一些同學的特點,比如某學生聽懂老師講解的表情,某學生怎麼教都不會,但他想不起與程春明交往的細節。 「他不是一個特別引起老師注意的學生。」他這樣總結。

之所以還記得這個學生,葉老師說是因為程春明是縣裡的名人,一有什麼動靜就會有人談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程春明回家探親的時候,曾經專程看望過葉老師。「我記得他當時告訴我,好幾個大學都邀請他去工作,他選擇了中國政法大學,他說他是個『自由主義』,中國政法大學除了正常的教學外,有許多自由時間,可以做自己的事情。」程春明送給了葉老師自己的名片,這讓葉老師唸唸不忘:「我教了一輩子書,很少有學生送我名片。」

大新中學的校長羅立俊與程春明是同鋪而眠兩年的同學。羅立俊告訴本刊記者,當時已經懂得了讀書好穿皮鞋、讀書不好穿草鞋的道理,他們讀書都很刻苦,每天晚上21點半下了自習之後,還要和程春明一起在教室裡多學兩個小時。

程春明後來用《地中海的紅帆》、《我的大學》抒發情感,而在羅立俊的記憶裡,高中時代的程春明沒有什麼文學愛好。他們除了課本,接觸不到其他的書,況且還是理科生,沒讀過什麼文學作品。如果非要追溯程春明的浪漫行為,高他一屆的師哥萬少文回憶,早上看見過程春明吹笛子,是用竹子做成的很便宜的那種。

當時的高中畢業生有三種升學出路,最好的是考上大學,其次是念大專,再次是中專。羅立俊說,他們那一屆只有兩個人考上大學,程春明的成績剛剛過線。大部分成績好的同學最後都去了中專,對於農村孩子來說,這已經是很好的出路了,畢業就能轉戶口,分配的工作也不錯。

這些念中專的同學中出了大悟縣的縣委書記、財政局長、教育局長、公安局長和羅立俊這樣的校長。羅立俊說,大家私下里議論程春明上學上得不划算。與中年發福的同學相比,2000年剛從法國回來不久的程春明「又黑又瘦」,「他穿著皮鞋,還打著赤腳,我就說我們都有襪子穿,你怎麼不穿襪子?」雖然程春明告訴好友,法國人都是這樣穿的,羅立俊還是不置可否,這成了程春明在法國「混得很慘」的一個例子。

更為現實的比較是,當時已經工作了十幾年的同學們家庭和事業都算比較成功了。「我們的孩子都已經挺大了,他一個都沒有。好幾個人做了局長,有車有房,還能提攜親戚。」羅立俊說,程春明出國這些年也沒見給家裡添點什麼,都是姐妹們在操持,程家的條件一般。可是在大悟,家裡如果能有兩個打工的,生活就不錯了。

羅立俊見過程春明的兩任妻子。「韓國妻子不會講中國話,後來程春明說他跟韓國那個協議離婚了,現在的妻子是楊寒。」羅立俊觀察,程春明與楊寒很恩愛,「聽說楊寒家裡條件好,但是她不嫌棄農村髒、條件差,每次都跟程春明一起回來,兩個人形影不離。」

程春明每次回鄉,當地有些權力的同學都會派車接送,村裡老百姓看在眼裡覺得程春明「是個人物,跟幹部的關係好」。但是記者採訪時,這些同學在得知程春明案子真相還未明朗後都表示,程春明離家多年,自己跟程春明不熟。雖然他們一起吃飯,有時還互發短信,但都是程春明主動找他們的。他們出差到北京會去找更親近的朋友,沒有人去過程春明家,也並不真正瞭解這個兒時的同學。

人生的轉折

程春明的人生軌跡在大學階段有了一個轉折。他考進了華中農業大學的農業經濟管理專業。小他一屆進入學校的李國祥對本刊記者回憶:「這個專業意味著好幾輛紅旗轎車等在外面接呢。」他解釋,當時管理方面的人才很缺乏,他們這個專業的學生好多單位都搶著要。

當時的華中農業大學地處武漢郊區,周圍是大片農田,只有兩路公交車通向學校,每天晚上20點之後就不再有車。因為地理位置偏僻,學生很少與外界接觸,並且農村學生佔了絕大多數,校園的風氣並沒有受到都市的影響,還保持著純樸的鄉土氣息。當年的系主任、程春明的導師劉筠謙向本刊記者回憶,程春明即便唸到研究生都與剛剛從農村出來時改變不大,「沒見過什麼世面、不愛出風頭」。

但是起碼生活朝好的方向發展了。程春明在高中時代每天都用醃製的鹹菜下飯,進了大學,不但不用交學費,每月還有19.5元的生活補助。李國祥說,這些錢就是吃排骨都花不完。經濟上不再有壓力,未來的前途也不用操心。那時候還沒有人戀愛,李國祥說,學校有規定,談戀愛的人一律開除,因此這是學生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課餘時間主要就是「務虛」,程春明對農村經濟有很濃厚的興趣,他和李國祥都是學校農經學會的成員,「我們一起討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資本論》,然後用理論和模型去解釋現實中的問題,程春明總有一些新的想法」。

如今已經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的李國祥回頭看,程春明在經濟學方面是「有天賦的」,「很快就能抓住問題本質,並且有創新的思路」。李國祥一直奇怪國內研究農村經濟的專家裡沒有程春明的蹤影,直到有關程春明的新聞刊登在報紙上,他才知道師哥在法國改學了法律。「他起碼也應該是研究發展經濟學的,而且絕對會成為這方面的頂級專家。」李國祥說。

大學畢業後,程春明被保送本校讀研究生當時華農的畢業生有幾種選擇,因為一度本科生的就業比碩士好,相當一部分學生很實際地選擇了先就業。程春明前後幾屆的學生都被分配到了農業部或各級政府的政策研究室這樣的單位。李國祥說,熱衷學術選擇讀研的人中也有一部分有了改換學校的打算,因為當時農業部所屬的學校裡,華農只排在三流。在這樣的背景下,保送本校的研究生並不如外界所想的那樣風光和令人羨慕。「不好說程春明是系裡學習最好的學生,但是保研也是要看成績的,不是誰想都能上,何況導師劉筠謙是系主任,報他的人很多。」李國祥說。

劉筠謙對弟子的注意開始於他喜歡寫評論性的小文章投給報紙」,但是「這些文章談不上成材,更沒有形成什麼氣候」。真正能吸引導師的是程春明的愛鑽研。劉筠謙說,他當時除了常規的每屆3個學生外,還為其他學校代培,一共帶了13個在校碩士生。他身為系主任,平時工作繁忙,學生難免照顧不到。程春明的學習很主動,愛問問題,甚至追到老師家裡去。樸實的程春明讓導師很放心,他剛上研究生就被導師派去帶隊調研。李國祥也參加了那次的隨州調研,他說,程春明負責帶隊和聯絡,上下都安排得很好,回來後劉筠謙很滿意。

「研一」的程春明最終贏得的那個公費留學法國的名額,這也是劉筠謙當了10年系主任批出的第一個公費留學名額。劉筠謙解釋說,當時沒有現在這麼透明和民主,基本就是系主任來決定,對程春明日積月累的觀察和接觸後,他覺得這個學生愛動腦、學習刻苦,人又很純樸,有培養的價值。

當時劉筠謙一個人的決定並沒有引起什麼異議。李國祥說,同學們對出國的概念都很懵懂,「就是看見老師回國都會帶很多家用電器」。李國祥說,程春明當時告訴他將要赴法留學的消息時,也並沒有特別的興奮和喜悅。

程春明剛到法國的時候曾經給劉筠謙寫過一封信,說語言溝通很困難,並且氣候和生活方式都不適應。劉筠謙說,程春明等於是從中國農村一下子就到了歐洲,不適應很正常,他回信鼓勵弟子堅持。此後,由於劉筠謙調往廣東又改換了兩次工作單位,師生最後失去了聯繫。

12年的留法生涯,造就了程春明浪漫的性情,他曾感慨:「站在蒙城(Montpellier)最高處佩魯廣場終端的台地上,可俯瞰地中海,海上紅帆點點,我常常去那裡看海,看著看著就掉眼淚。」

「每天晚上,我的靈魂都會飛越千山萬水『重返』地中海。在夢裡,擁有超越的氣質、奔放的熱情的地中海似乎也在一聲接一聲地問:『何日君再來?』

法大的眾多教師中,程比較「出位」的是不羈的穿衣風格,不止一位學生提到他的那條紅色花格褲。有一次接受採訪,頭戴鴨舌帽、腿上套著一條皮褲的程春明對記者說:「我喜歡著一條漂亮的領帶,讓法大增色添彩!」

據政法大學同學的介紹,教授程春明生前在講授西方法律思想史這門課時,曾提到過這樣一句法國名言:L’absence est à l’amour ce qu’est au feu le vent; – Il éteint le petit, il allume le grand. 分離於愛情,猶如疾風於火焰——它吹熄弱火,卻引燃烈火。

程春明曾管大四女生們都叫「丫頭」,還寫了一首詩送給即將告別「白衣飄飄的年代」的她們——「六月裡的梧桐枝中/有一隻孤獨的布穀鳥/頭頂著烈陽/期待著秋日的輝煌/六月的校園中/有一群待估的驕女/頭戴著學士帽/盼生活一份輕鬆/六月的思念中/有一位曠世的天使/匆忙中莞爾一笑/留給我兩份憬憧/六月的一切中/有一個碩大的問號/永恆的追尋/不正是一場春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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