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 華人社會的公眾知識份子

Source: http://mli.ym.edu.tw/houng/ch/list04_201006.html

台灣公眾知識份子的末日?


文/洪裕宏(陽明大學心智哲學所教授)

桑塔格是美國最後一位知識分子

美國歷史學者羅素雅各比(Russell Jacoby)在其名著《最後的知識份子》中也困惑美國的知識份子哪裡去了?這本書出版於1987年。雅各比在尋找的是四十五歲以下的年輕世代知識份子。
屈指一算,大約是在60年代或其後進入大學讀書的世代。怎麼會整個世代的知識份子都消失了呢?2000年該書再版,雅各比的再版序依然認為,美國已經沒有
知識份子了。2004年去世的作家蘇珊宋塔格(Susan Sontag)是雅各比推崇的上一代知識份子。當宋塔格辭世時,很多美國作家都說美國最後一個知識份子走了。雅各比的《最後的知識份子》一書試圖解釋為何
60年代以後,美國社會竟然孕育不出新一代的知識份子。

對雅各比而言,知識
份子不是泛指所有受過教育的人。在一般人的概念中,受過大學教育或讀過一些書的人都是知識份子。雅各比的「知識份子」指關心公共事務,用非專業、非技術性的語言,為有學識的一般讀者撰寫評論或著述的作者或思想家。他稱這類人為「公眾知識份子」(the public intellectual)。「公眾知識份子」這個詞在近二十多年來頗為盛行,要拜雅各比這本非常批判,帶有挑釁意味的書之賜。作家宋塔格之所以被譽為美
國最後一位公眾知識份子就是在於她身為作家,關心美國社會與文化,寫了很多批評的文章,是知名的反戰份子,反對過越戰,也批評伊拉克戰爭,被讚美為「美國公眾的良心」。

「公眾知識份子」這 個概念源於黑格爾(Hegel)對分工(division of labor)的批判。黑格爾認為「分工」有益於工作效率,卻導致工作意義的死亡。知識專業的分工其實也一樣,專業往往細分到瑣碎化與去意義化。這種工作的
去意義化或機械化,會導致異化(alienation)。異化指人與自己、人與世界的斷裂。美國作家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
受黑格爾影響,在其著名演講「美國學者」(« The American Scholar« 
中,認為「知識份子」指「完整的人」(One Man
,涵蓋所有人性面向的人,是通才型的人。因此「知識份子」是「專家」的對立面。知識份子不會被專業知識限制,也不會被書本上的死知識限制。知識份子是傳統偉大觀念的承繼者,也是新觀念的創造者,同時也擅長於傳播理念。

與主流當道對抗多麼危險

把公眾知識份子定性
得最鮮明者則非薩依德(Edward Said, 1935-2003)莫屬。薩依德認為知識份子的使命在增進人類自由與知識。知識份子要面對社會大眾發言,批判社會與動攪現狀。因此知識份子的論述絕對不
是專家在特定領域的專業性、技術性論述。他是針對社會大眾就公共事務從事批判性的評論。最重要的,薩依德認為知識份子的評論無法避免意識型態,因為這些評
論並非科學論述,也一定牽涉到基本價值與信仰,因此本質上是意識型態的。在台灣常常聽到用「意識型態」來罵人,最常見的是《中國時報》、《聯合報》以及國
民黨政高層罵別人「意識型態」。對薩依德而言,「意識型態」可是知識份子論述的本質。批判當道、批判主流當然會惹人不高興。這不高興的情緒反應自然是來自基本價值與信仰遭到挑戰。最近的廢除死刑論戰,是主流社會的核心價值被挑弄之後的抓狂反應。從白冰冰現象到曾勇夫部長連續集體屠殺死刑犯,告訴所有想作知識份子的人,你要面對的反撲力量會有多麼巨大。這也難怪薩依德在其《知識份子論》(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書中,力陳知識份子要有勇氣與當權者及主流對抗。可見要與當道及主流對抗是多危險的一件事。

知識分子抵不過體制

美國的知識份子為什
麼消失了?雅各比認為50年代活躍的知識份子像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 1923-2007),《村聲雜誌》(Village Voice)創辦人,小說家,文學式的新聞寫作的提倡人;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 1919- ),哈佛大學社會學家;約翰高伯瑞(John K. Galbraith, 1908-2006),經濟學家;高爾維多(Gore Vidal, 1925- ),劇作家與政治激進份子;諾姆
喬姆斯基(Noam Chomsky, 1928-)語言學家與政治評論家;桑塔格(Susan Songtag, 1933-2004)等,到廿一世紀的今天仍然是閃爍的明星。他們從50年代到今天,持續盤據要津達半世紀。而青年一代的學者或有學識的人,卻從社會大眾
的文化生活中消失了。雅各比最困惑的是60年代以來將近十五年間那群參與政治與文化運動的激進學生們,竟然蛻變成一本正經的專家學者,變得悄然無聲。怎麼會這樣呢?

60年代的台灣處境
與美國不大一樣,然而在蔣介石的威權獨裁下,一直延伸到70年代,也曾存在一股強大的自由化與民主化運動。當時的代表性人物有胡適、雷震、殷海光、楊國樞、胡佛、張忠棟、李敖等。代表性刊物有《自由中國》、《文星雜誌》、《大學雜誌》和《夏潮雜誌》等。這段期間,蔣氏父子先後統治台灣,知識份子被殺、被關者不計其數。當時也有不少年輕學者與學生積極參與各種形式的運動。八0年代以前,台灣的確存在代表性的公眾知識份子,冒著生命危險對公共事務提出批判性的評論。然而80年代之後,台灣與美國情況類似,昔日激進的學生,今日紛紛轉型為專家學者,失去了他們的聲音。有些則進入權力體制,成為被批判的對象

美國的情形是 1940年代以後出生的世代,知識份子都跑到大學裡面去了。二戰結束後美國高等教育急速擴張,大學教師從1920年的五萬人增加為1970年的五十萬人。
在大學教書的生活是穩定而安逸的,比較三餐不繼的自由撰稿者,這是很誘人的工作。大學專業分工越來越細,在裡面工作的學者被要求撰寫八股文似的學術論文,
投稿由專業同僚審查的專門期刊,想像力、創造力、尖銳的批判性、具感染性的說服力與簡潔易懂的文體,這些公眾知識份子的寫作要求,在學術論文中一掃而光,
代之而起的是格式、數據、統計與模型。

新左派的激進份子
呢?照理這些應該在街頭與勞動群眾衝鋒陷陣的知識份子,想當然會抗拒被大學收編吧!事實不然。新左派年輕學者大批進入校園,抱著「穿透體制的長征」這樣的崇高理想,背離群眾,使用艱澀難懂得專門術語,仰人鼻息,恭順服從學校當局的意志換取安適的生活、亮麗辦公室、計畫經費、助理與免費的國際旅行。然而如雅
各比所觀察,學者專家放棄了公共舞台,「穿透體制的長征」到頭來贏家是體制。

我們的校園裡鮮少聽到左派學者批判體制。台灣的左派學者我倒認識不少,但是他們似乎只熱衷在左派小圈圈中發表文字遊戲般的虛無論文,而忘記了左派學者更應該關切學術研究與社會現實的關係。我也看到發表一篇又一篇的後現代主義論文的學者,許多都是國民黨威權統治的支持者。他們竟然忽略了後現代主義對體制與權力勢不兩立的批判精神。也有左派學者或作家去當國民當中央黨部的發言人,後來又去復興中華文化。我只覺得一陣暈眩,心中為之錯亂。在美國,保守派因緬懷過去的歷史與人文精
神,常對大學學術過度專業化嚴厲批評,左派學者都顯得溫和而順受。在台灣,我們也看到保守派在《聯合報》或《中國時報》批判大學,左派的聲音卻顯得如此微
弱。

專業化導致去公共化去政治化

專業化是專家學者撤出公眾文化生活的重要原因。專業化是學者是否盡忠職守的指標。你被指定在學術上的一個小格子裡,你只能在格子裡寫作論文,在格子裡發言。即使你才華橫溢,
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無所不能,參與公共事務,對社會公眾有貢獻,例如領導社會運動,這些只會顯示你不務正業。你會被逐出各種委員會或被選為大學評鑑委員。不
論你的學術貢獻有多大,只要你涉入校外非學術性事務,在報章雜誌寫評論,上電視談話節目,參與民間政治或社會運動,你馬上被點油做記號,無情地逐出學術權力圈之外。教育部各種委員會、國科會學門召集人、學術審查委員會、學院院長以上主管職務等,都與你絕緣。你成為被宰制者,升等與計畫申請案等會被藉機整肅。專業化的荼毒不分藍綠。綠的學者也會殺綠的學者,藍的同理亦然。這使學者在參與公共事務,希望扮演公眾知識份子角色時,會心生畏懼而退卻。這是為什麼社會學家米爾斯(C. W. Mills, 1916-1962)說,讓學界知識份子倍感威脅的,不是秘密警察和下獄,而是不安全感。專業化因此導致去公共化與去政治化。

我本身是哲學家,因
此特別注意到雅各比引用米爾斯檢視「哲學的專業化」這部份,他描述了美國哲學退卻到校園中的情形。米爾斯視杜威(John Dewey)為最後一個公眾哲學家。杜威致力於批判哲學過度專業化與學術化。他譴責哲學的遁世。美國哲學發展到今天其實已經變得非常專精,常常同一個哲學
系裡的教授之間讀不懂或不讀他人的論文,更遑論哲學涉入公眾生活了杜威之前的美國哲學與公眾生活息息相關,哲學書籍或文章為大眾而寫。今天的哲學家已專
業化過了頭,哲學家們不管大眾、社會或國家的死活,沈迷在一個虛矯的所謂國際化的學術社群中的學術社交活動,濫用納稅人的錢邀請各式各樣,無濟於社會大眾
的外國哲學家來台灣自由行。借用雅各比的句子,「專業哲學此一多石不毛之地,已證實無法栽種作物。」

1980年由英國首
相柴契爾夫人與美國總統雷根共同推動的經濟全球化,是公眾知識份子全面消失的致命原因。全球化的經濟哲學是芝加哥學派的新自由主義,奉行亞當史密斯的自由
放任經濟。這套經濟哲學相信市場是完美理性,自由市場可以自行解決市場中的種種問題,不需要政府介入市場運作。雖然這套新自由主義的思想已被2008年發
生的金融海嘯證明失敗,後全球化時代已經來臨,然而解決全球化危機的方法仍然是全球化那套思維模式,這非常可能造成二度嚴重衰退,陷全球經濟於混亂。

經濟全球化啟動之後,美國(註:法國更是)政府大幅刪減高等教育預算,迫使各大學(尤其是公立大學)要自籌財源。可以說大學被迫加入全球化的進程表。因此大學引進以獲利為核心的管理制度,
並且大規模地與企業交換利益。根據比爾雷丁斯(Bill Readings
《廢墟中的大學》(The University in Ruins)所言,大學以「追求卓越」為幌子,將原本獨立於政治權力和市場的大學推上拍賣台,徹底商業化高等教育。雷丁斯認為,「卓越」此一觀
念缺乏意義,只是在學校當局試圖解決財務問題時,用來團結學術部隊的叫囂而已。例如台灣教育部規定接受五年五百億特別預算的研究型大學必須招收多少外籍生
才算「卓越」,並列為評鑑指標。問題是哪來那麼多外籍生?於是有些國立大學就計畫成立語言中心,招收來台學中文的外籍生,以衝高外籍生的數目。這不是有夠荒唐嗎?什麼叫「卓越」?雷丁斯認為,大學已成廢墟,被迫放棄其歷史的責任,陷入消費主義的意識型態。放棄文化的追求,取而代之的是「追求卓越」,把大學
推向全球資本主義的繁重任務。大學行政管理引進企業管理模式,將大學教授視同雇員,踐踏學術自由,破壞大學優雅鬆散的傳統氣氛

哲學?一斤多少錢!

珍妮佛瓦許本
Jennifer Washburn)在其《大學公司》(University Inc.)書中,以豐富的事例說明利潤取向的管理如
何摧毀大學的獨立自主,商業利益的衝突如何影響研究,學術自由的破壞,教學品質的降低以及人文領域如何被侵蝕。私人企業與大學的結盟已經傷害到社會對大學
的信賴。在利潤導向與商業化的過程中,人文與社會學科無疑是最大受害者。人文與社會學科與專利無緣,與商業利益之距離遙遠。在大學權力運作與資源分配中,永遠是輸家。教學無助於論文發表,無助於企業捐贈與產學合作,無助於大學排名,因此也是優先被犧牲。

大學市場化的最大弊
病是價值的單面向化。如果一切價值都由市場決定,那麼只有那些可以上市的商品可以在市場定價,無法上市就沒有價值。然而市場是文化盲目的、價值盲目的,它只有金錢價值。到了市場,一切價值都得化約為金錢價值。歌星阿妹值多少?看她的光碟在市場上可以賣多少?賣不出去就沒有價值。一個哲學家值多少?哲學有市
場嗎?只寫給圈內人自相唱和的專技論文當然賣不出去。公眾哲學家的產品呢?市場其實相當程度決定於當時的社會文化。全球化下的世界已徹底成為商業化的世
界,庸俗淺薄與重感官的世界,公眾哲學家的市場嚴重萎縮。人文科學的市場價值是很低的,只要走一圈書店,看看暢銷書不外事烹飪、理財、健康、算命、流行等
書,就再清楚不過了

  • But from this perspective [namely, ‘marketability’], public intellectual should be worth more than academic philosopher.

我念大學時是在全球
化之前的70年代,那時公眾知識份子,哲學家殷海光、方東美、牟宗三,歷史學家余英時、沈剛伯,還有許多文學作家等,都是社會上知名人物,許多人心中的英雄。今天的英雄呢?企業CEO,如郭台銘、張忠謀,影歌星,理財專家,趨勢大師,才是高知名度的社會英雄。今天的台灣,在一切市場化的時代,公眾知識份子
的空間已經被壓縮到快不存在了。

對公眾知識份子而
言,致命的政治與社會暗流多到難以想像。知識份子都選擇當專家學者了,大學外面沒有公眾知識份子嗎?有時覺得媒體界有幾個人還有點像公共知識份子。不過一
下子就自我推翻這種想法。這一批自命不凡的人有太強的黨派意識。有意識型態是自然的事,但政治上的黨派意識太強,就稱不上公眾知識份子。公眾知識份子應屬
於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獨立於政治力量與市場(商業)力量。學者想做公共知識份子,當心馬英九用反貪腐來整肅你,叫國科會查一查你的研究計畫有沒有用老婆當助
理。你若沒有先知先覺蓋好大小水庫,計畫經費核銷的發票還要勞動監察委員來徹查一番。即使帳目清楚,如果你恰好不是藍色知識份子,那麼大學中八、九成掌權
者都是藍色的,你就等著那些可以管你,可以宰制你的學校高層以各種方式排擠你,貶抑你,羞辱你。教育部長杜正勝也會發公文給你的學校,說你不可以當與通識
教育有關的學術主管。這個杜部長還算心地善良,如果是吳清基部長,搞不好你的頭路都不保。你系上不同顏色的同事也會聯合學生隨時暗幹你,你學術研究做得再好,即使台灣有近七分之一的哲學系所都是你創辦的,大家會裝著沒看到,忽略你,消遣你。在台灣要作個公眾知識份子可真難啊!當郭台銘摟著林志玲跳舞,驚豔
全社會時,你知道還是當個專業學者等退休才聰明,沒有人會騷擾你,搞不好還可意外拿個傑出獎。

2.

Source: http://www.hudong.com/wiki/%E5%90%B4%E6%95%AC%E6%A2%93
互動百科:吳敬梓

吳敬梓一生經歷了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當時,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社會呈現了某種程度的繁榮,但,這也不過是即將崩潰的中國封建社會的迴光返照,表面的繁榮掩蓋不了大廈將傾的事實。雍正、乾隆年間,清朝統治者逐漸鎮壓武裝起義的同時大興文字獄,設博學宏詞科以作誘餌;考八股、開科舉以牢籠士人,提倡理學以統治思想等方法來對
付知識分子。其中,以科舉製為害最深,影響最廣,使許多知識分子墮入追求利祿的圈套,成為愚昧無知、卑鄙無恥的市儈。吳敬梓看透了這種黑暗的政治和腐朽的
社會風氣,所以他反對八股文,反對科舉制,不願參加博學宏詞科的考試,憎惡士子們醉心制藝,熱衷功名利祿的習尚。他把這些觀點反映在他的《儒林外史》裡,顯示出他的民主主義的思想色彩。

《儒林外史》從某種意義上體現了一種批判現實主義。這種精神不僅被晚清的晚清四大譴責小說所繼承與發展。在現當代的純白話文小說也有體現,如錢鍾書的《圍城》。而《儒林外史》中所譴責的種種現象,雖經歲月變遷,在現實中仍生命力十足,莘莘學子寒窗苦讀,為一文憑而瀝盡心血,高考結束後無不將教科書棄若鄙履,為結束苦難生涯而奔走相慶,並以此衍生出種種社會怪狀。

清閒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曾指出:「其書以功名富貴為一篇之骨:有心豔功名富貴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貴而驕人傲人者;有假托無意功名富貴自以
為高,被人看破恥笑者;終乃以辭卻功名富貴,品地最上一層為中流砥柱。」當時,由於時代的侷限,作者在書中雖然批判了黑暗的現實,卻把理想寄託在「品學兼優」的士大夫身上,宣揚古禮古樂,看不到改變儒林和社會結構的真正出路。

  • 總結經驗,學術生態如同科舉。雖說,自古無場外的舉人,然而改造歷史、對時代擁有巨大影響力的人中,往往不是那些體制內最傑出的進士及弟、論文成就獎得主等博士。

3.

Source: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8707140100034g.html

魯迅與胡適的兩種選擇

文/孫郁

魯迅與胡適的價值選擇中所延伸出的文化隱喻,或許正是今天的鏡鑑。兩人對中國文化與人性的看法,有時驚人地相似,但情感方式卻大相逕庭。一個以為中國的進化,有賴於精神的重塑,改造國民性乃知識界的第一要義;另一個則貢獻智慧和潛能給權力階層,借政治的力量,推動中國的現代化。

  • 這樣看魯迅是右派(心靈改革)、胡適是左派(結構提升)。然而,到了內戰後分成國民黨與共產黨的中國,卻是右派中國的前者擁抱胡適,而左派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選擇以魯迅作為思想跳板。

魯迅與胡適不僅各自為中心,團結了一批知識分子,重要的是他們的思想,深切地影響了現代進程。這兩種模式今天仍被延續著,我們看90年代以來中國知識
界的分化,大致也存在著類似的形態。至於周作人、陳寅恪、顧准一類的文人,其影響力遠無前兩者那麼深遠,後者在中國,很難形成集團式的力量。

倘說,魯迅在心靈的意義上,呈現了人的尊嚴與價值,那麼胡
適,則從技術的層面,為中國的現代進程,設計了諸種方案。這兩種獨立之精神,為
今人擺脫貧困與奴役,提供了良好的範例。80年代以後,我們文化與經濟起飛的過程,實際上正隱含著他們的精神餘脈。

德國亨利希曼說:「一個向統治階層靠攏的知識分子是在背叛精神。」作為一個具有清潔精神的人來說,獨立於這個世界,恪守心靈的聖地,是難能可貴的。識分子所以是知識分子,乃是具有一種屬於自我獨立不倚的價值世界。它以在野的聲音,向權貴世界發出逆俗的聲音。

胡適不是沒有獨立精神,但他不能像魯迅那樣走向黑暗的深谷,與陳腐的權貴徹底決裂。胡適常是利用現政權的縫隙,或者說
利用已有的社會機體,進行漸進的變革。但這種「利用」不是跪在統治者面前乞求恩賜。他知道真理的實行常常伴以自我的喪失,思想在現實轉換,有時不得不染以俗諦。社會的進化,是不能以「純粹」來實現的。

在通往真理的路上,要有尼采、叔本華、魯迅、薩特,但也需要黑格爾、歌德、高爾基、胡適這樣的人。這是一種文化的生態。當黑暗過於強大時,剷除黑暗的人,
身上不免拖著黑暗的余影。中國知識界的悲哀在於,這一黑暗的余影太長了。所以,無論是魯迅的反抗,還是胡適的掙扎,都是個未完成的精神表達式。中國的現代進程中,這兩類人,都是非健全的。

但在這裡,能真正提供精神自由和反奴役意志資源的,也許只有魯迅。在靈魂的深與思想的深上,魯迅是一座高峰。他矗立在那兒,提示著人們去注意新的主奴關係
的生成。如果說中國的知識界缺少什麼,我們與魯迅的距離有多長,那麼所欠缺的就有多長。

坦率地說,胡適的選擇是常態人生的記錄,魯迅則是非常態的。高遠東先生將魯迅精神比做「藥」,把胡適思想看成「飯」,但悲哀的是在我們這個國度,魯迅的話題竟是長恆的,一個病態的民族。(飢餓的民族最急需的是飯)

4.

Source: http://www.stnn.cc:82/gate/big5/history.stnn.cc/people/200906/t20090615_1046644.html

毛澤東三談魯迅:他若活著會怎樣 (摘要)

文/

毛澤東19401月在延安新創刊的《中國文化》創刊號上發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義論》,對魯迅作出了自己的評價:「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
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
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至於魯迅49 年後如果還活著,他會怎樣?毛澤東的談話給出了三種可能:一是因繼續像以前一樣寫而被「關在牢裡」,二是當歌功頌德的「文聯主席」,三是「一句話也不
說」。第一種可能,是真正敬重魯迅的人們所希望的,但考慮當時的政治環境和魯迅的地位,似乎可能性不大;第二種可能,雖然有郭沫若的例子在,但以魯迅的性
格看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且也是我們最不願意看到的;第三種可能,結合政治環境和魯迅的性格,並考慮高爾基和梁涑溟的例子,可能性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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