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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大師何炳棣生前縱使恃才傲物、難以親近，且政治立場一度反覆，但學術貢獻與學思歷程實有其堪為典範之處。
1. 何炳棣從小設計的道路是考清華為出國；博士攻讀西洋史為的是畢業後研究中國史。很少見到人生規劃那麼長遠並且堅持的人。
首先是通過廣泛的閱讀與師友們的討論，盡力了解國際上哪幾位近現代史家代表研究的世界最高水平。緊接著博士後全部投入國史研究時必要跳出的「漢學」圈子，以西方史最高水平為尺度，並以自己國史研究的部分心得打進西方歷史及社會科學方面第一流刊物。他對學術研究熱忱，數十年如一日。據說他在臨終前，仍於病榻中校閱其有關老子研究論文。
2. 何炳棣認為，治學不可被似有創意而數據不足的社會科學理論所迷惑，必須從大量多種史料的考訂、詮釋、控制入手，並指出堅實的史料根據乃為史家養命之源。
1952年以〈英國土地問題與土地政策1870-1914〉獲得博士學位後，何炳棣正式轉入中國史研究。何炳棣認為，治史當兼重社會科學，但在歷史領域內，應先攻讀西洋史，目的是攫取西方史學方法和觀點的長處，然後再分析綜合國史上的大課題。他自言，西洋史的訓練，讓他一看到問題，就進行中、西比較，應用到不同的工具，就得出與前人、時人不同的論點。撰寫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時，何炳棣遍檢北美各大圖書館所藏近四千種方志。中研院對何炳棣的評價是：「治學眼光非比尋常，對中國歷史文化關注廣闊，氣象浩瀚；解釋屢創新意，撼動學界」。
何先生亦不贊同青年史家在入門階段即進入思想史的工作，何先生指出：「如果自青年即專攻思想史，一生對史料的類型及範疇可能都缺乏至少必要的了解，以致長期的研究寫作都空懸於政治、社會、經濟制度之上而不能著地。」
3. 他向華東師範大學人文學院的師生和海外中國學研究中心學者發表了題為《華夏人文主義的淵源、特徵及意義》的學術演講。他引仰韶文化等考古資料以及中國古文獻，認為華夏人文主義起源於中原和華北的農村經濟。華夏人文主義的特徵是祖先崇拜和宗法制度，以人文取代神文，關懷人文關懷現實，關懷生命延續而又推己及彼，這是華夏人文主義中非常了不起的、高尚的美德。華夏人文主義的奠基人是周公和孔子。他主張，在未來的21世紀，弘揚華夏人文主義傳統將大有裨於世界性難題的解決，也是現代化中國文明建設所不可忽視的。
4. 何炳棣和哈佛有過幾次不快的交往，一次，有次在和友人談到哈佛最近五年聘請的經濟學人才不及芝大和哥大，旁邊的舒茲先生（George Shultz，後出任美國國務卿）插話道：「但哈佛的優點是知錯必改，一旦醒悟，他們會不惜工本羅掘相關方面的杰出人才。」何炳棣聽了這番話，大為震動。後言及此事時，他說道：如此深刻、客觀、平衡、睿智的話我終身難忘。有一顆包容的心才會有平和的態度，對他人的短處喋喋不休反而暴露了自身的狹隘和苛刻。
5.何炳棣無疑是學貫中西名滿天下的大學者，但是正如何兆武在《上學記》裡描述的那樣，這樣一個從小就立志成著名學者的人物，其目標性太強的學術生涯和日常生活，卻也往往容易引起那些散淡人生的學人的某種不屑甚至不滿。不過不管對於何炳棣的個人人格如何評價，他的代表性作品《明清以降的人口及其相關問題》等卻是學術界公認的權威著作。何炳棣經常引用美國海外漢學研究的權威和創始人、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費正清的一句話：「中國要有五六個何炳棣的話，西方就沒有人敢對中國史胡說八道了。」何炳棣說這當然有點誇張了，「但是他們西方第一流的記者、學者錯誤都很多，我要有『三分隨便』，早就可以打他們了。但是，在中國歷史方面，能寫過我的人很少了。我學英語，沒有技巧，全部是用功學出來的。在清華大學時，天沒亮就到草地上去背。」
6. 觀其書閱其人，何炳棣的學術生涯幾乎無懈可擊，令人羨慕，卻絕不是輕鬆悠閑的。出乎意料而又不難理解的是，何先生多用軍事術語來描述其學術上的努力，如「打進第一流期刊」、「打進第一流學府」、「打出漢學藩籬」、「打進社會科學園地」等等。學者的戰鬥是一個人的戰鬥，輝煌的背後是寂寞、忍耐、甚至憤郁，何先生喜歡用的一個詞是「孤軍作戰」，但他所收獲的，卻屬於全部炎黃子孫。中華復興賴學術，戰鬥正未有窮期，何先生的回憶錄召喚著更多的人來繼續這場「一個人的戰鬥」。
李敖曾讚賞何炳棣道：
今早起來，讀尊作〈華北原始土地耕作方式：科學、訓詁互證示例〉，讀後讚嘆，深覺體大思精，此乃真正「大歷史」，余英時、許倬雲、黃仁宇之流鬼畫符耳，縱張光直、李惠林、Keightley、Pearson等「游耕制」者之「大歷史」，在尊作面前，亦灰頭土臉矣，佩服之至！佩服之至！（其實張光直等如肯認真從古代氣候學上探討，即該早知「黃土」之肥矣。）至於尊〈從愛的起源和性質初測《紅樓夢》在世界文學史上應有的地位〉，越界淵博，自更令丁邦新之流傻眼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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