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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已轉至東方？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戴維•皮林
幾年前還很難想像，歐洲領導人會 向中國政府托缽化緣，請求提供資金紓困。甚至訪美的中國領導人公開指責美國經管理不當。世界已經發生了變化。2008年美歐金融危機幾年下來，加速了經濟動能向亞洲的轉移。
當2012年大體歐美還將繼續與衰退共舞時，許多經濟學家稱亞洲除日本以外的國家，將繼續實現7%左右的高增長。戲劇性轉折使一些亞洲人產生了某種必勝的信念：「不存在什麽資本主義危機， 存在的是西方資本主義危機，它已經得了‘老年病’。充滿能量、創新和增長渴望的生機勃勃的資本主義，已經轉移到了東方。」說這話的德賽勛爵並不是唯一感覺到某種道德因果的人。他表示，幾世紀以來，亞洲國家被西方打上「烙印」，一直被斥為不能自力更生。現在，他指出，南半球和亞洲國家更善於控制資本主義創造財富的力量的。
然而，有三個互為因果的元素得警告亞洲人別得意忘形了：
首先，除日、韓、及新加坡等小國以外，亞洲國家多半仍然貧窮。許多國家計劃走上一條逐漸吸收更多“資本主義”政策的未 來繁榮之路，這些政策包括通過放鬆國家對銀行、利率和匯率的控制，使經濟向市場開放。但愈多開放之後，它遭受新自由主義經濟不穩定性的衝擊就愈大。
過去，亞洲的技術官僚信奉向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轉型，反對大政府的幹預手腕。但1997年亞洲自金融危機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海耶克」主義放任經濟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之母—要泰國、印尼和韓國等經濟體削減政府開支、提高利率、切斷銀行與政府的聯系、並且放鬆監管。而現在，西方經濟體卻在為自己開出幾乎相反的藥方。他們走「凱因斯」主義的道路，加大財政政策力度、降低利率，並利用政府資金為銀行紓困。
從亞洲的角度來看，這使得西方看起來充其量只能稱得上偽善。
對致力市場改革的中國，過去的問題是：什麽樣的速度是合適的？而現在他們卻在質疑目標本身是否正確。
野村綜合研究所（Nomura Research Institute）首席經濟學家辜朝明（Richard Koo）表示，多年來，東京受到西方政策制定者的指責，理由是沒有更快地核銷問題貸款，及沒有採取更激烈的貨幣政策來復甦經濟。但西方人不懂，在崩盤後私人部門負債嚴重，正常的經濟手段不再奏效。
「日本在過去20年經歷的、以及美國和英國現在正經歷的情況是，即使利率為零，人們還是不願意借款，」他表示，「人們只是一味地還貸。」如果他說得沒錯，那麽西方經濟體將可能進入日本式的長期低增長。
第二個不安：儘管亞洲價值觀一度流行，但沒有哪個亞洲經濟體產生了可以替代資本主義的嚴密制度（更具幹預色彩的政府算嗎？）。激進的反資本主義試驗—中國式的共產主義和印度尼赫魯式的社會主義，都遭遇了慘敗。20世紀70年代末，鄧小平開始實行市場經濟，中國由此放棄了共產主義。1991年，印度放棄了使之陷入緩慢“印度式增長”的印度式社會主義。其他國家，比如越南，也紛紛效仿，開放經濟，從而開啟了自身的快速增長。相反，那些固守非市場制度的國家，比如朝鮮、緬甸和寮國，則繼續深陷在貧困的泥沼之中。
第三，亞洲不能對西方資本主義危機幸災樂禍，正如香港特首曾蔭權（Donald Tsang）所言，全球經濟同在一條大船上。在印度，人們深憂資本主義家族企業和西方金融推動下的增長好景不常。甚至中國經濟也在放緩，少數經濟學家甚至預測可能出現墜機。
亞洲國家需要向美國和歐洲進行出口貿易。中國消費者的需求僅為2兆美元，而美國消費者即使在當前拮據的情況下，每年依然要消費10兆美元。如果西方資本主義起火，火苗遲早會燒到亞洲的家門口。
西方資本主義危機給亞洲的啟示包含：
1) 政府應承擔多麽積極的角色？
西方過去一直批評亞洲經濟過多政府幹預。直到最近，大部分國家都計劃走向小政府。但西方理性市場理論的失敗，以及不痛不癢監管的明顯弊端，已經使得一些亞洲政策制定者更加審慎看待自由主義。關於政府應如何作為的問題，幾乎涵蓋了從金融監管到產業政策的方方面面。一個最重要的主題是銀行的角色。在亞洲，銀行的職能通常較為狹窄，其角色是把資金向製造業等經濟實業疏通。
這樣的銀行給經濟帶來麻煩的可能性更小，且在危機時期更容易對維護。自2008年起，北京方面（主要是中國政府和知識界中一些人）發現，保持銀行的馴服、並通過它們以固定利率把資金導向實體經濟的做法十分管用。
然而，更多人認為推縮到過去那種以政府為中心的模式是走回頭路，大多數人仍然相信，中國應該繼續走開放經濟的道路。
另一些人指出（如亞洲開發銀行的李昌庸），銀行若只能根據政府指令分配資本，等於放棄資本市場的深化發展的契機。他表示：「不飛，就不會有事故，西方有許多飛機，所以會有墜機劫難。那麽，我們應該不要飛機嗎？」
2) 亞洲的社會不公平應該達到什麽程度？
許多中國人和印度人以涓滴理論（trickle- down theory）作為增長戰略的基礎，也就是認為「超級富豪階層的出現會使所有人受益」。但是，和西方一樣，亞洲人也在質疑這種自由放任的理論。
盎格魯-撒克遜（Anglo-Saxon）模式的優勢十分明顯。它鼓勵創新、個人自由，但它的缺陷是多變、對員工殘酷，並且在經濟低迷時會產生很大的破壞力。相較之下北歐社會資本主義採高稅收、相對平等、較少發生盛衰循環的制度，也達成了均富。在亞洲，只有日本和韓國有點接近這一模式。
亞洲人現在或許能從美國和歐洲的困境中獲得一些愉悅，但別忘了，亞洲唯一接近美國生活水準的國家，就是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日本，而在日本鞏固優勢地位之前，經濟就陷入了停滯。中國建立了在貧窮國家實現高增長的機制，但它並不能保證，中國能夠在不對其進行大修的情況 下，趕上西方的生活水準。
毫 無疑問，在資本主義的廣泛定義內，政府可大可小；它可以施加更多干預，也可以減少計劃。在亞洲許多國家，這些政策選擇尚有待討論。不過，在選擇的壓力猛然增大時，大多數人都信服資本主義，並且，在缺乏更好選擇的情況下，希望提高人民收入水準的國家，將只能依賴某種形式的資本主義。
「如果你審視一下中國，會看到資本主義的市場機制和激勵的力量確實得到顯現。一些資本主義的要素顯然是必不可少的。」李昌庸表示。
【網摘與綜合評論】
中國實行的市場經濟和國家壟斷相結合的「國家資本主義」，就是既要鼓勵競爭和創新又要適當控制經濟。國企利用國家的資本使用農民工、勞務工來獲取利潤，發展GDP。要知道印度的貧富差距比中國要大得多，市場競爭卻又遠不及中國來的徹底。
因此我們不該把市場經濟看成資本主義的單一形式，然後老是談論資本主義危機，而忽略監管的重要性。
歐元區成立之匆忙，很多具體規則都沒有制訂，希臘這綠皮車掛在動車組上，能不跑廢嗎？像瑞典芬蘭挪威這些AAA評級的國家也是高福利的但是經濟依然看好；德國有著嚴肅財經紀律的國家，就業率不降反升。英國使用英鎊非歐元，但是他的財政赤字還是那麽高達到一萬億英鎊，這完全是自身財政紀律的問題，能說是歐元的錯嗎？所以說不能把歐洲個別國家財政問題導致的危機看成資本主義的危機。
全球糧食，石油，礦產等等資源需要資本去購買。資本主義的真正危機在於隨著人口日益增多，以上稀缺的資源卻越來越集中到某些人某些集團手中。
資本主義仍是放縱人性惡一面。沒有人對貪欲，對權力、名譽、地位、金錢、美女的追求，人類社會就很難取得進步。但是只有自由放任的利己主義，會導致社會達爾文主義：華爾街強者致富，多數弱者無奈與貧困。國家自上而下對此加以調整，這就是所謂改革。如果國家也站在強者一 邊，改革的調整之路不通，結局是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性調整。這也是理想化的共產主義運動得以在19世紀末20世紀前半葉興盛的原因。
資本主義是金融為主導，社會主義是以經濟為主導。金融重的是結果（效益最大化），經濟是過程（效率最大化），兩者有著根本的不同，相互學習是最好的辦法。什麽主義只是一個代號，它的實質才是重要的。「效率」和「公平」這兩個對經濟社會至關重要的目標，應該成為當代中國調整一切大政方針的參照系。一個 社會，大凡效率太低時，就會犧牲一點公平來提高效率；如果公平不足時，就會犧牲一點效率來增強公平。
當前中國讓資源集中在國家手裡來分配給民生、醫保，但弊端則如「油價定價機制」、「官老闆趕走煤老闆」、「國企貸款低息，民企要高利貸」、「改革初期官員下海，現在老闆上岸」這些… 共產主義政策下官本位導致的特權階層，形成吳敬璉先生說的官僚權貴資本主義。 西方國家的政府監管和中國最大的不同在於，西方並不存在大量掌握國民經濟命脈的國有企業，政府的監管也不會直接有利於國有企業形成行業壟斷和利益集團。
西方政府的監管和干涉的目的在於處理市場分配社會財富不均，而中國政府由於綁定了國有企業巨無霸，每一次的監管反而會加大社會不公。西方資本主義在民主體制下允許民眾建立反對派，針對弊病進行自我修復，這不能不引起中國執政黨的反思，即如何糾正道路上所犯的錯誤，如果沒有這個糾錯器，這個社會還是相當危險的！
中國雖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卻沒有社會主義的特徵，所以說這是個奇怪的現象。中國的左右派和西方的劃分不一樣，中國的左派更具有右派的特徵，而在中國被打為「反革命」的右派反是具左派社會公平正義精神的運動人士。民國時期的民族主義反共，但現在的民族主義者卻站在共產黨的一邊，這恰恰說明瞭其保守威權的反革命性質。
重新發現資本主義
作者：秘魯經濟學家 赫爾南多•德•索托
世界經濟如同鐘錶、飛機等精密器械，是由許多細小部件組成的。它們組合成複雜的整體，整體價值越高，經濟增長得就越多。人類的成就，都源自將人員和事物連結在一起。
麽西方資本主義在過去150年向我們提供最好的知識來探索各種經濟組合。我們不需要重新思索、重新發明資本主義；而只需要重新發現資本主義。
過去五年裡美歐信貸和資本收縮的原因在於，識別和組合不同部件所需的功利主義工具理性，已在不經意間遭到破壞。誰在承擔風險的非標準化及分散的記錄遭到掩蓋；企業的經營狀況的表外會計操作遭到掩蓋：這些問題加大了信任（然後據以組合）的難度。只要這種知識體系得不到修復，美國和歐洲的資本主義就不會康復。
這不是一場金融危機，而是一場知識危機。資本主義存在於兩個世界中，一個是看得見的世界，由棕櫚樹和巴拿馬型船組成，另一個則是由法律和檔案所包含的產權資訊構成的。正是後者讓我們對現實的碎片進行組織，並加以理解，然後以創造性的方式將它們組合起來。
後者被建構於19世紀中葉，當時歐美改革者總結出，舊體制遺留的分散、無方向的經濟資訊，不能解決困擾早期資本主義的經濟衰退。於是，改革者創建了「產權記錄體系」，用來記錄關於資產的所有相關知識，無論是無形資產（股票、專利、本票）還是有形資產（土地、建築物、機器），並將其保存在受規則約束、經過認證、並可公開查閱的登記處、所有權記錄和賬目中。
藉著這些公共檔案，投資者能夠找到供應商、推斷價值、承擔風險，然後將簡單的東西組合起來（套用一個著名的例子，將斯裡蘭卡的石墨和俄勒岡州的木材組合起來，製造鉛筆）。
改革者還幫助解決了捆綁問題（the binding problem）。這個形而上學問題影響所有學科：生理學家發現，將細胞捆綁起來、形成器官以執行特定的復雜功能 的，是一種如今被稱為DNA的核酸。產權記載背後的邏輯，正是資本主義的DNA，即找到將各個部件組合起來所需的資訊。
現代的檔案系統已經從記錄孤立資產的數據倉庫，演化為提供知識的事實工廠，企業家需要這些知識對資產、技能、技術和資金進行組合，生產出更為複雜和有價值的產品。這種知識使得西方經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增長幅度，超過此前的2000年，而且並未出現大規模的信貸收縮。
直到2008年，我們才開始得知產權記錄體系已經不再說明真相，原因包括：表外會計操作；將債務隱藏在報表的腳註中或「特殊目的實體」（special purpose entity）的賬簿中；把按揭貸款綁定公共檔案處沒有列明的證券，以進行融資；以及國家通過將債務替換為另一種貨幣，將其包裝成收入。無怪乎金融機構和投資者對制度喪失了信心。
過去15年裡，西方資本主義的產權記錄體系已經貶值，讓政府脫離了事實，無法確定需要如何調整，也讓企業無法瞭解風險在哪裡。
西方資本主義的優越性，並不在於提供一種創造財富的公式，而在於其產權記錄體系，它是對誰擁有土地、勞動力、信用、資本和技術，以及這些資產之間有何種關系，怎樣重新組合可以產生效益的相關資訊進行檢索、選擇和驗證的產物。西方資本主義要想恢復元氣，就必須將目前游離於金融創新的灰暗世界、失去控制的數萬億美元財富，納入法治和公共記錄的範圍。這項任務需要很強的政治領導力。
【網摘與綜合評論】
金融不可能完全透明，其競爭仍然涉及到技術和細節的保密。但它需要在那些必要的部分透明（比如上市的那些 資料真實性，比如在海外避稅問題上的角色問題，比如對投資者的資金使用的風險控制問題，兜售產品時候的誠信問題）。
此外，它還需要負責。對沖基金經理能直接對客戶負責，但其他的金融機構的產品設計和業務運作太過複雜，使金融機構的客戶或者投資者完全仰賴對機構的信任，只能股票散戶一樣處處被動。
資本主義絕非歷史終點
作者：前歐洲央行理事會成員、德國法蘭克福大學金融研究中心總裁 奧特馬爾•伊辛
當柏林牆倒塌、“鐵幕”被拉開之際，觀察家們見證了資本主義戰勝共產主義，自由市場戰勝中央計劃體制，民主戰勝獨裁，哈耶克（Hayek）戰勝馬克思（Marx）， 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甚至宣稱，歷史到達了終點站—，資本主義已經巔峰、無可替代。
錯了。雖然「現實社會主義」的實驗至今都以災難收場，但歷史告訴我們，承諾實現平等的左派思想永遠不會消失。歷史決定論是福山觀點中最為荒謬的一面。自由主義哲學家決不會接受歷史的發展是預先註定的觀點。
自冷戰結束以來，各種不同的社會組織方式繼續爭奇鬥艷。社會主義仍承受著過去失敗經歷的致命打擊。因此，如今基本上只有草根抗議活動中能夠看到社會主義的身影，比如「占領運動」。這場運動如何才能實現目標仍然沒有任何眉目，它所涉及的眾多問題都包含著一個核心因素：抨擊金融業。
意外的是，這場金融市場危機這麽長時間，才爆發了一場大規模運動。
為防止金融體系崩潰而實施幹預的做法，不僅嚴重削弱了人們對金融市場的信心，也動搖了人們對整體市場經濟的信心。當一家金融機構發展到過於龐大、 關系過於複雜，以致其償付能力可能威脅金融體系的穩定時，政治家必須進行幹預。「大到不能倒」的問題導致社會（更確切地說是納稅人）不得不為個別金融機構的生存埋單。
這動搖了自由市場的基石。市場經濟賴以存在的原則是：在法律制度規定的界限內，個人享有充分的自由。這項原則鼓勵個人利用各種機會，並對風險加以評估。就釋放個人的潛力而言，沒有一種制度能與市場經濟媲美。正如哈耶克所言，市場是最佳的發現機制：成功者得利潤；而虧損者必須承擔後果，直到破產。因此，「大到不能倒」現象破壞了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即自由主義的責任制。我們得問，金融業活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增進了社會的福祉？它們對於充滿活力的經濟來說是不可或缺的嗎？
因此政府正面臨的挑戰，將是建設可信的監管機制、提高資本要求和提高透明度，使金融業不再被認為對社會有害的活動，提供有益的服務。
資本主義需要轉型，歷史尚未終結。
【網摘與綜合評論】
所有的「現實社會主義」的失敗都體現在其比資本主義更加（泛）資本【尤其包括權利作為資本形態體現在其社會活動中】本位；而所有的資本主義相對而言的蓬勃 活力都體現在其更符合社會的多維度立體化的需求。馬克思錯誤的把公平篡改成平等來無縫對接其更具野心的階級鬥爭理論，而恰恰是「公平」比「平等」更符合正義。社會主義應該是社會異質化、多維度立體式的需求為本位的。社會主義理應是比資本主義更加公平、更加民主。而「現實社會主義」實際上遠遠地偏離了此項基本原則，獨裁與專制導致所謂社會主義不過成為了統治階級手中的工具。公平與平等不應劃分階級與階層，民主的權利應當給予所有公民。而這需要建立在公民素養和善的信仰之上。
民選政治家無所作為是因為，民眾大抵是自私短視的，當遇到較大危機需要抉擇時，選民們更支持符合自己短期利益的代言人，雖然政治精英完全明白應該如何選擇政策方向，但迫於選民壓力也只能選擇目光短淺的政策行為。民主選舉有諸多的優點，但在體制上出現問題需要修正時卻不能大刀闊斧，只能通過周而復始的硬著陸來自我修正，這也許是民選的弊端。
資本主義也只有是重商主義、資本本位主義的實質才使得金融界必然的發展到今天這樣，並形成了對整個經濟活動起到支配地位。因為貪婪是人的本性，作者希望金融業承認其部分業務確實是多餘、甚至是危險的，就好比要求金融資本家承認並放棄貪婪，這有意義嗎？恰恰是這些在作者看來多餘甚至危險的金融衍生產品、大型的期貨市場投機、國際外匯市場投機這些金融業務，才是以華爾街為首的金融資本家發明的吸金大法。且其巨大的財富效應將全世界越來越多的最頂尖的知識精英吸引進這個圈子，然後這些知識精英在設計出更為精巧更為隱蔽「欺騙性更強」的金融產品，這種畸形惡性發展的現代金融業是現代經濟的癌症。
資本主義就是剝削，不是它戰勝了社會主義，而只是證明帶有烏托邦幻想式的利他主義不符合人性。哈耶克代表不了資本主義，他也戰勝不了馬克思。反而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在原始資本主義急需變革的危機關頭為西方原始的資本主義進化方向的坐標，一手促成了現代資本主義的誕生。西方社會在二戰過後，邁入第二期（帝國主義）和第三期的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於是汲取社會主義之長，加強工會力量、醫保社保等等措施，並把剝削的對象轉向第三世界。
20世紀80年代後，全球化的擴展與深化、資本的深化、技術的深化、分工的深化等等，極大地改變了人類的生產方式與生存狀態。全球化背景下的資本主義危機，不只是特定經濟體範圍內的體制性危機，而是彌散於全球的制度危機。一方面，全球化消彌了商品生產、消費，資源配置與財富分配的界線；另一方面，經濟的交融與滲透，意識形態彌散化、多元化，全球範圍內的資源爭奪常態化，政治分歧遮蓋了經濟利益分歧，如此種種，難求其解。在全球化的視野裡，如何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民主與集權的關系等問題，仍然會因為利益出發點的分歧，使全球協同行動無法達成。只能透過敬畏上帝帶來的智慧與復興、人心道德復甦來解答。
至今，人類有過多的潛力無法發揮出來，這便像一個龐大的油田，能量不可估計。如果具備了客觀的條件，誰能引導這種能量，誰必然可以引導人類歷史的走向，同時，社會的形態也必然會有一個大的躍進。認識這一點，不是要讓這個社會去寄託一個人，而是這個時代必須一同尋求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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